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國史　　

-----電影《金陵十三釵》和南京大屠殺　　

值此年終歲末的時候，一部由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執導的片名為《金陵十三釵》的電影不僅正在國內到處熱映，甚至還跑到美國的幾個城市上演去了。然而七十四年前的此時，南京城內的我中華百萬同胞和十余萬國民黨軍潰散的官兵以及整個中華民族，也正處在煉獄般的煎熬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守衛南京城的十五萬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進攻面前，只是稍微地進行了一下象征性的抵抗之后，便由于司令、軍長、師長、旅長和團長等軍官首先逃離戰陣而自行潰散了。十三日，日軍幾乎是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便占領了南京。在占領了南京之后，日軍隨即就開始了時間長達六周的大屠殺、大強奸、大搶劫。在這六周的時間里，南京共有三十多萬我國同胞遭日軍的屠殺，兩萬多名婦女被強奸，財產損失更是多得無法統計。　　

《金陵十三釵》是根據海外華人作家嚴歌苓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可謂是近年來繼《亮劍》、《大刀》、《中國遠征軍》和《南京！南京！》等意淫派電影和電視劇之后的又一高潮之作。該片主要的故事情節是：日軍占領了南京之后，有一座歐美人開辦的天主教堂暫時還未被占領，一些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十幾個秦淮河畔的妓女、少數國民黨軍隊潰散的士兵和一個名叫約翰的美國人，都先后躲進了教堂。但是，不管是歐美人也好，還是基督耶穌的教堂也罷，都不可能保護慘遭日軍踐踏的中華民族。很快，日軍就沖進教堂并且發現了女學生，殊死抵抗的軍人在千鈞一發之際開槍救了女學生后英勇地犧牲了。后來，日軍又強征女學生去慶功會為日軍表演節目。不難想象，與野獸共舞，就只能是一條根本就不可能回來的不歸路。女學生們不甘被日軍凌辱，在準備集體自殺時，卻被以玉墨為首的妓女們勸阻住了。最后，十三個平日里被視為下賤的風塵女子，在侵略者喪失了人性的淫惡和屠刀面前，激起了俠義血性，她們身披教會學校女學生的唱詩袍，懷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學生，去赴一場悲壯的死亡之約。　　

電影是一種現代的文學藝術表現形式，是一種非常有效、非常強大地文化載體。盡管近年來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普及，電影的地位已經被電視劇所取代，但是電影的傳播功能和對人的影響，還是要遠遠地大于書籍和報刊等傳統的紙面媒體的。在當年的歷史條件下，一部《三國演義》小說，僅經評書、戲劇等藝人的口口傳唱，不僅造就了諸葛亮這位儒家讀書人眼中的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君子的形象，而且還更是將關羽推到了與孔子等量齊身的武圣人的地位之上。據傳，文盲和半文盲的努爾哈赤、皇太極和多爾袞等父子，就是通過聽唱《三國演義》才學會打仗的。　　

小說、歌曲、戲曲、曲藝、電影和電視劇等文學藝術，不僅僅是為了通過向人們展示一段真實或是虛構的故事以娛人耳目，而更是為了通過向人們宣揚一種意識形態，宣揚一種核心價值觀念以充實或改變人的思想。所以，有什么樣的電影熱，當然也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熱。可是當前的國內，不僅出現了國學熱，而且就連殖民地文化都很熱，甚至是漢奸文化也很熱，然而唯獨“五·四運動”以來所形成的以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為核心內容的革命文化卻日漸式微。對此異常情況，在今年十月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果斷地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大力弘揚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和“五·四運動”以來所形成的革命文化。　　

“五·四運動”以來所形成的以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為核心內容的革命文化在今天之所以會日漸式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不僅是由于受“告別革命”的這個社會大氣候的所左右，不僅是由于受殖民地文化和漢奸文化以及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的所沖擊，而且同時也是由于受對批判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的這種思潮所影響。　　

近兩年來，在國內開始對中華民族為什么會重新陷入目前這樣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原因不斷進行反思的同時，也出現了一股愈演愈烈的對批判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的惡劣思潮。　　

國民劣根性的發現以及圍繞這個問題所進行的批判，是“戊戌變法”、“義和團”反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拯救中華民族的措施失敗之后，中華民族逐步淪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面臨著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的時候開始的。在總結“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時，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一代“五·四運動”的先賢和革命領袖不僅發現了國民劣根性，而且還更是發現了就是由于傳統的儒家文化的毒害，導致了中華民族自私自利的實用主義色彩太濃而勇于奉獻的理想主義因素太少，因此才造成了國民劣根性的產生并長期地存在。為了拯救深陷亡國滅種深淵的中華民族，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一代“五·四運動”時期的先賢和革命領袖才對國民劣根性以及其產生根源的儒家文化進行了深刻地批判，從而將中國人的精神從儒家文化的桎ku中解救了出來。在對國民劣根性以及其產生根源的儒家文化進行深刻批判的同時，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一代“五·四運動”的先賢和革命領袖又用伴隨著“五·四運動”而產生的革命文化為中華民族注入了強烈地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就是憑借著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中華民族才趕走了外國侵略者并完成了自我的拯救，開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從此爭回了民族的自尊與自信，　　

積極主張要對批判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的這些人的立場雖然頑固，但是他們所持的理由和依據，卻只能是顛倒歷史和罔顧中華民族今天無論如何也無法回避的嚴峻現實。為了顛倒歷史上，這些人無恥地將“五·四運動”之前因為屢屢地挨打才造成的一部分中國人喪失了民族自尊與自信，喪失了對民族傳統文化自信的這個歷史罪責，強加在了本是為了拯救中華民族，而且也確實是通過對國民劣根性以及其產生的根源進行批判，從而恢復了中華民族的自尊與自信，才將中華民族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拯救了出來的推動、領導了“五·四運動”的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一代先賢與革命領袖的身上。為了罔顧現實，這些人更是不顧今天的中國勞動人民在日益加劇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壓迫之下，只能淚眼茫茫地眼望蒼天的悲慘。不顧當今的中華民族因屢遭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和周邊弱小鄰國的欺壓而利益受損、顏面盡失、欲哭無淚的無奈，卻偏偏去無恥地高叫什么“崛起”和“站起來”。他們的這種做法，與當年那幾個把明明是工業、農業、教育、科技、國防都突飛猛進的文革時代，硬是誣蔑為了成“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邊緣”的丑類的做法如出一轍，盡管毫不新鮮且非常拙劣，但是其手段卻十分陰險，其目的更是萬分惡毒，就是為了繼續愚昧、麻痹、蒙騙中國人，以便使中國人在亡國的道路上自覺地繼續走下去。　　

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到底是不是客觀存在的？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是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的？還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先賢們提出并且批判出來的？關于國民劣根性到底是不是客觀存在的這個問題，日本人用“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方式早已告訴了中國人。而死于“南京大屠殺”中的絕大部分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男人、軍人也用他們當時的表現早就告訴了后來的中國人，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確實是客觀存在著的。它的突出表現就是在侵略者的兇殘和野蠻面前，許多中國的男人所暴露出來的懦弱、麻木與毫無血性。　　

《金陵十三釵》這部小說與電影咱現在讀者與觀眾面前的是危險面前，十三名妓女救下了許多良女。然而在“南京大屠殺中”，妓女救良女這樣的事存在不存在？歷史上沒有記載。但良女抗暴自救的事，歷史上還是留下了清晰的記錄的。　　

日軍占領了南京之后，十九歲的南京市民李秀英因為懷有七個月的身孕而無法逃往外地，于是只得與父親一起躲進了南京國際安全區，在位于五臺山小學的一處“美國教會學校”的地下室里避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軍士兵闖進地下室里圖謀強奸李秀英，性格倔強的李秀英與三名日軍士兵進行了殊死的搏斗，盡管身中三十七刀，但最終保住了自己的貞操。由于李秀英中刀后昏迷倒在了地上，行兇的日軍士兵以為李秀英已死才放過了她。日軍士兵走后，李秀英的父親設法將奄奄一息的李秀英送進了南京鼓樓醫院（時為美國教會醫院），經美國醫生的搶救，李秀英才保住了性命，但是腹內的孩子卻死了。　　

李秀英奮勇抗暴的事，救治他的美國醫生威爾遜不僅為此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日記，而且更是留下了照片這樣的珍貴影像資料。　　

象李秀英這樣一個年僅十九歲的婦女，而且還是一個孕婦在奮起抗暴的時候，那些不僅比她強壯，而且還更比她掌握著話語權、特別是那些能給中國的婦女規定了“三貞九烈”制度并嚴格監督執行中國的男人哪去了？　　

今天的中國人大多數都一定會看到過這樣一幀照片，一名面容清秀，裸露著肩膀和脖頸的中國男青年跪在地上，站在他身體左側的一名日軍軍官已經舉起了武士刀。在面對死亡的時候，跪在地上的中國男青年不僅臉上沒有任何的表情，而且跪著的姿勢也標準極了。從這幀照片之中，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長達六周的南京大屠殺期間，很少有中國人抗暴事件的發生。當年的中國，許多人家可都是七、八口人的大家庭，當三三兩兩的日軍分頭闖入各家各戶去殺人、搶劫、強奸的時候，如果這樣的家庭能夠有人敢于起來抗暴，那么斷然就會有日軍被打死的事情發生。然而時至今日，不管是中國方面，還是日本方面，都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記錄。歷史總會給人留下無數的疑問，當年的中國人為什么就不敢象李秀英那樣奮起抗暴？　　

當李秀英奮起抗暴的時候，那些守土有責并且應該義不容辭地保護人民免遭外敵殺害和蹂躪的中國軍人哪去了？　　

據歷史記載：在南京陷落前的幾個小時，守衛南京的國民黨軍精銳第七十二軍軍長兼第八十八師的師長孫元良就命令他的勤務兵卓德沛把師里剩余的現金打捆背上，然后孫元良扔下了全軍的官兵只帶著卓德沛一人就躲到了新街口附近一條巷子的五十八號小宅里。小宅的戶主是個娼妓，名叫王璧兒，孫元良是她的老主顧。就這樣，七十二軍及八十八師的官兵由于失去了最高指揮官，進退失據，結果數千人都當了俘虜并且慘遭屠殺。而孫元良和卓德沛二人卻得以躲開了戰爭，躲開了大潰退時可能遭遇到的死亡。孫元良和卓德沛在這座小宅子里安然地休息了一天一夜之后，日軍就大量地擁進城來并開始了到處搜捕，于是短暫的安寧又離去了。這天上午，猛烈的敲門聲一陣緊似一陣；開始是用拳頭，接下來就是用槍托砸和用腳踹，妓女王璧兒急忙把孫元良和卓德沛二人藏到客廳的天花板上，在將孫、卓二人掩藏好之后，王壁兒才去開門。天花板有一道細縫，可以窺見下邊大門內任何角落發生的一切，王璧兒剛撥開門閂，兩名日軍士兵就闖了進來。這兩個日軍士兵每人手里提一支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槍，他們用槍刺把王璧兒逼進客廳；然后扔掉槍，二話不說，強行剝她的衣服。王璧兒嚇壞了，驚呼救命。卓德沛氣憤極了，悄聲向孫元良請示：“要不要下去把這兩個畜牲收拾了”。 孫元良愣了一下，不理解地皺了皺眉；旋即瞪了他一眼，盡量壓低聲音而又不失威嚴地申斥到：“你不要命了”。卓德沛不服氣地嘀咕：“只有兩個鬼子，我用槍就收拾了，現在全城到處都在響槍，外邊鬼子哪能知道”。孫元良皺眉閉眼使勁搖頭并用命令的語氣說：“不行，不許出聲，再出聲當心我收拾你”。卓德沛指了指下邊已被鬼子剝得一絲不掛，強行摁到地板上的王璧兒，痛苦地皺緊眉頭說：“師長，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呀”！那弦外之音是，下邊受難的可是師長你的相好呀。孫元良用拳頭狠狠敲了一下他的頭，威脅道：“再出聲，看我不弄死你。大驚小怪什么，王璧兒她就是干這個的，鬼子弄弄有什么打緊”。卓德沛不敢再開腔了，但也不愿再看下邊慘劇的過程，于是便緊緊地閉上了雙眼。約莫一個小時，這兩個日軍兵輪番強奸了王璧兒，然后一刀刺穿了她的心窩，接著就哈哈大笑著離去了。　　

就是在這位名叫王壁兒的妓女的舍身相救之下，孫元良將軍后來才能重返抗日的戰場并且還官拜了第二十二集團軍司令官和第五綏靖區司令官等職。《金陵十三釵》這部小說的作者在創作該小說的時候，是不是由于受此情節的啟發不得而知。然而由此看來，《金陵十三釵》這部小說和電影盡管仍然還屬于是意淫之作，但是終究還能夠尋找到一點歷史事實的影子。　　

南京之戰，防守的中國方面不僅以北伐名將唐生智為戰場的最高指揮官，而且還共計投入了七個軍和一個教導總隊以及憲兵三個團，共約十五萬兵力，進攻的日軍方面投入的兵力不過為十萬人左右。然而國民黨軍隊卻在南京保衛戰只進行了三天、傷亡不足萬人、城垣核心陣地與城外的主要防御陣地以及附近的長江要塞仍然在手的情況下，卻自行潰散了，十四萬左右的軍人只有一部分逃離出了日軍的魔爪，而另一部分則和南京城里的平民一道，死于了南京大屠殺。　　

十四萬守土有責的軍人自行潰散了，潰散的后果就是不僅扔下了平時供養著他們，而在發生外敵入侵之時本該由他們來保護的人民任由敵寇蹂躪，而且他們自己也慘遭了敵寇的屠殺。　　

集體投降對于任何一個民族的軍人應該都是莫大地恥辱，然而集體投降、尤其是不戰便集體投降，除了毛澤東的時代之外，好像長期以來都成了中國軍人的家常便飯。　　

北宋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九百六十四年十一月初二，宋太祖趙匡胤發動了滅亡后蜀之戰。然而后蜀的抵抗只堅持了兩個月，后蜀皇帝孟昶便舉國投降了。投降之后，孟昶不僅自己做了宋太祖的囚虜，而且自己那心愛的妃子花蕊夫人和他的那只七寶溺器也就都成了宋軍的戰利品。這超乎尋常的勝利，令宋太祖都感到異常。后來他就蜀軍為什么投降一事問已經由宋軍的戰利品轉為了他的妃子的花蕊夫人，花蕊夫人當時即以以這樣一首詩回答了宋太祖：“君王城頭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十四萬人齊解甲之事，在中國的歷史上，后蜀皇帝孟昶既非空前，也非絕后。　　

曹魏景元四年，蜀漢景耀六年，也即公元二百六十三年八月，司馬昭命鐘會和鄧艾率軍兵分兩路進攻蜀漢。蜀漢后主劉禪退敵無策，卻在匆忙之間將年號由景耀改為炎興并大赦天下。當年冬天，蜀漢皇帝劉禪在自己還親自掌握帶甲之士十萬兩千、官吏四萬并且蜀漢還有姜維沓中屯田的八萬軍士的情況下，竟然舉國投降了。　　

在我國的歷史上，全軍投降之后，降卒降將的最終命運往往都十分悲慘，而秦趙長平之戰的結局更是駭人聽聞的。四十多萬趙軍投降之后，除了年幼的二百四十人被秦將白起放回報信以震懾趙國之外，其余的四十多萬人竟然全部都被坑殺了。　　

一支軍隊，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必須要繼續戰斗下去；一名軍人，只要還有一口氣，他就應該繼續堅持下去。不戰而降，只能是源于軍人性格的柔弱。軍人敢于血戰到底的性格，是一個民族的堅韌不拔的性格和頑強不屈的意志品質的最突出的代表。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中特別崇尚智慧而反對“暴虎馮河”與“死而無悔”，所以“折沖樽俎”與“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就成了我國傳統軍事戰略中的最高境界。然而戰爭不僅是交戰雙方物質上的較量，而且更是交戰雙方的性格意志品質上的較量。“折沖樽俎”和“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僅是交戰雙方智慧的較量，同樣也是交戰雙方的性格和意志品質上的較量。好鋼必須要經過千錘百煉，一個民族的堅韌不拔的性格和頑強不屈的意志品質，也必須要經過血與火的錘煉與考驗。但是由于缺少、特別是由于不敢去經受血與火的錘煉與考驗，所以古代的中國人盡管不乏“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樣的智慧，但卻由于缺乏堅韌不拔的性格和頑強不屈的意志品質，所以最終的結果往往卻是被別人不戰而屈己之兵。一支無堅不摧的軍隊，只有經過長期的血與火的錘煉與考驗；一直戰無不勝的軍隊，必須要具有象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注入的那種“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的性格和意志品質。　　

戰爭之所以要讓女人走開，不僅是由于女人在體力上不如男人強壯，而且更是因為女人的性格由于缺少男人那樣的血性而不如男人強悍。可是在外敵入侵的面前，中國男人的表現往往還不如女性。這種表現，就是只有中國男人而非中國女人才具有的最為突出的劣根性。保護父母妻子兒女免遭外敵的蹂躪本是男人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漫長的歷史上，中國的男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文化主導權的中國男人，由于他們自己被自己所掌握的儒家文化閹割掉了血性而變得無能和無恥，因而也就無法自然獲得女性的垂青和敬重。為此這些人才用他們所掌握的文化主導權專門為女性設立了貞操觀和裹小腳等這樣的禮教制度與審美觀，并用以強迫教育和約束中國的女性。從此以后，中國的男人不僅可以盡情地享用著中國女人的貞操，而且每當危險降臨、尤其是外敵入侵的時候，盡管他們無能去保護本民族女性的清白，但是卻能用所謂的貞操觀去逼迫女性要以死抗爭來保住貞操從而維護自己的“顏面“。尤為無恥的是，這樣的男人不僅不能保護本民族的女性，反倒是還發明了用自己的女兒、甚至象漢元帝那樣用自己的宮女王昭君去匈奴和親這樣都無恥到了無以復加程度的辦法，來保護自己。　　

國民劣根性主要包括哪些內容？都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國民劣根性主要就是在中國男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愚、弱、私和自我安慰與自我滿足。而具體的體現，就是整個民族所呈現出來的一盤散沙的這種狀態和個體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愚昧、麻木、怯懦與過度地自私。　　

國民性也就是民族的性格，在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里，主體民族的性格，也就代表了國民性。國學就是國家的傳統文化，在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里，主體民族的傳統文化也同樣就是國學。民族的性格，是由這個民族的文化決定的。既然是民族的性格決定了民族的命運，那么民族的命運也就能清晰地映照出了民族傳統文化的本質。因此，民族的傳統文化，必須要為民族的歷史承擔責任。　　

當前之所以有人要如此急切并堅決地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就是因為今天我國不僅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是越來越舉步維艱，而且就連民族的生存也再次陷入到了嚴重的危機之中。如今不僅黃海危急、東海危急、南海危急，甚至就連渤海也發生了危急。而造成今天中華民族面臨如此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唯一原因，就是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地進行，除了因為無恥的小人惡意地對毛澤東、對中國的工農大眾、甚至是對整個中華民族進行蓄意地報復之外，也與許多中國人“記吃不記打”、“為吃不怕羞”、“笑貧不笑娼”等異化了自尊與自信這種劣根性有很大地關系。因此只要否認了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那么就能把中華民族因為長期挨打才導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喪失的這個歷史罪責，從小農經濟和儒家文化轉嫁到“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上，轉嫁到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 “五·四運動”時期的一代先賢和革命領袖的身上，就能把今天中華民族所面臨的生存危機與“五·四運動”時期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接續起來從而推卸掉某些人的歷史罪責。不僅如此，這些人之所以要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更是為了否定以“五·四運動”為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義性與合理性，更是為了否定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段輝煌歷史，從而為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尋找理由與借口。　　

更為陰險與惡毒的是，那些堅決否認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的人清楚地知道，只要否定了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那么就能否定掉以“五·四運動”為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義性與合理性。而只要否定掉以“五·四運動”為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義性與合理性，那么今天的中華民族就由于找不到任何可以拯救中華民族的正確辦法與途徑，因而就只能在日益嚴峻的民族生存危機之中越陷越深，直至徹底滅亡。歷史和現實告訴了我們，我國不同于前蘇聯。前蘇聯解體之后，雖然共產主義的大旗倒下了，國家變色了。但是一豎起了民主主義的大旗，在前蘇聯廢墟上建立的有著悠久的民族利己主義傳統的俄羅斯立刻就重新站了起來。然而我國卻由于在小農經濟的歷史階段停留的時間太長和在儒家文化的毒素中浸泡得太久，所以不僅沒有形成強烈的民族利己主義反而卻只產生了極端的個人利己主義，這也是中華民族為什么長期以來就盛產漢奸和今天的中國富人紛紛外逃的根本原因。身為一個中國人，不僅不愛自己的祖國，反而卻非要置中華民族于死地，這種行為的本身，就足以能夠證明國民劣根性的客觀存在。　　

不管是當年的魯迅、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還是今天的中國人，對國民劣根性及其產生根源的批判，絕不是為了摧垮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絕不是為了摧垮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而正是為了樹立并且強化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是民族的自尊與自信，只能是建立在能與其他民族平等相處的基礎之上的。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畢生就是追求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能平等對待中華民族，但終未可得。孫中山留下的這個遺愿與遺憾，直到經過了以“五·四運動”為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華民族進入了毛澤東的時代才得以實現。然而由于尊嚴在每個人心中的標準不同，所以盡管毛澤東的時代中華民族已經不再挨打并且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歷史的延續和為了防止再次挨打以維護民族尊嚴而不得不強化國防建設從而使中國人的生活改善的程度不大，所以在某些“記吃不記打”、“為吃不怕羞”、“笑貧不笑娼”的人的眼中，盡管中華民族不在挨打但也還是沒有尊嚴，于是這才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更是民族前進的內在動力。國學不僅記載了國史、包括了國史，而且更引領著國家的未來發展方向，更決定著民族的未來命運。不能實現引領民族走向未來的國學，那就一定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懸學”；掩飾歷史并且不但承擔自己應負的歷史責任的國學，那就只能叫做自我隨意臆想的“意淫學”。 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懸學”，最終自己一定會枯萎死去；而自我隨意臆想的“意淫學”，更是必然會將民族引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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