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一篇《互聯網上的“草根文人”》在互聯網上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文章中充滿對“草根文人”的鄙夷、不屑甚至是污蔑和抹黑，稱“草根文人長期處于邊緣狀態，缺少與主流社會對話交流的機會，躑躅于體制的高墻大院之外，徘徊于自我實現的困境中”。并稱“草根知識分子由于知識面的局限性、學科訓練的匱乏、邏輯思維的不規范，在網上激情四濺但無厘頭風格的表達，與現代國家治理和國際關系管理所需要的核心信息嚴重不對稱。如果聽任他們裹挾民粹，可能誤導政府決策。”

　　與此同時，祝華新對網絡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俗稱公知)則用詞緩和的多，這一急一緩之間，祝華新的立場已經清晰可辨，然而真如祝華新所言“草根文人”算不得文人，只有“公共知識分子”才可以稱得上知識分子?當然，祝華新始終緊扣“尊重知識”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四個字，表面無可辯駁，但是他又忍不住總在“尊重知識”后加了“尊重知識分子”六個字，這兩者之間可以直接劃等號嗎?

　　顯然不能。

　　確實歷史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尊敬的知識分子，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宋朝的岳飛，民國時期的魯迅等等，他們的才情始終被后世所景仰，如諸葛亮的《出師表》、岳飛的《滿江紅》，魯迅的《阿Q正傳》等等，這些作品不僅當時有人看，現在有人看，只要人類沒有滅絕，這些作品必然都將一直傳承下去，但是諸葛亮、岳飛、魯迅他們的流芳百世與他們的才情有必然關系嗎?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就在與他們同時期、同時代的一些才情可能完全不輸于他們的人，最終卻落得個遺臭萬年的下場。

　　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看過《三國演義》，也都熟讀過其中著名章節《舌戰群儒》，其實那就是一個鮮活的樣板，同樣是知識分子，但有些人奴顏卑膝，賣主求榮，而諸葛亮和魯肅卻能夠做到忠君愛國，可見，儒者有大儒和小儒之別，前者為后世膜拜，后者遭后人唾棄。

　　宋朝的秦檜，詩文天下，才高八斗，其書法更是一絕，相傳，宋體正是秦檜所創，但由于其陷害忠良，禍國殃民，最終只能永遠跪在中華民族面前。

　　當然，可能有人說這兩個例子都太過遙遠了，那我們就以民國的胡適和汪精衛為例。

　　胡適，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等職，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在哲學、文學等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當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胡適卻第一個跳出來要求和日本人“和談”，蔣介石被他給氣得憤懣難當，在當晚的日記里恨恨的寫下了“書生誤國”幾個大字。

　　汪精衛的文采同樣不容小覷，曾有人稱他的文采“絕對超過蔣介石，甚至不亞于毛澤東”，然而就是這個汪精衛，卻屈膝投靠日本人，甘愿做日本人侵略中國的走狗和馬前卒，最后落得個被挫骨揚灰的下場。

　　從以上幾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值得像知識那樣被尊重，一味的以美化知識的名義去美化知識分子，則更會誤導人們的思想，因為雖然知識沒有立場，但知識分子則是有自己的立場的，這也就是“如果立場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內在邏輯。如果是秉持人民立場的知識分子，當然值得尊重，但如果是背叛民族利益，為一己之私而忘民族大義的知識分子，如何值得我們尊重?

　　從以上幾個例子我們還可以看出，當國家、民族發生危機的時候，這一類知識分子都無一例外的把“和談”作為第一選擇，而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這種貪生怕死，負大義而求茍安的處世態度毫無疑問是一種烈性的“軟骨病”，這種病狀在當前我們國內的知識分子身上，特別是網絡上的“公知大V”身上是否有所體現呢?

　　今天有很多的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談到國際事務的時候，總是一再強調“和為貴”，但反過來，一旦涉及國內問題的時候，他們就齜牙咧嘴，張牙舞爪，他們不認可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否定黨的領導，用國內一些具體丑惡現象否定整個黨和國家，在他們眼里，“憲政”是“解救”中國的惟一選擇，“普世價值”才應該是我們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如某知名公知曾公開說過“要里應外合，‘改造’共產黨”，還有如王垚鋒和某些其他黨媒評論員則公開叫囂“要推翻黨的領導”，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是祝華新所說的值得我們尊重的對象?這些有著如此的崇洋媚外，恨黨去國的行徑的公共知識分子，難道真的值得我們尊重嗎?

　　當然，我們不得不強調，我們尊重大多數知識分子，尊重每一個秉持人民立場的大儒，但是“草根文人”是否如祝華新所說，渾身都是缺點，“需要著力提升文化品位和專業門檻”呢?

　　確實，有一些“草根文人”自身修養不足，在成功面前，迷失了方向，做了欲望的俘虜，但是這些人并不能代表所有“草根文人”，而只能代表“草根文人”中的一小部分，同時，誠然，有一些“草根文人”文學修養欠缺，專業知識也不夠扎實，但他們有熱情，有真誠，有著守護家國的熱血，有著憂國憂民的情懷，而這些是所謂的專業知識無法比擬的。

　　就如“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讀書人也并非都是負心之人，所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正確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能犯以偏概全的毛病。桃園三結義中的三兄弟，殺豬出身的張飛毫無疑問是三人中最沒有文化的一個，但是他一輩子忠于漢室，對于他來說，沒有什么大道理，在他樸素的家國情懷中，大漢天下就是他的最高信仰，所以，在古城，他的丈八蛇矛才會毫無遲疑的戳向他夜夜在夢里呼喚的二哥關羽，只因他懷疑他的二哥失節投靠了曹操。或許有人會說，張飛太蠢，難道他不知道若干年后，魏蜀吳會統一?對于發出這樣疑問的人，你們能否說一說，一萬年后，中國，日本，美國是否會合并成一個國家?一百萬年以后，地球上的人類是否還存在?所以不要刻意裝出虛偽的清高，一個人看不了太遠，更不要虛情假意的“博愛”，先愛你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這里不得不提的是，祝華新在貶損“草根文人”的同時，還連帶著貶損了一些基層網管干部，他以杭州余杭區垃圾焚燒發電廠引起的群體性事件為例，“證明”這些基層網管干部“知識化、專業化程度不高”。

　　那么事實真相又是什么呢?

　　真相是，該群體性事件發生后，一些人危言聳聽的在網上將這起群體性事件描述為“中泰大屠殺”，并且這種描述得到了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積極呼應。但當現場視頻在網絡上出現后，所有人驚呆了。人們看到的是，幾個人按住一個無辜的維持秩序的警察暴打，看到的是好多人拿著路邊撿的石子瓦塊砸向用盾牌自我防衛并始終克制的警察，人們憤怒了，人們不難想到，如果這情景是發生在美國，毫無疑問，美國警察早已扣動手中槍的扳機，如果在英國，揮舞著狼牙棒的騎警也早已用手中的狼牙棒把那些向警察施暴的人打得頭破血流，但在中國，警察為何只能默默忍受?對于襲警的暴行為何連反抗都不能反抗一下?全天下還能找到這樣善良的警察嗎?看著那落在警察身上的粗暴的拳頭，作為一個網管干部，無法排遣滿腔的憤懣，發出一句“警察為什么不開槍”的怒吼又何錯之有?難道美國警察可以用他們手中的槍故意殺人，而中國警察用手中的槍自衛都不行嗎?

　　網絡是開放的網絡，每個人都有通過網絡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既然無法杜絕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網絡上釋放毒氣，那么“草根文人”通過網絡釋放正能量以抵消這些毒氣又有何不可?為何在祝華新先生眼里只有“公共知識分子”才叫知識分子，“草根文人”卻算不得文人?

　　然而，吊詭的是，祝華新并非對所有“草根文人”都充滿鄙夷，如對侮辱烈士，詆毀邱少云是烤肉的@作業本 就充滿欣賞并竭盡吹捧之能事，可見，影響祝華新先生判斷的并非“草根”與否，而是這個“草根”的立場，只是對于貴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的祝華新先生來說，總是這樣立場先行，真的好嗎?

　　附文：祝華新：互聯網上的“草根文人”

　　出于種種原因，近來關于網絡寫手(草根文人)爭議頗多。

　　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免費出版平臺，“自媒體”保障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話語權。中國網民6.32億;微博客賬號12億，新浪微博、騰訊微博日均發帖2.3億條;微信賬戶6億，微信日均發送160億條;QQ日均發送60億條;手機客戶端日均啟動20億次。過去文豪的墨水筆，今天傾吐著“屌絲”的口水。互聯網不僅為精英提供了揮灑才華的空間，也使“屌絲的逆襲”成為可能。當后者經過個人努力，因緣際會，嶄露頭角時，從作品風格到人品卻引出了巨大的爭議。

　　“自媒體”平臺上的主流之辨

　　網絡寫手是一個復雜的群體，從最寬泛的意義來說，可將其稱作“草根知識分子”或“草根文人”。草根有沒有資格問鼎主流?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的主流文藝、主流媒體、主流文化需要有廣泛的受眾面，關注社會熱點，表達民意。這樣看來，一些傳統的主流文藝作品遠離社會轉型期的人性痛點，顯得矯情和淺薄。一些傳統的主流媒體回避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變成了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倒是互聯網上快人快語，直抒胸臆。相形之下，誰更像主流，誰更像邊緣，值得再議。

　　看看農民工詩人郭金牛的生活實錄：“這是我們的江湖/一間工棚/猶似瘦西籬/住著七個省/七八種方言：石頭，剪刀，布/七八瓶白酒：38°，43°，54°/七八斤鄉愁：東倒西歪/每張臉，養育蚊子，七八只。”這樣直白的詩句，不一定入大家之眼，但他背后站著當今兩億多農民工，他們為工業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自身的健康，夫妻生活，隨遷或留守兒女，留守老人)。當初在廣東石巖鎮，文化站墻報《打工屯》貼出了郭金牛的詩歌，還有稿費。很多年后，接受外媒采訪時，他還憶起這個“文化事件”。2012年，郭金牛在網吧，不經意在論壇上貼出自己的一組詩歌，得到詩人楊煉的點評，由此才走進主流社會的視野。

　　假以時日，互聯網草根知識分子的優秀作品，會不會像當年的“山藥蛋派”、“荷花淀派”那樣，為中國的主流社會接受并欣賞?文化人需要以開放的胸懷迎接互聯網時代文化格局的變遷。

　　從一元表達到多種聲音，從絕對真理到多元意見，互聯網這堵涂鴉墻意味著話語權的平等化、去中心化，因此，格外需要包容。

　　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內，公權包容知識分子議政，精英尊重草根發聲。民間也應逐漸增加提升這種包容氛圍。

　　拓寬草根表達通道

　　幾年前，天涯社區BBS有位客座版主“素衣白馬客京華”，是在南京就讀的大三學生。他在簽名檔里寫道：“我的身體里有三個男孩，一個溫暖且善良，一個尖銳又刻薄，還有一個憤怒而悲傷。”今天的年輕人，對個人前途和國家發展有美好的期許，但是，對社會轉型期的民生保障、個人權益保護、貧富差距等問題，有牢騷不滿，對能否妥善解決這些問題缺乏信心和耐心。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紅利更多向基層老百姓傾斜，農民年廣久賣“傻子瓜子”可以發大財。改革啟動30年多后，市場競爭的機會仍不夠公平，利益博弈的規則不夠公正。經商致富的門檻越來越高;干部任用制度中的潛規則，在不少地方讓平民子弟難以進入公務員和事業編制。“官二代”、“富二代”、“農二代”和“貧二代”的代際傳承觸目驚心。

　　一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不一定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草根人士通過個人奮斗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塞。同樣可怕的，是他們的心聲無處傾訴，無人傾聽，缺乏認同。

　　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平民社會文化地位的下滑相比，在互聯網上，改革以前工農當家作主的故事被極度美化了。雖然改革以前由于國有資產的產權虛化，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無人能對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真正負責;政治運動以人民的名義打壓黨內外不同意見，人民容易成為一種抽象的意識形態符號。平民的政治榮譽感其實是打了折扣的。但是，少數左翼網友總是告訴草根百姓，是改革開放剝奪了他們曾經擁有的無上光榮。

　　由于平民教育文化水平的局限性，他們對現狀的不滿，只能從過往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術語中尋找批判資源。這就帶來了當下平民話語與“文革”權力話語的奇特結合。部分草根網友習慣地引用“文革”時期教科書的邏輯和語言，包括“階級斗爭”時期、“無產階級全面專政”時期、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閉關鎖國時期、群眾運動“大批判”時期的邏輯和語言，順手拈來，汩汩不絕，導致當下政治術語的“左”轉。他們的知識貧乏，信息閉塞，語言經常出現邏輯斷裂，但是，本質上這不是簡單的左右之爭，而包含了某種草根的訴求，特別是下崗工人、城鎮貧民的權利主張。

　　改革初期，解決溫飽問題，系草根百姓(如分田到戶的小崗村)與政界和知識精英聯手推動;如今解決社會收入差距過大和社會公正問題，迫切需要尊重普通民眾的利益關切，首先是傾聽普通民眾的利益表達，打撈“沉沒的聲音”(人民日報評論語)，從中獲取改革的道義合法性和沖破利益格局羈絆的民意支撐。不過，如何把草根看似與市場取向改革對立的語言和心態，引導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上來，需要社會政策、輿論引導、心理疏導等綜合對策。

　　扶持草根，乃長治久安之策

　　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央一口氣推出510項改革措施。《人民日報》2014年10月3日發表《來自全面深化改革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寫道：“在成功做大社會財富蛋糕的今天，追求公平是時代的潮聲。30多年前的改革是從沖破平均主義的藩籬中殺出一條血路;今天的改革要從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中再出發，抵達一個人人享有人生出彩機會的更公平中國。”

　　特別對于每年約700萬大學畢業生來說，據廉思教授研究，住房取代職業，成為社會分化、階層固化重要因素。屌絲/吊絲、蟻族和蝸居等邊緣人士的專屬詞語，在年輕人中流行開來。

　　互聯網上邊緣文化流行語

　　(單位：微博條數，新聞篇數;中文報刊平臺含人民網輿情頻道收集的1090家境內外中文報刊近4年的數據)

　　9月5日在蘭州文理學院門口，畢業生向新生叫賣日用品，與城管發生爭執繼而被毆打。大學畢業生在母校門口擺攤謀生，這種現象令人難過。城市秩序需要維護，但如何給本城素質較高的青年群體提供充分的就業選擇，難道不更值得地方政府自責和發奮努力嗎?

　　歷史上的社會動亂，相當程度上緣于大學畢業生或秀才、讀書人工作和生活無著，邊緣化的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動亂的領頭人物，從洪秀全到孫中山，莫不如此。從“屌絲”到“蟻族”，一個國家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如果長期處于邊緣化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心態，有損年輕人對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向心力。如何給大學生等草根青年以職業的安全感，社會的溫暖感，國家的歸屬感，暢通文化表達，促進社會流動，關系到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

　　邊緣文化無法填補意識形態空心化

　　在經濟改革30多年后，主流意識形態本應為當下的收入差距懸殊、官場貪腐等問題，對于效率與公平背離的窘境，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破解思路，為堅守改革開放路線提供合法性和公信力。

　　1978年，正是在長期政治運動和“兩個凡是”窒息了中共思想活力的情況下，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聯手發起“真理標準討論”，打破堅冰，疏浚航道，奮力奠定了80年代改革政通人和的喜人局面，令人懷念。

　　然而，在經濟改革長驅直入30多年后，意識形態的創新卻時有捉襟見肘之感。對于公共治理中的熱點難點，老百姓議論紛紛，體制內也私語連連，但缺乏入耳入腦入心的釋疑解惑。一些地方和部門習慣用公權的強力封堵輿論。表面看上去，新聞輿論場的熱點少了，但民眾心里的疙瘩還沒解開，體制內外的七嘴八舌沒能凝聚成社會共識，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空心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月19日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要求：宣傳思想工作創新，重點要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

　　創新的瓶頸之一，是缺少專業化人才。體制的選擇性做法之一，是從草根文人中尋求支持。

　　但要注意，草根文人長期處于邊緣狀態，缺少與主流社會對話交流的機會，躑躅于體制的高墻大院之外，徘徊于自我實現的困境中。在“被認同”的內驅力作用下，其中一部分人表現出功利化的傾向、投機性的心態，非專業性的表達替代了客觀思辨與學理分析，因缺乏穩定的價值觀而容易隨大流、選邊站，與當下青年群體的“吐槽”融合裹挾，從而加劇了文化的沙化。一些人習慣于給不同意見者貼上“漢奸”、“帶路黨”等政治標簽，用政治正確奪取了道義制高點，經常成為民眾的代言人，并掩蓋了自身專業知識的不足。

　　左翼草根網友雖在話語上雄辯，但在“微公益”、弱勢群體權益保護這類社會參與方面，遠不如溫和派和部分自由派網友積極。

　　草根知識分子由于知識面的局限性、學科訓練的匱乏、邏輯思維的不規范，在網上激情四濺但無厘頭風格的表達，與現代國家治理和國際關系管理所需要的核心信息嚴重不對稱。如果聽任他們裹挾民粹，可能誤導政府決策。

　　勿忘當年浩然的教訓。他1964年寫出小說《艷陽天》時，充滿了對農民兄弟和鄉村生活的感情。浩然是這樣開篇的：

　　“蕭長春死了媳婦，三年還沒有續上。

　　都說‘二茬子’光棍兒不好過，蕭長春本身還沉得住氣，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蕭老大。”

　　主人公有血有肉，讀來非常親切，較少概念化的痕跡。然而，這位在農村摸爬滾打多年的鄉土作家，回避了集體化帶來的“大饑荒”。浩然在“文革”中創作的《金光大道》，更是渲染農村的“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路線斗爭”。而到了“四人幫”覆滅前夕創作的散文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則被后人批評為有逢迎江青的傾向。這位只念過3年小學、自學成才的農民作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視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可惜是喝“極左路線”狼奶長大的，眼中看不到千千萬萬像小崗村那樣的農民。這樣的代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策是背道而馳的。

　　基層青年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令人感動。但從抵制家樂福，到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車和日貨商店，也時常表現出盲目排外傾向。而一旦受到民粹助力，收獲集體認同，更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某些左翼網站經常在下崗工人、退休人群中鼓惑起地方局部的集體行動，這種網絡動員能力令人疑懼。

　　在扶持“正能量”的草根文人，包括網上“自干五”(自帶干糧的五毛)時，需要著力提升其文化品位和專業門檻，更要避免以“左”反右，避免以一種可能更落后的小生產和封建的文化規范來對沖激進立場。特別是需要幫助他們補充社會記憶，了解中國社會如何從“大躍進”、“文革”的跌跌撞撞和閉關鎖國的困境中一路走來，為什么要徹底否定“文革”，為什么要包產到戶，為什么公檢法既合作又要相互制衡，為什么需要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

　　與這些草根網友相呼應的，還有一些基層網管干部。他們對處置本地網絡輿情具有較豐富的經驗，但自身知識化、專業化程度不高，在一些全國性議題上躍躍欲試，“階級斗爭”意識濃厚，但不太擅長細致入微地做網友的思想工作。在杭州余杭區垃圾焚燒發電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地方宣傳干部甚至在微博發問：發生沖突時“警察為什么不開槍”?當新聞宣傳工作越來越多地借助于公權的強制時，不僅是一種惰政行為，而且會激化基層官民矛盾。如果體制內網友的內心深處，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的改革路線，對于黨有關“文革”等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缺乏了解和認同，容易為左翼民粹思潮提供助力。

　　當前特別需要審慎處理好公權力與主流知識界的關系。“蹄疾而步穩”的改革，希望知識界“多建睿智之言，多獻務實之策”，同時不妨包容來自知識界的議論紛紛，避免某些“反潮流”的“逆襲”批判和否定主流知識界。

　　在這方面，“文革”期間教訓多多。1957年上海《萌芽》雜志的“小編”姚文元，靠著偶爾從柯慶施、張春秋那里聽到的北京方面只言片語，押寶批判《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一舉成名，成為高懸全國文化界和領導干部頭頂的“金棍子”(江青語)，“文革”的吹鼓手。

　　“白卷英雄”張鐵生在大學招生考試中，物理化學僅得6分，語文38分，不僅上了大學，還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小學生黃帥反對“師道尊嚴”，受到黨報贊揚。這樣的“逆襲”不僅羞辱了知識界，而且讓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整頓教育、推進國家“四個現代化”的努力難以入手。至于把天津小靳莊的農民詩捧為新中國的文化圖騰，末流文化舉大旗，更是降低了一個5000年大國的文化品位和文明品質。

　　“文革”期間邊緣文化“反潮流”案例

　　守住知識分子政策底線

　　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與目標對象知識同構，情感共振，以學術對學術，以文化對文化，才有可能深入到思想的其他層面。

　　1966年第6期《紅旗》雜志發表評論《工農兵群眾參加學術批判是劃時代的大事》，鼓吹工農大眾也要做“文化的主人”，理由是他們雖然沒有讀過“二十四史”，但是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廠史、社史，因此也有資格臧否歷史人物。這樣的學術批判完全是瞎胡鬧。

　　在“文革”后期電影《決裂》中受嘲弄的知識分子，研究和講授“馬尾巴的功能”，原本孱弱無力，但他們手中掌握著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密鑰，他們的小聲呢喃影響著民心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江青等“文革”新貴就是在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上，輸給了周恩來、鄧小平等革命元老。

　　如果嘲笑知識、妖魔化知識分子，成為一種彰顯政治立場堅定的社會風尚，自以為真理在握、呼朋引類、喊打喊殺，那么侵蝕的恰恰是為政者的民意基礎。

　　在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給人印象深刻的，是1977年8月的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小平同志選擇當時條件最好的北京飯店開會，請來的都是“文革”中挨整或靠邊站的國內一流科學家，包括周培源、吳文俊、童第周、王大珩、蘇步青、唐敖慶等，當場作出了恢復高考的決策。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重申了他在“文革”后期受批判的觀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胡耀邦否決了詩人臧克家關于延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提議，說思想改造適用于工農兵和所有人，沒必要作為一個政治標簽強加給知識分子。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塊基石。這塊基石如果發生松動，改革開放大業就可能發生管涌甚至潰堤。

　　各級新聞宣傳和互聯網管理部門守土有責，對錯誤思潮和有害信息勇于“亮劍”，扶正抑偏是必要的。但網上輿論工作，我們建議不必尋求某種絕對的“文化霸權”，不妨也把互聯網視為一種民意表達平臺，一種官民協商對話和良性互動的管道，注意保留互聯網的民意屬性、公共治理預警信號和社會減壓閥功能。輿論斗爭與輿情應對、網絡問政并舉，借助互聯網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對于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草根文人，都需要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引導他們克服各自的偏頗，彌補自身修養的不足，共同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獻計獻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19講話中提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在這方面，知識分子責無旁貸。需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國情，不要夸大轉型期的社會闕失，消解發展的正能量;全面準確地介紹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不要“思想禁錮，心胸封閉”(習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召開的外國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五四運動”近百年來，中國新聞輿論場、意識形態的重心不斷下沉，從《新青年》雜志，“真理標準討論”時的哲學界和黨報，下沉至微博、微信。社交媒體一方面擴展了人們的視野，方便了人際溝通;但另一方面，網上的信息碎片化，真偽莫辨，網民的意見口水化，劍走偏鋒。要警惕文化的沙化，社交媒體不能培養大國寡民。我們建議把更多的文化出版、科學教育資源引入互聯網，加厚互聯網的文化土層，培植網上的科學文化理性。網上自我感覺良好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也未必能代表知識界的精粹，只是學養深厚者耽于講堂、專著、學術期刊等傳統話語權，對互聯網平臺上話語權的重新配置不敏感，而讓少數躁進者得了先機。

　　11月21日閉幕的烏鎮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成為政府、業界、學者和網民的共識。為緊繃的社會心理活血化瘀，為浮躁的國民心態固本培元，互聯網是老天爺送給中國人最好的禮物，其“信息紅利”還遠遠沒有釋放窮盡。■

　　(作者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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