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真理標準”致老馬的信
宋寶鈴
（二OO八年二月二十日）
老馬：
文章看了，有幾點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
首先，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作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是不科學的。
盡管毛主席寫過“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批語，但在著名的《實踐論》中早已表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的觀點，且在這篇論文的結尾處畫龍點睛：“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1]所以，僅憑毛主席寫過“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批語，就認為它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非常容易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
這里的關鍵是許多人都可能疏忽了的知行統一觀，而這正是認識什么是“真理標準”的突破口。從知行統一觀入手，我們可以了解到認識對實踐的反作用，即毛主席所說的“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我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一文特地加了一個長長的題解，就是想要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第二，應正確理解毛主席的這段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2]毛主席在這里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階級性和實踐性，明確指出“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看看胡耀邦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破旗一招，方勵之、王若望等極右派一哄而上的表現來看，“唯一標準”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這是為馬列的經典理論作為第二標準做了鋪墊。“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這里“實踐的觀點”是針對“真理的標準”來說的，所以，得出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基本標準”，這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而經過知行統一觀的解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第一標準”就顯得更恰切、更科學。
“實踐第一”的觀點很要緊，它可以防止在“真理標準”問題上走極端，而“唯一標準”恰恰是鼓吹走極端的，因此，在民間已經批得很臭了。老百姓用自身的社會實踐證實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偏激的實用主義觀點，就是“白貓黑貓”[3]論。盡管毛主席在“九評”[4]里曾有過相近的詞語，但有一點必須牢記：引用革命導師的話一定不能離開當時的語境，不然的話，真理就有可能變成謬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真理變成謬誤的過程不正是一個很典型的范例嗎？
這使我想起了毛主席的偉大預言：“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5]
有一個哲人說過：“真理是樸實無華的”。工農群眾的感覺是最準確的；三十年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甚囂塵上的時候，他們說，“毛主席生前為什么沒有大肆宣傳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肯定有陰謀。”果然，“真理標準”討論半年之后，非毛化開始了。
如何評價“真理標準”，是個原則問題，馬虎不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庸俗發展觀的理論基礎，它是把改革開放引入歧途而使深層次矛盾爆發的主要根源。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原則，澄清是非、撥亂返正。
此致
敬禮！
寶鈴
二OO八年二月二十日
注釋：
[1]、[2] 均見毛澤東《實踐論》。
[3] 指“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毛澤東對此有權威解釋：“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斗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4] 指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時期中共中央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的九篇評論文章，史稱“九評”。為了反擊蘇修領導集團組織的反華大合唱，從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九評”。“九評”文章的題目和發表的時間如下：《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1963年9月6日）、《關于斯大林問題》（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1963年12月12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1964年2月4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1964年3月31日）、《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 其中在1963年11月19日發表的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里，毛澤東曾增加了一個批語：“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批語在當時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并未引起任何重視，而到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后卻如獲至寶地被稱為“經典”[見中央文獻出版社版《毛澤東傳（1949—1976）》]。
[5]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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