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爭權？　　

pioneer　　

華盛頓兩辭總統，毛澤東終任主席。這已經成為偽自由派美化資本主義民主、丑化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寶”之一。他們以婆媳勾心、叔嫂斗角的畸心揣度偉人浩瀚的胸懷，數年一日、眾口鑠金地把建國以來的各項無產階級運動，宣傳成毛澤東為實現個人“獨裁專制”的權力之爭：　　

——杜導正：1949年后毛澤東之所以犯大錯…，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品質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得很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　　

——巖石：只有一邊倒向蘇聯，打著偽社會主義的旗幟，才能行獨裁專制之實，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獨斷專行的個人野心。　　

……　　

這種把毛澤東主席與封建帝王等同的論調純屬謠言惑眾。　　

黃宗羲在《原君》中說——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　古之人　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后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可見，當權力非但不能謀一己私利，反而要“吃苦有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俯首甘為孺子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和血”、“給予人的甚多，要求于人甚少”，甚至要“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準備摔得粉身碎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誰叫你是毛澤東的兒子？”）時，則連堯、舜也要“入而又去之”；若予以高額的利誘，不知有多少“公仆”會棄官下海——“吉林三位副省長‘下海’執掌金融機構” 、“溫州市副市長等4名政府官員辭職下海”…；若撈足了銀兩，即使“局級”、“廳級”、“司級”官帽也棄如敝屣——“中行開平案震懾4000外逃官員”、“溫州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出國考察滯留法國，上海市盧灣區副區長忻偉明在法國巴黎考察時玩‘失蹤’”…。　　

若按崇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信“假如我要跟一位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利了！”的極右“精英”們的人生哲學：毛澤東早在1925年就被汪精衛推薦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理部長。若為己私，“學而優則仕”的毛澤東只須像陳公博等人那樣與國民黨右派合污，便可成為“成功人士”、步入“新階層”，何必千辛萬苦、把頭掖在褲帶里，領著一群被“自然法則”所淘汰的、不怪自己“沒本事”、不懂“富人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沒有富人，大家就得一起窮”）、等不及“先富帶后富，最后共同富裕”、對“養活了自己”的地主老財資本家“恩將仇報”（“仇富”）的“待富”們上山下鄉，用大刀梭鏢反抗整個國家力量？　　

毛澤東生于民族危亡之際，為救國、救民于水火鞠躬盡瘁：秋收起義，九死一生；井崗星火，殘酷斗爭；長征路上，艱苦卓絕；奠基陜北，運籌中國；為中國革命，犧牲七位親人。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保安采訪。“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松下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虱子或跳蚤）”；1944年夏天，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走訪延安。在隨后發表《延安一月》中寫道：“捫虱開會的參議員，這是絕妙的新聞，但是這新聞并不足為延安人之恥。”偽自由派們攻擊毛澤東在延安花天酒地、漫舞笙歌、不抗日，簡直是喪心病狂、顛倒黑白。　　

1949年，毛澤東進北京之初，告誡全黨：“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我們不做李自成”。因為，毛澤東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不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項羽，不是 “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劉邦，而是以徹底消滅剝削和壓迫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者。　　

魯迅說——　　

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那么，社會不是改進了么？并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為“土匪”之一，卻并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倘若毛澤東像周天子分封諸侯那樣，對開國元勛、有功之臣論功行賞，重建官場威儀，立孔孟，勞心者治人、學而優則仕——干部知識化、“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何愁不為官僚和知識精英所稱道。然而，親眼目睹過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成果、親身經歷了蔣介石竊取北伐戰爭成果的毛澤東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防止“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的重演、勞動人民再陷“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歷史周期，確保這個由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永不變色，向企圖再一次竊取革命成果的官僚集團、資產階級發動一次一次的“奪權”運動：“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這就是右派“精英”年年、月月、日日大講特講的“獨裁”、“專制”、“爭權”。　　

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1976年，張xx在講話中說——　　

有人說這是“權力欲”，這句話我們曾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告訴他們我們的權力是工農兵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廣大人民群眾給的，共產黨為這政權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奪權者實行專政決不動搖”。毛主席又說“什么叫做權利欲；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權利欲，既得權一點都不能分給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權利欲是什么？就是一點也不給無產階級，我們是向他們學來的，而且學得更好”，中國共產黨五十五年的斗爭歷史，就是為了這政權，為創造這政權我們流血犧牲，為保護這政權我們也隨時準備流血犧牲，直到共產主義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為止。　　

早在1926年，魯迅就在《〈爭自由的波浪〉小引》中指出——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為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為革命的光明的標語，實際倒成了黑暗。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帳上，一翻就明白。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舍命改革以后，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面。只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于妄鳴不平…　　

然而怨婦般的右派“精英”是不會聽從魯迅的勸告的，而且何止“妄鳴不平”，簡直是顛倒黑白、撒謊抵賴：把他們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行為稱為“養活工人”、“為富人說話，給窮人辦事”；把毛澤東捍衛人民民主專政的運動誣蔑成“爭奪個人權力”。　　

倘說，毛澤東是為“個人”奪權，就必然要憑借既得權力為“個人”謀私利。我們就來看看作為一國元首的毛澤東為個人謀取的“利益”：　　

毛澤東遺物館展出的毛澤東生前遺物有： 　　

——毛澤東生前一件睡衣打了73個補丁，領子全換過，袖子已面目全非。　　

——毛主席用過的一塊毛巾有54個補丁。　　

——毛主席當時刷牙一般使用牙粉，工作人員勸他改用國產牙膏，他說：全國人民都能用上牙膏后我就用。他的牙刷也要等到用禿后才同意更換。　　

——毛澤東經常教育工作人員：火柴用完了，火柴盒不許扔，買來散火柴裝上再用。　　

——毛主席晚年身體發胖后，衣服小了，他就叫工作人員將衣、褲送去拼大接長繼續穿。　　

——展館中還展出了毛澤東讀蘇聯《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段談話記錄：“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展出的毛澤東1953年9月8日寫給文澗泉的信中，他教育親人“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不要有任何奢望”。　　

——展出的手表，是毛澤東在1945年飛抵重慶談判時，郭沫若看到毛澤東沒有戴表而送給了他的。毛澤東一直十分珍惜地戴著它，直到臨終。表盤、表蒙和表帶都更換過，舊表帶是1966年8月3日換下的。　　

……　　

毛澤東去世后，幾乎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遺產，房無一間，地無半畝，沒有存款，稿費充公。毛澤東女兒李訥1976年從江西帶著幼子返回北京后，長期只能維持在溫飽線上。許多個冬天，他們會和普通市民一樣排隊購買定量供應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輪車拉回家。劉少奇之子劉源最近回憶說：“我母親剛出獄，聽說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帶七歲的兒子生活，孤獨又困難，就主動去幫助。”　　

毛澤東的老家親屬都是農民，他們在建國初到北京探望毛澤東時曾提出“留下來當工人”的要求而不可得；新中國成立伊始，毛岸英的親舅舅楊開智想到北京工作，便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求，毛澤東回信要他“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楊開智就請表弟向三立替他出面說情，想在湖南謀取一個廳長職位。向三立也不敢說，只在給岸英的一封信中轉達了楊開智的想法。毛岸英在回信中說——。 　　

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　　

我愛我的外祖母，我對她有深厚的描寫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許現在在罵我“不孝”，罵我不照顧楊家，不照顧向家；我得忍受這種罵，我決不能也決不愿違背原則做事，我本人是一部偉大機器的一個極普通平凡的小螺絲釘，同時也沒有“權力”，沒有“本錢”，更沒有“志向”來做這些扶助親戚高升的事。至于父親，他是這種做法最堅決的反對者…　　

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偽自由“精英”及其打手們，卻對犧牲于朝鮮戰場上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毛岸英肆意嘲罵：“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朝鮮戰爭）當然贏了，因為送掉了太子”；“感謝美國飛行員，否則又是一個“金二世”。用“禽獸”來形容他們都是對禽獸的污辱。他們以“民主派”自居，其實是滿腦子的“爭權奪利”、“權為已私”的封建思想。　　

毛澤東一生清廉如水，為國為民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毛澤東在建國初的1953年就退居二線，由劉、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雖然是培養鍛煉接班人的意圖，但或者還有些許的堯舜之“私”——“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葉子龍回憶錄》，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說：“記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當著我的面說過：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啊！我也不想當主席了。”　　

然而，華盛頓的接班人好選，毛澤東的接班人卻難選。原因在于無論誰當美國總統都一樣，都是擺脫不了資本寡頭、金融財團操縱的傀儡；而政治尚不成熟的無產階級卻沒有專政意識，就是魯迅文中所說的“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在“人民民主專政”初露被顛覆的端睨時，自稱“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毅然發動了“防修”、“反修”的“文化大革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向整個官僚集團宣戰——《炮打司令部》，兌現了當年對黃炎培提出的“歷史周期律”——“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承諾：“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一次無產階級對修正主義的造反奪權，是一次“重上井崗山”。　　

據《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記載，毛主席說——　　

“我現在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林彪之死，使毛澤東遭到巨大打擊，“整個人像垮了”。我以前不能理解：粉碎了一個想謀害自己的“政敵”，不理當彈冠相慶嗎？現在知道，這非但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勝利，而是無產階級運動的挫折，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左派的重創。　　

一腦子“皇權”、“帝位”思想的偽自由派胡星斗，掛上《毛澤東的遺愿——江青當主席》的大文，一廂情愿地以為可以籍此彰示毛澤東的“帝王思想”。卻不知，毛澤東的權力就是無產階級大眾的權力。這個權力“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握其權者必須“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所以，許由、務光“量而不欲入”，堯、舜“入而又去之”，禹“初不欲入而不得去”。毛澤東的具體遺愿如何，無法證實。在無產階級政治尚不成熟的時候，在黨內斗爭尖銳到連毛澤東也準備“粉身碎骨”的時候，把江青推到對抗整個修正主義官僚集團的最前線，這等于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為“抗美援朝”獻出一位親人后，又將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獻出第二位親人。革命一生、高瞻遠矚、把握形勢爐火純青的毛澤東已經預見了身后的結局——“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此舉，與“佛祖舍身”一樣令天地震撼；即使堯、舜也不能及。　　

美國神化其開國領袖，是占據道德至高點，取得向全世發號施令的“正義性”，即侵略的“師出有名”。相反，偽自由“精英”貶低人民領袖及一切民族英雄，進行民族“自我矮化” 和“有罪推斷”教育——“如果外國對中國糧食禁運，肯定是我們做錯了什么”（茅于軾）、“我認為西藏問題、人權問題，都是制度問題，中國制度問題不改善不解決，西藏問題、自治問題也改善不了解決不了。”（胡星斗），最終只能走上“漢奸”之路；中國也必將走上殖民地之路。　　

讓那個生前“蓄奴三百”、扒被屠殺的印第安人人皮做靴子——“從臀部上扒起”，因為“可以做并腿而長的靴子。”——的華盛頓和那個“如果我無須解放任何一個奴隸便能拯救聯邦，我愿意那樣做”的林肯，統統見鬼去吧！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不禁是中國人民的幸運，也是全世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幸運。他對于人類文明和進步的貢獻，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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