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的紅船。第一次見到它是1967年,在我姐姐“大串聯”帶回來的一枚小小的像章上。第二次是這個六月初,在歷史一樣迷蒙的煙雨里。這中間,綿延了近半個世紀。
南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起點。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當時為尋找開會的場地和解決代表的住宿,組織者走路子、托關系費了不少周章。會議開到中途因有捕房的探子前來“探班”而緊急休會,代表們分兩批去了嘉興,由熟悉當地地形地貌的李達夫人在南湖上包了條花船,并坐在船頭上站崗放哨,終于把會開完了,把黨攢成了。據負責會務的李夫人王會悟——瞧這名起的,真鬼使神差——回憶,當時租船花了四塊五毛,一桌午飯三塊,加上小費一共八塊錢。與會者總共十來位,代表了全國總共五十來位黨員。九十年前的中共,就這么幼小卻又這么精神,就這么舉步維艱卻又這么前程萬里!
十八大前不久剛剛開過,那樣的聲勢氣派還用“隆重”來形容,我都替“隆重”這個詞難為情了。今天的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執政黨,領導著用不了多久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已然成為財力和權力的巨無霸。但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道德上和價值觀上,它是那樣有氣無力、弱不禁風:別人穿背心它得穿夾衣,別人穿羊毛衫它得穿羽絨服;趕著特別的日子口,糊窗縫、加門簾能跟坐月子似的。這種失衡的狀況已經給中國迄今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問題,也給中國未來的命運埋下不小的隱患。
要改變這種道德無力、價值疲軟的現狀,光靠排查出更多的“敵對勢力”,然后撥更多的經費請他們“喝茶”,求他們降低音量,這辦法要有用早有用了。由月嫂們攙著每天繞北京的金山走一圈,用GDP增強道德自信,也屬驢唇不對馬嘴。根本的解決之道,在于扶自身的“正“,祛自身的”邪。所謂“扶正”,其實就是好好為人民服務,積累正面口碑或公信力。如今雖不能再要求服務員“全心全意”,但服務費也不能高得沒邊。最近正審著的劉志軍,辯方強調他為人民建了高鐵,功不可沒。高鐵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功業,但劉志軍給自己發的服務費也太變態了。所謂“祛邪”就是反腐肅貪少胡作非為,這項工作雖然一直在搞,但搞得一沒決心二沒信心。這十年間貪官之所以前仆后繼,原因之一就是仆倒了還能再爬起來,怎么貪也不用擔心槍斃,“決心”安在?再說信心,官員財產公布我想符合任何說得出口的道理包括中國的道理,否則我們黨也不會主動搞試點,個別封疆大吏也不會對媒體說自己才不怕公布呢。但最近這件反貪利器竟被定為“敵對勢力”亡我的兇器。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敵對勢力”要干什么——敵對勢力還要在不久的將來到訪中國、跟國家領導人擁抱呢。問題的關鍵在于貪官們都干了什么,多少人干了,干到了什么程度。關鍵的關鍵,在于這些問題的答案有告知人民的自信么。
正與邪對立統一,扶正與祛邪相輔相成。中央文明辦這邊工作越累人,中紀委那邊的差事就越養人;反之那邊勞而無功,這邊也只能功而無效。這次在嘉興,接觸到了一個96345信息服務平臺,是政府組織志愿者及商戶解決老百姓的各種日常生活小難題,如疏通下水道、更換線路、修理電腦之類,收費低于市場價,而且有備案,有監察,有評比,類似于歐洲國家搞的“道德企業”,應該說是探索國家、市場、社會三者間合作關系及良性互動的有益實踐。當地朋友說,“我們有事都打96345,很方便,過去求人托人真麻煩死了,街上小廣告找他也不放心!”我試著撥了這個電話,打聽某博物館的日程、收費、路線等信息,接線員熱情耐心,回答了我的部分問題,回答不了的問題說打聽清楚再告訴我,五分鐘后電話果然就響了。這讓我很高興,前些時死豬漂江(不少來自嘉興)留下的惡劣印象有所緩解,對東部富裕地區的社會生態多了一些認識。
這次在嘉興聽到一位普通交警平凡卻溫暖的事跡:某人醉駕被這位張警官查獲,按規定要拘留十五天。醉駕者聽說要拘留便大吵大鬧說自己是心臟病患者,張警官打電話給他家屬了解到此人確有心臟病史,于是先帶他看病,然后陪了一夜床,最后確定沒事后才把他移送拘留所。此人從拘留所出來后專程跑到張警官那里又是表示感謝又是表達感悟:“我現在真是理解了,你們真的不是和我們過不去”。張警官的所作所為,其實已不僅是依法治國,還兼有以德治國的內容了。可沒幾天,延安城管將市民攢毆在地又跳起腳踏其頭的視頻就瘋傳網絡,那馬踏飛燕似的造型看著就跟革命圣地又被胡宗南匪兵攻占了似的。現在的局面是正不壓邪,水龍頭賽不過決口潰堤。而且,當總的正小于總的邪時,不信“正”就會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不傳“正”就會成為普遍的社會行為;各種負面的消息就會混雜著謠言誤解,像野火一樣成為狂風中的舞者。人民幣和美元和的匯率曾經到過十比一,就社會影響力而言,我看一百個張警官也未必能折合一個踩頭哥。也就是說,在正邪倒值的情況下,失民心會是一個加速的過程,有點一哄而散的味道。對此,我們黨也別覺委屈,當年得民心不也是這么個一擁而上的態勢嗎?延安寶塔山,就因為正大于邪大到了一定比例,于是被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學子傳得神乎其神,爭相搶購。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道德上的正邪倒值未必是絕對的壞事,正值也未必是絕對的好事,社會歷史過程為辯證法預留了一定的空間。中共被民心從寶塔山一路簇擁上天安門之后,脾氣在山呼海嘯的“萬歲”聲中迅速膨脹為霸氣,批評和質疑則迅速銷聲匿跡。在沒有批評和質疑的環境里,錯誤和失敗沿著反右、大躍進、文革拾階而上,如入無人之境。最后,那位萬歲聲喊得最高的法定接班人,以驚天動地的一爆將泡沫震碎。高壓之下,億萬人臉上的熱情和忠誠冷凝為假面。丙辰清明上百萬北京市民摘掉假面,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次奇異的“公投”。毛主席拿著公投結果,滿眼的悲風苦雨,樹老枝殘。據說他觀看老電影看到當年解放軍入城、人民群眾載歌載舞的場面時痛哭失聲,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接下來就是人亡政息,歷史改道了。今天,處在道德谷底的中共所面臨的民意或輿論環境,其實要好于文革后期及劇變前的蘇東。今天,除了月嫂們的寬心話體己話,它幾乎看不到好臉,但也看不到假面。假面下默然積蓄的負面能量,“翻臉”時驟然釋放的毀滅性沖擊波,可能會成為朝鮮的未來,但已經屬于中國的過去了。再者,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道德的觸底本身,對于有志有為的領導人未嘗不是一筆豐厚的遺產。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捆著千萬人命運(如出身)、勒著億萬人正常需求(如花衣裳交誼舞)的麻繩,鄧、胡一剪刀下去就為新政剪了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平凡冤假錯案、廢除禁欲主義的舉措,一毛錢的GDP也沒貢獻,卻為中共輕輕松松收獲了廣大民心,為改革開放在道德上積蓄必要的動力。
這屆新領導下車伊始,便接連開出“洗澡”、“照鏡子”、甚至“割肉”祛邪諸方,他們把問題提到了可能“亡黨亡國”的高度。其實,比“亡黨”“亡國”更現實的是“亡天下”。所謂“亡天下”就是風氣大面積敗壞,正道壅塞,眾人如水就下,已經不是東西的還想更不是東西,已經更不是東西的還想最不是東西(有學者管這叫“社會潰敗”)。亡天下雖還不是亡黨亡國,但天下亡了,黨、國也跑不了。重建道德真的是刻不容緩。勢是這么個勢,理是這么個理,就剩做了。寫到這兒,起身活動活動,窗外已是煙雨溟濛。
煙雨中的紅船,會重新出么——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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