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紅色娘子軍》故事的由來和各版本的流變。它最早的文學版本是報告文學版，是劉文韶根據《瓊崖縱隊戰史》記載的1930年代一個“女兵連”的真實故事改編，1957年8月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影響很大。其實在1954年就已有根據民間故事編成的瓊劇版《瓊花》，1955年底在地方劇團演出，1957年初定名為《紅色娘子軍》，1958年經修改后于次年4月公演。其后根據瓊劇改寫的電影版《紅色娘子軍》在1961年上映并紅遍全國。達到頂峰的則是1964年的芭蕾舞劇版《紅色娘子軍》，后被列入樣板戲并拍成電影。1992年還有中央芭蕾舞團重排版。后來還出現了京劇版《紅色娘子軍》，該版在舞劇的基礎上有所增補和創新。此外《紅色娘子軍》還有其他劇種版本，世紀之交又被改編為小說、電視等。

　　2014年，是中國芭蕾舞劇首席經典《紅色娘子軍》首演50周年。中央芭蕾舞團計劃全年演出該劇50場，其他芭蕾舞團也進行相關紀念活動。這不禁使很多人再次回憶起自己所看過的各不相同的《紅色娘子軍》的版本，還會回憶起那支真實存在過的“紅色娘子軍”。

　　隨著各種媒體的披露，紅色娘子軍的真人真事越來越廣為人知，包括近期辭世的最后幾位娘子軍的老人家。那么，各種藝術作品虛構的那個《紅色娘子軍》，是怎么來的呢?作為《紅色娘子軍》的符號，最為人所熟知的是被命名為“常青指路”的一幅劇照，曾經被制成很優美的畫，很多人貼在自家的墻上。但《紅色娘子軍》并非只有這一個版本，《紅色娘子軍》的版本說來話長。本文按照遠詳近略的原則，試為淺述。芭蕾舞版的《紅色娘子軍》拍成電影已經是1970年了，其實1970年離真人真事的紅色娘子軍年代也不算太遠，相反離今天卻很遠了。每個時代的人對時光的感覺好像不一樣，今人覺得這四十年一眨眼就過來了，可是過去的人一說“四十年前”，好像很漫長很漫長。那個年代的人有那么漫長的時間感，是因為他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舊中國進入了一個新中國。就像《紅色娘子軍》第一幕和第二幕那種背景改變一樣，當觀眾看到《紅色娘子軍》第二幕的時候，紅色根據地是一片藍天白云、陽光燦爛，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紅色娘子軍》的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對于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每十年可謂都是一番新天地，所以到了50年代，就已經成了很難整理的一個歷史事件了。我們今天要研究《紅色娘子軍》，就要回到上世紀50年代去看看，當初到底是誰，在什么情況下，出于什么動機，把這件事情給文學化了。

　　提起《紅色娘子軍》，很多人就會想起前文提到的那張劇照，可是從真實的歷史事件到拍成舞劇電影，有許許多多的鋪墊，就像《三國演義》的形成一樣，不知轉了多少道彎。盡管每個人腦海中的張飛不盡相同，但總是有一些共同點，比如我們說張飛比較猛，比較粗，比較豪放。其實歷史上真實的張飛不是這樣的，真實的張飛很文雅。如果了解軍事就會知道，真正的將軍是有文化的，將軍打勝仗絕不是因為他體力超人，他殺人技術比別人高。從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到文學形象的形成，有許許多多的轉折過度點。虛和實的轉化關系，在一開始往往是不起眼的，往往是非常微小的事件的發生。

　　文學的創作從粗糙到精良，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我們現在知道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詩經》，但一看《詩經》就知道，一開始的詩歌不可能是這個樣子的，不可能一開始就寫得這么純熟，這么美，形式等級這么高雅。一萬年以前的人，能一張口就說出“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是不可能的。人類從會說話到這一步，至少要經過三四千年的時間，也就是說能寫出《詩經》的民族，至少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文學史了，只不過被孔夫子給“湮滅”了，孔夫子進行了偉大的“文化整理”工作。

　　一、報告文學版《紅色娘子軍》

　　今天很多史料都已浮出水面，其實最早關注瓊崖縱隊女子特務連，進行文學創作的，是一個叫劉文韶的人。今天人們所知道的瓊崖縱隊的那些歷史，劉文韶當年并不特別了解，是今天的學術界慢慢把它復原的。劉文韶最早看到的就是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叫《瓊崖縱隊戰史》。劉文韶后來寫了《我創作紅色娘子軍的歷史回顧》、《我與紅色娘子軍》等文章，追憶自己的創作過程。

　　他說《瓊崖縱隊戰史》記載，在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縱隊師部屬下，有一個女兵連，全連有一百二十人。全書僅有這一句話提及“女兵連”，再沒有別的記載。文學跟歷史的關系，一開始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劉文韶看《瓊崖縱隊戰史》，僅僅這一句話，就引起他的興趣，開始了他的采訪調查，最后寫出了最早的《紅色娘子軍》報告文學。

　　在《紅色娘子軍》的創作史上，劉文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人若參與了歷史，自己也就成為了歷史，相信以后還會有人專門去研究劉文韶的。劉文韶寫的報告文學，比梁信的電影劇本要早，1957年8月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兩萬五千多字，就叫《紅色娘子軍》。由于這個報告文學影響很大，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劉文韶1934年出生，1950年參加過解放海南島的戰斗，后來當了海南軍區政治部宣傳干事。說起為什么寫《紅色娘子軍》，他說是源于慶祝建軍三十周軍的一次征文活動。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就是1957年。一般來說建國、建軍逢五或逢十周年，前一年有關部門可能會組織征文之類活動。1956年，總政決定在全軍開展建軍三十周年征文，海南軍區政治部領導讓劉文韶負責這項工作。劉文韶考慮海南島是老革命根據地，瓊崖工農紅軍建立得也比較早，其中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應該借著建軍三十周年的時機，深入挖掘一下，便去查閱關于瓊崖縱隊戰史的資料。于是發現了那句關于女子軍連的記載，于是開始了他的調查采訪。劉文韶先去采訪了軍區副司令員馬白山。馬將軍說，當年在樂會縣，確實有這么一個女子軍連，但具體情況他也不是特別清楚。劉文韶又去問海南區委書記蕭煥輝，蕭書記也說有這么一個女子軍連，交代有關部門對劉文韶的采訪給予協助。因為劉文韶不懂海南話，軍區政治部的領導便安排攝影記者王學海與他同行并給他當翻譯。兩個人到了樂會縣，先找了婦聯的主任，叫馮增敏。見到馮增敏，劉文韶才知道，她就是當年女兵連的連長!太巧了。劉文韶喜出望外，在樂會縣開始了一個多月的采訪。劉文韶采訪了馮增敏后，又采訪了女子軍指導員王時香、排長龐學蓮、班長蔡親民、戰士馮錦英等許多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那個年代的文藝工作者，非常重視親身調查第一手材料。現在的學術界也很重視第一手材料，但是很多學者所說的“第一手材料”，不過是到圖書館去看最早的版本，認為這就是第一手材料。比如今天研究《紅色娘子軍》，我們找到劉文韶的報告文學，學者認為這就是第一手材料，其實這不是第一手材料。面對面地采訪馮增敏，這才是第一手材料。在采訪這些人的基礎上，劉文韶又拜訪了當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馮白駒將軍，對征文的主題思想越來越明確了。馮增敏是女兵連第二任連長，經歷了從女兵連成立到最后被迫解散的全過程，劉文韶決定以她回憶的形式，來寫這篇報告文學。

　　劉文韶還回憶了他的報告文學為什么取名《紅色娘子軍》:當時取名字時，想到中國自古就有花木蘭、楊門女將，一直都有娘子軍的叫法，經過反復考慮，確定了《紅色娘子軍》這樣一個大標題。紅色寓意革命，娘子軍可以包含女兵、女子，不違反歷史真實，把標題和文章的內容統一起來了。

　　劉文韶說為了統一，他在文中也采用“娘子軍連”、“娘子軍”的提法，這樣就把標題與正文也統一起來。這樣，很多讀者就以為，這支女子連隊在歷史上本來就叫“娘子軍”。文學和歷史的錯位，就是這樣產生的。我們不能夠在文史之間跳來跳去，評價文學要用文學的標準，評價歷史要用歷史的標準。比如有的人講“三國”，一會兒拿《三國演義》來批判《三國志》，一會兒又拿《三國志》來批判《三國演義》，顯得他可有學問了，其實是標準錯亂。《三國志》是歷史著作，它自己跟自己統一就行了;《三國演義》是文學著作，它也是自己跟自己統一就行了。歷史上使用空城計的不是諸葛亮，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個去批評《三國演義》弄虛作假。《三國演義》按照文學標準，必須把大量聰明的事例集中到諸葛亮身上，好塑造這么一個“高大全”的智多星形象，文學作品天然地就需要一些“高大全”;把粗魯的事都要集中到張飛身上，有些粗魯事可能是諸葛亮干的，也要歸到張飛身上。這在文學創作中是對的，但在歷史寫作中就是錯的，歷史必須真實。就像看待莫言的小說，不能說他們家鄉其實沒發生過那么多事，都是莫言瞎編的，他把劉文韶家發生的事放他們家去了，不能這么批評。文學家有這個權利和自由，他可以把那個平淡無奇的山東高密寫成一片圣地。

　　歷史上并沒有一支紅軍部隊叫“娘子軍”，只叫“女兵連”，或者“女子特務連”，娘子軍是文學命名。為什么此處特意強調呢?因為現在就有人批判《紅色娘子軍》弄虛作假。劉文韶講得很清楚，那是文學，為了文學的魅力，所以叫“紅色娘子軍”。

　　2004年5月，《黨史資料》刊登了劉文韶寫的《采寫紅色娘子軍回憶》，正式確認“紅色娘子軍”這一稱謂，源于劉文韶創作的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

　　二、瓊劇版《紅色娘子軍》

　　現在由于《紅色娘子軍》有電影，有京劇，有芭蕾舞劇，又重新上演，很吸引眼球，從商業角度看也似乎很賺錢，于是有更多的材料被挖掘出來了。我們發現，在電影《紅色娘子軍》推出之前，廣東省曾經組織創作了瓊劇《紅色娘子軍》。從1959年5月7日開始，《海南日報》副刊連載瓊劇《紅色娘子軍》劇本。這個劇目屬于集體創作，吳之、楊嘉、朱逸輝、李秉義、王平集體討論，吳之、楊嘉、李秉義三人執筆完成。

　　1959年9月，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瓊劇版的《紅色娘子軍》。所以現在很多材料記載，瓊劇版的《紅色娘子軍》是最早上演的，比如《南方日報》2003年3月17日就做過這樣的報道。這個報道的背景是現在海南瓊劇團還在演，人們都希望有這么一個版本的延續。

　　中國現在的很多地方戲曲，就像珍貴的野生動物一樣，年年在不斷地消失。本來中國可能一個縣或幾個縣就有一個地方劇種，就有一些地方性的文藝活動、文藝樣式。可是現在，這些珍貴的文藝樣式很多都消失了。有時候一個劇種瀕臨消亡，要靠一部好戲拯救，就好像一個國家要消亡了，需要一個團隊把它拯救一樣。中國的傳統戲曲，從20世紀開始就不斷地消亡，到新中國成立前，一片凋敝，好多劇種已經名存實亡。比如說昆曲，是《十五貫》救活的。還有前些年流行于浙江東部和上海市的甬劇，本來也快消亡了，也是一出戲把它救了，就是由柔石的作品改編的《為奴隸的母親》。而且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把很多要消亡的劇種都拍成了電影，在全國一放，激勵人心，很多藝人還能繼續帶徒弟，繼續往下傳。

　　那這個瓊劇，應該說就是靠《紅色娘子軍》一直傳承到現在。中國地大物博，這么大一個國家，即使戲曲專家，也只能聽一部分地方戲曲，一個非常熱愛戲曲的人，也就常聽十來個劇種。瓊劇是一個省內部的一個地方劇種，有人喜歡廣東文化，一般也就是喜歡廣東粵劇，或者喜歡潮汕一帶的文化，關注瓊劇的人不會太多，所以說如果瓊劇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作品支撐，肯定要消亡。

　　瓊劇版《紅色娘子軍》的作者之一吳之，是很著名的劇作家，老文化人。吳之回憶說，1958年準備慶祝建國十周年，上級領導組織搞創作，他就開始寫瓊劇《紅色娘子軍》。建國十周年前后，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豐收期，一大批經典作品都產生于這一時期。吳之曾經在1954年寫過《瓊崖縱隊發展史》，這個時間比較早，這是我們看到的跟《紅色娘子軍》相關的最早創作年份。他說后來據此創作出瓊劇《紅色娘子軍》。

　　吳之回憶，瓊劇是1959年4月開始上演的，正好是建國十周年。在廣東演了兩百多場，是廣東省唯一匯演的優秀劇目。吳之特別強調，瓊劇和報告文學沒關系，他是后來才知道劉文韶寫的報告文學的，所以不存在誰影響誰的問題。可見“紅色娘子軍”這個題材，已經在地方上深深地扎根，深受當地人民的喜歡。吳之的調查采訪過程，跟劉文韶很相似。他向馮白駒將軍走訪調查，馮將軍對他講了女子軍連的作戰過程，以及最后的分散隱蔽，馮白駒還把女子軍連成立的講話原稿整理出來給了他。女子軍連的歷史很短，只有一年多，所以在《瓊崖縱隊發展史》里只提了一下，沒有詳細寫。但是到寫瓊劇的時候，就需要做詳細調查了，吳之他們采訪了很多當年的紅軍干部戰士，跟劉文韶一樣，也是找了馮增敏、王時香，還有幾十個戰士，這些人分散在瓊海、文昌、萬寧等地。

　　三、電影故事片版《紅色娘子軍》

　　據吳之回憶，電影版《紅色娘子軍》的材料是從瓊劇來的，但情節不完全一樣。吳之也參加了電影劇本的寫作，還到上海天馬廠住了半個月，導演謝晉把他和馮增敏都請去了。吳之說，最開始是他邀請梁信一起合作搞劇本的，當時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他提供的，包括瓊劇的提綱;多數情節也是按照瓊劇編排的，只有少量改動。1959年底，天馬廠拍成了電影。吳之說，曾跟梁信講過電影署名的問題，說電影可以還叫《紅色娘子軍》，但是要在前面加上一句話:“根據同名瓊劇《紅色娘子軍》改編。”但是后來既沒有掛吳之的名，也沒有寫瓊劇的名。這件事情就是現在海南瓊劇界的老干部還是不太滿意的。

　　其實梁信最開始的劇本不叫《紅色娘子軍》，叫《瓊島英雄花》。這應該說也是一個不錯的名字，一個有創意的名字，反正總比叫“女兵連”強。中國的文藝作品命名，都是講究文采的，不會像美國電影那樣沒有文采，直接叫什么“野戰排”、“小分隊”。《瓊島英雄花》也是文學化的:瓊島，地名出來了;英雄是性質;花，暗喻女人;應該說也不錯了。但是跟“紅色娘子軍”一比，高下立判。“瓊島英雄花”，分明帶有小資情調，不是一流境界。一流境界是簡單大方，堂堂正正，就像“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永遠是高屋建瓴。所以后來謝晉和梁信他們的電影，還是叫《紅色娘子軍》。

　　有記者采訪吳之，問他電影中的洪常青、南霸天，瓊劇中都有嗎?他說都有，名字都是一樣的，而且每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有基礎的。南霸天的原型陳貴苑，是瓊東縣的反動大隊長;洪常青是虛構的人物。本來女子軍連中沒有男性黨代表，都是女的，指導員叫王時香。為了更藝術性，吳之他們虛構了一個黨代表。至于“吳瓊花”，是他們把女子軍連里面的事跡典型化，集中到一點上創造出的一個人物。今天很多懂文學不懂文學的人，利用人們不懂得典型化，來批評很多文學作品。他們基本的路數是這樣的:找一部經典作品，然后說這個作品是有原型的，然后去找一個原型，這個原型或許真的存在，或許是虛構的，然后說作品跟原型不一樣，所以是騙人的，是假的。按照這個邏輯，世界上所有的文學作品都不能存在，都是造謠，都是欺騙。不論巴爾扎克還是司湯達，都可以找到他們塑造角色的原型，然后找出原型跟作品中不一樣的地方，就說他撒謊，甚至還可以告他。比如說高玉寶寫過《半夜雞叫》，里面有個著名的壞地主叫周扒皮，半夜起來學雞叫，欺騙長工早干活。現在有人就在高玉寶家鄉找了一個地主，說此人就是周扒皮的原型，此人對待長工特別好，他不但不半夜雞叫，還給長工們燒酒喝。說這么好的一個人，勞動人民的貼心人，高玉寶竟然污蔑他。

　　文學作品可能有原型，也可能沒有原型。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中說:“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即使有一個主要原型，也不完全一樣。作者可以承認受了誰的啟發，批評者卻不可隨意拿原型來批評這個文學形象塑造得真或假。雖然說吳瓊花的原型就是真實生活中的那個龐瓊花，名字是從這來的，但不能說龐瓊花是怎么生活的，《紅色娘子軍》里的吳瓊花就應該怎么樣，永遠要記住文學和歷史的不同。電影劇本第一稿，有瓊花和黨代表談戀愛的情節。吳之說，我不同意，在那個特殊的革命年代，瓊花晚上站崗的時候，和洪常青談戀愛，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侮辱女子軍連的形象。吳之說，馮白駒治軍是很嚴的，當時部隊團以下干部不準談戀愛，團以上干部談戀愛要經過黨委批準，所以那個談戀愛的情節是不符合歷史的。

　　吳之的這個回憶是對的，當年共產黨的部隊里是有這樣的規定。有的是團，有的是營，一定級別以下的不許談戀愛，以上的要經過批準。但實際上，戀愛這個東西是自然產生的，不是想談就能談，不想談就不談的。革命年代產生的愛情是很有意思的，它與人的身份是存在一種表面的沖突。梁信的第一稿寫了談戀愛，從文學作品的角度看，真的不能寫戀愛嗎?部隊規定不許談戀愛，可是實際生活中，瓊花站崗的時候，她可能就愛上了洪常青，這不是規定所能解決的，這是自然產生的。所以是否就侮辱了女子軍連的形象，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藝術問題。

　　四、另外一條線索———從《瓊花》到《紅色娘子軍》

　　就在學術界都認為《紅色娘子軍》的創作線條已經梳理清楚了，芭蕾舞劇前面有電影，電影前面有一個瓊劇《紅色娘子軍》，還有一個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的時候，又發現了一個更早的瓊劇版的《瓊花》。

　　《海南日報》2008年7月29日刊載了一篇報道:從《瓊花》到《紅色娘子軍》。

　　在瓊劇《紅色娘子軍》中出演群眾演員的集新劇團的演員錢漢堂說:“瓊劇《紅色娘子軍》最初定名為《瓊花》，取自海南島上的女同胞之意。”錢漢堂回憶，1954年10月底，他所在的集新劇團在定安縣龍塘鎮演出，當晚準備演出瓊劇《孔雀東南飛》，因為雨天無法進行。當時剛剛調任集新劇團秘書、編劇的李秉義此時恰好來到龍塘，與該劇團團長王黃文，主演陳華、紅梅，導演范文俊等聊起瓊劇。

　　李秉義說起，新中國成立前，萬泉河邊有些貧困家庭生了女孩之后養不起，就放在木桶里投在河中，任其順水漂流，命運悲慘;他還說道，萬泉河邊也有一些女同胞，巾幗不讓須眉，參軍當上了英勇的革命戰士。紅梅聽到此處，眼睛一亮，拍手叫好:“這故事可以演戲啊!”

　　原集新劇團團長王黃文就指派熟悉這段故事和歷史背景的李秉義著手編寫瓊劇，初定名為《瓊花》。該劇于1955年底在海口市廣場戲院演出，主角瓊花由紅梅擔綱，莫愛花飾指導員，在島內各地巡回演出多場。1957年初，熟悉娘子軍這段歷史的王平與李秉義合作，將《瓊花》修改后，定名為《紅色娘子軍》，于當年4月完成初稿，在海口連演二十多場。

　　吳之說他1954年還在寫《瓊崖縱隊戰史》，在這個軍史里面，只偶然地提到了這么一個女兵連，可是在地方劇團，已經根據這個故事編了《瓊花》。可見“紅色娘子軍”的故事，不僅僅來源于瓊崖部隊的戰史，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文藝工作者都知之甚多:這里曾經有過女兵連。1954年就有人編寫劇本，1955年底

　　就開始演了。兩部瓊劇的主要結構都是一樣的，有一個瓊花，有一個指導員。不管中間經歷了怎么復雜的演變過程，反正這個節目是很受歡迎的，能夠上座。新中國建立之后，文化藝術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由于工農兵當家做主的時代要求，整個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中國人民的欣賞趣味也在發生變化。年輕人都愛趕時髦，就像今天年輕人喜歡唱流行歌曲一樣，當時的年輕人都喜歡唱革命歌曲，唱蘇聯歌曲，已經不愛看傳統戲了，就是傳統戲曲里影響最大的京劇，劇場也經常坐不滿。于是，編創現代戲成為一種潮流，各地方劇團都紛紛創作新劇。曲藝也一樣，評彈、評書、相聲、快書，都要有新作品，新作品才受歡迎。建國之后涌現出來的新一代的藝術家，一定是伴隨著一批新作品出來的。受眾腦海里不可能有一個空空洞洞的侯寶林，想到侯寶林一定是帶著他的一堆作品，比如《關公戰秦瓊》，比如《夜行記》。創作了新的作品，才能夠捧紅一批新的藝術家。當年演《紅色娘子軍》指導員的莫愛花和演女戰士的陳廣珍，他們回憶說能在瓊劇舞臺上重現“紅色娘子軍”的風光，是一生的榮幸。

　　李秉義的兒子回憶，李秉義曾說海南人一貫喜歡有生有旦的瓊劇，剛開始創作這樣一出主角全女無男的題材，不好寫也不好演。創作初期曾經設計用男指導員(生角)編生、旦對手戲，當時海南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劉青云看了第三稿彩排后指出:“《紅》劇的題材之所以獨特，即在于全世界沒有完全由女兵組成的一支戰斗連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有，海南島才有，改男指導員，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表現……”《紅》劇又恢復為女指導員。

　　當今的大學中文系講戲劇課，有天然的弱點，往往把劇本當小說在研究，不能夠把戲當戲去研究。需要認真地想一想，戲劇影視作品里，性別單一行不行?有一些電影戲劇性別單一的，但好像都是男的。如果都是女的行不行?就《紅色娘子軍》來說，這位劉副部長的觀點是要尊重歷史，但真實的女子軍連的歷史，連里也不是完全沒有男的，炊事員就是男的。能設計炊事員跟瓊花談戀愛嗎?

　　受眾后來看到的《紅色娘子軍》，不論電影、芭蕾舞，都是把真實的歷史改變了，都把指導員變成男的了，指導員改為“黨代表”，是個英俊瀟灑、非常有男性魅力的漢子。有些人誤以為毛澤東時代的作品不講愛情，泯滅人欲，如果那樣的話，就不應該有這樣的改動。看看《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劇，選的那個男主角，其性別魅力是多么強，當時是全國女青年愛慕的偶像，以至于各地劇團飾演這一角色的演員，很容易犯生活錯誤。古今中外許多成功的文藝作品，都有男女對手戲。《007》近年又拍了最新的版本，《007》成功的一個關鍵，就是每一部中都有成功的生旦對手戲。這位英勇的007，在為歐美人民奮斗的過程中，一定要被安排遇到一個又一個美女。

　　1958年籌備國慶十周年獻禮，海南區黨委成立了瓊劇創作小組，負責瓊劇獻禮劇目，區黨委和軍區領導親自抓。為了加強創作力量，增調作家、瓊縱老戰士吳之，與朱逸輝和楊嘉等共同組成五人創作小組。史料梳理到此，就跟吳之的回憶接上了。創作人員重返瓊海鄉鎮采訪，吳之、李秉義執筆，集體討論修改。劇本1959年2月定稿，上級審定，陣容調整，主角不叫瓊花了，叫朱紅，由王英蓉扮演。1959年4月在海口戲院公演，大受贊揚。到了5月，《海南日報》全文連載劇本。6月評為優秀劇目，爾后廣東瓊劇院一團先后在海南、雷州半島、汕頭、梅縣等地演出兩百多場。

　　看看演出的這幾個地方，涉及廣東不同的文化區。廣東是一個省，但這一個省里的文化區有很多。對比一下東北三省，三省的文化大體一樣的，是一個文化區，黑吉遼是不大分的，外地人更分不出來。山東大概分膠東、魯西北、魯西南等。廣東不一樣，廣東可以分成若干個獨立的文化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民俗歷史文化，汕頭其實跟福建文化更接近。能在不同的文化地區演出都受歡迎，說明瓊劇《紅色娘子軍》基礎不錯。

　　就像海南創作《紅色娘子軍》一樣，建國十周年前后，全國各地都在搞類似的活動，文藝界一片繁榮熱鬧。文學不是歷史，但文學緊密聯系著歷史，用文學的鏡子看歷史，可能會將某些層面看得更清晰一些。

　　再后來，就有了人們熟悉的電影劇本，署名“梁信”。但是根據上述史料可知，其實仍然是集體創作。那個年代的文化生產機制，署誰的名不署誰的名，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梁信老先生肯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應該是最后的主要執筆人。但也確實有許多其他人都參與了創作。電影劇本1959年創作，1961年《上海文學》第一期、第二期連載。1961年電影攝制完成并播映。《人民日報》1961年7月27日發表賈霽的評論文章，指出《紅色娘子軍》具有“奇、趣、真、美”四大藝術特征。

　　1962年中國設置了電影百花獎，第一屆百花獎，《紅色娘子軍》就奪得四項大獎，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輝煌。《紅色娘子軍》的幾個主要演員，紅遍全國。

　　這部電影在國際上也獲了獎，1964年獲得亞非電影節萬隆獎，還獲得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本獎。1995年，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

　　應該說是這部電影讓《紅色娘子軍》紅遍全國，瓊劇再好，它也只是地方戲，幾乎只在廣東省內有影響。看報告文學的人也不是那么多，電影的影響是那個時代最大的。有了這個電影，全國觀眾都迷上了《紅色娘子軍》。從這個角度看，梁信和謝晉等編導演人員的名字，應該在歷史上記下濃重的一筆。

　　五、芭蕾舞版《紅色娘子軍》

　　接下來的版本就家喻戶曉，不需多費筆墨了，《紅色娘子軍》達到輝煌頂峰的是芭蕾舞版。1964年7月，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即現在的中央芭蕾舞團前身，完成排演《紅色娘子軍》。從1964年開始上演，就演成了樣板戲，1970年拍成電影。電影版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真正把這部作品推到了世界藝術之巔，當然這與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建設是有關的。

　　下面介紹兩組數據:1949年，中國電影放映單位，所有地方加起來只有四百多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到1965年，增加到兩萬三百多。這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輝煌”，這意味著到處都是電影院，沒有電影院的地方拉塊幕布也能放映。1949年電影觀眾是四千七百萬人次，主要也是集中在京滬等大城市。到了1965年，電影觀眾人次是四億六千萬，1949年的數字是它的零頭還不到。在中國很多偏遠的小縣城，甚至農村，都能看電影。看電影是整整兩代人主要的文化消費方式，特別是農村地區，放映員扛著放映機一來，掛一塊幕布，來一次放兩場電影，那是一個節日。這種方式，迅速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質、藝術素質，給了許許多多青少年以生活的夢想，他們夢想著到電影里的那個地方去，夢想著成為電影中的某類人物。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得到了國家最高領導的重視。周恩來指示要“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1964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首演，周總理出席并邀請了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觀看。

　　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觀看后，稱贊《紅》劇的改革:“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對頭的，藝術上也是好的。”言簡意賅地全面肯定了《紅色娘子軍》的成就。

　　此后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觀看，并屢屢招待來訪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等。

　　前任中央芭蕾舞團團長趙汝蘅說:“每個國外大團都有自己的看家戲，《紅色娘子軍》就是中芭的看家戲，這部戲記錄著中國芭蕾舞的歷史，也代表著中國芭蕾舞劇的最高藝術水平。”

　　現任中央芭蕾舞團團長、第三代瓊花的扮演者馮英說:“《紅色娘子軍》無論是在音樂上還是在‘美感’上真的是打破了古典芭蕾的程式化，真的是一種創新。除了表達民族情感方面獨樹一幟，在藝術展現上也打破了古典芭蕾程式化的東西。”意大利著名歷史學教授瑪麗尼拉談到芭蕾舞《紅色娘子軍》時認為，它的價值和內涵，已經超越了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局限，“令我們不得不關注它的存在，可以說《紅色娘子軍》已經成為了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1992年，中央芭蕾舞團重新排演《紅色娘子軍》，然后再一次走出國門，走到哪里就火到哪里。中國真正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芭蕾舞劇，目前還就這一部，其他也很優秀的幾部，還都略差一點。

　　六、京劇版《紅色娘子軍》

　　《紅色娘子軍》的重要版本還有京劇版。京劇版的《紅色娘子軍》有兩個版本，在“文革”之前有一個田漢版。田漢是話劇大師，但是建國之后，把很多精力都花了在戲曲上。后來又有一版《紅色娘子軍》，它是更多地直接從舞劇移植過來的。1972年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成電影。由于借鑒了芭蕾舞版的精華，又集中了京劇高手，水平也很高，影響也很大，許多唱段都膾炙人口。

　　京劇版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的男一號洪常青，是由著名的馬派老生馮志孝演的，是當時最優秀的京劇演員之一，當然扮相也非常英俊。杜近芳是中國最優秀的青衣，扮演吳瓊花。曲素英演娘子軍的連長，李嘉林演南霸天，陣容非常強大。這個陣容是江青和周恩來共同確定的。這一精品的打造，周恩來是真正的“制片人”，由國家最重要的人物來調動各地的藝術資源。

　　江青對文藝的指導，是事無巨細，不厭其煩。江青鼓勵移植，她在著名的《談京劇革命》中說，第一要創新，不創新也可以移植，怎么移植呢?要好好分析原作。對人家的長處要肯定下來，不能改變，對人家的弱點要加以彌補。江青說就像照鏡子一樣，不是一切都要推翻別人的，人家好你干嗎要推翻?人家好你要肯定，不能改。江青不是僅僅在上面發“指示”，發完之后還親臨第一線，和導演、演員一起反復打磨。舞劇沒有唱念，只有做打，所以必須高度裁剪，用鄭板橋的話，就是“刪繁就簡，領異標新”。到了京劇，就要重新豐滿起來，京劇畢竟是唱念做打的藝術，但又不能豐滿到故事片的程度。要豐滿有度，要重新充實它的血肉。所以京劇版《紅色娘子軍》就重新增加了次要人物，不過是在舞劇的基礎上增加的，并沒有恢復故事片《紅色娘子軍》中紅蓮那樣一個人物形象和她的故事結構，而是增加了鄭阿婆、小娥母女，特別寫了鄭阿婆送小娥參軍。又在地方武裝里面突出了赤衛隊長黃威，這樣就把紅軍、地方武裝和普通老百姓的關系，寫得豐滿起來。這是一個花與葉的問題。

　　增加次要人物，就要增加一些場面和情節，把原來舞蹈的時間變成說話的時間，把舞劇中用舞蹈表現的東西，變成用語言來表現。比如洪常青入南府和南霸天唇槍舌劍，斗智斗才的一段，在故事片《紅色娘子軍》里的這場交談，主要是洪常青想辦法躲避，而在京劇中洪常青不論智慧還是口才都是占上風的。京劇里的洪常青是文武全才，出口成章，所以這場戲很好看，唱腔也很好聽。當然這場斗智，超不過《沙家浜》，《沙家浜》斗智那一場太經典了。

　　在教育吳清華(瓊花)的一場戲里，增加了一個賣身契的場面。拿出一張賣身契，一下子就令吳清華覺悟了。洪常青教育吳清華說，革命不但要靠勇敢，也要有一條正確的路線。

　　再一個就是要發揚京劇的特點，對全劇的唱腔進行完整的構思和通盤的布局。設計了幾段著名的對唱，念白也很漂亮，這跟演員有關系。舞美方面，京劇的身段配上芭蕾舞的一些特技，融合到一起，藝術家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還有武打，本來就是京劇的拿手好戲，再加上借鑒舞劇，非常富有觀賞性。

　　在音樂上也有許多的創新，這個創新在《紅色娘子軍》里，說實話不太難了，因為前面好多戲都做了鋪墊。特別是交響樂伴奏京劇，豐富了京劇的表現力，京劇原來的文武場確實很優美，跟昆曲比豐富了，但是畢竟還很單調。交響樂有交響樂的好處，特別是表達一個宏大主題的時候，就像《紅色娘子軍》這樣的戲，如果只是一板一胡地拉，和交響樂伴奏是兩種效果。

　　還有京劇音樂中，如何融入一些現代的音樂因素，這都是需要創新的。比如說想和《紅色娘子軍》的主題歌聯系起來，如何處理?比如說樣板戲怎么樣能夠聽出《東方紅》的味道來，怎么聽出《國際歌》的味道來，還不能離開京劇的旋律。或者雖然觀眾沒聽出來，但是已經受了它的感染，這些都是挑戰。

　　《紅色娘子軍》的京劇版，有多方面的創新成就，而且是在舞劇版那樣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后制作的，十分難得。

　　七、其他版本

　　作為影響巨大的紅色經典，《紅色娘子軍》還有滬劇、豫劇、漢劇等諸多版本，歷史素材所包含的戲劇礦藏得到了充分的開掘。

　　世紀之交，《紅色娘子軍》重新贏得受眾青睞后，以最具魅力的紅色經典身份，又多次被改寫改編。

　　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郭小東、曉劍的長篇小說《紅色娘子軍》，王虹昭在《羊城晚報》發表書評《解讀紅色經典的經典精神》說:

　　長篇小說《紅色娘子軍》改寫成功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它基本保有了電影《紅色娘子軍》的原貌，又賦予它一種莊嚴的悲劇色彩。它是一部復線小說，全篇共20章，每一章都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寫“當前”，下部寫“過去”。“當前”部分是小說作者新的創作，我將其稱為“新線”，“過去”部分基本上是按電影劇本的情節向前推進的，我將其稱為“原線”。一部小說同時有兩條線向前平行發展，互不交叉又相互映照，這種結構是有創造性的。

　　2006年袁軍導演了一個電視劇《紅色娘子軍》。在電視劇里，劉佩琦演南霸天，演得很人性化，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特色。但是這個時代的很多受眾，卻并不贊同這種版本。改編者本來是按照近年流行的藝術觀創作的。他們都認為創作要還原人性，什么叫還原人性呢?他所謂的還原人性無非就是男女主人公動不動找個機會就接吻了，就擁抱了，然后鏡頭一掀，衣服一脫，玉腿酥胸露出來了。可惜這樣的“人性”越來越被受眾所質疑了。

　　另外，《紅色娘子軍》還被一些大學生改編成了簡單易演的話劇版、小品版和朗誦劇版。近年一些城市的廣場舞也多有采用《紅色娘子軍》主題音樂為伴奏的。

　　一部優秀的作品，它被改編成無數的其他版本，是正常現象。但是永遠超不過那個最經典的。就像金庸小說一樣，就像托爾斯泰小說一樣，永遠被改編，改編之后永遠挨罵，挨罵之后繼續改編。經典的命運從來如此。

　　涉及到《紅色娘子軍》版本問題的，有《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胡牧的《中國十七年電影英雄人物形象的符號學意義》一文，和《文藝爭鳴》2010年3月號陳超談《紅色娘子軍》的改編與敘事變遷的文章等，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2009年《長江師范學院學報》發表了羅長青寫的《紅色娘子軍創作論爭及其反思》，這篇文章提出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文化生產”，針對革命歷史資源問題，作者認為在毛澤東時代，《紅色娘子軍》那些版本的創作，都屬于“社會主義文化生產”，它應該遵循社會主義文化生產的規律，不能用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規范去要求它，更不能向前去追索它的版權問題。就像今天，如果把國有企業瓜分了，一個車間、一個辦公室、一個沙發、一個茶壺，算誰的?所以社會主義文化生產的產品歸屬，應該尊重那時候的歷史，尊重那時候的標準。當時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使用的都是共同的革命歷史資源。為了這個革命歷史資源，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后人把人家的故事改編成了作品，自己已經獲得了稿酬和聲譽，還有當時的體制所提供的諸多生活福利。這個活生生的人生版本，已經夠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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