“胡氏改革開放學”的幾個觀點　　

Pioneer　　

改革開放已經30周年。出人意料的是：中國人民并沒有萬眾一心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地要繼續“殺出一條血路”。不少意志薄弱者竟對這個曾經堅信不疑的“改革開放”心生迷惑。岐路望北斗，“弱勢群體”的大救星——　胡星斗　教授不負眾望，僅用兩篇雄文，就解開了埋藏在人民心中30年的疑團。 　　

摘要一、　　

〖從秦始皇開始，中國由分封制相對專制主義時代進入了郡縣制絕對專制主義時代；從1840年開始，中國又開始從絕對專制主義向現代人類文明轉型。……　　

“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了中國人民的命運。如今的中國不僅正在和平崛起，成為經濟強國，而且法治政府、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憲政、民主、自由、人權、公平、共富等普世價值觀也越來越成為社會共同的話語，中華民族正在脫胎換骨，……”（《關于設立“改革開放紀念日”、鑄立“改革開放紀念碑”的建議》）〗　　

摘要二、　　

〖1840年，清朝封閉的國門雖然被堅船利炮打開，但是中國仍然有一股超強的力量試圖閉關鎖國，致使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國門時開時閉，中國人民的命運時沉時浮——太平天國雖然引進了洋教，但總體上仍然排外；第二次鴉片戰爭，愛國與愚昧并存；洋務運動，試圖微啟國門，進行經濟領域的開放，但不進行政治領域的改革，直到甲午戰爭宣告了這種機會主義開放的失敗；1898年戊戌變法，試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被腐朽的清朝統治者鎮壓了；1899-1900年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要消滅一切西方科學文明在中國的痕跡，……　　

1901-1911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不得不進行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改革，確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經濟自由、司法獨立、軍隊獨立等原則，制定了刑律、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訴訟法、公司律、破產律等，在《欽定憲法大綱》中第一次以憲法的形式保障私有財產和臣民權利，……，慈禧太后儼然成了激進的改革家，可惜此時政治改革為時已晚，……，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再次宣誓對外開放；不久，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北洋政府成立，中國雖然有所倒退，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開放道路，……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確立了憲政原則，憲法中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權力分立與制約、司法監察獨立超越黨派、保護公民權利等內容，可惜隨之而來的內戰硝煙吞沒了美好的憲政憧憬。　　

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新生的開始。在經歷了一二百年改革與反改革、開放與反開放的流血斗爭與開閉循環之后，中國人民又開始走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與問題總結——兼論建立中國的改革開放學、迎接新改革開放時代》）〗　　

對于一人創建了“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中國的改革開放學”三大學科的學界泰斗　胡星斗　教授，我們除了拜服以外，是決不可以心存任何疑慮的。謹參胡大師的考證，可以得澄清以下幾個關于改革開放的事實。　　

1、改革開放的起始年代。　　

改革開放的時間應該始于1840年。1978年的改革開放只是“經歷了一二百年改革與反改革、開放與反開放的流血斗爭與開閉循環”的“清末新政”的繼續。　　

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憲法。其憲政原則為又孫中山、袁世凱、張勛、北洋政府、蔣介石所繼承。——“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開放道路”。然而，“這一轉型異常艱難，‘歷史的三峽’激流澎湃，暗潮洶涌”，“國門時開時閉”（胡語），途中又克服了太平天國、義和團、毛澤東共產黨的反改革、反開放的重重障礙。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又一次取得勝利。　　

毫無疑問，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1840年。　　

2、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30年來一直公認是　鄧小平　先生。可是前一陣兒，有些左派人士認為毛澤東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理由是：“一國兩制”的思想是毛澤東首先提出的；建國后，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封鎖禁運政策，毛澤東一面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一面靈活巧妙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鎖反禁運斗爭。在把對外經濟交往的重點放在聯合東歐國家的同時，拋開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制度的差別，不論是建交的還是未建交的國家，只要尊重中國的獨立和主權，都積極發展與它們的貿易往來；60年代初專門成立了引進外國技術設備領導小組。1963年我國同外國簽定了10項成套設備進口合同，毛澤東又親自批準從日本、英國、美國、西德和意大利等發達國家引進一批價值43億美元的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除此之外，毛還有以下關于改革開放的論述：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　　

——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指出：“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只有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工業；也只有自由的中國，由于生產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還明確提出：歡迎外國和外地資本到解放區投資辦實業，歡迎海外華僑到邊區投資。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論聯合》的政治報告中，再次談到了對外開放問題，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準備對蘇貿易條約問題給中央的電報》中說：“除蘇聯外又有這三個國家即將發生通商貿易關系。此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　　

——1954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強調指出：“中國要變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需要幾十年的時間。要達到這一目標，主要靠國內市場，但也要同外國加強聯系。中英之間需要聯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并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原則和方針　　

——1956年，毛澤東作《論十大關系》報告時，把“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作為十大關系之一加以論述，并明確地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　　

——1956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時說：“中國是世界和人類的組成部分，中國人不自私自利。中國是一張白紙，你們可以在這張紙上寫字，你們的科學和文化可以馳騁在這張紙上。在中國人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各國人都有份。”“技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同，并沒有階級和陣營的分別，技術本身是能夠同樣地為各個階級和各種制度服務的。”　　

——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　　

鄧小平也曾說過：“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從胡文不難看出，胡大師并不認為毛澤東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本人也反對這樣的說法。因為毛主席決沒有設計過像今天精英們這樣的“改革開放”。他主張學習外國的經驗，“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要能夠獨立思考。“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這就和當前精英們鼓吹的“唯美是從”的改革開放相抵觸。　　

但是按胡大師的觀點，　鄧小平　先生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說法也站不住腳。既然1978年的改革開放只是1840年的“改革開放”的繼續，　鄧小平　先生只能是一個“總工程師”。總設計師應該是在此40年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封閉”大門的列強，或者是慈禧太后。我認為胡大師更傾向于慈禧太后。因為列強們并沒有像慈禧太后一樣，給我們制定一個明確的《欽定憲法大綱》。值得說明的是，沒有把康有為梁啟超考慮在內的原因，是由于胡大師認為“慈禧太后……，而且無論言行比起康梁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3、改革的期限。　　

中國的改革開放工程施工已滿30年，遲遲不見勝利竣工，未免讓多數“待富”者等得心焦。如果按胡大師的“1978年是1840年殖民地的繼續”理論，再根據“憲政派”某骨干的“中國只有再做300年殖民地才能發達起來”的預算，現在距改革開放成功之日還有27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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