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從1991年茅盾文學獎的得主到2015年熒幕上的熱播，從洋洋灑灑百萬字的小說到制藝精良的電視劇，這個浩莽廣袤的黃土地上的世界愈發鮮活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七八年前，我讀它的時候，很感動——堅毅的品格、堅定的信念、崇高的道德精神一定可以引領我們從低谷走向輝煌;貧苦的出身和坎坷的遭際都可能是我們平常人遇到的，只有誠實的勞動和永不停歇的奮斗才會指向光明之途。那時的自己，就像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孫少平一樣，被書中那個遙遠而親切的世界所吸引，被故事里的萬生像所沖擊，自然地覺得那是一本讓自己人格成長的勵志好書。時隔數年了，再翻起《平凡的世界》，文字、情節、人物一一如昨，然而我對它的理解已全然翻新，此文就是想簡要地談談我對《平凡的世界》的感受，既然社會和人生已有如此多的問題，那我們就從問題意識的角度進入探討吧。

　　一.農業經濟問題

　　《平凡的世界》描述的是七八十年代西北農村的圖景，鏡頭從陜西省雙水村延展，圍繞著孫、田、金幾個家族展開故事。共分三部，第一部是講的75年到改革開放前，第二部講的是79年春到82年，第三部是從82年講到85年，整本書跨度十年，將個人的生命活動熔鑄在大的社會底色之上，敘寫了作者路遙眼中的社會歷史。他通過孫少安的生活軌跡展現了這十年農村經濟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傳達了自己的態度。很顯然，作者對文革中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發展總體上持負面情緒，對改革開放后的經濟政策高度贊揚，雖然在后面的情節也有懷疑的內容，不過基調確實是褒貶分明的。而小說中呈現的作者的價值評判只是出于農民個體的生活是否在當時得到改善：依舊貧困成為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最大批評，擺脫貧困也成為了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的最大合法性。比如，作為第一生產隊隊長的孫少安，為村里人多劃種植豬飼料的自留地其實是更加贏得村民的愛戴的;田福軍對上面的政策不滿，覺得對農民管得太多、對農業束縛太大，在目睹了個體的農民生活的困苦之后，他開始一次又一次地和馮世寬唱反調。不管是土地改革還是大躍進時的農業政策，我們知道了，要想在農村實行真正有影響力的改變和影響，必須來自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農民的自發行為根本不可能，文革期間，為避免大躍進時期出現的錯誤，一種冷靜的發展方式開始循序漸進地展開。第一步，由軍宣隊、工宣隊或“貧下中農協會”成立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處于上級黨委的嚴密控制下，但是“三結合”(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還是使得農民(主要是貧農)更多地參與了村里和公社的社會經濟生活，“農業學大寨”。之后所做的即制止所謂“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小說中有王滿銀賣老鼠藥被抓去勞改和后來要賣香煙的行為。為了改變建國以來工業落后的局面(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是國家經濟建設的基礎)，大規模工業建設尤其是三線建設的需要，對于農村的資本提取再次加劇，農村的自由市場受到了嚴格限制，自留地被嚴格限制(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家庭和個人副業的生產活動是在1977年秋季舉行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得到肯定的，然后是保留到擴大自留地、分田到戶、農業集體經濟一步步走向瓦解。)在這一過程中，某些地方的過激措施、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上傳下達的阻塞和官僚主義問題都有可能導致落實得不明朗的效果。從1966年到1978年，糧食產量從4280億斤提高到了6095億斤，人均糧食產量從574斤提高到633斤。(由于文革導致原本就不怎么樣的計劃生育工作中斷，暴增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糧食產量原本就不溫不火的增長，人民吃穿用上的困難無疑也在繼續給這一革命減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的政策背景下，農業機械化成果、農田基礎設施建設成就、外國引進的化肥廠和化纖廠的投產以及雜交水稻等高產作物的發明，都成為70年代末的農業飛躍的因素之一，為了使農業“就地工業化”，人民公社制度也在對集體資金的籌集和對勞動力的動員中發揮了作用。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了，作者在小說中透露的歷史觀是唯心的，它分明隱去了階級斗爭、社會主義革命的內涵，以個體的視角敘寫歷史、卻沒能跳出個體的狹隘的物質得失和精神感受。

　　再看當下，農村凋敝、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正完成著“農民——農民工——產業工人”的角色轉換，社會以犧牲農村、農業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再明顯不過了。為了滿足資本的無限擴張的嗜血的本性，資本家總是會貪婪地把一切變成其攫取剩余價值完成再產生的資本要素。如果不剝奪農民，怎樣能為資本提供大量的廉價雇傭勞動力?如果不剝奪農業，怎樣能為世界工廠提供廉價的土地和原料?如果農村不衰落，現代大都市又如何能在短短幾十年間燈紅酒綠歌舞升平?

　　二.愛情婚姻問題

　　我們來看小說中一對對青年男女的戀情。

　　孫少安和田潤葉，青春時的浪漫無憂到成年后的為現實所慮，對孫少安而言， 在虛渺的愛情之外，更要背負的是整個家庭的吃穿用度，“他從孩子的時候就成了大人”，他的生活里沒有什么輕松的時刻。在階級社會里，人是免除不掉身上的階級性的，超階級的感情太難太難，就像潤葉的同事們會質疑“你這位農民早上起床會刷牙嗎?”，且不論橫亙在中間牽扯到父輩的人緣官政的紐帶關系，他們之間的身份、階級、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的差異太大太大。

　　孫少平和郝紅梅，一個是貧下中農的兒子，一個是地主家庭的女兒，沒有了階級的鴻溝，不相上下的成份地位讓孫少平對同樣貧困的郝紅梅產生了同情。田曉霞，扮演著孫少平精神導師的角色，一步步地指引著他走向“外面的世界”， 擁有共同的學生時代的回憶，他們的相互陪伴滋養出能引發共鳴的“志”氣和“文”氣。他從農民到煤礦工人，她從學生到記者;他毀容，她犧牲……第三部充斥著命運多舛的“意外”。從這樣的感情調子里，作者在發出他的擔憂，對整個時代危機的擔憂，對個人在時代轉型中無力感和孤寂感的抒發。

　　孫少安和秀蓮的結合，潤葉和李向前的結合，王滿銀和蘭花的結合，潤生和郝紅梅的結合，這些愛情平凡而現實，帶著勉強成事的幸福感，結合的初衷說不上愛，但基礎是出于同等階層上或同等境遇下的“共情”，他們在做的努力只是以個人改變來順應體制，日子要過下去，生存的動力驅使可以讓他們忘記時間，時間可以讓他們忘記愛情。作者帶著濃郁的小生產者的觀念單單面向著“個人”這個層面來寫，我想這也是為什么當時的我讀這個小說時是勵志型的讀法。

　　三.青年出路問題

　　在寫青年出路時，作者展現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出現的新人中以孫少平和孫少安為代表的兩種路數——前者是向外的，投身工業;后者是朝內的，留守農村。作者對兩兄弟的情感態度也是感知得到的，在當時，少平離開農村，意味著一種奔向現代化順應工業的新的時代精神，作者是褒揚的;少安堅守農村，在作者筆下，是一種保守的、妥協的、順應的道路，不是先進青年應該做出的選擇。其實，孫少平也解決不好自己的選擇，他只知道要離開農村，卻并不清楚自己離開農村要做什么、要成為什么樣的人，自己為什么會選擇來到煤礦。那是根植在少平和作者心頭的一種想象，是80年代對社會的一種想象，是一種對物質生活(煤礦)的向往，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會得到幸福生活，相信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8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土壤里成長起來的，很向往社會主義，他們對毛時期的清廉和社會的巨大財富都想牢牢抓住，但他們往往看不清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唯心地覺得最好的時代是50年代和80年代，他們無比動情地懷念那些年。然而，事物發展不是靜止的，這樣的觀點是對歷史進行人為的截取，截取歷史進程中的一環然后標榜為理想狀態、不遺余力地美化。事實是，商品信貸資本的流通、生產資料產業模式的變動、新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國企的改革、私企的擴張、傳統工人雇傭化的過程等等這些方面，80年代都是90年代的胚胎，80年代醞釀著90年代，80年代里看得到90年代的鏡影。因此，我們看到，80年代的文學作品無論站在什么角度，都會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況給予一定的肯定，老百姓確實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到了后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必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顯現、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階級分化、社會僵化的層級模式出現，80年代提及的“知識改變命運”等說法在90年代后越來越難以實現，社會秩序固態化后出現了對個人奮斗和勵志文化的鼓吹。隨著教育商品化，寒門再難出貴子，異化的勞動把人們打造勞動力商品;社會分層日益嚴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屌絲的逆襲是階級的逆襲，原子化個人的掙扎是看不到光亮的，只有團結、只有我們工人階級的團結，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才是青年真正的必有之路!工人階級的力量只有在團結中才會顯現出摧枯拉朽、勢不可擋的能量，才能真正改變我們被奴役的地位，消滅這吃人的社會，鍛造出即使平凡但真正平等平權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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