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國寶講壇：茅于軾解析“劉漢黃案”及窮人的出路　　

【畫面】

【畫外音】　　

他是中國經濟學界少有的走出書齋、真正“行動”起來的人，他以年逾古稀的老邁之軀、敏銳深邃的社會視角，身體力行，實實在在地求證著他的社會理想。　　

他的言論代表著來自學者、精英知識分子階層的一份冷靜的思考。在這個浮躁的年代，他讓那些一味迎合大眾觀點的“經濟學家”們相形見絀。深厚的學養和慣用的通俗易懂的經濟學語言讓他更加善言。　　

寬容大度，海納百川，茅于軾縱論天下！　　

【字幕】

當代最偉大的紳士，國家的道德楷模，一代人心中的豐碑。　　

【茅于軾】　　

各位觀眾，大家好。感謝精英衛視“國寶講壇”節目為我提供了一個和觀眾交流的機會。　　

最近發生的“劉漢黃案”引起了網民的廣泛關注，甚至有人把劉漢黃稱為“英雄”。我認為這是非常不足取的。　　

眾所周知，我一直“替富人說話，給窮人辦事”，也因此遭到猛烈的批評。其實，我為富人說話不僅僅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　　

劉漢黃正是因為其窮，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時就會去干一些違法的事。他殺死了養活他的老板，以后靠誰來養活呢？他的行為不僅害了自己，而且還害了他的眾多工友們。——經濟學家看問題會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長遠。　　

比如我，既拿外國人的錢，也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政府的錢，我們很難拿到。有沒有老百姓拿錢給我們？有，那是少數，給個兩萬三萬的，靠這個根本活不了。　　

什么？哦，資本家拒絕支付他的賠償……，這個，我認為，如果資本家不給我們錢，肯定是我們自己做錯了什么。　　

客觀地講，劉漢黃生活在今天是很幸運的。窮人真正得解放的是改革后的這三十年。現在一個進城打工的農民一個月能掙一千塊錢，能買三輛自行車或八百斤糧食。改革前辛苦一年的工分錢也未必能買一輛自行車。可惜人們至今還不覺悟，還以為49年是翻身得解放的一年。謊話說得多了也會變真理的。　　

要說中國的進步，最大進步應該說是人權的進步。改革前殺一個人真是輕如鴻毛。現在政府想殺一個人可不那么容易。殺一個完全符合法律要判死刑的楊佳，也鬧出軒然大波。前日的鄧玉嬌，現在的劉漢黃，也都為網絡關注，這正說明他們有人權了。　　

由于大眾受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灌輸，富人被認為是剝削者。經濟學是一門偉大的科學，很可惜的是我們現在還不斷地教的馬克思理論，連很多簡單的邏輯都講不通：為什么用一頭羊換一匹布，因為這包含著勞動相等，這很奇怪，既然勞動相等我為什么拿羊換布呢？我自己生產一匹布就行了嘛。　　

窮人容易受欺侮，受壓迫。這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我們問一問任何一位企業家，當企業家容易嗎？他們要交納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要對付不講理的官員，給他們上貢，請吃飯，陪娛樂，說好話，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國的企業家是全世界最難當的，風險最大的，負擔最重的。但他們作出了偉大的成績。中國改革三十年，財富的創造增加了十倍之多。這主要是企業家的功勞。人們常說，工人農民創造財富。這固然不錯，但更重要的是企業家創造財富。改革之前也有工人農民，為什么財富那么少？現在就多了一個企業家，財富就蓬蓬勃勃地創造出來了。　　

順便交待一下，“交換創造財富”，是我對于經濟學理論的一個貢獻。嚴格講，改革以前的三十年我沒有能為社會服務，沒有為人民創造什么財富，而是用挨整的痛苦來滿足階級斗爭的需要。人們問中國為什么沒人能得諾貝爾獎，簡單說，有得獎潛力的人都挨了整，根本沒有機會去做認真的科學研究。　　

個別企業家難免有暗箱操作，做見不得人的事。但是這不能全怪他們，主要是制度環境造成的。可以說，企業家都得搞點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這叫做逼良為娼。所以，罵資本家不罵政府是愚蠢的。這也是此前我在鄧玉嬌案中沒有替富人（鄧貴大）說話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鄧貴大是共產黨官員。但這決不等于要改變我一貫“為富人說話，給窮人辦事”的原則。如果以后洗浴中心的女服務員，都學習鄧玉嬌向富人動刀，富人都殺沒了，誰來養活窮人？這反而害了洗浴中心里的所有服務人員。　　

有些人認為劉漢黃之類的窮人是企業家剝削造成的，他們追逐利潤，不愿意為大眾服務，見利忘義。他們在輿論面前經受很大的壓力，有口難辯，自己也說不清楚。我認為企業家的任務就是創造利潤，企業的目標就是利潤最大化，如果想著別的反而不是好企業家。　　

當前，有左派人士期待這一次的“劉漢黃案”也能像上一次的鄧玉嬌事件那樣出現“左右一致”。如果你聽懂了我上面的談話，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了。　　

謊言將導致社會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所以我一向以說真話著名。比如我第一個承認，1957年反右時我是被準確地打成了右派，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到1978年才被平反，補發工資時連利息都沒給。　　

許多人表面上替窮人說話，實際是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觀點，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倒是我一直腳踏實地為窮人做著實事，具體有在山西辦的扶貧性小額貸款、在北京辦的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在北京辦的富平家政服務中心。　　

有認識鄧玉嬌的朋友，可以通知她在困難時可以找我。如果她想辦扶貧性小額貸款，年利率是18%；想在富平培訓學校培訓21天收費600至800元；想到富平家政中心找一保姆工作收取中介費780元。　　

在這里我要向是中央有關部門呼吁一下：小額信貸政策仍需放寬，給“地下金融”合法化地位。現在對于金融業的控制，我覺得很多是多余的。　　

我做小額貸款做了十幾年，我覺得管理得好，風險是很低的，也能賺錢——金融就是玩風險嘛。但這個不叫金融，金融是玩別人的錢，玩自己的錢叫什么金融？玩別人的錢能賺大錢，玩自己的錢只能賺小錢。我在山西做得很小的，才100多萬，是從最初的500元發展起來的，我們在北京又做了一個200萬的，現在又在山西永濟做了個600萬的，我們馬上要注冊一個3000萬的小額貸款公司。我們要讓出資人賺錢，但是不是賺大錢，賺小錢，他的好處就是能扶貧，從而解決三農問題。　　

至于劉漢黃及類似的窮人的脫貧問題，我認為還應該用漲房價、漲醫療費、漲學費、漲火車票、漲水電費以及漲一切生活資料的辦法解決，這樣窮人少消費或不消費，富人多消費，舉個例子，窮人家的房子可以不安電燈和自來水，窮人不坐火車、不吃肉，然后再漲水電費。這可以防止富人搭窮人的便車，讓富人多支出，國家再補貼給窮人。　　

我反對控制物價，不能用低價買任何一種商品。因為那沒有物盡其用。比如，一個房子能賣80萬，你就不要賣50萬，賣50萬太糟蹋它了。只要有人出高價，我就把它賣到盡可能高的價位，這是一個社會能夠致富的原因。不光是房子，什么都是越便宜越好，就會傷害了生產者的利益，人家不生產了，大家還是買不著。這就是改革以前的情況。57年憑票買豬肉時，我就是因為主張豬肉漲價，被打成了右派。　　

那么大多數人買房、上學、看病的希望在何處呢？答案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現在看起來好像很渺茫，但是我們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變化，我們的人均收入已經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再過二十年，人均收入還能增加五倍以上。如果現在你掙兩千元的月薪，將來職位不升，也能掙到一萬元。　　

話又說回來，一個社會人人都能買房、看病、上學，在未來的三五十年中還不大可能，即使富有像美國，照樣也有窮人。所以另一方面也要靠個人奮斗。奮斗成功的人更有希望買房、看病、上學。等待政府幫助解決，對大多數人而言最終是會失望的。　　

我知道，多數人不理解這些高深的理論，要罵我。但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所以屈原悲嘆“眾人皆醉我獨醒”，胡星斗感慨“萬家酣夢幾人醒”，馬立誠痛心“人啊，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當初，有人就說馬立誠的“對日關系新思維”發表的太早了，晚5年剛合適。是的，真理從來都不并同時代的人所接受，只有到了后世才能發出滿眼的光芒：布魯諾因“日心說”遭火刑；舒伯特的一部《搖籃曲》手稿生前只換了一盤土豆，死去三十年后在巴黎拍出了四十萬法郎的高價；焚高生前沒有賣出一幅畫，死后每一部作品都價值連城；“南轅北轍”的主角被嘲笑了幾千年，直到人類發現地球是球體時才知道該嘲笑的正是嘲笑他的人。——這就是精英的悲哀。我不在乎做新版“南轅北轍”的主角，我相信后世的某一天，罵我的人會到我的墓碑前慚悔自己當年的短視。　　

有些問題你們一時難于搞清楚，但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是一定不錯的。讓我們勇敢地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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