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當今網絡媒介的快速發達，為大眾表達所思所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寬闊的平臺，一些“意見領袖”、“網絡紅人”也隨之出現。然而，其中有兩個問題已經顯現出阻滯良序社會建構的端倪：一是大眾的意見過于繽紛乃至對立，有消極社會心理情緒之勢；二是有些“領袖”和“紅人”的言論，既缺乏真知內涵，又昧于公共理性，對良性共識的形成，有淆亂之弊。

　　當今網絡媒介的快速發達，為大眾表達所思所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寬闊的平臺，一些“意見領袖”、“網絡紅人”也隨之出現。然而，其中有兩個問題已經顯現出阻滯良序社會建構的端倪：一是大眾的意見過于繽紛乃至對立，有消極社會心理情緒之勢;二是有些“領袖”和“紅人”的言論，既缺乏真知內涵，又昧于公共理性，對良性共識的形成，有淆亂之弊。

　　筆者認為，雖然當下中國尚有許多藩籬需要打破，但中國的媒介場中，最缺乏的并非是自由表達的意見;相反，長久以來，中國更需要的是直搗問題實質的思想探究，而不是浮泛在現象層面的意見泡沫。在社會轉型的緊要關口，中國尤其需要一種照亮意見是非的理性光明去厘清真偽，引領意見表達者向尋求真知和發現真問題的路上行進。惟其如此，表達的自由才具有良性的建設性。不然，洶涌的意見之潮，很可能匯變為極具破壞性的烏合情緒。

　　細觀如今知識界和媒介場，在“反認他鄉為故鄉”、“鄉愁理更亂”的各種潮流中，許多知識人既沒有秉持西方文明的求真精神，也沒有繼承傳統文明的求實心懷。相反，他們有意無意地制造出許多偽問題作為熱點，發表了許多遮蔽真問題的意見以期“聚焦”。在傳媒的影響力日益寬泛深入的時代，其惡果的實質體現為：在遮蔽了真問題之外，他們更是以無思想或偽思想的方式延滯甚至打擊著真思想的表達，人之理性的思考和糾正的功用被誤導和削弱，人因此在假象上漂浮。

　　因此，在敬畏真實的前提下，向求索與傳播真知之路回歸，基于“公共善”和公共理性尋求達成解決現實問題的系列共識，成為當下知識界和媒介場共通的首要問題。

　　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和化解階層沖突的基本理路在于政府、精英、民眾敬畏并深度理解公共善，尊重且充分運用公共理性。因為，運用自己的理性解決問題，是社會人的通則，而唯有運用公共理性，體現公共善的諸多目標才可能更好地實現。但基礎性的問題是，由于個體的理性能力是公共理性的根基所在，而大眾更好地運用公共理性的前提是個體理解力的不斷提高。當下中國某些領域之所以思想局促而意見流行，正是由于個體對處理生活問題的基本原則缺乏深度理解，各階層沒有基于公共理性對公共問題的實質、公共利益的基礎形成共識，相反，有時還阻礙了平等協商的社會對話機制的形成。

　　個體不斷提高的理解力若想轉化為彼此多益少害的行為，其間還有很多曲折與艱難。在后現代的差異與多元境況中，社會人的身份乃至心理，是多面與多重的，它們在人自身之內、人與人之間會發生各種沖突。如果社會人不能運用理性標準來衡量沖突是非，不以基于公共理性而來的調適方法與處理框架來解決問題，社會人將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而無所適從的生活，不是幸福的生活，更是難以持續的生活。因此，必須構建開放的公共對話平臺與機制，為持有不同主張和利益訴求的個體提供相對公平的對話機會。如此，基于個體理解力而來的見解才會有足夠的相互碰撞的空間，作為建構良序社會基礎的建設性共識才能達成。而這樣的共識與公共理性在這種開放的場域里會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公民的見解與訴求，因此也會不斷地“共識”成為“公共意見”，它們會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民意基礎和保障。

　　公共理性若只停留在言說層面，沒體現在公共領域的各類實踐過程中，也會似有若無。毋庸諱言，當下的現實情形，以及大眾的理解力尚有提高完善的必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大眾應該“失語”，也不意味著“領袖”言論可以作為“公意”代表，更不意味著公共理性就沒有可實踐的載體與通道。相反，由于公共理性本身就潛隱于個體理解力不斷提高的過程之中，故個體自身及其生活進程就是公共理性天然的載體與實踐場域。在此意義上，公共理性需要差異著的個體與社會群體進行理性化自我省思，剛健地開啟自我剝落的持續實踐：權力精英剝落自身的權貴優越感，財富精英剝落不斷膨脹的富有優越感，知識精英剝落自身的智識與道德優越感，大眾也需要剝落蟄伏在心底的自卑與憤怒。尤為重要的是，那些在媒介場中最能直接顯現公共理性效用的“紅人”和“領袖”們，更須 “戒慎恐懼”，“知止而定”，審慎發聲。惟其如此，社會才會少一些憤戾之氣和暴虐之行，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才可能生長出溫厚與良善。假以時日，這種此消彼長的態勢與力量，必然有助于權利的澄明、正義的呈現以及德性的生長。

　　(作者系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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