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電影《白毛女》人物原型的誤說和胡說

　　楊潤身

　　(一)

　　去年《中年人》雜志第5期有一篇文章，述說四川“白毛女”羅昌秀80歲謝幕人生，并說，電影《白毛女》中喜兒的藝術形象的原型就是羅昌秀。這種說法嚴重失實。1951年初上映的電影《白毛女》，是根據賀敬之等同志創作的在1945年黨的七大以前就公演的歌劇《白毛女》改編的，而歌劇《白毛女》則取材于李滿天搜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進行藝術創作而成。“白毛女”的故事流傳于我的故鄉河北省平山縣。毛澤東同志都曉得“白毛女”的故事流傳于平山。他老人家在陜北即將東渡黃河，朝平山縣西柏坡轉移的時候，與身邊工作人員動情地說，我們要往“白毛女”的故鄉去了。四川“白毛女”羅昌秀是1956年才被民兵從深山野林里救出來，她怎么可能是電影《白毛女》喜兒的人物原型呢?這顯然是誤說。

　　新中國誕生前夕，電影編導水華和王賓邀請我參與將歌劇《白毛女》改編為電影。我的家庭貧寒，欠地主360吊錢的債。我心里裝著父親及眾多貧困農民遭受地主老財剝削的苦難，還有本家一個姑姑和鄰居家里一個姐姐不得有愛的悲酸，特別是心里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光芒照射，很樂意將階級之親。階級之愛，傾注于如本家姑姑和鄰居家姐姐一樣可愛的喜兒，傾注于如勤勞的父親一樣可愛的楊白勞。

　　在電影《白毛女》的創作中，我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情節上提了一些再創作建議。如，歌劇中的楊白勞到臘月外出躲賬，我的父親當年卻是豁命掙夠欠地主的利息，主動向地主還息。按著統治階級的規矩，窮人還清債息就可以安度春節。楊白勞、喜兒、大春，3個勞力，完全可以還清黃世仁的債息，躲賬有欠真實。我就與兩位編導商討，楊白勞由躲賬改為主動還息。黃世仁為霸占喜兒，強詞奪理，要求本利全收，逼楊白勞走上絕路，這樣更加接近生活的真實。

　　又如，應使大春與喜兒的愛情更加豐滿，更加鮮明，這樣才能更加動人地更加真實。我與兩位編導反復探討，統一認識，將本家姑姑出嫁前將辮子挽成了發髻的情節給了喜兒，又多了大春為喜兒摘柿子，在懸崖中砍柴相親相愛的情節。他們的愛情更加豐滿，也使黃世仁的罪惡更加顯而易見。

　　我為一村劇團排演歌劇《白毛女》的時候，兩個受過惡霸地主欺辱的大嫂說：“喜兒太傻了，不該將小白毛女留在身邊，小白毛女是黃世仁的種嘛!”但有人主張從母愛出發，主張保留小白毛女。最后經周揚同志表態，小白毛女未再留在喜兒身邊。

　　歌劇《白毛女》的結尾未交代大春與喜兒相愛的結果。我與兩位編導又反復討論，喜兒對大春的愛是那樣執著，大春成為革命干部，不與喜兒成婚終身相愛，革命的情理不容。電影演出時，觀眾看到在田里收割谷子的喜兒白發變成黑發，辮子挽成發髻，與婆母王大嬸愉快地收割谷子，知道喜兒有了田地與大春已洞房花燭，都給以熱烈的掌聲。

　　楊白勞決定喝鹵水自盡，他看著喜兒睡著了，心如刀絞，接下去，歌劇中的楊白勞有一大段唱。我為村劇團排演歌劇《白毛女》的時候，感到楊白勞的大段唱對劇情有所沖淡，就向兩位編導提出，把楊白勞的大段唱刪去。“那么楊白勞是否還有什么話可說呢?”于是水華扮演喜兒，我扮演楊白勞，看一看按情理是否有什么話說。我很快淚水不止，沒有任何語言能表達內心之悲苦。水華是頗有成就的電影藝術家，很快進人角色，也同樣只是落淚罷了。于是，我們就定下讓楊白勞只以眼淚來表達與喜兒的訣別。

　　文學腳本脫稿，我伴攝制組到平山縣拍攝外景。總攝影師吳蔚云感奮地說，白毛女故鄉的山水如桂林的山水一樣秀麗!扮演喜兒的田華說，白毛女故鄉的姐妹們像她的親姐姐一樣可親!鄉親們積極地協助拍攝。扮演大春的李百萬和扮演喜兒的田華進山砍柴，李百萬下不得百丈懸崖，年逾花甲的劉道士便自薦，代替李百萬扮做大春在懸崖里豁命飛來飛去地砍柴，不要分文報酬;柴莊村的10多位貧苦農民參與收割、交租的拍攝，近一個月不能回家去收秋種麥。攝制組對他們付予報酬，人人拒絕，表示拍攝《白毛女》電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是他們應盡的責任。

　　電影上演之后，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同志說，電影《白毛女》藝術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達到了完美的統一。文化部部長茅盾同志激奮地說，電影《白毛女》是又一個“白毛女”。

　　(二)

　　從歌劇《白毛女》到電影《白毛女》，真實地反映了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歷史真實，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也受到各國人民的歡迎，并念念不忘。而在我們國內，卻有人對《白毛女》隨意戲說、胡說，有人甚至把喜兒改寫成穆仁智的小老婆。2002年12月31日《雜文報》上載文《喜兒致大春的信》，其中喜兒變成“黃太太”，大春變成“窩囊廢”，黃世仁變成大款，穆仁智變幫兇為幫辦。并且還有“情三角”游蕩于中，將純樸而堅強的喜兒“游蕩”為見錢眼開、忍辱偷生、不知羞恥的闊太太。一家報紙上還發表喜兒應該嫁給黃世仁的短文。文中說，一位母親買了一張《白毛女》的影碟，給自己正在讀小學的女兒看。誰知女兒看后竟認為，喜兒應該嫁給黃世仁，并說，喜兒也真是的人家黃世仁有權有錢，標準一個大款，這樣的主兒貼都貼不上，她卻逃到山洞里受苦，傻冒兒一個。這個小學生可怕的“重錢”之念，自然令人擔心、令人痛心，然而她畢竟是個不懂得歷史、初涉人世的孩子。隨意改寫《白毛女》，任意糟踐充滿血淚的喜兒，任意為佩帶了“八路”臂章的大春抹黑，用心地美化欺壓農民又當上漢奸的黃世仁及其幫兇穆仁智，不是出自無知的孩子，而是出自文化不淺、名氣不小的“家”，這就不能不讓人格外地擔心、格外地痛心、十分不滿了。

　　戲說者在《雜文報》上戲說不久，天津的路石同志在《天津老年報》上發表文章，氣憤地說：“‘信’既傷害了幾代中國人的感情，又褻讀了原著，并有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之嫌，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

　　戲說不僅使我痛心地想起我的楊白勞式的父親的悲苦，還讓我想起我親眼目睹的眾多受剝削壓迫的農民的凄苦。我的遠房五爺爺，勤勞仗義，為多戶貧苦叔叔攬賬，20多畝沃土落入地主手里。他59歲時的農歷小年，五奶奶埋怨他，大年也吃不到白面餃子，他憤然落井淹死，大人孩子為他掉淚。我的本家慶和哥欠著地主重債，日子難過，常常拿慶和嫂出氣。一天，慶和嫂在我家的石碾上推碾，慶和嫂不留心，讓一只公雞吃去幾個玉米粒，碰巧慶和哥看到，慶和哥二話不說，上前就是三拳兩腳。慶和嫂不哭不鬧，回家抱起不滿一歲的女兒一塊投井自盡。慶和哥也要跳井，被鄰里們拉住。在那十家燈火九不明的舊社會，年年農歷臘月都可看到被逼無奈的貧苦農民的眼淚，村村都可聽到送葬的傷心的哭聲。

　　戲說的人隨意對喜兒、大春無情，隨意對黃世仁、穆仁智多愛，不知其用意何在?歌劇《白毛女》上演之后，一位穿長袍的先生找到我，與我辯論《白毛女》的真實性。他說《白毛女》不能成立;黃世仁對喜兒不是強奸，強奸有不了小白毛女;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合理合法。后來知道，這位先生是地主的幫辦，拿地主豐厚的薪水，有數十畝良田出租。其用意很明確，也很可笑不值一說。時下戲說者的用意，與40年代穿長袍先生的用意當然不同。究竟為何?天知道。我們權且將戲說當胡說吧!

　　改革開放以前，人們談錢變色，不敢言富。時下，人們理直氣壯地致富發財。這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但“陳舊的東西總是企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作為對人民對祖國負有崇高責任的文藝工作者，絕不能不防備金錢拜物教的侵襲，把金錢看得高于一切，讓其威力無窮，“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一個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自己高尚的職責：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著眼于培養健康向上的情趣，陶冶高尚美好的心靈，促進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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