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易中天的“道德”藥方　　

易中天精英近日在《南方周末》和自己的博客發了《睢寧之套與中國之套》一文，好像從弄歷史的變成了“道德”家，但開出的藥方又好像讀了若干年西方資本治國理論的擁躉，受過若干培訓的深有遠慮顏色輿論制造謀略家……　　

先不去理論他對官員提出的批評（因為他們中許多人不止是應該受到批評而已），也不去理論他開出的“道德政府管不得”、應由“社會”與“市民社會”來管之藥方，對與不對，荒謬與不荒謬。　　

也暫不去理論他說的“幸運的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市場經濟。要建設的，就是市民社會了”， 政府的要“為市民社會”“保駕護航”，到底在代表誰的利益說話，政治上有什么用心。　　

這里，只對他深深埋于文章、內心深處的，那種排除“群眾”與“人民”，排除革命“運動”正當性，那種“精英”主義、無意識（或有意識也未可知，本人不敢妄斷）為西方輿論張目（為虎作倀）的片段理念，提出一些疑問，談一點看法。　　

1、　　

“群眾運動”、“人民專政”，難道有什么不對嗎？早些年怎不說，干嘛去了！　　

“群眾”與“人民”都壞了、臭了，都不行，不能“運動”也不能“專政”了；那么，是不是改為“專家運動”、“精英專政”就比較好些呢？易專家、易精英，你真行，這真讓草民無話可說了，“萬般皆下品惟有精英高”哇！　　

道德政府管不得，誰管得？草民又不能“運動”、不能“專政”，那要不要管？應該不應該管？又只能看“專家”與“精英”的意見了！　　

易精英的“社會”設計很不錯。橫豎都還是你們“精英”們活得舒暢，可惜與老百姓沒有關系！　　

2、　　

宋朝以后，文官政治昌明，程朱理學興盛，“專家”與“精英”的意見強大，朝野輿論自“儒學精英”出；此時“百家”早已死凈，確實比較好地約束了“政府”，“皇帝”也只能與“精英”結盟。那時，知識“精英”之利害，可從“帶兵的”確實不如“弄文的”看出。直至南宋，殺敵的“岳飛”會死于弄政的“秦檜”，GDP與土地均十倍以上于金朝的大宋江山，會淪喪于小小金國之敵手。而且在此之前、之后，也都確實有不少大儒“專家”與“精英”們，在幫忙金朝主子運籌于前、招降于后、持續麻痹“群眾”歸順，幫忙治理朝務。與今日的情形何其相似乃爾！　　

而明朝朱洪武之后，情況大致與此相同。所以就又有了抗清名將袁崇煥，因兩太監誣陷、滿朝專權精英如溫體仁、梁廷棟、錢龍錫、高捷、袁宏勛、史塟輩……乘機尋隙附議，而被活剮冤殺；洪承疇精英叛敵、承歡大順軍，將祖宗交給的知識為敵國大清出謀劃策，打敗明朝母國……這些專權精英們個個說起話來，可是儒家經典俱在，道理十足，知識一套套的！　　

中國多知識精英，個個自視高出“群眾”、“人民”何止一等？想的都是“達則兼濟天下”，出人頭地，而“窮”時，也只是“獨善其身”，從來不與“群眾”、“人民”一伙的。　　

可惜自從宋朝程朱理學興盛，知識“精英”取得輿論話語權，“專家”與“精英”挾天子以治天下之后，宋、明兩朝，再無漢唐自強氣象，讓我們看見了“精英”當權的無能與愚昧！　　

今日知識“精英”們仍念念不忘要諷刺“群眾”與“人民”，絕不坐在一條板凳上。誓奪話語權，進而最好是由他們輔政“治天下”，或至少是當權者要聽從“專家”的意見，許多事“不要管”，而讓“專家”與“精英”們去“管”！　　

可惜，我還是要說一句，如易精英者，他們人數比例是5%，還是10%？他們有意識和無意識地遠離“群眾”與“人民”，只是在為了自己的實在利益發言，其輿論制造，與我們草民百姓的生活與利益，又有何干呢？與國強盛，又有何干呢！！！　　

3、　　

社會？什么是社會？社會不是人和機構組成的嗎？說著怎那么空，不直說……　　

“群眾”和“人民”，已經被排除，不在社會之內……　　

“社會”二字，怎么聽著都象是在說易精英、余精英、韓精英們......　　

經濟上的，早有吳精英、厲精英、茅精英、張精英、樊精英們管了……　　

他們都不是“群眾”，不是“政府”，是“社會”的，當然也是“市民社會的”……　　

可惜他們只能宣揚外國理念，為外國主子提供有償的和無償的服務……　　

說重一點，他們是與宋朝秦檜與明朝洪承疇一樣都在賣國……

而易中天精英有點象那陷害了袁崇煥的兩小太監，不識好歹......

現在，政治上的，外交的，法律的，也都已有“社會”精英們在管著了…….　　

政府也在大力吸收“精英”，有的已經是 “精英”出身…….　　

因此，“政府”是會聽他們的…….　　

所以，“群眾”們，“人民”們，你們就等著一邊哭去吧！！！　　

不知易精英高興不?

附：　　

睢寧之套與中國之套　　

易中天　　

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干部　　

實話實說，讀完江蘇省睢寧縣主要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的談話，我的第一反應是哭笑不得。這位縣委書記和他的征信辦主任，實在是太可愛了！他們坦誠，他們敬業，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對自己施政充滿信心，對自己的想法也毫無掩飾。這倒是很像徐州人的性格，有情有義，直來直去。很可貴，也很難得。　　

然而恕我直言，他們那些理念，卻很少有站得住腳的。大多數，只能叫做“似是而非”。比如他們說，應該在道德與法之間加一個“墊片”，讓它們“無縫對接”。這個“墊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這話初聽起來，確實“既形象又生動”，讓人“耳目一新”，很有“創意”。但正如盛大林先生所言，道德與法之間，原本就是“無縫”的。法律管不著的，必然歸道德來管，根本就不存在“對接”的問題，又哪里需要什么“墊片”？就算要有，用行政手段來做，你不覺得這“墊片”大了一點，也太生硬了嗎？　　

這樣的“創造性理念”還有不少，比如“既要強調民權，又要強調民責”。這事我在《南方都市報》上已經說了，世界上只有“官責”，沒有“民責”，因為“政權民授”而“民權法予”。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公民的權利卻不是政府授予的。所以，官有責而民有權。人民有權問責政府，政府卻只能服務人民。如果“官問民責”，豈非“主仆顛倒”？　　

還有那個“讓官員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也很成問題。毛主席是說過諸如此類的話，但那是對付敵人的。難道睢寧的官員，是“日本鬼子”？當然我相信，書記同志絕對沒有這個意思。我們也不能抓住這只言片語就無限上綱，搞“文字獄”。不過我還是想問，這句話“玩笑話”的背后，難道就真沒有“群眾運動”和“人民專政”的思維定勢？　　

看來，睢寧當局，可謂“滿腔熱血，一腦袋漿糊”。　　

所以，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干部。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是常識教育。比如未經同意和授權，不得擅自公布公民個人信息，就是常識。睢寧縣委書記不無委屈地說，你不能因為我不藝術，就全盤否定這件事。其實，問題哪里只是“藝術不藝術”，恐怕已經是“侵權不侵權”甚至“違憲不違憲”了。這個時候，你就是再委屈，怕也是沒用的。　　

二，道德沙塵暴，應該誰來管　　

盡管如此，我還是要對睢寧縣領導寄予最大的同情。　　

同情來自對現實的關注。一個不能不讓人憂慮的事實是：“道德沙塵暴”已經越刮越兇了。這一點，恐怕大多數國民都會有切膚之痛。因為即便你沒有喝過毒奶粉，也難免要吃到地溝油的。于是，一種呼聲就會越來越強烈：這事該有人管管了！　　

這并沒有錯，問題是誰來管？　　

在一些人看來，當然得由管得住的人來。像我這樣只會寫寫文章的，屁用都沒有。不要說我，就算孔夫子活轉過來，也沒用！為什么？因為沒有實實在在的制約力量，也不能采取強制措施，哪里剎得住車？那么，當今之世，誰最有力量？政府。這是目前中國最強有力的。難怪睢寧縣委書記會很有底氣地說：如果公權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嗎？　　

然而書記同志也許沒有想到，政府出手治理“道德沙塵暴”，可能會奏效于一時，甚至會迅速奏效（我從不懷疑中國政府的能力）。但從長遠看，卻是不折不扣的“飲鴆止渴”。　　

道理也很簡單：道德不是法。因此，道德一定是在“法外”的。也因此，如果政府來管道德，必定“法外施法”、“法外行政”。這就必定導致政府“撈過界”，也必定導致公權力的無限擴張。無限擴張以后，又怎么樣呢？道德沙塵暴，就會變成“權力沙塵暴”。公民的合法權利，就難免會受到傷害，因為政府的權力已經不受限制了。　　

或許有人會說，為了治理這鋪天蓋地的“道德沙塵暴”，我們采取“權宜之計”，先讓政府的權力“有限擴張”。等到道德環境治理好了，再讓它縮回去，不行嗎？　　

抱歉，不行。第一，什么叫“有限”？邊界又在哪里？第二，請神容易送神難。權力既然越過了法律的邊界，它還縮得回去嗎？更重要的是，第三，政府的權力一旦越界，就必定在治理道德環境的同時破壞這環境。因為道德的墮落，恰恰源于權力的泛濫。沒有“真天子”，就沒有“土皇帝”；沒有“宮中龍”，就沒有“地頭蛇”。黑惡勢力也好，硬闖紅燈也好，本質上也是強權政治、特權思想。只不過，是“山寨版”的。　　

所以，道德這事，政府管不得。　　

三，睢寧之套，即中國之套　　

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著。因為如果政府都沒有權力管，公民作為個人，又哪有這個權力呢？公民能夠做的，是管好自己。別人的事，他頂多只能批評，其實是沒法管的。孔夫子，不是連他自己的兩個學生宰予和冉有，都沒能管了嗎？　　

能管的，只有社會，也應該是社會。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為只有組成社會，人類才能生存。為了保證社會穩定，個人安全，人類發明了道德。道德是社會成員的約定俗成，也是社會關系的維系紐帶。所以，即便將來國家消亡了，法律沒有了，道德也仍將存在。何況，社會恰恰是介于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著的，正該社會來管。社會管道德，名正言順，理所當然。　　

可惜，我們缺乏這個傳統。或者說，這個傳統很弱。秦漢以后，中國社會的結構，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統治著一盤散沙的草民。處于二者之間，并把他們聯系起來的，是官府和衙門。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事，其實一直是官員在管的。所以，政府管道德，在中國有“群眾基礎”。公民自律，社會自治，則少有人說，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機構和制度。睢寧縣委書記說“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國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話糙理不糙”，因為我們確實缺少“市民社會”這個中間層次。　　

現在麻煩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著，社會管不了，我們走進了死胡同。　　

這當然不是睢寧一縣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睢寧不過是中國的縮影。所以，睢寧的困惑，就是我們的困惑；幫睢寧解套，就是幫中國解套。　　

怎么解？只能加強“市民社會”的建設。市民社會來自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講究“公買公賣”。這就是“公平原則”。講公平，首先得平等。這就是“平等原則”。既平等，又公平，生意就做得下去。而且，要想長期做下去，你就一要“守約”，二要“守信”。兩個都不守，沒人跟你玩。這就又產生了“契約原則”和“誠信原則”。體現“契約原則”的，就是法律；體現“誠信原則”的，就是道德。顯然，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就是“解套之手”。當然，得是貨真價實的。　　

幸運的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市場經濟。要建設的，就是市民社會了。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必須有耐心。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不是一點事情都沒有。政府要做的，一是保護，二是服務。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市民社會更是很脆弱的，很需要政府的“保駕護航”。在這方面，睢寧能不能帶個頭呢？　　

是所望焉。　　

本文刊載于2010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29版，責任編輯史哲，發表時有刪節，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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