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對毛澤東時代使用票證感到“痛心”的人，為什么不對蔣介石時代感到“痛心”？
很奇怪，知識分子們一直對毛澤東時代使用包括糧票在內的各種標證感到“痛心”，充分表現出了它們的“人文關懷”，可是我覺得很奇怪，那些感到“痛心”的人，怎么不對蔣介石時代沒有使用各種票證感到“痛心”呢？知識分子們說，懷念計劃經濟是既欠良知又無良心，那么蔣介石時代的市場經濟是不是既有良知又有良心呢？
也許看到當年的人提著裝在麻袋里的金元券買米對我們來說很遙遠，可是我爺爺奶奶的經歷，我爸爸媽媽的經歷對我來說，并不遙遠。
糧票是共產黨的一大仁政，它保證了每一個人都可以每月有二三十斤不等的口糧，不至于去吃別人的剩飯。如果也用市場去“優化配置資源”，先進生產力代表和知識分子們大概又可以吃得腦滿腸肥，養著胖丫環，聽京戲了，也會出現很多“大慈善家”，去辦施粥所了！
糧票等票證制度，關鍵是保證了絕大多數人的基本權利，當然，這也極大地損害了先進生產力代表及知識分子們的權利。因為它們沒有辦法把它們的優勢轉化為資源分配的優先權，和普通人一樣吃著三十斤米，領著幾十元的工資，沒有汽車與二房，的確很痛心！
市場經濟有什么神效，我看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有，菲律賓婦女就不會出國給先進生產力代表當丫環了。
關于這方面，老田有一個很好的表述：
許多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物資短缺，一些工農業產品需要按票證供應嗤之以鼻，認為那是落后和排除了市場作用的結果，這種說法恐怕禁不起推敲。一些經濟學家也十分肯定共產黨是犯了常識性錯誤，如果不要票證限制，在市場供求關系的作用下，價格會上漲，利潤會上升，將吸引更多的投資進入，產品供應將會增加直到供求平衡。在1949年之前倒是沒有布票，但當時筆者的老家某鄉第15保（約2000人），能夠穿"洋布"的人，我母親伸出一只手來，可以全部算上。當時從晚清狀元張褰在上海附近開辦大生紗廠開始，已經50多年了，這個供求也許真的平衡了。更早的事情筆者不記得，但在使用布票的1970年代，村子里（200多人）穿土布的人已經不到一只手的數目了。
看來關鍵是"增加"問題，而不是平衡問題，是經濟學家沒有搞清楚問題之所在。而增加供應的方法，根據近百年民族工業的經驗，市場自由作用的效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毛澤東把增加產品供應看成是壓倒一切的任務，采用的是一種"節約鬧革命"的方法，從本質上講就是"大躍進"，就是以壓縮消費的方法積累資金，以超過常規實際的速度來工業化，而且這種政策的執行結果必然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布為例，為增加布的產量，在建紡織工廠之前優先建設紡織機械廠，為建設紡織機械生產能力，優先建設制造機器的機器---機床工業，當然鋼鐵工業是更加優先的。而且為了發揮機器的效率，工人總是要配齊三班準備24小時生產。今天僅僅湖北省內，就有黃石、武漢、宜昌三家具備一定規模的紡織機械廠，開足馬力生產的話，一年就可以裝備20-30家中等規模的紡織企業。機床廠在武漢就有近10家，而武漢機床廠一家就要多余90%的工人。 平心而論，節約鬧革命的結果成效還是比較顯著的，在40年左右的時間里，大陸市場從整體上講都是進入了買方市場，出現了整體供過于求的態勢。據說從工業化開始到出現產品過剩，中國所用的時間與其他的先進大國相比是最短的，不過對于這個結論，我相信政府和民眾都沒有多少自豪感，相反倒是一肚子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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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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