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如廁大邱莊

題記：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園里,院子里長滿了荒草,野狗的糞便露在雜草里。

南訪日報4月28日A04深度版《大邱莊“神話”離場后遲到的改革沖擊波》的按語如下：

小平說過“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理解這個石頭應該至少有兩層含義:一、墊腳石,靠著這些墊腳石我們摸著走了三十年,走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二、絆腳石,正是這些絆腳石讓我們經歷了改革三十年的摸爬滾打,積累了各種各樣的改革經驗。很多時候,墊腳石和絆腳石都是同一塊石頭,摸得好了,就是墊腳石,摸得不好,就成了絆腳石。
　　三十年里,有的石頭曾經瘋狂,變成瘋狂的石頭,有些石頭,變成金子,閃閃發光。
　　本報深度版將在2008年,這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去尋找這些石頭,思考這些石頭。我們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最珍貴的地方在于,通過對這些石頭的回望和紀念,來照亮未來之路,希望少一些彎路,少一些傷痛。
　　這些石頭在今天看來彌足珍貴。

本來狗是沒有選了地方如廁的習慣，但若是文雅的，比如巴兒狗，難免經了主人的訓練，便定要找準了地方才可以隨“便”。南街村既被污過，就應該是與南街村大體一類的地方。“集體經濟,民營化的企業改革等無數生動的故事在這里流傳”的大邱莊，終究是要被選到的。

大概本不是要到大邱莊如廁的，但見了“雜草”，又內急，便將就了。南日的記者原本是去找石頭，因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最珍貴的地方在于,通過對這些石頭的回望和紀念,來照亮未來之路,希望少一些彎路,少一些傷痛。”用石頭“來照亮未來之路”，對于有著高度自稱的南方日報已屬不易，要用了自己點石成金的“影響力”，以使“有些石頭,變成金子,閃閃發光”；而借了“石頭的回望和紀念”，竟可以“來照亮未來之路”，頭朝后向前走，更是難得至極。想來“摸著石頭過河”的總設計師，最初的設計也是：眼睛看著過去的30年，一直退著“向前走”，卻不管最終會落到哪個坑里，只求越快離遠越好。

禹作敏的被捕倒象是安排了的，至少對南方日報來說，就自然地將30年時間劃為：大邱莊的前15年和大邱莊的后15年。前15年，“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人們在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后15年，“如果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在告訴你一個“活著”的大邱莊,那么不足一千米香港街則告訴你:15年前的大邱莊已經死了”。

死了的，是“集體經濟、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遺產,被后來的大邱莊人拋棄”；活著的，大抵是自由吧。為什么說大抵是自由？因為整版報道后，就有另一篇教授的大作《福利和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并且自由原來是前15年失去了的。

這自由是“強人離場，村民自治復興”才開始的。僅從報道可以找來的，從1995年開始，大概有這樣一些事：

1、“首先是從房子開始,大邱莊人買斷自己的房子”；
2、“接下來,大邱莊先后完成了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14項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續了多年的待遇,幾乎全部取消”。

3、“變公有為民營；投資主體由單一變多元。其方式是:集體整體從企業中退出來,由‘能人’出資‘入主’”。

結果便很正常：“改制后大邱莊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企業格局,大邱莊的經濟成分80%為民營,20%為外資和集體參股”。于是“現在村里有錢的人大概占10%,沒錢的占到90%”，“村里上億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窮得連供暖費都交不起”，雖然“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園里,院子里長滿了荒草,野狗的糞便露在雜草里”，但是“現在發展得比較好點的企業的老板,大部分還都是當年的廠長、經理、會計等等。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時代就是住著別墅,現在仍然住著別墅”，這些人顯然“活著”。

4、“由于外來人口擴張厲害,本來屬于村民的宅基地變就成了稀缺資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鬮,你想買多少個,先交多少訂金,然后有多少個抓的機會,結果甚至有人想買十個,到手后就賣出去”。

闊氣的便有機會，自然“活著”；不太闊氣的看著機會，想“活著”；沒錢的，沒了機會，怎樣活著？

5、據說因為經常“散步”，所以也“活著”。因為經常“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最重大的收獲就是以簽名的方式選舉出了村集體的領導班子”。而“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罷免村委會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莊這顯然應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當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15年前的大邱莊，一者竟未生出村民想罷免的村委會主任，二者也不需要村民去罷免，因為在那個時候，一位村民想要罷免的村委會主任，會為自己的良心所殺，或為上級所罷免——現在，這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經常“散步”，“后來村和鎮里一起決定每月發給500塊錢”。

所以我懷疑自己，為何總不能從事實里看到記者和教授可以看到的。譬如自由，“要”和“給”中間就是差別的關鍵：“要”了才會“給”，這便是自由，因為你有了“要”的自由；不“要”就有的，是不能叫做自由的，因為你沒有“要”的自由。譬如作了“中國老百姓心中頂禮膜拜的‘天下第一莊’”的“莊人”時，就遠不如“這樣的輝煌只屬于少數廠長和老板,似乎和大邱莊普通百姓無關”的時候，因為你失了輝煌，便得了自由。

然而，我更看不到也讀不出的，是記者和教授憑了“火眼金睛”一目了然的東西：大邱莊的前15年和大邱莊的后15年，根本差別竟然只是福利和自由。前15年有福利而無自由，后15年無了福利卻有了自由，而且這自由還將隨著“未竟的改革”的“竟”，還會越來越自由。

但人，只要懷疑了自己，便總要懷疑別人。于是我也懷疑，南方日報的記者和教授并非是憑了“火眼金睛”，而是帶著心中已有的東西去看的，結果就看到了心中已有的東西。這也并非他們有“火眼金睛”，所說蘇東坡先生便曾心里揣著牛屎，便看到牛屎。

警犬，人所不能及的本事，便是先聞了主人讓他聞的氣味，就能找到了這氣味。雖然叫做警犬，我們下等人還是將其認做狗的。

但是教授卻能憑了記者找到的氣味，看到了“福利和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并且述說了權力、產權和權利的邊界。然而，從記者找到的氣味，我們人卻不能體會得同教授一般深刻，我們只是從教授的述說中看到：有人有了權力自由，有人有了產權自由，而大邱莊更多的老百姓得到了“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的自由，而在“無助”“不滿”“期盼”著。

禹作敏死了，“野狗的糞便”便要露在他的智慧園里的雜草里。這“糞便”的氣味，卻要從禹作敏的智慧園里散發的，裊裊娜娜地，奔著“那個崇尚權力的時代”而去，似乎禹作敏雖然死了，但一定能聞到這“糞便”的氣味。而且，似乎禹作敏聞到了，便能讓南方日報的記者和教授心中所忌恨的一代偉人沾了污氣，因為那個人雖然被他們用污水和糞便潑來潑去，卻一直高潔，盡管那個人也已經逝世多年了。

也許，雖然露著“野狗的糞便”，但雜草卻仍然知道“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

想到據說大邱莊“變公有為民營”時，新華社一篇報道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陶潤立含著眼淚說:“我們急過、蹦過、跳過、哭過,四大企業集團的老總有的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我便如雜草一般，只要記著“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便也含著眼淚。

附：大邱莊“神話”離場后遲到的改革沖擊波

南方報業新聞 時間: 2008年04月28日 來源: 南方日報

□這是一個關注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民命運無法回避的村莊

□這是一個村民自主意識正在日趨覺醒的村莊

□這是一個依然充滿改革矛盾的村莊

□本報記者　胡劍龍　天津報道

□統籌　胡鍵

　　小平說過“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理解這個石頭應該至少有兩層含義:一、墊腳石,靠著這些墊腳石我們摸著走了三十年,走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二、絆腳石,正是這些絆腳石讓我們經歷了改革三十年的摸爬滾打,積累了各種各樣的改革經驗。很多時候,墊腳石和絆腳石都是同一塊石頭,摸得好了,就是墊腳石,摸得不好,就成了絆腳石。

　　三十年里,有的石頭曾經瘋狂,變成瘋狂的石頭,有些石頭,變成金子,閃閃發光。

　　本報深度版將在2008年,這個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去尋找這些石頭,思考這些石頭。我們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最珍貴的地方在于,通過對這些石頭的回望和紀念,來照亮未來之路,希望少一些彎路,少一些傷痛。

　　這些石頭在今天看來彌足珍貴。

　　彈指一揮間,一去30年。

　　1978年起,天津靜海縣大邱莊的“領頭人”禹作敏帶領村民締造了一段中國農村改革的“神話”。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壇,淪為階下囚。

　　1999年10月3日凌晨1時,保外就醫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醫院,一代強人靜悄悄“隕落”。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莊締造神話的15年。在這15年間,大邱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炮沖天、率先崛起,成為中國老百姓心中頂禮膜拜的“圣地”,被稱為“天下第一莊”。

　　1993年至2008年,又一個15年。大邱莊“城頭變換大王旗”,撤村建鎮,舊貌換新顏。15年來,這里的人謹慎低調,不事聲張,而外界對大邱莊的關切卻從未停歇,因為任何一個關注中國農村改革和中國農民命運的人,都無法回避禹作敏和大邱莊。

　　在30年的改革進程中,大邱莊如同中國農村改革的試驗田,集體經濟,民營化的企業改革等無數生動的故事在這里流傳。大邱莊猶如一個解析政治和經濟糾葛的典型案例,扮演著一個國家發展縮影的角色。

　　在改革30年后的2008年之春,數著時間的沙漏,盤點大邱莊的過去,不禁慨嘆:既有“三十功名塵與土”的顛沛浮沉,也有“八千里路云和月”雄風豪情。

大邱莊的前15年

　　不少土生土長的大邱莊人同外人聊天時,經常會蹦出“過去”“以前”“原來”“從前”諸如此類的詞匯。一般意義上來說,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

　　1993年以前,大邱莊至少有三樣東西格外光鮮耀眼,以致讓全國其他村莊的農民艷羨不已:一個超強的經濟實力、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領導人。

　　其實大邱莊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號還要早。在舉國茫然的1976年,時任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稱“劉萬能”的能人劉萬明。劉原來在天津一家冶煉廠當工人,此人不僅懂冶煉技術,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劉萬明利用大隊湊起來的10萬元錢,低價從軋鋼廠買來舊部件,串成3臺軋鋼機搞冷軋,當年就賺了27萬多元,第二年又賺了60多萬元。如此下來,劉萬明、劉萬全兄弟倆成就了大邱莊的發家工廠,再以滾雪球辦法,“母雞下蛋”,由一個廠變成4個廠。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大邱莊的鋼鐵企業就開始迅速裂變、擴張,一個企業繁衍成幾個,“以鋼為綱”,帶鋼、線材、管材生產線一條接一條建起來。此時,支撐大邱莊集體經濟的四大企業集團津美、萬全、津海和堯舜也相繼形成。1992年,大邱莊的企業發展到達一個頂峰。

　　當時,這個天津小村甚至驚動了《紐約時報》,他們這樣寫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經濟的騰飛與發展,也給福利體系穿上一件黃金般的外衣。

　　“那個時候什么都是發的,連水電都不要錢。”村民描述禹作敏時期大邱莊的集體福利體系時,流露出懷念的情緒。這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車子、子女入學以至醫療等14項福利待遇。

　　當然,獲得這些好處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你什么都得聽禹書記的”。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人們在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鄉鎮企業,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化,以及政企不分、產權不明、資源非市場化配置,使企業失去了最為寶貴的自由機制和發展空間。

　　禹作敏時代,在舉國皆談“分田到戶”之時,大邱莊卻把資源收歸集體掌握；在市場化的分配方式成為時代主流之時,大邱莊的分配卻帶有強烈的供給制和平均主義色彩；在經濟建設成為各地的中心之時,大邱莊還保留著濃厚的政治氛圍；在明晰產權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方向時,大邱莊還保持著“大一統”的格局。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禹作敏最后“栽”在一位名叫劉林山的記者手上,劉時任法制日報社天津記者站站長。劉的系列報道層層揭開了禹作敏在大邱莊所作所為的黑幕。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時,70歲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大邱莊的后15年

　　假如能回到從前,大多數普通大邱莊人表示愿意選擇回到那個他們生活過的衣食無憂的集體。現實生活的種種不如意,讓這部分人更加懷念死去的“天下第一莊”。在向記者傾訴完對現實生活的種種不滿后,忘不了加上一句“禹書記那陣多好”。

　　大邱莊仍有很多人篤信:大邱莊能有今天,還得把功勞計到已經去世多年的禹作敏頭上。甚至他們還相信:如果禹作敏當初不被抓走,大邱莊發展得比現在還要好。總之,不論你說到大邱莊的今天還是往昔,禹作敏是個揮之不去的人物。

　　除了部分村民埋藏在心里的感激,在現實社會中,禹作敏在大邱莊留下的痕跡卻十分淺略。

　　記者在大邱莊四處搜索,肉眼能看見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兩處。

　　一處當然是禹作敏現在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莊的西邊。

　　另一處是大名鼎鼎的九龍壁,背后“大邱莊變遷記”的銘文末署名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禹作敏曾經住過的別墅就在九龍壁斜對面的智慧園。別墅里還住著人,鐵門敞開,一條黃狗匍匐在門口,警惕地盯著行人。空闊的院子,即使白天也很少見到人,走進去仍能感受到十五年前的緊張。

　　現在的鎮政府就是原來的大邱莊村委會,與禹家的大院只隔著一條泰山道。距離禹作敏被捕入獄至今已有十五個年頭,可禹家的院墻上的一段鮮艷的藍底的標語有意無意的在提醒人們一段往事:嚴懲黑惡勢力犯罪。

　　禹作敏之死,大邱莊的前15年時代宣告終結,從某種意義上講,后一個十五年始于對前一個十五年的揚棄,集體經濟、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遺產,被后來的大邱莊人拋棄,萬全、津美、津海、堯舜四大集團也被改制成四個村民小組,而始終沒有改變的是大邱莊仍舊吃著“鋼鐵飯”。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也有村民談到大邱莊的現狀時,絲毫沒有掛念逝去的日子。去年,某中央媒體報道大邱莊時,還用了這樣的標題:大邱莊“活”了。

　　大邱莊人早已拋棄“天下第一莊”之名,如今打著“中國焊管第一鄉”的名號對外宣傳,并且,有數據顯示這已經是個“以鋼為綱”的鄉鎮,早在2006年時,鋼鐵的總產量達到了726萬噸,焊管產量達到370萬噸,當之無愧是全國最大的生產基地。

　　大邱莊鎮主管宣傳的楊主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了下面的數據:從2002年下半年起,大邱莊的經濟開始逐步復蘇。2003年實現財政收入7200萬,2004年實現財政收入1.5億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億元的高度,2007年基本達到3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8500元。

　　如果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在告訴你一個“活著”的大邱莊,那么不足一千米香港街則告訴你:15年前的大邱莊已經死了。這條街現在的衰破一望可知。

　　香港街是一個常被媒體提起的地名,記載著大邱莊的興衰起落。

　　在香港街的拐角處,簇新的上島咖啡很是扎眼。仔細去看,地址寫的卻是靜海縣城。香港街上稱得上光鮮的還有一家文具店。

　　在大邱莊的景致里,有的是寶馬,有的是別墅,但現在你很難找到一片籃球場,一片足球場。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園里,院子里長滿了荒草,野狗的糞便露在雜草里。

強人離場村民自治復興

　　一位村民告訴記者,“現在大邱莊好是好,但都只是個人的,和我們無關,禹書記那陣是真的好,因為他想著的都是集體。現在?都是各干各的唄。”

　　毫無疑問,單論GDP,大邱莊鎮正在享受“莊主”禹作敏死后從未有過的輝煌,盡管這樣的榮耀已經不屬于“大邱莊”,而是“大邱莊鎮”。進一步說,這樣的輝煌只屬于少數廠長和老板,似乎和大邱莊普通百姓無關。

　　“村里上億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窮得連供暖費都交不起。”4月10日傍晚,記者去一位村民家里采訪時,時間已接近晚上6點多,外面淅淅瀝瀝下著雨,記者在昏暗的客廳里坐了一個多小時,夫婦依然沒有開燈的意思。

　　“還是禹書記那陣好,連電費都不用花錢。”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來源。像那位劉姓村民,一個月只能在自己親戚家的廠子里干上半個月,其余時間就處于失業的狀態。

　　20多天前發生的那場風波,再次暴露了這個明星村的尷尬。

　　“如果你們早來20天,那就熱鬧了。”記者在拜訪大邱莊萬全街道的一位村民時,這位劉姓中年男子操著一口濃重的靜海口音說。

　　對“熱鬧”的注腳,大邱莊流傳著三個不同版本。

　　劉姓村民很坦白地告訴記者,2008年3月17日萬全街道200多人去鎮政府“散步”,當時還打了標語。

　　“現在村里有錢的人大概占10%,沒錢的占到90%。”萬全街道的一位領導告訴記者,貧富分化正是“萬全風波”發生的背景。

　　“原先是向一個方向使勁,后來是向自己那里使勁”,著名農村學者于建嶸教授認為,“萬全風波”折射的是百姓對禹作敏時代前后治理模式的突兀與不適應,使貧富分化問題凸顯。　

　　“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在萬全街村民看來,“萬全風波”最重大的收獲就是以簽名的方式選舉出了村集體的領導班子。

　　4月2日,新的領導班子正式開始運轉。“現在的領導班子和老百姓是一條心”。有村民如此評論。

　　組織者談起此事時,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我們就是挨家挨戶去簽名,結果有超過一半人同意罷免原來的村主任”。

　　據知情人士透露,之所以能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根據《村民組織法》第十六條規定,只要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最后召開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罷免要求,經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通過即罷免成功。

　　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罷免村委會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莊這顯然應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村民告訴記者,新任的村主任叫劉永華,是禹作敏時代“能人”劉萬全的兒子,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原來是大邱莊小學的校長,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萬全集團代理總經理,后被判刑四年,出獄后曾在外面做生意。

　　據村民們介紹,由于萬全賬目混亂,他們對原任村領導班子非常不滿意,又十分懷念劉永華的才干,所以此次把選票投給了他。但劉永華卻非常低調,并不愿意說什么。

被迫的改制

　　1993,對于大邱莊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份,浪漫主義的集體時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顛覆”,個人主義時代由此謝幕。大邱莊貧富分化的種子就是從那時被埋下的。專欄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國形容為激蕩的一年,大邱莊亦是如是。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苑鵬看來,即使禹作敏沒有被捕,大邱莊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會過得相當艱難。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要求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中國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確下來。城市國有企業轉軌逐漸面向市場,鄉鎮企業開始面臨更大的競爭。

　　“當時有句話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樹’,以前依靠在體制夾縫中生存下來的鄉鎮企業將面臨非常大的競爭,另外,鄉鎮企業本身的社會包袱太重,他們一出生就有點反市場經濟的味道。”苑鵬認為。

　　經過了兩年的準備,從1995年開始,大邱莊開始了艱難的改制,首先是從房子開始,大邱莊人買斷自己的房子,3個月的時間,18萬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別墅全部出售給個人。

　　接下來,大邱莊先后完成了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14項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續了多年的待遇,幾乎全部取消。

　　而這種改革面對的阻力也是很大,“畢竟以前幾乎都是免費的,但必須改,企業受不了。”被稱為改制后“輕裝上陣”的企業開始從產權改革方面進行努力。

　　變公有為民營；投資主體由單一變多元。其方式是:集體整體從企業中退出來,由“能人”出資“入主”。

　　新華社一篇報道稱,當時的鎮黨委書記陶潤立含著眼淚說:“我們急過、蹦過、跳過、哭過,四大企業集團的老總有的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改制后大邱莊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企業格局,大邱莊的經濟成分80%為民營,20%為外資和集體參股。

　　“雖然單干有種種不如意,當時的改革還是比較公正的,但現在看來當時的改革還是正確的”。現在發展得比較好點的企業的老板,大部分還都是當年的廠長、經理、會計等等。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時代就是住著別墅,現在仍然住著別墅。

　　從某種程度上說,禹作敏的死給大邱莊帶來轉機,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莊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為主的產權改革。

　　即使大邱莊的工薪階層,也能清醒地認識到產權改革的意義。大邱莊長江道上一位雜貨店老板說:“雖然那時候集體什么都分,但手上確實沒錢啊,一個月的工資只有300多塊,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產權改革更大的意義是提供自由創造的空間,如果沒有產權改革,也不能產生如今年銷售額過百億的友發鋼管。

　　1993年還有一段歷史被大邱莊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發之后,除了原來的四大集團瓦解,大邱莊鎮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學者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項繼權教授看來,大邱莊鎮的建立打破了村莊的封閉,被國家權力接管的大邱莊,正常的秩序減少了威權人物的干擾。

未竟的改革

　　與禹作敏時代的高調不同,大邱莊現在的官員一再掛在嘴邊的詞是:低調,沒有人再提“天下第一莊”,有時這種低調甚至讓人產生異樣的感覺。

　　在大邱莊采訪期間,記者曾數十次致電大邱莊鎮主管宣傳的楊主任,希望能和現任鎮黨委書記面談。他首先申明現在關于大邱莊的一切宣傳都需慎重。追問再三,楊主任才道出現在大邱莊面臨很多問題,如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等下半年,“有需要的時候”再請記者來報道。

　　而鎮領導不肯接受記者采訪,或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記者就萬全的問題采訪當地村民時,村民們都覺得記者大驚小怪,“有什么好奇怪的,經常有人跑到鎮政府去‘鬧’,前幾天滿井子還去鬧了呢。”

　　現在的大邱莊依然面臨著不少的矛盾。

　　污染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之一。據當地村民介紹,滿井子村民上訪的原因就是因為污染問題。記者專門繞大邱莊邊的河道轉了一圈,河水已經完全變成黃褐色的銹水,河堤邊被水浸過的野草也全是一片愴然。

　　盡管周邊仍然是廣闊的田野,大邱莊的天氣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灰蒙蒙的。在從百億道上望去,卡車在身后拖著一條長長的煙尾,友發的鍍鋅廠,藍色的化學霧氣在廠區蒸騰。

　　除了污染,大邱莊本身的經濟嚴重依賴鋼鐵產業,且由于大多數企業達不到國家標準,如果國內鋼鐵行業稍有風吹草動,“吃鋼鐵飯”的大邱莊勢必收到很大影響。

　　還有些問題顯然已超出了大邱莊的能力解決范圍,比如土地。禹作敏時代把大邱莊的土地收上去交給了其中一個大隊去種。而現在,萬全街道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農村戶口,去年就有村民到鎮里去“散步”,后來村和鎮里一起決定每月發給500塊錢。

　　同時,由于外來人口擴張厲害,本來屬于村民的宅基地變就成了稀缺資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鬮,你想買多少個,先交多少訂金,然后有多少個抓的機會,結果甚至有人想買十個,到手后就賣出去。

　　與土地相聯系的,是名義上已經變成城里人的大邱莊村民,“即使戶口本上蓋個非農業的戳,依然不能解決社會保障,也不頂用”。

　　“股份制改革僅僅是第一步,現在的問題是不能只靠經濟手段解決的”。劉永華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

(周志坤、張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福利和自由并不一定矛盾

　　于建嶸

　　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來思考禹作敏及其遺產的話，我想有三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

　　禹作敏的命運和大邱莊的發展具有一定特殊性。雖然禹作敏只是大邱莊的一位村支書，但在中國，這種村莊領導人的政治身份背后是國家權力，是國家和執政黨賦予了他掌握村莊公共資源的合法性。這種權力幫助禹作敏成就了“天下第一莊”，也使他獲得了超越村莊領導人的政治地位。從體制角度來看，自治性村莊和國家政權是有著不同的權力運行邏輯的，將它們混為一體容易產生一種自以為可以決定他人命運的虛幻力量。禹作敏沒有認識到兩種權力的邊界而挑戰了體制的底線，也就最終決定了他悲慘的命運。在這種意義上來說，禹作敏是那個崇尚權力的時代的產物，也是權力邊界不清之制度環境的犧牲品。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莊改制所出現的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最主要的應與當年大邱莊集體和村民個人之間的產權不明晰相關。在禹作敏時代，集體表面上是大邱莊人的集體，卻與禹作敏個人聯系在一起。或者說，禹作敏就是集體，集體只是他權力邊界的一個符號。也許他的人格和權力能保證大邱莊的代理人維護這個集體，但他卻無法保證沒有他的大邱莊會有真正意義的集體經濟。許多事實都表明，模糊不清的集體財產比國有資產還容易被人掠奪。因此，當禹作敏這樣具有符號性質的強勢人物倒掉時，原來名義上屬于大邱莊人共同所有的集體財產就必然會在混亂中有所流失。今天我們可以把大邱莊的許多不和諧與一些人“合法”地改變了大邱莊集體時代的財產關系聯系起來，但這些絕不能成為否定以明確產權關系為目標的改制的理由。

　　也許當年大邱莊人真的享受過醫療、物業管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各項福利，但同時他們也付出了“什么都得聽禹書記的”這樣的代價；也許今天真的有許多普通大邱莊人表示愿意選擇回到那個他們生活過的衣食無憂的集體，但這絕不能證明以犧牲社會成員基本權利為代價的“禹作敏專制式的福利”的合理性；也許對于大邱莊的某些弱勢人群而言，禹作敏們創造的“家長式福利”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們的懷舊情緒只不過在表達在市場經濟中的無助，是對當今存在的巨大的貧富差距所表現出來的不滿，更是對未來的社會福利的期盼。

　　事實上，讓全體成員通過各種方式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享受基本的社會福利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也就是說，福利和自由本來并不一定是矛盾和沖突的，只是在禹作敏們創造的“集體經濟”中才成為了兩者只能選其一的東西。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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