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對“偽現代派”和“偽文學”的復仇——談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

　　近日，由于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熱播，同名小說作者路遙及其“路遙現象”再次引發各界思考。

　　“路遙現象”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界的一個“怪現象”：憑借中篇小說《人生》確立自己在文壇名望的路遙，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創作出了反映中國“山鄉巨變”的三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說刊發后，讀者和文學界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反應：讀者十分喜愛，文學界則反應相當冷淡。其中，讀者對這部作品的喜愛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過“幾份令人震動的調查報告”進行了有力論證。同時，《平凡的世界》也獲得了“官方”認可，以榜首位置獲得了1991年的“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但在文學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評界卻遭受冷遇。更令人震驚的是，小說第一部完稿后曾屢遭退稿;好不容易發表后，又遭遇權威評論家“一邊倒”式的批評與否定。當時，對《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徹底的是掌握“審美領導權”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權威著作對這部作品幾乎都不置一詞。進入新世紀后，學界對“路遙現象”開始有所省察。諸多反思強調的都是一個意思：路遙在現實主義原則下創作的《平凡的世界》，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在形成的現代主義文學理念產生沖突，因而遭遇文學界的一致抵拒。這個結論當然沒有問題，但筆者感到不滿的是，學界并沒有對以下三個問題進行回答：一是路遙所秉持的“現實主義”是怎樣的現實主義?二是這樣的“現實主義”是如何冒犯“現代主義”成規的?三是“路遙現象”對當下創作又有何種啟示?

　　綜合路遙的有關言論以及相關研究成果，我們可以說，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所秉持的應該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原則”，這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上：一個是文學方法，一個是文學屬性。

　　一方面，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方法”，毛澤東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過綱領性的闡述，那就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學藝術家必須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升華，創作出“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文學生活”。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所遵循的就是這樣的“文學方法”。創作前，路遙將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為了徹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內的社會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閱其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陜西日報》和《延安報》合訂本，以總括地了解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及當時人們生活的一般反映;他還重返陜北故鄉，進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對農村、城鎮變革的感性體驗。路遙特別信奉柳青“文學是愚人的事業”這一教導。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時，他就像一個真正的“愚人”不斷進行著充足的藝術和生活準備，也因此在小說中通過孫少安和孫少平兄弟二人，帶出來上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聯起發生在雙水村、石圪節公社、原西縣、黃原地區、銅城煤礦的一個個故事，藝術性地顯現了中國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間的滄桑巨變。倘若沒有豐厚的藝術提煉和生活儲備，如此宏闊的文學創作根本就無法實現。毋庸諱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朦朧詩”、“實驗小說”等為標志相繼形成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首先是一場文學形式與方法的嘩變，針對的主要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這樣的語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過。

　　另一方面，在文學屬性這個維度上，路遙選擇的也是“人民文藝”的方向。由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個人主義氛圍，諸多解讀都將《平凡的世界》誤讀為弘揚個人奮斗的“勵志寶典”。但實際上，路遙創作這部巨著的出發點，不僅不是“個人主義”的，反而是“集體主義”的?；蛘哒f，正是由于路遙所奠定的“集體主義”的基調，立足于其上的“奮斗故事”才能煥發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發點，即為中國廣大農民，尤其是為農村中堅力量——青年爭取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在這個層面上觀察孫少安和孫少平兄弟艱苦奮斗的故事，就會發現兩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身體中鼓蕩著千百萬中國農民共同的呼聲。由此可見，這部小說既是“個”的，更是“群”的。值得強調的一點是，路遙通過《平凡的世界》所傳達的對中國農民命運的嚴肅思考，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依然有效。而這些在解構一切的現代主義文化氛圍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為文學主題的文學界，路遙為千萬個中國農民“立命”的訴求遇冷，更是“理所當然”的。

　　今天，在變化了的語境中，一些研究者認可路遙的“現實主義”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們認為，與柳青相比，路遙并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應有的思想與藝術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淪為改革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極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藝術魅力。

　　這樣的批評是對《平凡的世界》的雙重誤讀。首先，路遙站在一個比柳青更為復雜的歷史起點上，因而他的創作可能更為艱難。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柳青創作《創業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詣的藝術與現實探索，但實事求是地講，《創業史》所反映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等歷史主題已經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學的方式為其賦格即可。但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時，這種歷史主題早已瓦裂，而新的歷史主題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著。在這種情況下，路遙能夠通過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經歷，在“個”的故事中傳達“群”的訴求，可視為對柳青《創業史》主題精神的繼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對一部現實主義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寫的是什么卻更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評論巴爾扎克時，認為出色的現實主義品格使其實現了文學對政治的勝利。這樣的“翻轉”，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樣發生了。毋庸諱言，路遙在小說中通過人物的言行，表達了對集體化時期社會狀況的不滿，更表達了對改革開放的憧憬與歡迎，但由于對現實主義文學法則的恪守，他在寫作中往往忘記自己的“立場”而表達出截然不同的歷史內容。最典型的例證就是小說主人公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命運的“顛倒”。在小說結尾時，兩兄弟不僅沒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臨更大的“危機”。我們知道，路遙是以三弟王天樂為原型塑造孫少平這個人物的，現實中王天樂最終擺脫了底層生活的羈絆。應該說，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說中，路遙切斷了孫少平與明亮生活的一切關聯，將他永遠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礦生活中。這樣的安排隱含著一種巨大的悲劇感。正是這種悲劇感，使路遙實現了對革命與改革的雙重反思。可以說，通過對孫少安、孫少平未來生活的隱喻性“顛倒”，路遙重構了歷史與現實。所以，在他筆下，集體生活不再那么可怕，個人奮斗也不再那么壯美。

　　必須指出，當時在中國文壇盛行的“現代主義”，是對歐美文學的“形式移植”，但歐美的“現代主義”其實是對資本主義危機時期異化社會現實的文學顯現。由于契合了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時代氛圍，這種“形式移植”引發“轟動效應”。隨著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所謂的移植效應迅速泡沫化，而我們的文學批評、研究界卻沒有做到及時地跟蹤生活、研究現實。因此，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贏得讀者持續的喜愛，可視為“現實主義”的復仇——對一切“偽現代派”和“偽文學”的復仇。

　　（作者系《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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