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對抵制家樂福的抵制

中國文化是極博大精深的，所以只要有心，總可在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精神營養(yǎng)。比如眼下，便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倡議，也就有“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謀略；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發(fā)沖冠，也就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寬仁；有匹夫，以為“不可奪志”，便有君子，慰撫“人不知而不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倘若是不夠聰明，但又想做點事的人，假若在做事之前，偏又要懷疑“單一來源”的考慮而請教于諸文人，自然就聽到“百家齊鳴”，最終只能是，或者一腔熱血，郁結(jié)于胸，憤憤然不得發(fā)，最終忍了氣，吞了聲；或者是如氣球一般，積了許多的氣，輕輕地一扎，便忽悠著東西南北地亂竄一通，終于疲軟地自己落了下來。但終究是什么也沒有做。

呼吁抵制家樂福的人，總以為自己是中國人，所以總應(yīng)該做點什么，這原因只因為是中國人。這聲音一出，便有許多熱情來呼應(yīng)，其中尤以青年學(xué)生為中堅。

這當(dāng)然也是在中國，九十一年前，也是這個時候，便是中國的青年學(xué)生，也是因了是中國人，站了出來表達(dá)國家聲音。大概因為是取得了勝利的原因，以后每有對外國人發(fā)出國家聲音時，青年學(xué)生便站了出來，直到一個聲音對全世界說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才使青年學(xué)生回到學(xué)堂，“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然而這一次，青年學(xué)生卻似又忘了本份，“重操舊業(yè)”，站了出來表達(dá)“國家聲音”。不過這一次，并非事關(guān)“天下興亡”。我總擔(dān)心，是否因為隔了太久，不免生疏，青年們便先要熟練了舊行當(dāng)，時髦稱之為熱身，以便將來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倘真是如此，誰能不懷念那個聲音：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當(dāng)然也是中國，所以有了呼吁抵制的聲音，許多聲音也都呼喚出來了，匯成了一片，雖然紛紛雜雜，但意圖卻毫不隱瞞：對抵制的呼吁表達(dá)了抵制。其實，家樂福外有人抵制，便也有人偏要進(jìn)去，且平靜地照舊買賣。當(dāng)然，這也是中國。

我們只說這抵制抵制的聲音吧，顯然是極高尚并且堂皇的，因為抵制者拉了“愛國”的旗幟，抵制抵制者便也有了三面旗幟：自由、理性和本質(zhì)。

自由的聲音：抵制與否，是公民的個人自由。（羊城晚報錢克錦文）

理性的聲音：做好自己本職、如何愛國（人民日報社論）

本質(zhì)的聲音：家樂?，F(xiàn)象的根源（黎陽先生《我的話不準(zhǔn)確，特予更正》回復(fù)左大培先生，兩們先生都是在烏有之鄉(xiāng)才認(rèn)識的，都是素來景仰，但僅從黎陽先生的回復(fù)看來，左先生雖然直探根源，但似不以為支持抵制。）

先說自由。這一類聲音，大概是不似“青年的莽撞”，但又怕失了“愛國的外衣”，所以要說話，給自己一條義正辭嚴(yán)的逃路。中國文人是極聰明的，但極通達(dá)的卻也只有一部分。譬如人的身份，便隨時可以拿來進(jìn)，也可以拿來退。倘要表明血性，便說是有血有肉的人；倘要表示了大多數(shù)，不妨冠之以人民；倘要無情，便選做了公民。既選了做公民，便不帶七情六欲，有了“辱不加身”的擋牌，即使舉國受之，何及于己？國難之時，公民便有生存自由，盡可以找一個來供吃穿；或者聽到中國人是豬的話語，并不因生在豬群而憤怒，盡可以在豬群里高昂了頭，自己把自己當(dāng)作另類，成了領(lǐng)頭的“羊”。更何況現(xiàn)今只是外國人的“不實之詞”或“有失風(fēng)度”呢。但沒若聽到“×××”是豬的聲音時，那定是要以公民的身份討個公道，但心中的感受卻絕不是“公民”可以感受到的。

再說理性。魯迅先生曾經(jīng)為青年必讀書介紹時，便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因為他就感受“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然而這大概卻是中國書的妙用之一。所以雖然說著“勿以善小而不為”，但終究要杜絕所有可能的差錯之后，才可以“為”，卻不管事上不僅沒有一點力氣也不出便傷人于無形的功夫，而且絕無行動之間就已經(jīng)確保萬無一失的計劃。比如抵制家樂福，我以為游行示威必然要費力氣的，去別的商場也必定要有一些不方便的，“中國制造”的銷售額必定要減少一些的，但就聽不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古訓(xùn)了；青年學(xué)生集會示威，畢竟是青年，絕難杜絕被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的可乘之機(jī)，但既然是“別有用心的人”，所以不知道有什么事沒有他們的可乘之機(jī)。

即使是理性，在邏輯上也盡可以拐彎的。抵制家樂福，便會給法國以口實，因為家樂福乃法國人的；巴黎授予了榮譽，卻不會給中國以口實，因為巴黎不能代表法國。倘若邏輯也可拐彎，理性靠什么來維系？其實，即便落人口實，也不見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中國能拿的出來的口實還少嗎？

最后是本質(zhì)。左大培先生說，“問題的關(guān)鍵是，是誰在中國給我制造了這么多‘不得不’的場合”，所以指出最終的目標(biāo)。個人以為，雖然“寧靜以致遠(yuǎn)”，但假如沒有行動，等待最終的一次性根本解決是不可能的。簡單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還是抄錄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結(jié)束：假使以后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zhàn)斗，老實人誤將縱惡當(dāng)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xiàn)在似的混沌狀態(tài)，是可以無究無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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