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好萊塢電影不展示現實，嚴格來說這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好萊塢是世界上對現實的感觸最敏感的電影體系。但好萊塢電影對現實的片段展示之后，總是以一個想象性的解決方案，“解決”掉那個資本主義體制下根本不能解決的問題，從而又迅速地把大家帶離了現實。所以觀看好萊塢電影，觀眾總是有如漫步夢幻世界的感受，實際上它也的確起著使人入夢的作用。

　　這部《悲慘世界》也沒有什么不同。影片展示了囚犯們在皮鞭下艱難的生活，以及一日為賊，終身被視為賊的社會制度;通過芳汀被迫賣淫的悲慘經歷，展示了那個社會逼良為娼的罪惡，最后它還涉及了革命前夕劇烈的貧富差異。但影片和小說一樣，又通過冉阿讓這個受到宗教感化具備了超能力的人物形象，救贖了影片的主要苦難，給了正在底層掙扎的民眾以虛假的慰藉：冉阿讓不但改過自新，成為資本家、當上市長，他還在關鍵時刻救了芳汀，把珂賽特從壞人手里救出來撫養成人，最后又是他把身負重傷的馬呂斯從下水道里救出來，成就了馬呂斯和珂賽特的美好姻緣。而這一切都是由于宗教和上帝的感召力所成就的，宗教成了影片中救贖一切苦難的終極保證，最后被殺害的起義者也在上帝的天國里同人們一起搖旗歡呼，贊美人間所謂普遍的愛。

　　同小說相比，影片在以下幾方面進行了不大的改動，卻也意味深長，值得分析。其中有一點是小說中革命發生后，在革命者所控制的區域內，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各種社會污泥都被蕩滌著，有個多年勾結政府、禍害社會、無惡不作的黑社會頭目在革命中才被嚴厲地處決。而到了影片里，那些黑社會匪徒卻成了革命的支持者，理由是革命來了他們才可以趁亂搶劫，大撈一把。這一個改動雖然很小，卻很巧妙地把革命的意義給玷污了，革命成了搶劫社會財富。其次，在小說中，馬呂斯雖然愛上了珂賽特，但這沒有影響到他籌備革命和參加革命的積極性。而到了電影里，馬呂斯因為狂熱地愛上了珂賽特，幾次打斷同志們的革命動員，革命者要改變黑暗的世界，馬呂斯卻插話說沒有珂賽特的世界才一片黑暗。這樣影片非常隱蔽地表達著革命動員對于兒女情長的無效，或說通過愛情將革命的意義擱置了，質疑并否定了革命的神圣性。最后影片通過冉阿讓對著熟睡中的馬呂斯的唱詞“主啊，帶他回家，他還年輕，他還只是個孩子，放過他，讓他活下去”，更直白地宣講著，不要再革命了，革命是完全無謂的犧牲。

　　上面情況說明，資產階級的電影對于資產階級自己在歷史上的革命也不愿意正面展示了，或者說連自己曾經的革命也不敢面對了。對這個原因，列寧曾有過精辟的解釋：當資產階級還在上升時期，它還以為它代表的是人類利益的一般，或者說是代表人類的普遍利益同少數封建貴族的沖突，這個時期它還是堅決的，具有徹底革命的氣魄，其政治人物也是大無畏的，威武莊嚴的，其代表就是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中的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人。但是資產階級革命后就發現，自己并非代表人類的普遍利益，自己的利益同更廣大的無產階級也是對立的，革命后它馬上就面臨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威脅，于是就必須要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之后，當資產階級越來越面臨無產階級的壓力時，它連領導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勇氣也沒有了，相反它寧愿同封建主妥協分贓，從而避免革命給本階級帶來危害，即使在革命中它也隨時準備背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資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時的表現。如今，資產階級在美國，在全世界都占據統治地位很多年了，在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今天，它已然完全喪失革命性和進步性了，它已經成為阻礙歷史前進，阻礙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階級，等待它的就是被革命的命運。所以資產階級連自己那場革命的正當性也不敢宣揚了，甚至肆意地對法國大革命等進行否定，否則，這幫窮鬼們學會了，要來革我們的命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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