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革命”策動者陰謀中國
 
《環球人物》雜志特約撰稿　王晉燕

  　他們往往身居幕后不為人知，但卻影響著全球的政治生態。他們的身影總是出現在那些剛剛發生“顏色革命”的地方——在塞爾維亞培訓反政府學生組織，為烏克蘭反對派提供資金支持，在緬甸危機中為僧侶提供指導……他們有的是資深學者，有的曾為軍方和情報機構的官員，有的身居政府要職，有的則曾是風靡全球的“金融大鱷”……

  　他們擁有充足的資金，以非政府組織和機構負責人的名義在世界各地活動。如今，他們已經把發動“顏色革命”變成一個成熟運作的“產業鏈條”，自己就站在這個鏈條的關鍵節點上，策劃活動，組織進攻——盡人皆知的是，在美國政府輸出民主戰略的背景下，他們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鮮為人知的是，這群人也早已把中國列入其目標范圍，一直在暗中觀察，尋找時機……
 

“精神教父”20年的陰謀

 
  　在2007年11月，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友》雙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標題頗為耐人尋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文章開頭這樣寫道：“他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理論，對全球民主與獨立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然而，他在自己的家鄉——美國卻鮮為人知。吉恩·夏普也許就是你從沒聽說過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顏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歲的吉恩·夏普，長期隱居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東波士頓的一幢公寓里。這個瘦弱的老頭，看上去甚至有點靦腆。對外界來說，他的生活始終是個謎——他不僅從沒有過妻子、兒女，而且幾乎沒有一個朋友。

  　但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老頭竟是顛覆過多個國家政權的“總導演”，是一些國家反政府組織的精神領袖。

  　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前登上一輛坦克發表講話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體視為蘇聯瓦解的經典畫面。但是，在這個有點悶熱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在葉利欽發表演講的不遠處，散落著一些小冊子——《非暴力革命指導》；更沒有多少人注意小冊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時，夏普還沒有成為“顏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實上，在上個世紀末發生的所有世界矚目的‘顏色革命’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蘇聯、東歐、拉美和中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友》雙月刊在介紹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將中國也列進了夏普的“攻擊目標”名單。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會在他的寓所里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話。這些電話大多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反政府組織的成員。他們希望獲得夏普關于非暴力政權更迭方面的指導，以及資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歲高齡的夏普受到“邀請”，來到荷蘭的政治中心海牙。當時，他所在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都勸他不要去了，但他說：“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來自很多國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親自培訓。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門生們的策劃、活動下，塞爾維亞爆發“天鵝絨革命”，反對派推翻了米洛舍維奇政權。

  　夏普在塞爾維亞的“成功試驗”，很快引發了連鎖反應——據一些西方國家的媒體披露，塞爾維亞反對派推翻米洛舍維奇后，馬上幫助格魯吉亞同行發動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謝瓦爾德納澤政權；而格魯吉亞反對派則“指導”烏克蘭同行發動了“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設定的模式爆發的。

  　2007年9月，緬甸爆發被西方媒體稱為“藏紅色革命”的政治危機。大約3個月后的12月6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國在這場危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頗有遠見的美國人，出現在泰緬邊境地區。他向那些從緬甸逃出來的學生傳播非暴力抵抗理論……”《金融時報》文章提到的那個美國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隨后透露，在過去的3年中，夏普和愛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緬邊境地區，培訓了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其中包括數百名僧侶。培訓內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種策略和方法外，還包括如何與警察等現政權維護者展開溝通的技巧。此外，愛因斯坦研究所還為這些人提供物質上的資助，比如為僧侶們提供手機等通訊信工具。這都為2007年9月僧侶們策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作了鋪墊。

  　人們發現，在緬甸危機中，反政府人士嚴格按照夏普的“戰斗策略”行動，比如，僧侶們的行動顯得很“克制”。他們不與軍警發生正面沖突，還自動在日落前解散。這使緬甸政府處于進退兩難的地步。

  　“顏色革命圣經”，198種“戰法”

  　有人說，在發展中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簡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為此，他苦心鉆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論“專著”。

  　上世紀60年代初，夏普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3年，他開始在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主持一個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項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當年與他一起從事研究的同事很是驚訝：“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來開了一個研究所，但真沒有想到他居然做了這么多事情。當時，我們在一起工作時，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很和善的人，也很單純，從不與人爭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學進行研究期間，夏普在馬薩諸塞州籌建了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界對這家機構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們就明白了——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圍內“通過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因為在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書——《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該書剛出版時，誰也不會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重視。再版時，喬治·凱南親自為其作序——“盡管在書中，夏普把這種非暴力運動主要設定在歐洲，但在歐洲之外，這種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顏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從獨裁到民主》。該書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隨者奉為“顏色革命圣經”。在書中，夏普基于親身實踐，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比如，書中有一章詳細論述如何在短期內搞好與軍警的關系，從而讓軍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鎮壓抗議活動。該書已翻譯成多種文字，在東歐、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多國出版。為了便于“廣泛傳播”，夏普特許“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傳播和翻印此書”——他自然也沒放過中國，親自部署將其翻譯成中文。

  　夏普對自己的這本著作頗感滿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體的采訪時，他毫不掩飾地說：“這本書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發動革命時就能避免受到殘酷的鎮壓。”夏普還得意地提到了在塞爾維亞的經驗：“在塞爾維亞革命中，（反對派）就是根據書中介紹的方法，使用了兒童，才使警方不敢動用暴力。后來，反對派領袖又（根據書中介紹的辦法）與司法部門進行談判，和對方溝通并建立關系，才最終達成了協議。”

  　中情局的培訓師，美國政府的“槍手”

  　外界普遍認為，夏普及他的愛因斯坦研究所，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幾年間，一直不為人知。大約到了1989年，由于“成績突出”，它在學術圈內已小有名氣。而且，這個時候，夏普策劃的一系列反共產主義運動也“初見成效”。在此情況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國中情局的注意。當時，中情局高層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顛覆別國政權的方法困難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論，讓他們“看到了其中隱藏的希望”。于是，他們向夏普發出邀請，請其出任中情局的“顧問”，專門從事對一些國家進行秘密顛覆活動的策劃。與此同時，愛因斯坦研究所也開始秘密為中情局訓練“顏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發的“顏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創造的產物。據報道，早在1989年，愛因斯坦研究所已開始在緬甸展開秘密活動。當時，美國政府曾一次性撥給該所5200萬美元，作為在緬甸活動的專用經費。此后，夏普曾親赴緬甸，為當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論和實戰培訓。

  　也有報道稱，愛因斯坦研究所，還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交報告和計劃，在獲得許可后，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具體實施。因此有人說，經過20年的發展，在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及近年來的“顏色革命”當中，都有夏普及這些組織的影子。

“急先鋒”曾密赴香港 
 
 

  
  　被稱為“顏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羅伯特·赫爾維，是一個有著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一名軍官，做過美國駐外使館的武官，也曾在美國五角大樓工作。豐富的經歷和官方背景，為他日后成為“顏色革命”的“急先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偶遇夏普

  　從美國馬歇爾大學畢業后，赫爾維曾先后在美國陸軍參謀指揮學院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深造。

  　校園里的赫爾維此時還不知道，在遠東的緬甸，美國情報人員正在展開秘密行動。據前民主德國出版的《中情局誰是誰》一書披露，當時，美國駐緬甸大使館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們均以外交官的身份為掩護，隱秘地四處活動，目標只有一個——分裂緬甸。不過，美國人的圖謀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失敗。

  　于是，美國政府改變了策略，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緬甸策劃、組織了風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運動。

  　就是在這個時候，赫爾維肩負著五角大樓的指令，來到了緬甸，出任美國駐緬甸大使館武官。但赫爾維絲毫激動不起來——他帶著滿腦子的軍事理論而來，結果卻不得不服從“非暴力運動”的大局。他當年在緬甸時的一位同事回憶說：“赫爾維一直對美國政府的這一安排耿耿于懷，很多時候，他一個人躲在房間里生悶氣。”

  　就在赫爾維心灰意冷之時，在一次有關非暴力抵抗問題的國際會議上，他與夏普相識了。會議間隙，赫爾維請求夏普解答他的一個疑惑——之前美國策動的顛覆緬甸政權的活動為何均遭失敗？夏普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他聽自己的發言。“我聽完夏普的發言，感覺自己被深深觸動了，之前的困惑煙消云散。我決定開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論，并決定放棄公職，加入愛因斯坦研究所。” 赫爾維至今仍忘不掉當年的那一刻。

  　從此，赫爾維的人生發生了徹底轉變，成了“顏色革命”戰場上的“急先鋒”。上世紀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專程前往香港，試圖謀劃針對中國內地的行動。

  　“創新”理論

  　上世紀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傳”的赫爾維，再次來到泰緬邊境，從事“非暴力革命”培訓工作。他還特意把夏普拉到緬甸，為當地的反對派領袖傳授“真經”。由于赫爾維有著“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與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樣，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時夾雜著一些暴力色彩。赫爾維在泰緬邊境從事“非暴力革命”培訓工作時，他也在美國國防情報局的指示下，秘密為一支反對派提供武器，支持他們對緬甸政府進行“可控制的小規模暴力抵抗”。

  　隨后，赫爾維又出現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街頭，開始謀劃顛覆南聯盟米洛舍維奇政權。他為“抵抗組織”的頭目開設培訓課程，幫助他們分析南聯盟政府的“弱點”；指導缺乏政治運動經驗的學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參加……

  　他甚至結合自己長期從事情報工作的經驗，對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論進行了補充。比如，他曾強調，“在培訓反對派領袖時，重要的不是要他們如何推翻現政權，而是要說服他們，告訴他們在新政權里會有他們的位子。”

  　2004年，赫爾維推出了《論戰略性非暴力沖突：關于基本原則的思考》一書。書中說：“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是靠摧毀對手繼續戰斗的能力或意志。在這一點上，非暴力戰略無異于武裝沖突，只是兩者所用的武器系統截然不同。”他還在書中列舉了非常具體的參考案例，比如在南聯盟大選前怎樣把60噸傳單散發到全國各地；怎樣讓游行隊伍帶一塊干凈的白布，以利于醫療救護；怎樣處理傷者，以及如何吸引記者的鏡頭，等等。

  　誘惑學生

  　作為推動“顏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鋒”，赫爾維還有一個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做年輕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論中“最大的貢獻”就是，他認為“非暴力革命的重點培訓對象是年輕人”，他自己也一直實踐著這一點，而且“效果不錯”。

  　國際問題專家注意到，最終使米洛舍維奇政權2000年倒臺的，既不是哪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也不是他手下將領的叛變，而是一個學生團體——OTPOR(塞爾維亞語“反抗”之意)。

  　這個主要由青年學生組成的組織，是赫爾維1998年10月親手組建起來的。他認為，非暴力革命的重點培訓對象是年輕人。

  　OTPOR的“成功”，使赫爾維備受鼓舞。于是，在愛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國另一家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下，他帶領OTPOR的骨干成員，在布達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專門培訓來自其他地區的“年輕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國《衛報》的一篇文章詳細記述了這里的情況：“這些熟練操作電腦的年輕人，擠在一間間狹小昏暗的辦公室里。他們都是來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著大眾傳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統和投票站的現政權，這里有的是年輕學生等著你去雇用。”

  　赫爾維的這些“創新”，隨后迅速被運用到格魯吉亞、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國。2001年1月，“Zubr!（野牛！）”組織在白俄羅斯創立。8個月后，該組織試圖利用選舉策動非暴力政變，但慘遭失敗。2003年4月，“Kmara!（受夠了！）”組織在格魯吉亞出現。2004年6月，“Pora!（是時候了！）”組織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創立……這些組織的標志如出一轍：塞爾維亞反政府組織使用的標志是緊握的拳頭；烏克蘭反政府組織的標志則是時鐘——暗指時任烏克蘭總統的庫奇馬下臺指日可待。此外，網站、博客、車貼、短信、涂鴉等“年輕人喜歡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爭手段”。

  　這些，都是赫爾維的主意！

麥凱恩親自上陣 
 
 

  　“美國現在需要一位總統，他必須能夠向美國和世界表明，這個國家最好的時光就要到來，必須準備建立基于自由基礎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麥凱恩，在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志上刊文，標榜自己的外交立場——“必須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麥凱恩此文一出，當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世界上的“顏色革命”或許將更加泛濫。

  　遙控指揮中亞國家“政變”

  　2005年2月，在吉爾吉斯斯坦即將舉行議會選舉前的一個深夜，吉首都比什凱克的一家印刷所內，機器轟鳴，人來人往。這是以在全球推廣“民主”為使命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專門在吉爾吉斯斯坦開辦的。

  　在轟轟轉動的印刷機旁，“自由之家”的項目總監麥克·斯通，正緊張地等著最后一份報紙印完。這是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唯一一份反對派的報紙，正在印刷一期特刊，頭版的大標題赫然就是：《現在輪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萬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這天夜晚，斯通很“幸運”，因為吉爾吉斯斯坦政府沒有斷印刷所的電。他笑著對助手說：“真得感謝麥凱恩！”

  　幾天前，在斯通的指導下，這份報紙在頭版上方刊登了吉總統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則放著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小孩的圖像。報紙面世后，吉民眾對總統的不滿情緒迅速被激發。于是，憤怒的吉政府斷了“自由之家”這家印刷所的電。

  　但斯通無所畏懼，因為他的后臺是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

  　麥凱恩立刻撥通了吉外長的電話，指責對方壓制民主，“讓人無法容忍”。吉外長只好連聲道歉，并答應立即恢復對印刷所的供電。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權，被“倒戈”的民眾拋棄了。當時就有中亞媒體指出，“是麥凱恩把阿卡耶夫趕下了臺”。因為正是他將斯通派到了吉爾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贏了導致這場“軟政變”的宣傳戰。而且，麥凱恩還指令斯通將“顏色革命教父”夏普的《從獨裁到民主》翻譯成俄文，在吉爾吉斯斯坦廣泛散發，成為吉反對派的必讀書和行動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總統

  　作為資深政客，麥凱恩自1992年起，開始擔任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理事會的主席。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總部設在華盛頓，宗旨是在全世界推進“民主”、“自由”、“自治”與“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布什在該研究所舉辦的2005年度“自由獎”頒獎儀式上，曾毫不掩飾地說，20多年來，這個研究所“在100多個國家的民主變革斗爭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變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靜了。”

  　布什的此番講話，無疑是對麥凱恩的極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麥凱恩就曾聲稱，“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是獨裁者”，并宣稱要通過正式支持反對派的方法，與白俄羅斯的“暴政”做斗爭。隨后，他多次在華盛頓接待白俄羅斯反對派的造訪，手把手傳授“革命秘訣”。一次，在送別白俄羅斯反對派代表團時，麥凱恩意味深長地說：“變革之風正在吹向白俄羅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對白俄羅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羅斯數百名反對派支持者，在總統府附近舉行集會，要求總統盧卡申科下臺。但這一次，麥凱恩沒有成功。

  　不過，在白俄羅斯的失敗，并不會讓麥凱恩收手。目前，“國際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設有多家機構，并為50個國家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仗著白宮的支持和雄厚的資金實力，麥凱恩連俄羅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參議員的身份，以“俄羅斯壓制民主”為由，要求將俄羅斯開除出八國集團。此外，在不久前刊發于《外交事務》雜志上的文章里，麥凱恩還對中國發起了攻擊——“崛起的中國將是下任美國總統的重大挑戰。”

  　當下，麥凱恩在共和黨的初選中風頭正勁，這引起了外界的一絲擔憂：這個“幕后導演”，會成為又一個公開推行“顏色革命”的美國總統嗎？

帕瑪的“15年夢想”

 
  　在“顏色革命”的戰場上，馬克·帕瑪是又一個大名鼎鼎的美國人。《紐約時報》曾將其譽為“西方最活躍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推動者”。

  　帕瑪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該組織被稱為“老牌顛覆專家”，在12個國家設有分部，主要任務就是在一些國家推動“人權”和“自由”，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英國《衛報》曾毫不客氣地說：“作為‘顏色革命’主要建筑師之一的‘自由之家’，不過是中情局的門面而已。”如今，該組織不僅活躍在獨聯體和東歐，還在中東、中亞和拉美設有分部。

  　帕瑪涉外經驗豐富：曾在蘇聯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擔任4年的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卡特執政時，在國務院主持戰略核武及傳統武器控制辦公室任職；里根執政時，作為副助理國務卿，主管美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外交事務……其簡歷還特別提到了他在東歐國家推動“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瑪出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從那以后，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儼然成了美國政府推動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陣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賓，以致當時的匈牙利外長多次要求美國國務院將其召回。

  　像帕瑪一樣，美國一些外交人員也成了“民主變革”的一線“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的行動中，美國前駐南聯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時，他“恰好”又在那里當大使。

  　2003年，帕瑪出版了《粉碎邪惡軸心》一書。該書的副標題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滅世界上最后的獨裁者”。帕瑪在書中宣稱：“如果按1974年以來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計算，也就是每年3個獨裁政權結束統治，15年后，這個世界上就不會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來計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該結束了。”

  　美國《華爾街日報》說，帕瑪現在的工作重點是中國。2006年6月，他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作證時，就曾多次要求美國政府要加強對中國的滲透。他甚至提議讓美國駐華大使在北京的公園里與傳播邪教的人員一起練功，以此顯示美國的姿態。此外，他還倡議每年設立一個“中國民主日”，在全球范圍內向中國施壓。

索羅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被迫辭去總統職務。就在辭職前數月，他曾多次透露，華盛頓和“金融大鱷”索羅斯密謀逼其下臺。隨后的調查顯示，謝瓦爾德納澤懷疑得沒錯。此時，人們突然發現，索羅斯這位前東歐移民的猶太人后裔，已成為美國推進非暴力政權更迭的領軍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魯吉亞，到處都有索羅斯的影子——“索羅斯基金會”駐格分支機構，是格現任總統薩卡什維利2003年發動“玫瑰革命”時的“小金庫”；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長曾在“索羅斯基金會”工作過；從總統到街頭交警，他們每月的工資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羅斯提供的“補貼”。

  　1979年，索羅斯在紐約建立了他的第一個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索羅斯宣布，基金會的使命之一是“幫助打開封閉社會”。他直言，基金會的使命是搜尋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種手段扶植它發展壯大，“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到最后，它終將導致‘民主’在一些國家中誕生。”如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分支機構已遍布東歐、拉美、東南亞、中東等地的 50多個國家，雇員超過1000人，每年花費超過3億美元。

  　從1990年到2004年，“索羅斯基金會”在烏克蘭設立了25個分支，共投入8200萬美元，資助反對派組織。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就是“索羅斯基金會”下屬“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董事會的成員。

  　在俄羅斯，“索羅斯基金會”有專項計劃——大規模地向俄地方媒體滲透，企圖以此影響當地精英，試圖煽動地方分裂主義傾向。同時，基金會還向一些大學提供研究資金。如今，俄羅斯人突然發現，莫斯科一些大學的課程表上，增加了不少傳授西方價值觀的課程。

  　在烏茲別克斯坦，“索羅斯基金會”投入了2200多萬美元，用于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

  　據報道，2006年6月，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悄然進入中國，出現在中國一家民間組織的資金捐贈者名單上，捐資金額約為200萬元人民幣。

產業化的“顏色革命” 
 

  　在上世紀冷戰時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萬輛坦克、數千架戰略轟炸機、上萬枚核彈在內的蘇聯軍事力量，虎視眈眈地面對著歐洲大陸；而美國的幾十萬大軍，則正在越南重新體驗著血淋淋的戰爭噩夢。那時，也許不會有人在意一個尚無名氣的學者吉恩·夏普，一個在華約國家中穿梭任職的外交官馬克·帕瑪，一個剛剛創建了量子基金的猶太后裔喬治·索羅斯以及兩個在越南戰場的軍官羅伯特·赫爾維和約翰·麥凱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國政界，提起他們以及由他們幕后操縱的一場場“顏色革命”，誰人不知？！

  　“提起政變，很多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這樣的畫面：示威者占領議會大廈，從大廈的窗子里飄出充滿硝煙味的滾滾濃煙。可是這些畫面也許要永遠停留在想象中了。因為，事實上，如今占領議會大廈和取得整個國家完全可以不費一槍一彈，這就是非暴力政權更迭。”這是當今美國著名“非暴力革命”專家馬克·帕瑪對“顏色革命”下的定義。

  　值得注意的是，與美國花費數千億美元、搭上了數千美軍生命的伊拉克戰爭相比，“顏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說是美國人把戰爭思維用在“軟實力”上的一個創新。

  　2007年9月,緬甸爆發“藏紅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評論道：“‘藏紅花革命’標志著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實也許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技術轉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國對外推行“顏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動“顏色革命”的團隊，在其中如魚得水。一些國家的政權，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漸漸地，人們發現，支撐“顏色革命”團隊的，是一個擁有巨大軍事、經濟、文化力量的強大帝國，為了讓這個帝國永遠強大，“顏色革命”已成了這個帝國一個“新興的特殊產業”。而這又意味著，“顏色革命”必將繼續蔓延。

  　有分析認為，中國是冷戰結束后唯一發展良好的社會主義大國，那些早就提出要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西方國家，自然不會放過中國。從1992年開始，西方國家連續11年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提出反華“人權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證。2001年，小布什視察中央情報局時公開宣布說，“中國是最令美國感到不安的國家，它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

  　對于美國而言，無論從理想主義還是從現實主義角度而言，都有著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內在沖動。一方面，美國向來以“民主的燈塔”自居，并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認為其美國式文明，從價值觀到社會制度，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國一直認為在中國實現“顏色革命”對其有著現實的地緣政治利益。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發展成令美國敬畏的強大力量。在部分美國學者看來，如果中國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化”，實行與美國相同的政治體制，中國將成為一個親美國家。到那時，中國將不再是一個“挑戰力量”，而將成為“美國治下和平”的支撐力量，從而成就并能長時間維持美國的“單極霸權”。

  　美國《民主雜志》的主編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美國對“封閉”的共產黨國家進行人權和民主化運動的任務，是要在這些國家“建立文明社會”，其步驟“首先是要突破統治黨和政府在新聞、組織和權力方面的壟斷”，繼而要創建獨立的出版物，另立工會、企業等團體和其他組織，縮小政府的權力；然后，由“民主分子”發動一場分享權力的運動，并最終接收權力。

  　戴蒙德甚至認為，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條件正在成熟。

  　曾在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國非政府組織，如“索羅斯基金會”、“民主基金會”、“歐亞基金會”等，已開始進入中國。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來華人員，廣泛搜羅中國國內問題和社會矛盾，打著“扶貧”、“技術開發”等幌子進行滲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傳統媒體擴大其影響力，進行思想滲透，千方百計地削弱中國主流輿論的影響；利用互聯網等新興媒體，與中國爭奪思想文化陣地；以多種形式利用其發達的文化產業，沖擊中國的文化市場，實施思想文化滲透；利用某些社會敏感問題，造謠污蔑，惡意炒作，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貶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丑化中國黨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們期望靠這些手段，對中國國家和民族產生不可估量的破壞力。

  　由此觀之，對抗“顏色革命”、避免國家和民族淪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國人必須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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