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需要從理解小老板的創業艱難開始

國際戰士

　　不錯,我承認毛澤東時代人民生活清苦,但是,對于當時的所謂"苦"也要一個實事求是的評價。最明顯的事實是，解放以后類似解放前的逃荒潮是在除開60年代初的幾年外基本消失了。有人說是當時戶口鉗制，但是，中國歷史上一直有戶口制度，而在饑荒面前任何戶口管制是無用的，包括60年代初的所有饑荒時期都證明了這一點。還有一點就是人口數量。有人說生下孩子當豬養有什么難的？那民國38年里，怎么人口增長速度比同樣充滿血與火的大清朝還低呢？起碼國民黨在對待老百姓方面連滿清都不如。有人說人口增長不能說明經濟在發展，那么，你在別國見過一個人口高速增長而經濟在衰退的例子嗎？美國經濟為什么發展速度比歐洲快？還不是人口增長快。8、90年代以來歐洲、日本、俄羅斯人口在衰退，經濟呢？同樣一蹶不振。
　　我想問一些人的問題是，怎么看待毛澤東時代人民生活的清苦，首先我問他們，你們認為是創業時期的小老板生活苦還是打工仔生活苦？不錯，打工者要受老板的殘酷剝削，但是，客觀地說，徒手創業的小老板，他們一開始的生活大部分估計比手下伙計好不到哪里去。打工者主要是擔心領不到工錢，領到工錢又擔心失業。小老板呢？一開始本錢小，銀行嫌他沒有實力，不肯放貸。同行業在排擠他，巴不得他倒閉。客戶或者供應商欺生，琢磨坑他，地方黑社會在盤算敲詐他，工商稅務盯上他，伙計在時刻準備搬東西散伙，我還不提萬一對市場估計錯誤導致的傾家蕩產了。我聽到的絕大部分小老板都說，創業時他們幾年里連覺都沒有睡好過一次。
　　試問：一個人是做老板有前途還是做伙計有前途？不錯，做伙計飯碗開始相對穩一點，風險相對小一點，但是，如果一個人一心只想做伙計，那他就只有伙計行業的未來，時時刻刻擔心老板炒人，命運被人牽著，一旦失業就等著餓死。做老板是風險大，但是老板畢竟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越過起始的風險期后命運和伙計就是不同的檔次。
　　那么，毛澤東時代和改革后的對比是什么呢？就是毛澤東因為看到解放前中國工業基本被外資壟斷，而農村土地又基本被地主壟斷，無論工人還是農民，占中國90%的人口他們的命運都被占人口極少數的地主和資本家當螞蟻一樣踩著，隨時可能露宿街頭或者餓死。當然同時，解放前中國還有5%左右的既不是工人農民也不是資本家但是他們已經混到鐵飯碗的人——知識分子，他們對于舊社會是恨不起來的。而毛澤東等人就覺得這個世界對于絕大部分人太黑暗，所以他就決心為工人農民打造自己的鐵飯碗，或者說，他希望中國的大部分人能成為老板的一員，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就整個國家來說，他希望 國家擺脫被西方資本控制 的局面，擁有自己的工業體系。
　　但是，毛澤東希望建立中國自己的民族經濟體系的設想讓西方是很不舒服的，就和一條街道的商場能夠接納一個新外來工但是未必肯接受一個新的商場一樣。同時，一個國家追求一套自己 的工業體系，要冒的風險當然比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穩賺一點加工利潤的風險要大得多。中間的可能產生的失誤也大得多，正好給了反對毛澤東的 人以口實，這就如一個早早學習走路的娃娃肯定比2、3歲還坐在搖籃里的娃娃要多摔交一樣。有人說毛澤東一開始不搞大進大出的四小龍模式導致人民生活清苦，廢話，打工者就是打工者，四小龍除開韓國混到現在撐死也只能算個生產線拉長，亞洲金融危機后臺灣和香港經歷的痛苦比韓國大得多，現在韓國人均GDP已經超過臺灣，在挑戰香港和新加坡，為什么？三小龍只是個加工車間甚至只是前臺嘛。對于創業初期的小老板來說，也許頭幾年他賺的錢還不如去打工賺的錢多，拖累他的家人吃的苦比別人多得多，但是，誰能說打工者比創業者層次高？
　　因此，毛澤東時代帶領人民過著艱苦的生活創業，本質上是一種高層次的吃苦，一種有價值的吃苦。當然，這種苦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是不肯吃的。從國家來說，是免于被西方列強控制、蹂躪而建設自己的工業體系，讓中華民族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片面追求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可以造就一時的 富裕國家，但是能造就命運自主的強國嗎？20世紀以前也許有機會，20世紀的菲律賓、阿根廷等國都走了一條活生生的從富裕走向發展中的道路，四小龍除開韓國之外，臺灣奄奄一息，新加坡和香港則是徹底的寄生經濟。東南亞、巴西等國重新淪落為出賣資源的國家地區，科學技術能從對外開放中得到？中國汽車、計算機行業、電視算是對外開放徹底的行業了，處于什么技術水平？從個人來說，毛澤東時代的生活清苦也是合理的，舊中國只有10% 的人是工人，絕大部分人還在土地上掙扎，光把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就需要積累巨大的資金建設大量工廠，在巨量剩余農村勞動力的情況下，要求工人工資大幅上升、和香港工人比工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舊中國農民長期被谷賤傷農損害，絕大部分自耕農民處于破產邊緣，受到奸商盤剝，土地使用水資源受到地主大戶的欺壓，集體化后雖然國家收購價比市場價低20%，但是這個折價幅度比舊中國商人的折價幅度小得多，而且集體化時期沒有其他稅費，國家不象奸商對農民糧食挑揀和秤上做手腳，怎么新中國掠奪農民了？就不提還要被地主搜刮的佃農和游民了。舊中國工人一年中有半年上班就不錯了，還要付數目不菲的房租，隨便一點小病不但自己掏錢，還被資本家攆走。新中國在改革前雖然工資提高幅度不大，但是解決了解放前城市30%-50%失業率的問題，基本消滅了失業,同時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即使在上山下鄉的文革時期，國家也有3000多萬社員轉變為城鎮工人，這一城市化過程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過程要文明100倍。
　　簡單來說，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為被西方列強掠奪、欺凌了上百年，已經家徒四壁、一窮二白的中華民族選擇命運的時代，是老老實實給西方人打工，象今天菲律賓等國一樣以輸出大學生傭人為驕傲，還是自己創業、哪怕吃苦也給子孫后代留下一份豐厚產業的時代。而毛澤東那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對于帝國主義的殘暴、對于民族恥辱有著切身體會，所以他們義無返顧地作出了繼續吃苦的創業方向。因為選擇了創業，所以就經歷了很多創業者所需要的風險，犯下了一些創業者才會犯下的錯誤。但是，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們的辛苦給這個民族留下了巨大而寶貴的資產。
　　有人看到中國改革后大力吸引外資使得農民工生活得到改善,帳面上GDP增長速度比較高,指責毛澤東時代為什么閉關鎖國導致人民生活苦,至少改革以來基本沒有生活水平下降的群體,我要說,那只是現金收入這個數字上,實際上現在的下崗工人比改革前他們的生活可苦多了.現在中國所以能實現大面積生活改善,本質上還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了民族工業體系,使得西方產品不得不以合理的價格來競爭,不信把中國的物價和菲律賓、印度等國比較看看.改革后中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相對不太差的位置,就是依靠毛澤東時代已經建立的工業體系.毛澤東時代給中國留下一份豐厚的遺產，使得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有一定的本錢發言，就和小老板初步創業成功后就有人來巴結一樣，真正一開始兩手空空時，看誰來踩小老板的門呢？所以，即使建國初期就對外大開門戶，與國際接軌，安心做打工者，可能除了荒廢自己的民族工業外，也未必會有別的好結果，印度、菲律賓就是鮮明的例子。
　　需要說明的是，把人民生活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作為策略是正確的，但是任何時候、不分任何場合，以派糖來顯示自己的正確性就是政客的作風了。而且，中國改革初期的所謂生活水平大提高的黃金時期，1979-1985年，其實代價是巨大的，而且影響十分深遠。1978-1995年，在美圓對西方主要貨幣貶值100%-200%情況下，人民幣匯率居然從1.7貶值到8.7，通過對民族資產的大貶值不但繁榮了沿海，還繁榮了香港。GDP從1978年的第6下降到第11，這就是初步的代價。有人說貨幣貶值沒什么不好的，還促進出口。那么，以前你干一小時的活能換外國一斤牛肉，現在能換外國一斤小麥，你覺得你進步了嗎？1979-1985年的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和對工人大幅度提高工資，其實都是以吃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國有工業作為本錢的，以后的代價就是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下崗、21世紀初的大變賣，可以說，中國工人為了1979-1985年的加工資，把后半輩子給搭進去了。
　　毛澤東時代留下什么呢？
　　第一，備戰備荒儲備了全國城鎮吃3年的糧食。
　　經歷過70年代后期的人都知道，當時全國所有村都有備戰備荒的存糧倉庫。這是毛澤東接受了3年自然災害時期存糧不足的教訓而建設的。改革后所以敢馬上大幅減少糧食征購，讓各地農民都感覺到吃飽，除開增加進口外，主要本錢就是這個。而毛澤東則背負了讓人民吃不飽的罪名。
　　第二，8萬座水庫。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農業集體化搞得民怨沸騰，屁話，舊中國基礎建設十分薄弱，建國初期全國只有8座水庫，試想假如沒有農業集體化時期，現在中國能有8萬座水庫嗎？沒有這8萬座水庫， 60年代后中國拿什么去穩定糧食生產？60年代后的20世紀,中國再沒有出現過糧食生產下降10%的波動周期,尤其集體化時期,減產4%以內.只有1968、1972、1977年減產，另外16年都是增產的，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沒有過的奇跡，這才有了6、70年代的人口高速增長。
　　第三，幾乎所有農村公路。
　　和8萬座水庫一樣，主要是集體化時期農民義務勞動干出來的，沒有進入經濟產值的統計，反而成了吃苦的證據。在21世紀前，中國所有農村公路，甚至可以說所有農村基本建設，都是毛澤東時代完成的，農村學校、鄉鎮醫院等。可以說，改革后農村的變化主要是日常消費領域，而改革前農村的變化主要是基本建設領域。我們是親眼看著改革前農村怎樣通汽車、通電、學校建立、醫院建立、大橋是怎樣修成的。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集體化時期，農村的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可想象的，分田之后除開最近幾年沙子公路改成水泥公路外，我沒有看到農村任何的基礎建設，倒是看到學校的廢棄、醫院的散伙。現在還有建國初期出生的農民因為沿海沒有人要在農村維持基本的農業和商業活動，那么，10年后呢 ？
　　第四，留下了大慶油田和勝利油田。
　　很鮮明的對比，在物質條件惡劣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勘明并且建設了大慶和勝利兩大油田，到1978年，這兩個油田的石油產量達到7000萬噸以上。而改革后呢？再沒有發現過同級別的油田，不用說建設了。很難想象，沒有這兩座大油田，1994年以前的改革，拿什么去換外匯維持金融穩定，去給人民甜頭。
　　第五，留下一個沒有內外債務的財政。
　　沒有任何內外債務，全部是凈資產，這是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狀態嗎？改革初期所以能大借外債給人民甜頭，如果不是毛澤東時代留下這樣的財政，能不很快穿幫？
　　第六，留下一個相對完整的受控制的工業體系尤其制造業體系。
　　為什么毛澤東要建設國有工業體系？東南亞金融危機里，那些私人大老板一看風向不對，爭先恐后抽資外逃，結果，本來僅僅是由于經濟過熱、結構不合理而引起的調整，演變成資產外逃的經濟大失血，整個國家倒退10年甚至20年，因此，所謂藏富于民的理論從來就是禍國殃民的。中國浙江、廣東發展私人企業那么多年了，還是停留在輕工業的粗制濫造的水平上，這是為什么？這是私有制經濟的劣根性。私有制企業除非混到了壟斷的位置，否則處于給別的企業打工的位置上，進行技術創新是沒有任何必要的，因為根本就沒有市場。現在中國內地裝備工業可以說已經基本被摧毀，只剩下沿海和外資的一點加工產業，城市里只剩下商業和洗腳等服務產業,連傳統城市的產品集散地的功能都已經喪失,成為徹底的寄生經濟.可以想象,這種經濟模式的發展有沒有可復制性,其前途如何.
　　不錯,改革30多年,人民的吃喝都覺得舒服多了，但是，那是留不下的，如果后代問起這代，你們干出了什么？我們怎么回答呢？我們吃得比上一代舒服，穿得比上一代漂亮，用上了彩電空調，僅此而已，別的啥都沒有。也許有，畢竟留下了深圳、珠海兩個新城市,省會以上城市變得繁華了,高樓大廈多了，一批高速公路，還有接近2萬億美金的外匯。但是，這些資產與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水庫、鄉村公路、學校、醫院、一座座解決了人民就業的工廠對比，哪一項更加真正貼近老百姓利益呢？韓國、日本在吃喝方面也許比不上中國，但是，誰能說他們的發展水平不如中國？一次剛開始的次貸危機就讓浙江廣東1/3企業倒閉，這就是短平快的藏富于民的經濟體系的好處。2萬億美圓沒有變成工業、科技產品，和廢紙有什么區別呢？
　　應該承認，改革以來，GDP增長速度比建國前30年快，但是，這有很多原因。第一，隨著工業的發展，在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本身就有一個階段GDP加速增長，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中國改革后的工業發展速度并不比改革前明顯快。
　　第二，改革后農業發展速度似乎也比改革前快，但是注意到，主要農業產品——糧食——的增長速度，在改革后比改革前慢，雖然說是因為建國前30年人口壓力，但是，應該注意到，改革后農副產品的產值增長迅速，是因為把飼料的產值也計算進來了。而改革前的農業產值是真正的體力勞動。
　　第三，改革后產品更新換代快，一個客觀原因是質量低劣，例如同樣是價格50元的皮鞋，改革前能穿幾十年，改革后基本上不存在能穿10年的皮鞋，不管什么價格。產品迅速更換無疑是GDP飛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些對于毛澤東時代經濟的指責，至少是不客觀不公正的。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是處在一種資金極其緊缺的情況下的創業型經濟，對于各行業肯定是有保有壓，使得整體經濟遠沒有發揮出理想速度。事實上計劃經濟如果有資金保證，可以獲得比市場經濟高得多的發展速度。例如斯大林時期抓住西方資金過剩時的發展速度比戰后日本韓國的速度都高得多。一些人指責計劃經濟下人們一個干，一個看，一個在搗蛋。其實，那是因為這個行業資金短缺，相應工人待遇差一些，你聽說過改革前大慶工人怎么一個看一個搗蛋嗎？即使在市場經濟里，龐大的企業管理層基本是在看和搗蛋倒是真的。
　　那種把消費作為經濟唯一標準的人，就是徹底的打工者思維，這種人一輩子都是給人使喚的命。如果一個民族以給別國打工作為驕傲，這種民族注定就是將沒落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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