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武訓傳》將鋪就中華民族通往地獄之路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被封殺的電影《武訓傳》不僅在近日解禁了，而且在公映之前，便大量發行了該片的DVD。據互聯網上發布，由于國內主流媒體的熱炒，最近幾天，在京滬等城市，《武訓傳》這部影片的DVD已經到了一碟難求的程度。《武訓傳》剛一解禁便會受到如此的熱捧，這絕不僅僅是由于到今年該片已經被封殺了六十多年，而是更與這部影片被封殺的原因有關。

《武訓傳》這部電影之所以被封殺，是源于該片在上映不久便受到了毛澤東的批判。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九五一年由于毛澤東親自發動并領導的第一場對舊的思想文化進行批判的運動。一九五一年的中國，不僅國內建設異常艱難，而且還更承受著抗美援朝的艱巨負擔。在國家和民族如此艱難的時刻，而毛澤東卻發動了對一部電影的批判，這就只能從武訓其人的經歷，尤其是從武訓的這個名字去理解了。　　

武訓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今聊城西）武家莊一個武姓貧苦農民的兒子，生于一八三八年，卒于一八九六年。幼年時的武訓家里很窮，以至于窮得武訓不僅不能上學，甚至都窮到了連個名字都沒有的程度。由于沒有名字，因此人們就只能按照家族的排行稱其為武七。成年后的武七深感沒有文化的苦處，為了讓像他那樣的窮孩子能讀上書，武七決定興辦義學。但是由于無錢辦學，于是武七就想出了這樣一個先去乞討，用乞討得到的錢購買土地出租，然后再用出租土地和繼續乞討得到的錢購買更多的土地出租以積累辦學基金的辦法。為了乞討，武七有時甚至不惜侮辱自己。在積三十年的乞討和出租土地的辛勞之后，武七積累起了一定的基金，并先后在堂邑、館陶、臨清辦了三所義學。義學興辦起來之后，武七的聲望也開始大噪。出名之后，武七“行乞興學”的行為，不僅受到了當時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賞，而且還更受到了當時滿清政府的褒獎。清政府不僅賜給了他“訓”字的這個名字，而且還封其為“義學正”，并賞穿黃馬褂。后來，武訓“行乞興學”的這種精神，也受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極力推崇。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將一本《武訓先生畫傳》送給了電影編導孫瑜，并建議他把武訓一生“行乞興學”的事跡拍成電影以宣揚武訓的精神和做法。經陶行知先生的介紹，孫瑜也深為武訓“行乞興學”的獨創精神所感動，于是便開始收集資料，并草擬了拍攝提綱。　　

一九四八年，孫瑜寫出了《武訓傳》的電影劇本，并于當年就在中國電影制片廠開始了拍攝。但是由于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該片便始終未能完成拍攝。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武訓傳》這部影片才由上海昆侖影業公司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完成攝制，并在一九五一年初開始在全國公映。　　

電影《武訓傳》在全國剛一公映，立刻就博得了社會上的一片贊揚之聲，而各報刊也更是紛紛發表文章，對該片予以了充分地好評。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南海的小禮堂放映了電影《武訓傳》，由周恩來總理和胡喬木出面召集，一百多位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到場觀看了該影片。在影片的放映中，禮堂內不僅掌聲不斷，而且朱德還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放映結束后，朱德又特意握著導演孫瑜的手說：“很有教育意義。”　　

另據孫瑜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回憶：“電影《武訓傳》受到全國人民贊揚后，中央領導同志集體觀看了這部片子。后來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我時，我向他匯報了拍攝電影《武訓傳》的情況，總理很有興趣地聽我介紹，之后，他說：‘對武訓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諸多民主人士在重慶的兩次聲勢浩大的宣傳武訓的活動，在當時的《新華日報》上作了充分的報道。那時，我才曉得他是靠乞討積錢而辦成功幾所學校的，實在很不容易，掃盲和教育救國始終是我黨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責任，至于電影嘛，我自己認為拍得不錯，看了很感動人。’”　　

就在電影《武訓傳》不僅得到了全社會的一片褒獎，而且還受到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高級領導人贊譽的時候。 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從而拉開了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批判的序幕。　　

雖然電影《武訓傳》宣揚了一種乞求意識而貶低了斗爭和反抗的精神，但是對一個已經死去了幾十年的人以及以其為藍本拍攝的一部電影，毛澤東絕不會如此地重視。毛澤東所重視的應該是那些黨和國家領袖級人物對宣揚了乞求意識而貶低了斗爭和反抗精神的《武訓傳》這部影片的態度，以及他們通過對這部影片的態度而反映出來的真實的思想狀態。從對《武訓傳》的態度上，就能充分反映出這些領袖級人物的思想認識仍然還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的歷史階段上。只不過由于他們大多都來自與社會的底層，所以無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了解民間疾苦和關心民間疾苦的“好皇帝”而已。就是由于這些身為黨的和國家領袖級人物的思想狀態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要求還相距甚遠，所以毛澤東在親自審定并做了大量修改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這篇社論中，才發出了如此嚴厲的質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歷史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準確地反映毛澤東批判《武訓傳》真正原因的，是毛澤東在《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稿時加寫的幾段文字》這篇文章中的一段話：　　

“現在，估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他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借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確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二十四部正史，記滿了中華民族因外來侵略而遭受的無盡屈辱與苦難。正是歷史上發生過大量的這些非親歷者都無法想象的屈辱與苦難，才使中國人悲愴地喊出了：“寧做太平犬，不為離亂人”。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之所以屢遭外來侵略，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太過懦弱。而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之所以懦弱，又是由于小農經濟生產和受儒家學說中的實用主義思想加機會主義人生哲學的毒害才造成的。大澤鄉起義的農民領袖陳勝和吳廣之所以能成為英雄，就是因為受“等死”這一客觀條件的逼迫。因此大澤鄉起義的過程，清晰地反映出了陳勝和吳廣等人的實用主義思想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就是這種懦弱的民族性格，所以才不僅造就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看客心理，而且更賦予了大多數中國人超限度的忍耐力。如果沒有這種超限度的忍耐力，那么從安徽阜陽到深圳創業的那個楊武（媒體報道時的化名），也忍受不了親眼看著自己的妻子被人毒打并強奸這個長達一個小時的過程。　　

當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長達二十八年時間的革命過程，也是一個教育、幫助黨內許多同志提高認識問題的能力和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的過程。　　

直到今天，任何人也無法否認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才取得的這一認識。而毛澤東思想，則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創立的。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寫在馬克思和列寧的浩瀚著述之中，但是對于什么才是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體制內的黨史研究和理論工作者大多都認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就是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以不僅經濟十分落后，而且人民由于遭受著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與壓迫，命運也更為悲慘。　　

經濟十分落后，人民由于遭受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與壓迫而命運也更為悲慘，這確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從這個表面的現狀來看，當時的中國人似乎應該更具有革命的要求，更充滿革命的熱情。但是，如果按照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任何人都將很難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問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不僅要看正確地認識中國社會的表面現狀，而且更要能夠正確地去認識中國人的心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等三位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最高領導人和其他許多領袖級的人物，就是由于只看到了中國社會的表面現狀而并沒有真正地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而無不想當然地認為在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地主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與壓迫下而命運更為悲慘的中國人民，更應該具有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熱情，所以才接連犯下了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無論在任何的時代背景下，決定一個人能否主動投身革命的主要因素，不是他是否具有進行革命的要求，而是他是否具有敢于投身革命的勇氣和膽量。就是由于深刻地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的這個真正的具體實踐，所以毛澤東才認識到了中國革命將是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才探尋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樣一條具體的革命道路。對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這種認識，當時黨內的許多同志，尤其是那些領袖級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人認同，直到后來在毛澤東的耐心教育、幫助下，特別是當毛澤東創立的中國工農紅軍在他們錯誤與低能的領導下幾乎全軍覆沒了的時候，才終于提高了一些認識問題的能力，才終于在“遵義會議”后接受了毛澤東的領導。而“遵義會議”之后，中國革命也真的開始了從勝利走向了勝利。　　

任何一個人的認識問題能力的提高，都必須要經過一定的過程。而一個民族的國民性的改變，則更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條件。就是由于國民性的這個原因，所以雖然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不懼艱辛地為了全體中國人民、是不怕犧牲地為了中華民族；所以盡管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擁有著真理、充滿了正義，但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成立了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才只有四百四十八點八萬名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更是只有五百多萬人。而且這些黨員中，還有許多人都是懷著像小說《紅巖》中的叛徒甫志高那樣的強烈投機心理，在眼見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正是許多人的投機心理，才使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從一九四五年“七大” 召開時的一百二十余萬人，猛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四百多萬人。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到一九四九年時已經發展到了五百多萬人，但其中不僅有大量的以個人身份補充進來的國民黨軍俘虜，而且更有成建制的改編進來的起義或投誠的國民黨部隊。　　

從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人口始終保持在四億多，而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更是多達四億五千多萬。然而無論是在反抗日寇侵略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中，還是在國共兩黨進行階級大決戰的三年解放戰爭里，四億多中國人卻只有不到零頭的那些人參與到了其中，而其他四億多人卻躲在了一邊，苶呆呆地再一次充當著歷史的看客。在毛澤東領導的這場長達二十二年的武裝革命過程中，包括毛澤東的六位親人在內的許許多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無私奉獻和不怕犧牲的精神，教育了中國人，感染了中國人。所以，毛澤東領導中國武裝革命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的過程。而也正是由于國民性的這個問題，所以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才不僅要經歷二十八年的艱苦而漫長的過程，而且還必須首先要跨越民族革命的這一關。而蘇聯的“十月革命”，不僅能在一夜之間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更是省卻了民族革命的這一關鍵環節。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成立了，但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奪取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語重心長地諄諄告誡全黨同志的時候，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盡管國民黨反動政權即將被打垮，但是中華民族所受到的外來威脅卻遠遠沒有過去，如果不愿中華民族因遭受外來侵略而發生的歷史悲劇重演，那就不僅要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加快國內建設的步伐，而且更要徹底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而改造國民性，那么必須首先就要從改造我們這個民族的以儒家學說為主干的傳統文化做起。　　

盡管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如今電影的傳播功能和對人的影響教育能力已經被電視和互聯網所取代，然而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電影還可以堪稱是中國實施教育的最強勁的方式。　　

不用說武訓興辦的義學所教授的完全是儒家的《四書》、《五經》等內容，而且武訓興辦義學過程的本身，則更是將儒家學說中的實用主義思想和機會主義人生哲學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電影《武訓傳》所宣揚的，那就只能是儒家學說中的實用主義思想加機會主義人生哲學，那就只能是儒家學說中的明哲保身這種投機心理了。周恩來和朱德，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而與毛澤東并肩戰斗長達二十多年的戰友。在并肩戰斗的過程中，周恩來和朱德都曾經有過與毛澤東的認識不一致的經歷。而造成他們認識不一致的原因，就是對問題的認識能力。盡管中國革命的挫折和毛澤東的幫助、教育，曾經使他們提高了認識問題的能力，但是從他倆在對待電影《武訓傳》的態度上所反映出來的真實思想狀態，說明了他倆的認識問題能力的提高，還只是階段性的。從這種現象中，毛澤東不僅看到了中華民族未來的危險，而且也更看到了通過國民性的改造從而在我國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當中培養貫徹堅強不屈的精神和民主意識以及提高認識問題能力的艱難。　　

上個世紀初，盡管在采取那種方法來拯救深陷亡國滅危機之中的中華民族這個問題上不同階級的人有著不同的認識，但是在對中國人的國民性這個問題上，不僅毛澤東和魯迅的心是想通的，而且就連被譽為是平民教育家的晏陽初，也認為造成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就是民眾中普遍存在的“愚、貧、弱、私”這“四大病患”。因此晏陽初認為，若想拯救中國，那就只有首先興辦教育以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為此，晏陽初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僅組成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而且更是從一九二九年開始，就到河北省定縣進行了長達八年多時間的平民教育實驗，希望能通過教育來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并進而拯救中國。　　

在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始終堅持著正面教育、鼓勵和積極主動地去引導的這個方針。師范學校畢業又有著長期而深刻社會實踐的毛澤東由于深諳教育的理論，所以不僅很早就發現了“好孩子也是夸出來的”這種心理現象，而且更是深知鼓勵和激勵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毛澤東才總是用“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以及“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這樣的殷切期望和鼓勵，來教育中國人民并急切地盼望著中國人的性格能夠發生徹底的改變。不僅深諳教育理論，而且同樣也精通中國歷史的毛澤東更是清楚地知道。由于缺少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所以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才不僅屢屢遭到了外敵的侵略，而且在抵抗侵略的過程中，更是遭到了屢屢的失敗。南宋十萬軍民在蒙古人面前，只知投海自殺，卻不敢同敵人血戰到底。如果十萬人同和敵人拼命，也許中國的歷史將會改寫。“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由于“甲午戰爭”的失敗而滿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之后，悲憤欲絕地寫下了這樣一首七絕詩：“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敵人的兇殘與野蠻，激起的應該是我們全民族的仇恨與勇敢；遭受的凌辱和蹂躪，更應該使我們闔族拼命向前。但是因為四萬萬人只會齊下淚，所以中華民族才不僅遭受了無盡的欺辱，而且還不知何處是神州了。如果四萬萬人齊奮起，如果四萬萬人齊努力，如果四萬萬人齊對敵，那么早就天涯處處是神州了。英國的哲學家培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至理名言：“性格決定命運”。培根所說的這句話，可能只是針對個人而言。但是如果從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際遇來看，性格不僅能夠決定個人的命運，而且也更能夠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武訓成名的時候，正值滿清王朝處在風雨飄搖之際。此時的滿清王朝，由于無力抵御帝國主義的侵略以保護自己的國民，因而不僅嚴重地削弱了統治人民的能力，而且更徹底喪失了統治人民的道義。所以滿清王朝賜給已經成為了社會名人的武七一個與馴字同音的訓這個名字，一則可能是為了褒獎武七本人的馴服，二則更可能是要樹立武訓這個榜樣，訓育國人都要像武訓那樣去做，以便有利于維持自己的衰朽統治。從滿清王朝在它快要死了的時候卻大力褒獎武訓和國民黨反動政權因無力抵抗日寇的侵略而躲到重慶期間也大力宣揚武訓的這種情況看，每一個政權當它在喪失了存在的道義的時候，都會將孔孟之道拿出來抖落一番。滿清王朝是這樣，國民黨反動政權是這樣，竊國大盜袁世凱更是這樣。盡管成功地南壓革命性不堅決的革命黨人讓步，北逼滿清王朝的孤兒寡母退位而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和滿清王朝的權柄。但是由于在南壓革命黨人讓步和北逼滿清王朝的孤兒寡母退位的過程中，袁世凱耍弄的陰謀詭計大白于了天下，所以袁世凱卻并沒有取得作為新國家最高統治者所必須擁有的道義。而為了能夠蒙混過關，就只能采取愚民的手段。而愚民的做好辦法，那就只有宣揚儒家學說。于是，在竊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和滿清王朝權柄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三年的六月二十二日，袁世凱頒布了“尊孔令”。但是盡管頒布了尊孔令，可袁世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還是沒有得到絲毫的提高。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袁世凱只好又于一九一四年的九月二十五日頒布了“祭孔令”并親自到孔廟去祭祀孔子。然而中國的歷史早就形成了這樣的一條規律，任何的政權只要是走向了反動，那么不管它如何起勁地拿起孔孟之道來抖落，也維持不了多久。果不其然，就在袁世凱頒布“祭孔令”后的第三年，袁世凱本人就和他的“洪憲帝制”一道，一命嗚呼了。

《武訓傳》雖然只是一部拍攝于六十多年前的電影，但是在電視和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當今這個時代，如果借助電視這個傳媒和互聯網，一部電影也同樣能產生巨大的感染效應。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的國民性已經再度發生了極大改變的情況下，電影《武訓傳》的解禁勢必將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改變增添巨大的負面影響。在弱肉強食的西方叢林文化依然占據強勢的當今世界，在正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日本等敵對國家強敵壓境并且還有東盟和印度等群狼環伺的時候，中華民族一旦徹底喪失了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氣，一旦徹底改變了生命不息沖鋒不止的民族性格，那么等待中華民族的，也就一定是闔族的滅絕。因此，電影《武訓傳》由于解禁而給中華民族鋪就的，只能是一條通往地獄的不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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