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劍斌

 

 

 

作家沒有生活，肯定寫不出像樣的作品。

革命作家不深入工農大眾生活之中，也絕對寫不出時代所需要的戰斗篇章。

 

早在69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又說：“中國的革命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自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講話》發表以后，無論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遵照毛主席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的教導，一些革命作家走出書齋，深入到時代生活的漩渦中去，吸取生活的乳汁，獲得創作的生機，創造出一大批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優秀作品，尤其是涌現出創作解放區文學的丁玲、趙樹理、周立波、柳青、魏巍等作家。他們深入火熱的革命斗爭，創作喜獲豐收的事實，有利地印證了要創作出為人民群眾所需要所喜聞樂見的作品，要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應該深入群眾生活，深入社會生活的必要性。

 

 

我們可以簡析幾個從事過解放區文學創作的作家，如丁玲、趙樹理、柳青的創作經歷、創作準備，簡析他們的經典作品，來看看深入生活，創作經典這兩者之間的因果辯證關系：

 

1、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初入文壇，是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為主人公，代表作是《沙菲女士日記》。專門描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這些小資產階級女性的苦悶和掙扎。用她的話說，談不上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而只是發泄一群知識分子對社會的不滿。

 

因為那時候，她沒有深入群眾，沒有廣泛深入社會，后來即便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想進一步開拓自己的創作領域，也只能在“談戀愛講朋友”這類兒女情長的范圍內打轉轉，同時加一點革命的東西，生硬地湊成作品。連她自己也覺得這樣的作品自然不會有什么生命力。

 

丁玲的愛人胡也頻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以后，她切實感覺到不能僅僅作為革命的同路人，而必須參加共產黨，參加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進行真正的戰斗。這樣她提出了到江西革命根據地去的要求，只是當時由于白區文化戰線斗爭的需要，沒能立即批準她的這一要求。在她主編的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上，她也意識到并主張文學創作“用大眾做主人”，要求作家不能脫離大眾，應替大眾說話，她當時也以自己的文學作品來清算“革命與戀愛”的主題。然而，實際上，她的作品如中篇小說《水》等，雖說也描寫了勞苦大眾的覺悟和斗爭，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還是缺乏個性特點，離藝術典型差距較大，不夠豐滿，沒有栩栩如生的描寫。主要是缺乏對工農大眾的實際了解，沒有深入到工農大眾中去，沒有親眼目睹和感受如火如荼的工農革命斗爭。

 

真正將自己主人公轉到工農大眾這方面來，真正血肉豐滿地塑造工農兵英雄形象，，是她到了延安以后深入工農兵生活中去，尤其是她1942年在延安親耳聆聽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后，更明確了文藝為工農兵的方向，更堅定了為工農兵寫作的信心。丁玲說：毛主席在《講話》中提到“許多重大問題，根本問題”，“每個問題都說得那樣透徹、明確、周全，我感到十分親切、中肯”，“我很情愿在整風中痛痛快快地洗一個澡，然后輕裝上陣，以利再戰”。她希望“共產黨員作家最好是先改進過去的讀書方法，和能接近群眾生活”。她深入到安塞難民紡織廠，為寫廠史搜集素材。在麻塔村，她和長期患病的老太婆同睡一條炕，常常談到深夜。當時毛主席得知后，特地稱贊丁玲能和群眾交心。

 

解放戰爭期間的1946年，為配合中共中央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地改革的偉大斗爭，丁玲到河北涿鹿縣溫泉屯參加土地改革。1947年又到行唐縣參加土改復查工作，然后到石家莊附近的宋村領導土改斗爭。根據她親身參加土改的經歷，她創作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作品全面描寫一個村子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從發動貧困農民斗爭惡霸地主到分配土地等勝利果實，再到農民參軍保衛勝利。和她以前的作品《水》比較，在這部作品中，丁玲在描寫人民大眾時，雖然寫了幾十個貧雇農和中農，但再也不只是群體的雕像，而是充滿性格特點的生動形象。如黨支部書記張裕民、農會主任程仁，還有土改工作組組長文采等，無不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連幾個地主分子，也寫得各有特點。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稱作史詩式的作品，榮獲1951年斯大林文藝獎。這部作品的成功，得力于丁玲在延安時深入群眾生活的豐富積累，和思想感情的更加貼近大眾。在溫泉屯參加土改，丁玲只住了20天，依依惜別之際，她覺得自己身上突然“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懂得了許多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性情，他們同我”“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他們是在我的腦子中生了根的人”，“原來熔化在土地改革斗爭熔爐里的全心全意，現在墮入另一種燃燒中”。

 

由此可知，丁玲后期已從反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為反映工農大眾作為主人公的，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創作上取得豐碩成果，留下來膾炙人口經久不衰的經典作品。

 

2、趙樹理是一個具有新穎獨創、大眾風格的作家，他的文學創作是從20世紀20 年代末開始的，他的成名作有《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李家莊變遷》。

 

他在成名前，已經相當成熟，因為他在政治、思想、生活各個方面都已做過相當準備。

 

《小二黑結婚》寫的是一個農村中的青年男女戀愛的故事。小二黑是一個年輕勤勞的農民，和一個俊俏的農家姑娘小芹相好，卻受到封建思想嚴重的雙方長輩的阻礙。村里的惡霸企圖誣告他倆，雙雙將他倆擒拿。但小二黑沒有膽怯，經過斗爭得到自由戀愛的權利。謳歌了反封建求解放新社會制度的勝利。趙樹理在這篇小說中，不但成功的塑造了小二黑小芹等正面人物的形象，而且生動地塑造了二孔明、三仙姑、金旺兄弟等被諷刺被批判人物的形象。

 

《李有才板話》正面展開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斗爭，斗爭圍繞在改選村政權與減租兩個問題上。作者描寫老地主閻恆元的老奸巨猾的性格，熱情歌頌了堅持民主正義的農民歌手李有才，用快板書的形式戳穿地主老財的假面，不怕被打擊、分化、收買，重新組織農救會，發動群眾斗爭，改組村政權。寫出了斗爭的曲折復雜，寫出了農村的各種人物，筆調輕松幽默，同時又那么嚴肅熱情，揭露了社會黑暗一面，也弘揚了新社會的進步和光明。

 

《李家莊的變遷》也是寫農民與豪紳地主之間的斗爭，而且這一斗爭范圍更廣，過程更長、更激烈、更殘酷。雖然只寫一個村子的事情，但卻襯托了當時十多年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戰期間山西發生的許多事件，包含了歷史和現實的政治內容。

 

趙樹理在處理人物方面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明確地表示作者和他的人物之間的一定關系，他的立場感情是站在農民方面，是他們中間的一員，而不是以旁觀者的態度高高在上客觀地觀察和描寫他們。這也就是他創作上的群眾觀點，是他人民大眾的立場和現實主義方法使然。因為他對于群眾的生活很熟悉，他要寫出為人民大眾看得懂的作品，他要改變當時文藝跟人民大眾脫離狀態，努力實踐毛主席的文藝方針。

 

當然，趙樹理創作文學作品的大眾化是有其一定的社會群眾基礎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鬧革命，群眾翻身做主人，有了工人農民士兵這些新翻身的群眾，成為大眾文學產生的社會基礎，也是產生趙樹理這樣大眾化作家的土壤環境。當時抗日根據地的環境是他成長的條件，他在太行山革命根據地接受黨的教育，深入群眾之中，跟廣大農民一起戰斗共同生活，跟農民群眾保持天然的血肉聯系，熱愛民間文學，喜愛各種文藝形式，講究實際，追求先進思想文化，從而能夠遵循毛澤東文藝思想，成就一位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歡迎的作家。

 

趙樹理是一位公認的農民作家:他有農民的打扮，農民的生活習慣，深知農民，是做農活的好手。他幾十年保持著跟農民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習慣，在農村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體會群眾的甘苦。他認為為人民群眾的文學創作離不開兩個“感動”：先是作家從生活中受到“感動”，然后是作家用作品去“感動”別人；前一個感動是更基本的東西，沒有前一個感動，很難有第二個感動。這就突出了作家深入生活從生活中去感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被稱為毛澤東文藝路線不屈不饒的實踐者，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的中國著名作家柳青，其代表作有：以反映陜北解放區農村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種谷記》；以反映解放戰爭時期毛主席、周恩來等領袖人物光輝形象，表現領袖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親密關系，同時表現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蘊藏著極其偉大力量的主題；有反映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史詩性作品《創業史》，這部作品是柳青長期深入生活深入群眾，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廣闊而深刻地描寫我國農村改變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表現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過程，塑造了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反映了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柳青一貫堅持深入生活，刻苦創作。他反復強調“生活是創作的基礎”，“六十年一個單元”，“三個學校”（生活學校、政治學校、藝術學校）；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這既是他的經驗之談，又是他的生活和創作道路的高度概括和總結。他幾十年堅定不移地執行毛澤東文藝思想路線，他的生活與創作道路為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提供了寶貴經驗。

 

柳青是一個在創作上不知滿足的作家，他知道：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找到創作的活水源，才能找到滋養自己的思想和藝術的維生素。他說：“生活是作家的大學校，生活培養作家，鍛煉作家和改造作家。在生活里，學徒可變大師，離開了生活，大師也可變能成匠人。”

 

柳青選擇了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作為自己的生活基地，把全家也搬到那里去落戶。當時住的是一座破廟改建成的房子，他家的生活水平跟當地農民差不多，過著清苦的生活。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他把出版這部書的數萬元稿酬全部捐給他所在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企業。他穿著隨便，夏天戴草帽；冬天戴氈帽；上身是中式的對襟布褂，腳穿納底布鞋；剃光了頭，蓄兩撇小胡子，看上去活像個莊稼漢，以至于他到城里旅館開會，服務員不讓他上電梯，沒把他當作來開會的干部。

 

其實他長年擔任長安縣委副書記的工作，經常拄著一根打狗棍，到各村奔波。他不是群眾斗爭的局外人，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斗爭。在斗爭中，同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人們親切地叫他“柳書記”，有什么困難有什么心事都去找他談，請他幫忙。種瓜的瓜，種豆得豆，人民和生活并沒有吝惜給柳青以應有的報償。在人民的哺育和滋養下，經過幾年緊張艱辛、嘔心瀝血的勞動，柳青終于寫出了《創業史》（第一部），真實地反映了農村社會主義革命所引起的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激烈變化；以氣勢的磅礴，描寫的細膩，思想的深邃，對人物性格的生動刻畫，特別是對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新型農民形象——梁生寶的塑造，贏得了廣泛的重視和贊揚，被稱為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史詩。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是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作家深入生活，創作文學精品，是在解決為什么人服務的前提下，如何解決服務的方式方法問題。只有深入人民群眾才能熟悉人民群眾生活，才能寫出反映人民群眾的作品。倘若不深入生活對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行為不了解，是無法表現人民群眾的文學形象的，也就談不上為人民群眾服務。我們學習了毛主席的《講話》，感覺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和人民群眾相結合是實現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的關鍵。沒有這一條，什么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塑造普通勞動者形象，反映社會底層社會環境狀態，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主流文學界有許多作家已忽視了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學習，不再遵照毛主席《講話》精神，不但不深入生活，反而認為文藝家跟工農群眾相結合會泯滅作家的創作個性。他們抨擊解放區文藝是農民文藝，既狹窄又單調，只有下里巴人，沒有陽春白雪。他們要同革命文藝革命傳統實行決裂。他們以自我為中心，把所謂個性解放作為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至于工農解放不解放與他們無關痛癢。他們寫的作品反映的是一部分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的富裕生活，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所謂揭露和批判文革的傷痕文學。所以，他們不是深不深入人民群眾生活的問題，而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是根本不去為廣大工農群眾服務的階級立場問題和思想原則問題。

 

縱觀解放區文學的幾個作家們深入工農群眾生活，創作許多擁有億萬讀者，深受廣大人民喜愛的文學經典，使我們進一步懂得：要創作出反映人民群眾所需要能夠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文學作品，就要永遠遵照毛澤東文藝思想，跟人民群眾站在一起，跟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深入人民群眾之中，做人民群眾的代言人，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意愿，反映人民群眾的苦難和抗爭，才能創作出二十一世紀的新的革命經典，開拓繁榮新世紀無產階級文學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