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我們都是青蛙！　　

屈原問天

一、“時間差”取勝　　

許多看過袁偉民時代老女排的人，都曾經為老女排的取勝精神喝彩，特別是網上扣球的時間差，更是訓練得個個隊員熟練，精彩絕倫。眼看著球從一傳手里出來，經過二傳手將球配至網前，一位對員跳起，正要下重手扣殺，對方隊員二人、或三人慌忙跳起做好防球準備，看看角度都封堵好了，誰知道我方隊員卻沒有扣殺下來，而是在空中巧妙地停留，等對方隊員跳起的姿態下落，防球已失去優勢時，我們的隊員才猛力地扣殺下來，使你防無所防，輕易得分。隨著我方歡聲四起，心中的勝利愉悅，痛快酣暢，淋漓盡致。

沒想到，多年前老女牌多年前的戰略戰術，現今又在眼前精彩再現。

據今日許多主流媒體廣泛轉載，中國官方　2008年10月19日　授權新華社全文播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許多媒體的大標題，大致都是“中央提出允許土地流轉”。 “土地流轉”問題在會前，曾經被認為是此次中央全會的中心議題。但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是在　10月12日　，但是當日發表的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雖然內容中有許多研究、認為、強調，還有提出、目標任務等等內容，但看得許多人云里霧里，不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比較納悶。但對會前早已議論得沸沸揚揚的“土地流轉”問題，在“公報”中連一個字眼都沒有提及。會前胡總書記曾專門親自動小崗村視察，為“土地流轉”造勢，右派們也在各種主流媒體上為“土地問題”造了許多輿論，將其譽為能給中國農民帶來無盡福音的“二次土改。正翹首以待。按照常理，如此重大而核心的問題，“三中全會”上如果正式通過了，實現在“公報”中是沒有任何理由不對此概括指出一筆的，其次也應該將具體講明了“土地流轉”問題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同時發表，讓全國農民和人民都在第一時間知道才對。但在會議結束，卻只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未見有《決定》發表；其次是“公報”中，一個關于“土地流轉”的字眼影子都沒有看見。于是，幾天里輿論疑惑沉悶起來。接著是一些右派精英們發出了哀嘆，認為該“二次土改”已經停止，甚至認為這是“反映土改在中共高層遭遇相當大的阻力”，對此大表失望。而如筆者的一些人，卻似乎從中看到了一些希望，期望某些理智的人民民主力量能在中央全回上起作用，但也警惕著“土地流轉”會在暫不明說中逐漸地做，如“溫水煮青蛙”一樣，讓你逐漸麻不失去掙扎能力，以避免過分的激烈動蕩。現在的事實，卻說明有關的右派精英是多慮了，他們的建議已經被采納，幾乎完滿的實現；而我們的估計，也不但完全落實，而且速度來得更快一些，但仍然保持了一種“不爭論”和實現“和諧”的巧妙，是一種“時間差”的方法。

現在，我們與全國農民一起，都已是青蛙。盡管火燒得跟旺，水的溫度來的更高更快一些，一些有能力跳的青蛙，已經沒有立即跳躍引起關注的機會和條件。——于是，此輪“與地流轉”，以打“時間差”的方式，精英們取勝！

二、右派精英冒險決心很瘋狂　　

“時間差”取勝的方法，應該說比單純“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更加大膽。

但它的實現，也許同時也說明一個現實：此次“土地流轉”，按照口徑，是一個讓全中國農民從此走向真正富裕康莊達到的隆重大事件，獲得中央全會順利通過，按理應在第一時間就全國人民知道，進行擁護歡呼，但這次中央卻沒有這么做，而寧肯選擇在一個星期后授權新華社代為發布。按情況推測，第一，可能是全會閉幕時《決定》全文確已通過，但并非沒有不同意見，也考慮到需要觀察全國人民在“公報”后的情緒反映，處于一種順利推行的策略需要，故意推遲一周才將《決定》發表，并通過媒體而不是中央機關或領導人來發表。第二，可能會議閉幕時，《決定》的基本原則已經通過，如實現農村與農民富裕等翻番的目標、任務等，但一些關鍵內容如“土地流轉”等仍須“完善”，故授權有關方面繼續“修改”，所以必須在會議閉幕的一周后才能夠給予發表。這兩種情況，在“公報”開頭第四自然段中，其實都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回良玉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如果全會已就全文一致順利通過，按道理應將文字表達改為：“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一致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將“回良玉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一句，改做第五自然段，表述為“會議審議前，回良玉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而不應該將它緊連在“審議通過”之后，又沒有“會議審議前”的說明。

當然，我們此處議論純屬猜測。然而，右派精英們不是已經主張言論自由，在黨中央會議通過以前，都已經可以到處鼓吹“土地流轉”如何正確、如何豐功偉績，連“二次土改”這么不規范的說法都可說出來，催促人家趕快實行；他們甚至公然踐踏《憲法》“序言”中關于“1949年”前后，“毛澤東主席為領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定義表述，和“正文”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種中規定，到處攻擊“1949年”以前和以來，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建設事業，肆無忌憚地攻擊和抹黑社會主義制度，至今也沒有人象德國追究為納粹分子翻案那樣，去對他們進行“違憲”的追究。那么，我們對中央文件的出臺，做一些無傷大雅的猜測，也應該是言論自由所許可的。

但不論上述是那種情況，都說明“土地流轉”底事件，也遠未如右派精英們在會前所想象的那么是“解放農民”，是“一派擁護”，不如他們所指望地那么十足順利和風光。

只是，此次事件的實現和實行，證明了右派精英們的決心何其大，冒險的精神何其足！

盡管國際的金融風暴已經來臨，全球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正在開始，中國的國民經濟由于右派精英的誤導發展起了畸形的依賴和附庸于美帝國主義的“外向型”、“出口型”經濟，中國的全部外匯儲備變成了國民經濟被美元綁架的工具，中國人民正在越來越成為為美國強盜生產消費物資、換回他們不可兌換的無用綠票子“欠條”的奴隸，但此時的右派精英們，已經到了最后的瘋狂時刻！他們在引導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經濟，工業資本主義化以后，又打定主意一定要趁最后兙，將中國的農村土地也資本主義化，否則；在國際形勢逆轉，全球對資本主義進行思考，中國人民也即將對資本主義、對30年的“改革開放”結果進行再思考的情況下，時間可能會來不及了。

所以，這次他們實現四處放風，四處大造輿論，最后終于實現了綁架中央全會的目的，實現了他們打開“土地流轉”大門，讓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長驅直入農村土地，也讓農村中少部分人可以成為新的地主。

這此關于允許“土地流轉”的出臺，是包裹在“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厚厚包裝名目之下的。為了包裝“土地流轉”這個核心，前后還給加上了諸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繁榮發展農村文化”、“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強化農村社會管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等等許多凡是想得到的對農村有好處、實質上今后已經很難做到的包裝名目。但是，對于“土地流轉”在現在國家面對國際金融風險、全球經濟出現衰退，中國的對外經濟面臨危險，工廠出現倒閉，城市失業必然增多的情況下，9億農民在“流轉土地”之后如何解決就業問題，靠什么吃飯，這個風險評估問題，卻完全被置之不顧，和忽略不提。　　

難道是希望今后的9億農民都還留在農村中，可以成為靠地租吃飯的地主？抑或是希望他們在農村中恢復成為地主資本家幫工（或可美化為農業工人）的身份，那么原來自己有地時那份全歸自己的收入都不夠用、生活都不富裕，難道在被別人剝奪了剩余勞動力價值后的那份收入反而就夠了、就富裕了嗎？　　

這可見右派精英們為了實現其農村資本主義化目標，已經是如何地不計后果、如何地瘋狂！

三、潘多拉盒子已打開，代價將必然付出　　

綜觀現在的形勢，可以說潘多啦盒子已經開始打開，未來中國的社會代價將必然付出。　　

據媒體報道，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由于右派精英的忽悠和活動，以及某些地方領導人預計三中全會對“土地流轉”的必然通過，各地紛紛都進行了“土地流轉”，并產生了許多“非農化”、和“非糧食化”的浪潮沖擊；在三中全會閉幕后，各地也紛紛有地方政府前頭成立“土地流轉中心”鼓勵農民們盡快進行“土地流出”，也協助希望兼并土地的人辦理手續、實現目標。這種例子，每日可見，已不勝、也須枚舉。可以預見，《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發表以后，這股“土地流轉”的浪潮，在全國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員的推動下，在右派精英們的繼續忽悠下，甚至在一些地方勢力、資本勢力的裹挾下，在農民自己被忽悠的理想化幻想下，都可以造成勢不可擋的態勢。可以遇見，幾年之內，中國的農村土地將全部落入資本、地主資本家的手中，很難會有例外。農民也不可能在第一輪的“土地流轉中”得到較高的補償，在緊接著下來的第二、第三次“土地流轉”中逐漸走高的資本回償，將全部落入地主資本家的袋中，已經完全與農民本身無關了！那時，國家在履行《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和《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承諾，關于“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等的補貼，也肯定與農民本身無關，無一例外地會落入剝奪了農民土地的地主資本家手里。　　

立法容易，執法何其難。這是在中國的現狀，其實也是世界的共同問題。因為這個世界一旦實行了資本主義，資本、資本家的逐利、而非全民提高生活的國有性質，必定表現的淋漓盡致。盡管中共中央在《決定》中強調“要保證糧食安全”，但在資本追逐利潤的瘋狂下，這時候很難實現的。這在中國前期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轉”試點中是如此表現的，今后也會是如此表現的，因為只有“非農化”、“非糧化”，資本才能得到最大的回報。即使在號稱法律制度完善的美國，金融的監管同樣在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面前失效，格作為格林斯潘作為監管者之時，同樣進入資本逐利的魔咒，用制造房地產的泡沫方式，去掩蓋原來的網絡泡沫，為資本主義的追逐利潤和虛假繁榮效勞，以至于引發了今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何況是我們未來的那些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初期階段的地主資本家和腐敗官僚們，他們會給你守法嗎？他們不會設法在今后的某一次什么全會上改法嗎？　　

讓我們引用《暸望》雜志文章的一段，作為我們認識“土地流轉”今后發展趨勢，一種思考和警醒：　　

“與中央的鮮明態度相比，地方上的某些干部并沒有將糧食生產擺在突出的位置上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到長三角地區采訪，聽到了一些干部抱怨，現在工作壓力最大的是招商引資，可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把項目招來了，又常常無地可供，叫他們左右為難：“這豈不成了既想讓馬兒跑得好，又不想讓馬兒吃草？”既然上邊如此重視工業化、城市化，那么就應該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言下之意，呼之欲出。 　　

“糧食安全是國家的事，財政收入、本地發展才是地方政府考慮的事”。在一些地方忽視糧食生產的事實背后，這樣的認識并非特例。在他們的眼中，政績和財富才是他們追逐的重點甚至惟一目標。只有招商引資，只有工業化、城市化才是重中之重，而效益較低的農業只有“讓路”的份，則屢屢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 　　

本刊記者在鳳陽縣小崗村了解到，在近年農村種植結構調整中，該村1800畝耕地中，有600多畝進行了經營權流轉，全部進行葡萄和雙孢菇種植。據村民預計，因為減糧增收，短期內該村將有50%的糧田轉向非糧生產。　　

蘇皖等省的多個產糧大縣領導說，“小崗壓糧”現象是市場價格機制對糧食生產“逆向指導”的結果。小崗現象在中西部地區的產糧大縣中可能會蔓延開來。這背后的原因在于：國家、縣鄉基層政府、農戶在糧食生產上存在明顯的“目標背離”。國家目標在于確保糧食安全；縣政府的目標在于“強縣富民”，這與發展糧食形成現實沖突；農戶目標在于增加收入。如何破解“目標背離”、保持方向上的同一性？是當前糧食生產中亟待解決的難題。”（《瞭望》新聞周刊2008年10月）　　

連被中央樹為典型，總書記親自視察的小崗村土地一“流轉”都這樣！何況今后正式“土地流轉”起來，資本的逐利力量無孔不入。難道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農民，我們有良知的理論工作者、和一般的普通人，中央有社會主義理想與良知的領導人，對此還能不警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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