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繼續革命” 改造我們的思想　　

紅的議會　　

    毛澤東同志于1976年4月30日曾親筆書寫指示：“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同志在毛澤東的追悼會上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1976年9月）。這無疑是對毛澤東指示的堅決執行，“繼續革命”理論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結合革命實際對馬列主義的再一次飛躍性發展，因此堅持“繼續革命”也是對毛澤東思想不折不扣的繼承。　　

    然而，華國鋒和修正主義斗爭的失敗，導致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線歸于夭折。　　

    在這個路線夭折三十年后，我們的黨和國家發生了什么變化呢？資產階級思想以徹底取代為人民服務原則的趨勢，在中國共產黨內日益猖獗地泛濫起來了，于是產生了層出不窮的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成克杰、李真、陳良宇等等大大小小的新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國民經濟被資本主義價值規律所支配，于是發生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物價持續上漲，隨時遭受通貨膨脹的威脅，危及國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穩定；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開始統治人們的頭腦，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事情隨處可見，甚至已經發展到了泯滅人性的地步。象三鹿集團這樣的企業經營者們，隨時隨刻地造出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有毒的食品、有毒的藥品、有毒的黑心棉衣被……等等危害人民身體健康的生活必需品。……總之，資本主義的一切，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全面復辟了。這種復辟正在摧毀著黨生命，工農勞動人民被日益的剝奪了原有的，有業可就、饑有所食，寒有所居，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以及政治上在國家當家做主的的基本權利。這一切，迫使有責任感的共產黨人和他周圍的積極分子，以及只有靠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根本擺脫生存危機的工農勞動人民，不能不重新審視毛澤東思想的“繼續革命”理論，因為只有對“繼續革命”理論有一個正確一致的認識和理解，才能實現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才能齊心協力，步調一致，把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同時，也對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作出應有的貢獻。　　

    毛澤東說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的確，從我們黨誕生至今的革命歷史，黨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這種斗爭的結果，直接影響到了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成敗。　　

    比如1927年，因為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造成了黨在叛變了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反動派所實行的白色恐怖中，遭受了慘重的損失。經過黨內思想斗爭，清算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以后，黨領導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而且認清并抓住了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于是推動了革命的向前發展，在農村建立了武裝割據的蘇維埃政權。　　

    五次反“圍剿”時期，因為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又給黨和紅軍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且把黨在農村中的大部分根據地都搞垮了。致使紅軍被迫長征。經過黨內的思想斗爭，在遵義會議上清算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思想的領導地位以后，黨領導紅軍不僅取得了長征的勝利，而且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是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重大失敗的錯誤思想。另外在其他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根據革命實際的需要，在不同的范圍，黨都和對革命事業造成危害的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不斷的和堅決的斗爭。象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黨內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等錯誤思想的斗爭；在抗日戰爭時期，和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想的斗爭；在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期和黨內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尤其因為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而滋長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堅決斗爭。正是因為黨堅持長期的這些錯誤思想的斗爭，并在特定歷史階段取得勝利，造就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以及建國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勝利完成。　　

    抗日戰爭的勝利，我們消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和漢奸武裝；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消滅了了代表封建大地主階級、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我們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修正主義當權派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沖擊下，不堪一擊的垮臺之后，毛澤東為什么還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堅持“繼續革命”呢？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看，蘇聯共產黨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間）　　

    列寧所說的這個“習慣力量”，指的就是人們頭腦中自私自立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這種“習慣力量”，是不能用軍事斗爭的方式來解決的。所以列寧又指出：“我們所處的歷史時期是我們和比我們強大許多倍的世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時期，我們應當在這個時期內堅持革命建設，用軍事的方法，尤其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列寧：《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20年11月3日）。這里所說的“用軍事的方法”是針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沙俄的殘余武裝而言的。所以，列寧作為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締造者，根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經驗，更加明確的告訴我們，用思想斗爭的方式，來和“千百萬人的習慣力量”作斗爭，是從根本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產生的條件”（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年3-4月）。“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幫助前蘇聯和中國修正主義集團復辟的教訓，再次證明了列寧的論斷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確。　　

    斯大林雖然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但是，他在具體執行上，用政治斗爭的方式，即逮捕、判刑和流放甚至槍決，來解決蘇共全黨和全體人民內部的思想路線斗爭問題，是造成赫魯曉夫集團，能在一夜之間順利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他們貌似溫和的“社會主義”，得到黨內外大多數人的支持。　　

毛澤東總結了斯大林的經驗和教訓，指出：“共產黨整風，是一個統一體兩種作風之間的斗爭。在共產黨內部如此，在整個人民內部也是如此”（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月15日）。“共產黨整風，青年團整風，是思想斗爭。要提高一步，真正學點馬克思主義。要真正互相幫助”（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1957年7月9日）“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思想斗爭的“基本方法”（毛澤東：《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年  日）。　　

    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接近尾聲的時候，毛澤東向全黨提出：“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民主，它講究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共產黨也要搞階級獨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10頁）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蘇論戰中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關于“怎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所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的十五點主要內容中，突出了相信群眾，“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斗爭中教育群眾”，和堅決依靠群眾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機構進行直接監督的思想。這正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文化大革命把這種思想體現的淋漓盡致。　　

    毛澤東反復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世界觀的問題。”這說明，在公開的黨內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被消滅后，毛澤東把繼續革命的目標，放到了“解決人們世界觀的問題上”了。這個繼續革命，就是要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不斷的勝利之后，一刻也不停歇的，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和自己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作斗爭，克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實現共產主義世界觀的自我改造。因為修正主義之所以能興風作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所掌握的巨大權力，而是千百萬人頭腦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滋生的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所形成的“最可怕的勢力”。所以毛澤東強調要堅持“斗私，批修”，來防止修正主義。　　

    所以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把資本主義從我們的頭腦中連根拔起的革命運動，并因此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民主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實踐。　　

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人們和自然的社會的敵人的斗爭歷史，何嘗不是一個進步和保守，革命和反動，正確和錯誤的思想，彼此反復不斷斗爭的歷史呢？因此，堅持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進行思想斗爭，確保人類社會的共產主義發展方向的“繼續革命”理論，不僅是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結果。　　

    在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無疑是思想斗爭。思想斗爭的方法，不同于軍事斗爭，砍下敵人的腦袋就可以取得勝利；也不同于政治斗爭，依靠政權強制力，剝奪人身權利和限制言論自由就可以達到目的；而是和黨內極少數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政治斗爭的同時，主要在黨內和全體人民內部，長期的堅持互相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批評，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接受批評及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和自己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和每時每刻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作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從形式上消滅了資產階級以后，以政治思想劃分資產階級，是久經沙場的老革命也難以理解的事情，它的尺度難以把握到遠沒有給一個小偷定罪那么簡單。因此斗爭更顯得艱巨、復雜和困難無比。所以毛澤東一再強調：“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人民日報》1966年9月5日）。“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等等諸如此類的的指示，頻見報端。　　

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政治斗爭是要服從于思想斗爭的。就是說，對劉少奇、鄧小平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批判的修正主義分子，進行政治斗爭只是手段，目的是要改造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就像毛澤東所說，對他們“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人民日報》1969年1月1日）。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兩個政治集團，一個以所謂“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為代表的軍人集團，一個以所謂“文革旗手”江青為代表的四人幫集團。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樣堅持繼續革命的呢？　　

林彪叛逃事件，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假馬克思主義者，對抗文化大革命的修正主義真面目。那么江青四人幫集團的表現又怎么樣呢？　　

    四人幫成員張春橋，在一九七五年《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中，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論述中，只字不提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只字不提解決人們世界觀的問題；只字不提斗私批修的問題；只字不提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只字不提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的問題……而這些都是毛澤東關于繼續革命理論的明確論述。張春橋公然違背毛澤東關于繼續革命理論的原則，在他們所堅持的“繼續革命”論里面，別有用心的塞滿了爭奪“領導權”和“占領陣地”的內容。而事實上，在他們橫行文革的十年中，每天都是這么干的。推行這種“繼續革命”理論的結果，直接導致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局面。”江青卻對此毫無悔改之心的表示：“那根本不是我的錯誤”。“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我從沒有聽主席說過。”　　

    還有，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革命運動。毛澤東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強調，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而江青四人幫在文革末期，不顧毛澤東的批評，通過他們控制的各大媒體，大肆宣揚經驗主義是最危險的。這是要繼續打到一大批老干部，篡黨奪權的信號。　　

    這些足以證明，江青四人幫集團和林彪集團一樣，只革別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所堅持的是根據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篡改了靈魂的假繼續革命理論。絲毫不觸及解決自己的世界觀和解決“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　　

    江青四人幫是從舊中國走過來的人，象劉少奇、鄧小平和林彪等等這些曾經為中國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人，資產階級世界觀尚不能完全改造，江青四人幫，又憑什么在從不堅持進行自我批評的情況下，讓人相信他們是共產主義世界觀呢？一群抱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掌權后除了復辟資本主義還能干什么？　　

    四人幫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篡改，不僅掩蓋了他們對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因此把廣大黨員干部及人民群眾，趕到了鄧小平集團，復辟修正主義的同盟軍陣營中去了，為否定繼續革命理論和這個理論指導下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鄧集團利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對四人幫集團倒行逆施的的憤怒，把繼續革命理論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強行綁在四人幫的恥辱柱上予以否定。在這一點上，江青四人幫集團和鄧小平集團，在客觀上是一個對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內外夾攻，配合默契的聯盟。事實上，只要我們仔細對比，在工作作風上的獨裁、不接受批評和進行自我批評等等，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今天要重新總結繼續革命理論，首先要清楚這一點。　　

    在我們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后，聯系實際的講，有什么理由不認為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就是從我革起的革命。　　

    只有堅持這種繼續革命，我們黨員干部才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原則；　　

只有堅持這樣的繼續革命，工人、農民才能實現階級聯合，才能實現工農聯盟的革命大聯合；　　

    只有堅持這樣的繼續革命，才有可能跨越地域和民族、職業和年齡的障礙，實現形成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統一戰線。　　

    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只有堅持這樣的繼續革命，才能徹底的埋葬資本主義，“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產生的條件”。　　

    而要實現這偉大的一切，就是從堅持繼續革命，改造我們的思想開始。　　

 　　紅色議會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syh20080430

作者：紅色議會　　

200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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