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電影《讓子彈飛》，是一部“對立統(tǒng)一”，具有雙重性格的電影。

她既像一個實實在在的故事，又像一篇浪漫寫意的詩歌；表面滑稽戲謔，其實內涵深蘊；具象的電影語言已經(jīng)精彩絕倫，而抽象的符號、象征和精神卻“隱藏在燈影里”向觀眾召喚，讓觀眾更加欲罷不能。

就像《盜夢空間》結尾處設置陀螺的懸念引發(fā)猜測，就像諾貝爾和平獎評選DALAILAMA、奧巴馬這些爭議人物引發(fā)討論，猜測和討論本身沒有結局，而《盜夢空間》這部電影和諾貝爾和平獎背后的北歐文明圈卻贏得更大的影響力，這是一種“得人心”的術，但是“道”自身的價值，才是決定性因素。

文以載道，電影也載道。我們不能只盯著“術”，認為這是個騙小孩的把戲，而把“論道”虛無化。我們在“論道”的時候，既不能割裂故事情節(jié)與內在精神的聯(lián)系，也不能混淆故事情節(jié)與內在精神的區(qū)別，這樣只能陷入形而上學和相對主義兩種極端，論道論個亂七八糟——應該按照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剖析電影。

這不是打官腔，唯物辯證法本身是個好東西，姜文導演又是毛澤東的不記名弟子，他拍攝電影一定也是秉承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無論從堅持真理還是追根溯源的角度，唯物辯證法都應該是剖析電影的指導思想。

一、麻子與騙子的相會

電影中處處是混搭，神父與木魚混搭，旗袍共墨鏡一處。

因為電影的背景時代，是中西沖突的時代，是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是革故鼎新的時代，總而言之，就是一個“亂世”。任何一個時代，普遍處在“新陳代謝”的發(fā)展與變化中，而“亂世”的特殊性在于，這種發(fā)展變化以劇烈的矛盾沖突表現(xiàn)出來，具體表現(xiàn)為離奇的錯位與激烈的斗爭。

這種離奇的錯位，從麻匪劫火車開始，是一種身份的錯位，麻匪變成縣長，縣長變成師爺，師爺變成死人，縣長夫人跟麻匪睡覺，護送的官兵被當成麻匪又給槍斃一會。

這種離奇的錯位，也是性情的異化，馬邦德這只狐貍落入獅子群中，在爾虞我詐與趨炎附勢的過程中，逐步套上了革命者的光環(huán)。

無論是曹操與華歆，還是毛澤東與康生，權謀政治的最高境界，都是“任天下之智力（管他媽的君子還是小人），（都能）以道御之”，君子“大”在時時刻刻觀察別人的優(yōu)點，小人“小”在時時刻刻觀察別人的缺點，無論是“肅反革命”還是“肅謀叛逆”，小人都是權力人物身邊必備良藥。小人是機會主義的，自然也是孤獨的，大人與小人的遇合，甚至往往通過一次跳槽，華歆原本是孫權的臣子，而康生原本也是國際派的骨干，馬邦德更是被張牧之劫來的，經(jīng)歷背叛的洗禮，小人再去做幾件大人不方便做的臟事丑事，小人“時時刻刻想騙我（張牧之語）”的事情被大人敲打幾次，小人就會更加孤獨，更加死心塌地追隨大人。

小人的存在，并不因為小人的優(yōu)勢正好是大人的缺陷，只不過術業(yè)有專攻，真正厲害的權力人物，應該像馬基雅維利所說：“一半是獅子，一半是狐貍。”張牧之從麻匪變成縣長，再從縣長變成一個革命者，獅子的霸氣夾雜狐貍的詭詐，經(jīng)歷一個發(fā)展的過程，而成長的試金石，正是鵝城的地頭蛇，“南國一霸”黃四郎！

二、來者不善啊——你才是來者！

就像花姐對黃四郎的諂媚之言：“縣長哪兒能跟您比，他不過是流水的縣長，您才是鐵打的老爺！”

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物博”給中國的富裕、強大與輝煌奠定了物質的基礎，而“地大”卻給中國的統(tǒng)治與發(fā)展帶來重大困擾，“流官”即異地任官制度，確保中央集權政府對統(tǒng)一國家的控制，但是龐大國家的地域多樣性卻導致語言風俗不通的縣長必須與當?shù)氐暮兰澙蠣敽献鳎拍苓M行統(tǒng)治，這就構成了掌握上層建筑的官僚和經(jīng)濟基礎的地方實力派的二元政治，官僚向國家負責，而地方實力派掌握實際權力，這種二元政治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的發(fā)展與進步。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剝削秩序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為形式、手段，以提升國家動員能力為內容、目的的大變革，在變革中，地方實力派作為舊勢力，被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以相反相成的形式“聯(lián)手”打倒，經(jīng)過毛澤東整風運動錘煉，具有更強動員能力的中共，被歷史選擇，成為新中國的建立者。

不過，張牧之就任縣長的時候，是1920年，五四運動后一年，中共建黨前一年，“鵝城，黃四郎是老大”，至于縣長張牧之，“在百姓眼里是縣長，在黃四郎眼里，就是跪著要飯的。”

此時的縣長張牧之，初步具備一個革命者的人生觀與方法論，從人生觀的角度，他聲稱“老子從沒想過要刮窮鬼的錢”——當然這是當時“百姓成窮鬼，沒油水可榨”的尖銳的階級矛盾所決定的。從方法論的角度，他已經(jīng)初步懂得利用尖銳的階級矛盾，利用逼仗勢行兇的武舉人磕頭，勒令群眾不許下跪，說要給鵝城一個公平，從而樹立自己作為縣長的權威。

但是，此時在黃四郎眼中，張牧之只是一頭獅子，霸氣外露，只有找死的份兒。他設計讓武舉人與胡萬一正一反，一唱一和，逼死張牧之的義子老六——武舉人那句“快！讓大家看看是一碗還是兩碗”告訴我們，有人在捧你的時候，一定要對他的立場清醒，來自對立立場的捧，也許就是殺！

黃四郎的評價，是對于張牧之現(xiàn)實狀態(tài)的正確估計，卻是對于張牧之潛在力量的錯誤估計，時勢造就人物，親人慘死，那份切膚之痛，迫使他拋棄幻想，面對斗爭，他將糅合獅子的霸氣與狐貍的詭詐于一身，以道用術，以術造勢，以勢行道，將黃四郎連根拔起。

“你不就想做老天爺么？這跟收拾黃四郎有什么關系。”

“老天爺都能當，還收拾不了一個黃四郎？”

行什么道？道便是通過革命實踐的人生使命，是私心與公義的對立統(tǒng)一體，對于張牧之來說，既是收拾黃四郎報私仇，又是做老天爺為民除害。

就像毛澤東，他的人生使命，既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又是“以其道易天下”（梁漱溟語）。

從這個角度來說，張牧之就是毛潤之（玉龍?zhí)弥鞴E大哥語），毛潤之就是張牧之！

三、鴻門宴

當黃四郎聽說張牧之沒有被嚇倒時，他發(fā)現(xiàn)，自己小看了張牧之，于是，他決定先禮后兵，先擺個鴻門宴麻痹張牧之，再決定是斬首還是收下當狗。

什么是鴻門宴？項羽請劉邦。

項羽是誰，是推翻暴秦的“革命者”，卻因為舊貴族的階級屬性蛻化成時代的反動派，最終被新的革命者劉邦取下項上人頭，高掛曲阜城樓。

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的關系也是一樣。

而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一個具有豪紳背景的，舊革命的革命者，新時代的反動派黃四郎在碉樓迎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者馬縣長（張牧之）以及身邊的機會主義分子湯師爺（馬邦德）

碉樓宴會，糅合黛玉晴雯子的驚艷和血濺幕布的驚悚，而以黃四郎、張牧之、馬邦德三人的爾虞我詐作為主線，堪稱電影臺詞藝術的經(jīng)典之作！

其間，張牧之為老六報仇的意圖早已堅定，只是在當時尚存有“怎樣報仇”的機會主義傾向，而搜刮黃四郎的錢也是個不錯的方式，不斷咄咄逼人，不求立竿見影，但求試探黃四郎的底線與底細；黃四郎則故技重施，裝窮，還將禍水引向“麻匪”，對張牧之一方的底線與底細進行反試探，并試圖分化張牧之和馬邦德。馬邦德則虛與委蛇于雙方之間，試圖八面玲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大人有大人的威，小人有小人的能。黃四郎通過讓三個人自殺立威，張牧之通過讓弟兄們潛入碉樓立威。馬邦德則通過夸張自己的膽小好色使自己的形象渺小化，因為小，才足以自保，這種裝糊涂的手段被黃四郎看穿，直贊一句：“高！”

但是，真正讓黃四郎“相見恨晚”的，是張牧之。

第一、張牧之有槍桿子作為后盾，他的弟兄人數(shù)雖少，但是極有執(zhí)行力和忠誠度。

第二、張牧之有膽量赴鴻門宴。

第三、張牧之在爾虞我詐中，體現(xiàn)非凡的應變能力。

第四、張牧之敢阻止他殺黛玉晴雯子，說明他敢于斗爭。

第五、能夠斗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更已經(jīng)站在自己對立面。

同志們，臥榻之側，豈容這么危險的人物睡覺！

四、現(xiàn)在官倒是到手了，你倒這么走了！

真正厲害的權力人物，神壇上的他們也許高高在上、恩威難測，但是走下神壇的他們依然是人，而且其私生活與精神世界也許更豐富多彩（誰能想象毛澤東會給手下的衛(wèi)士修改情書？！），他們的霸氣外露通過外露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幽默風趣，謙和平易，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只不過斗爭降臨時，欲望一定會被拋棄掉，因為歷史的發(fā)展與電影的發(fā)展都證明，欲望拋棄不干凈的，一定輸！

張牧之在酒宴上咄咄逼人，既是試探黃四郎的底牌，也知道自己的底牌也同時展示出來。他知道黃四郎一定會出手暗殺，因此沒有到自己的臥室睡覺，引君入甕。

但是，他事先沒有通知縣長夫人，結果，縣長夫人在睡夢中被黃四郎派來的胡萬亂槍打死，為什么？是張牧之疏忽么？張牧之這么精細的人怎么可能？

縣長夫人，就是張牧之在甕中放置的誘餌！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張牧之對于縣長夫人被殺，抱著間接故意的主觀態(tài)度。

大家讀到這里，是不是覺得張牧之很邪惡，很不地道？但是政治斗爭沒有正義邪惡之分。

政治斗爭的內在本質是“僧多粥少”，政治斗爭的外在形式是“黨同伐異”，“黨同伐異”的標準，是以我為中心的親疏遠近關系。能夠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別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能夠把黨同伐異的圈子搞得大大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每個政治勢力的理想追求的“最正義、最地道的政治斗爭”。

但現(xiàn)實情況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矛盾尖銳，斗爭激烈，需要作出抉擇，需要犧牲，舍遠人保近人，舍小利謀大局。縣長夫人，比之六爺更加疏遠，張牧之要給自己的義子報仇，擺在第一位，這個萍水相逢、又有些水性楊花的妓女的性命，在雙方劍拔弩張，張牧之急需引黃四郎出手，讓黃四郎露出破綻的情況下，當然可以被舍棄掉。后來黃四郎的替身楊萬樓，也是死在政治規(guī)則之下的另一冤魂。

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廣大的女性朋友們，天下不會永遠太平，太平中也會有些不太平，為了避免縣長夫人的悲劇，千萬別玩“萍水相逢、水性楊花”那一套，機會主義害死人啊。

縣長夫人之死還有一個次要作用，便是試探“湯師爺”，張牧之可能早就感覺到“湯師爺”騙了自己，偷鉆石，拋下自己與縣長夫人幽會，都加重張牧之對湯師爺?shù)膽岩伞?/p>

榮辱與共，肝膽相照，是對于兄弟而言的，是對于君子而言的。對于我們必然遇見的廣大的小人隊伍，這就顯得理想化了。面對欺騙，不可能消滅，只能打擊，在沒有造成致命傷害之前發(fā)掘出來，作為敲打警醒當事人的金箍棒，在具有防奸鋤奸能力的前提下，欺騙的記錄，恰恰能成為孫猴子頭上的“緊箍咒”，駕馭小人而不被小人暗算。正好比張牧之和馬邦德的一次對話。

“你以前騙過我，要是再敢騙我。。。。。。”

“明白，腦袋搬家。”

五、你學我抱著夫人哭的時候就想到這招了！有粗有細啊！

世界上裝什么最難，裝笑容易，裝嚴肅容易，裝憤怒容易，但是裝哭最難。因為一般人都試圖隱藏自己的傷痛、膽怯，表現(xiàn)自己的快樂和堅強，寧愿逞強，不愿示弱。

 電影和話劇中，演員最厲害的表現(xiàn)就是“說哭就哭”，此時此刻，便能夠馬上融入角色彼時彼刻的情感中，這是電影、話劇表演的需要。

人生同樣是舞臺，人生的劇本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變化，人的立場必須堅定，因為不堅定立場，說話辦事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姥姥不疼舅舅不愛，人微言輕不給力！但是，具體的表現(xiàn)方式、工具、手段可以也應該隨著局勢的變化而變化，人在不同的場合下，應該學會扮演不同的角色，能“逞強”固然需要一個人有底氣、有底牌，能“示弱”，更是一個人實力的象征，這份實力，是曾經(jīng)滄海后的豁達，體驗過人生的低谷，自尊不再是外表的裝飾，而是戰(zhàn)勝自我的動力，即使是刻骨銘心的傷痛，也不再煎熬內心，而能為我所用，博取同情，麻痹對手。

能“逞強”，能“示弱”，便能上天入地，遇水化龍，唯我獨尊！

張牧之，便是這樣的人物！

六、我怎么覺得，剛開始呢！

張牧之借夫人之死，綁架黃四郎和城南兩大豪紳，卻發(fā)現(xiàn)綁架的是黃四郎的替身。

“張麻子你真是沒羞沒臊，玩砸啦！！！”

“我怎么覺得，剛開始呢。。。。。。”

革命樂觀主義，是一種歷經(jīng)磨練后的成熟，是一種曾經(jīng)滄海之后的成熟。對于這種人而言，他們能夠勝不驕，敗不餒，不是因為他們刻意克制成功的喜悅，克制失敗的沮喪，而是在他們看來，成功和失敗，優(yōu)勢和劣勢，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成功時，他們懂得提防失敗的隱患，失敗時，他們懂得把劣勢轉化為優(yōu)勢，反敗為勝，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本質上是唯物辯證法的思維。

革命者和反動派的方法論，本質上的區(qū)別，是是否堅持唯物辯證法，這在這場鵝城斗法中初步表現(xiàn)出來。

反動派是舊秩序的守護者，對于社會的固有矛盾，采取的是放任主義，或者折中主義、調和主義，而革命者是舊秩序的破壞者，對于社會的固有矛盾，憑借智慧與勇氣因勢利導，作為破壞舊秩序、建設新秩序的力量源泉。

國民黨為什么是反動的？他們在革命的大環(huán)境下放任社會矛盾，調和社會矛盾，搞分化，搞平衡，扼殺革命力量，維護表面上的太平。

共產(chǎn)黨為什么是革命的？他們在革命的大環(huán)境下，抓重點，發(fā)動最具有革命傾向的階級群眾的積極性，形成一股強大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洪流。

在電影中，張牧之帶領兄弟們四處發(fā)錢，一方面是通過這樣的“娛樂行動”，進行組織內部建設，進一步團結馬邦德，在麻匪的真實身份被花姐發(fā)現(xiàn)后，張牧之也沒有去“扼殺”她，反而通過發(fā)現(xiàn)并調動她和黃四郎的矛盾，把她發(fā)展進革命的隊伍。更重要的是，他通過發(fā)錢行動，通過鵝城百姓的驚喜歡呼，初步考察了鵝城尖銳的階級矛盾，沒有調查，可就沒有發(fā)言權哦。

然而，黃四郎所做的，只是派自己的手下，冒充麻匪奸淫民女，在手下與張牧之雙方激戰(zhàn)時，出現(xiàn)在馬邦德面前套真相，意圖分化革命隊伍，但是，張牧之的兄弟們依然團結，花姐成了小鳳仙，馬邦德繼續(xù)裝糊涂，張牧之這個來者越來越不善。這就說明，放任矛盾和引導矛盾，調動出來的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是第一輪鵝城斗法，黃四郎失利的潛在因素，更是第二輪鵝城斗法，黃四郎被連根拔起的決定性因素。

蔣介石有CC和復興社，CC和復興社存在的最大意義不是革命的力量、給力的力量，而是相互制衡的力量，蔣介石并不信任任何一方。當胡萬失蹤，麻匪綁架豪紳事件后，黃四郎想到的，不是胡萬已經(jīng)犧牲，而是胡萬投靠了張牧之，這是由于自己不給力、不團結，對方給力、團結導致的自卑與不信任。

胡萬冒充麻匪在城里搶劫，原本是黃四郎安排的“危機政治”，意在搜刮百姓，也被用來暗殺縣長張牧之。張牧之從胡萬口中得知此信息后，便反其道而行之，帶領兄弟“劫富濟貧”，動搖黃四郎的生財之路，黃四郎為了維護生財之路，就派人冒充麻匪繼續(xù)反其道而行之，“搞亂他們”，不僅分化張牧之兄弟，更將麻匪的美好形象“撥正反亂”。

經(jīng)過這么撥亂反正再撥正反亂，雙方在麻匪問題上的立場達成共識，雙方的共識（博弈論中的共同認識：我知道你的策略，你也清楚我知道你的策略，反之亦然）是：張牧之會繼續(xù)發(fā)錢搞內部建設，美化麻匪形象，而黃四郎會繼續(xù)搶錢破壞其內部建設，破壞麻匪形象。

但是，黃四郎面對張牧之革命隊伍的成長，內心是恐懼的，他急于除掉張牧之。因此，他決定變換策略，不搶錢，殺人！但是，張牧之對于他的變招了然于胸，因為張牧之看到此消彼長，而黃四郎對于張牧之的變招卻一無所知——因為他不知道胡萬已經(jīng)死了，還以為胡萬投靠了張牧之！

胡萬喬裝麻匪暗殺縣長，綁架行動因為黃四郎的替身功敗垂成，張牧之基本上都處在下風，但是張牧之秉承革命樂觀主義，巧妙運用辯證法，在兩派麻匪打來打去，通過炒作使麻匪問題成為鵝城的焦點問題，在這個情況下，讓“胡萬就是麻匪、麻匪就是胡萬”的真相公諸于眾，使黃四郎陷入極大的被動中，認輸付錢，使馬邦德徹底依附。

一切剛剛開始，因為這只是戰(zhàn)術上的勝利，在下一輪鵝城斗法中，張牧之會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層面上結合運用辯證法，將黃四郎連根拔起！

但是，連根拔起本身，重不重要？值不值得？

七、“調和主義”還是“不斷革命”？！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流血犧牲。

理性之于感性的意義，不在于代替感性，而是為感性服務，通過成本收益的考量，使利益最優(yōu)化，對于個人利益是這樣，對于集體的利益，就更加重要。

老六的仇，要報，難道其他兄弟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么？

因此，對于是否把黃四郎連根拔起，張牧之內心是矛盾的，而他從一開始設定的方針，是讓黃四郎出錢賠償老六的性命——以及夫人的性命。

黃四郎拿出了一百八十萬兩銀子，張牧之冒名頂替一事又通過張牧之、馬邦德聯(lián)手忽悠過去，占了上風，“報了仇”的張牧之一方，確實是想采取調和主義，“綻顏消宿怨，一笑泯恩仇”的。

畢竟是“驕兵必敗”，他們錯誤估計黃四郎，黃四郎作為既得利益者，被割去一百八十萬兩銀子，肉疼，但是黃四郎依然擁有槍桿子，丟了錢，也能奪回來，順便還能刮到城南兩大家族的錢。

張牧之中伏，雖然最終消滅敵人，殺了假麻子，老二被假麻匪殺害，馬邦德被地雷炸成兩截。

我們可以從馬邦德的臨終遺言中看到，君子和小人能夠接近，能夠掏心窩子，但是不可能同化，不可能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只可能在恐懼與利用中使矛盾運動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fā)展。馬邦德之死，是通過死亡，把這個矛盾消滅掉，和光同塵。

那么，張牧之與黃四郎的梟雄逐鹿呢？能不能通過贖買調和呢？

更不可能！

你給錢，或者不給錢，矛盾就在那里，不增不減。

我滾蛋，或者不滾蛋，矛盾就在那里，不生不滅。

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但是，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因為，只有矛盾，才能消滅矛盾！

八、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張牧之帶領兄弟們回到鵝城，他不僅有必死的決心，也有必勝的信心，因為哀兵必勝！

 哀兵必勝，是《老子》的樸素辯證法。

《老子》中還有一段話。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人之道”是什么，是階級社會的剝削秩序。“天之道”是什么，是革命。“天道”與“人道” ，互為前提與結果，在對立統(tǒng)一的運動中推動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可以說，老子的這番話，點出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然”，至于“所以然”，詳見“唯物史觀”。

鵝城的階級矛盾已經(jīng)到了尖銳的地步，百姓已經(jīng)成窮鬼，正是革命的前夜。發(fā)動群眾，開展革命的“核心”呼之欲出，那便是張牧之。

未必是英雄造時勢，更是時勢造英雄。

張牧之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運用辯證法，借助黃四郎的貪婪，激化階級矛盾，將手無寸鐵的窮鬼轉變成覺醒的革命群眾，通過斬殺黃四郎的替身，砍了黃四郎的威風，打消革命群眾的顧慮，將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引向碉樓，摧毀了反動派的城堡。

但是，張牧之的主觀能動性，必須通過客觀的階級矛盾實現(xiàn)，最終還是為客觀的階級矛盾發(fā)展所服務，為人民服務。

“縣長，這把椅子歸我了。”

“哦。”

 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知行合一，張牧之以其道易鵝城，通過鵝城革命，張牧之也得道了，畢竟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當慣了革命者，再回去當官，不習慣了。

九、火車里和火車外

 “安”字，上面一個寶蓋，下面一個女字。

一個男人，是矛盾的，需要奮斗，但是奮斗就一定不輕松，因此男人也需要安逸，而女人的存在滿足了男人對于安逸的需求。男人追求安逸，就可能失去奮斗的精神，男人追求女人，就可能動搖兄弟立場。這是人性的矛盾，也是每個革命黨轉化為執(zhí)政黨，從凝聚趨向渙散的人性根源。

革命勝利，新的秩序建立，老大反而會更加孤獨，更加感慨“隊伍不好帶了”。

電影的結局頗具浪漫的象征意義。

戴著帽子，穿著長衫，留著長發(fā)的“黃四郎”在火車車尾。他是誰？黃四郎難道沒有死？

黃四郎一定是死的，但是碉樓炸毀之前，他把自己最珍貴的帽子拋了出去。帽子是什么？我們常說扣帽子，就是把一個階級屬性扣給一個人，肉身毀滅了，但是階級屬性不會消亡，始終會有新的一批人，成為新的剝削階級，成為新一輪革命的目標。

老三喊的“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是什么意思？

上海，是中共建黨所在，是文化革命的重要舞臺，而浦東，是鄧小平南巡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舞臺，前者，是“體制外”的革命，而后者，是“體制內”的改革，無論革命還是改革，都具有發(fā)展的意義。

體制內外，革命和改革，不是孤立存在毫無聯(lián)系的。

革命者，往往源自舊體制，張牧之出自滿清的講武堂，中共領導人多是民國風骨。

改革者，也必須跳出體制，借力于外，毛澤東、鄧小平，都是跳出體制，才實現(xiàn)他們追求的大變革。

大哥在火車后面追逐，是看到了新的“黃四郎”，他需要和火車斗一番，來拯救火車中的兄弟，與內心的信仰。

火車里的老三，和火車外追逐的大哥，其實也是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

聯(lián)系在于，大哥會被當成體制的“鐘馗”，搬上火車中的神壇供奉著，老三也會跳出火車騎上馬，催促火車又好又快地運行。

區(qū)別在于，大哥和老三也許會來一場龍虎斗，也許火車再一次翻車，再來一次革命的循環(huán)，也許火車經(jīng)歷風口浪尖，“撥亂反正”的，正是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三。

這不是病，這是命，我們的命找我們來了，只能從命！

 后記：好？還沒好透！

姜文導演對于電影的結尾是這樣看待的：未必是張牧之被兄弟們拋棄了，而是兄弟們成長了，覺悟了，反而走到了前面，能夠喊出“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這句話，有變革氣息的老三，總勝過“長亭外，古道邊”的紙醉金迷。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發(fā)展過程，不是簡單的循環(huán)，而是形式上的回歸，內容上的進步。生產(chǎn)力從低到高，公平正義得到更大程度的體現(xiàn)，人類活動從自發(fā)趨向自為，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這是無數(shù)先輩勇于面對矛盾，調動智慧引導矛盾，解決矛盾的成就。

體制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如今所謂最好的體制，也是建立在大量的“美元債務”對本國的階級矛盾進行調和的基礎之上，也許，這是最平安的地方，也將是最危險的地方。而充滿矛盾沖突的地方，恰恰將是最有希望的地方，那就是生我們養(yǎng)我們的地方。

學會擔當，學會思考吧！勇敢面對矛盾，調動智慧引導矛盾，解決矛盾！也許此時此刻的行為是積極意義的，換到那時那刻卻是消極意義的，使我們跟毛澤東一樣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但是，時代因為我們而進步，時代因為我們而偉大，我們的實踐便永不虛無！！！

在此，奉上九四版《三國演義》電視劇的片尾曲《歷史的天空》，作一個應景的結尾。

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眼前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湮沒了黃塵古道，荒蕪了烽火邊城，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興亡誰人定啊，盛衰豈無憑啊。一夜風云散啊，變幻了時空。

聚散皆是緣啊，離合總關情啊，擔當生前事啊，何計身后評 。

長江有意化作淚，長江有情起歌聲，歷史的天空閃爍幾顆星，人間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