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年,只有十七歲,調到區上工作還不久的我,就拿起筆來學習寫作了。
當時,黨組織為了恢復農業生產、醫治戰爭創傷,發動識字的干部們編寫文藝節目,用來宣傳群眾;緊接著,《河北青年報》創刊,編輯部為了溝通跟基層青年的聯系,也號召每一個青年團干部給它寫稿。這兩種沾著文藝邊的事情,我都特別愿意做。因為我從幼小的時候起,就貪戀熱鬧、親近文藝:剛懂得一點人類的語言,我喜歡聽媽媽和鄉親們講述民間故事,總是纏住人家講,一聽就入迷;自己學會走路的時候,又喜歡看具有地方特色的評劇(那會兒叫“落子”)和皮影戲(那會兒叫“唱影”),不論在多遠的地方演,也要跑去看,一看就入迷。我聽得多了,攢了一肚子故事,在拾柴禾的山野,或趕毛驢送公糧的路上,就給伙伴們講。我看得多了,干活兒的時候,就仿聲效詞地唱上兩段;或照貓畫虎地用厚紙刻成“影人”,在窗戶上耍一耍。等到加入一伙有胡子茬兒的區干部行列之后,我依然顯得特別稚氣和愛玩。此時,領導上讓干部們寫寫唱唱,正可我的心;我要利用這個好機會,痛快痛快。
記得,頭一次拿筆寫文藝作品的時候,真有一股子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一夜的工夫就編寫了一出小戲。戲的名字可能叫《姑嫂拾棉花》。當時的婦女干部特別“封建”,不愿意跟男同志一塊兒登臺,尤其不肯扮演別人的媳婦之類的角色。于是就由我扮小姑,由組織干事老胡扮嫂子。胡同志的嗓子極好,可惜“結巴”,說話都很吃力。奇怪的是,只要胡琴一響,他隨著唱起來,口齒就變得格外伶俐。那次我們只排練了一兩天,趕上大集日,便匆忙地上演了。我們自己動手,用老式的大車在鬧市中心拼了個戲臺,鑼鼓一響,立刻開幕。我心慌意亂,害怕砸鍋;不光冒了熱汗,還常常背錯臺詞。出乎我們意外的是:觀眾擁擠臺前,掌聲和喝采聲接連不斷。可以說,那一次的演出收到極好的效果;過了許多天,我們到鄉下去,還能聽到農民議論那出戲的劇情和人物。
第一回的藝術實踐,大大地鼓勵了我,積極性如同猛漲的河水,差不多每天都要寫點什么:或是編戲,或是作詩,或是起草一篇新聞通訊。我象幼年迷戀民間故事和地方戲曲那樣迷上了寫作。
現在回憶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當時對寫作的那種迷戀,多半出于年輕人的一種興趣。搞文學寫文章,作為一項事業來說,在進行之中是極為辛苦的。或者說,苦的時間很長很長,伴隨著取材、構思、起草、修改和定稿的全套過程,哪一個環節都充滿著苦惱。甘甜的樂趣則是極短極短的,它只是閃現在每一個痛苦環節結束,另一個痛苦環節即將開始的那一剎那間。同時,凡是干起這項事業的人,滿足現狀者是極少的,總希望自己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寫得成功,讀者對它們一篇比一篇反映良好。事實愛鬧別扭,總不肯滿足作者的這種心愿;失敗則躲藏在小路前邊的坡坎暗處,時不時地躥出來,跟你摔跤、搏斗,發瘋般地揉搓你的情緒,逼得你摔筆、撕紙、沖著窗戶或火爐子發誓:“我不是這份材料,一輩子再不干這行了!”
我學習寫作不久,就遇上了這個問題,如今亦常常狹路相逢。看樣子得跟它白頭偕老了。我覺得,這是追求過程中,寫作本身出現的困難,它給作者的折磨,不會是致命的。我一直相信自己是搞文學的材料。沒料想,另外一種情形跟著它結伴而至,倒真的差一點兒動搖了我的理想、信心和勇氣,促使我對創作的淡漠,打算漸漸地洗手不再寫下去了。那個“另一種情形”就是:直接的領導和周圍的同志,對我的“迷戀”不理解,對我的苦惱不同情,反而被認為是“不務正業”,是“個人主義的表現”。同時,同樣資歷,年齡不相上下的年輕同志,有的被提拔了,有的被送到大城市里學習深造了;于是,我不得不考慮考慮個人的前途大事,覺得搞寫作這么苦,成功的希望又那么微小,何必沒事找事,讓它耽誤自己呢?考慮再三的結果,我不得不下個丟開寫作學習的決心了。
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不是發生了我常常回憶的那樁往事,象一只有力的大手拉住了我,又推動了我,那么,我將怎么樣走下去,變成怎樣的一個人,實在不能猜測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生我不會立下走文學道路的志向,更不會成為現在這樣一個寫了那一些小說的專業作家了。
那一年薊縣太和洼發了大水,我被派到一個名叫韓莊的小村子“包片”,負責發動周圍幾個村莊的群眾開展生產自救。我住在一個農民家的草房里。房東大哥啥模樣,如今早已沒有了印象,卻清楚地記得那位十分和善的大嫂。她的個子矮而壯實,臉色黑而粗糙,手腳特別利落。她除了有兩個能夠挖野菜、撿柴草的大孩子外,懷里還抱著一個吃奶的。我常常替她抱孩子、燒火,給她騰出手來燙野菜,或是揣做糠團子。那時候,我跟房東一塊兒吃,每頓不是糠,就是菜,輕易見不到個糧食模樣;孩子們被餓得哇哇哭,我也不免肚子咕咕叫、兩眼冒金星。我暗想,大嫂可能比我們更難受,因為每頓飯她都先讓我們吃,剩多少她就打掃多少。這樣過著共同的艱苦生活,倒使我們象一家人那么親密融洽。
有一次,我到附近村莊跑了一些日子回到韓莊住所,時間已經黃昏。一進大門,我就感到院子里比往時冷清。大嫂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奶著孩子。我跟她打招呼,她也沒有吭聲;走近跟前,發現她正在哭泣。我不禁吃了一驚,蹲到她身邊,問了好幾次,她才十分痛苦地說:“我家挨坑害了,日子沒法兒過了……”我追問她怎么回事兒。她嘆口氣說:“連縣里和區里的頭兒都不頂用,跟你說管啥事兒?”我說:“不管事兒,我心里得明白一下。”她終于把她家挨坑害事兒的始末告訴了我。
房東大嫂的娘家爹不久前死去了。她爹沒兒子,只有大嫂這么一個閨女;好些年不能干活兒,都由大嫂家照顧。老人生病期間,大哥大嫂輪流去服侍,借錢請醫生、吃藥;老人死后,是大嫂家給埋葬的。按照政策法令,大嫂應當繼承老人留下的兩間小屋和幾畝土地,用來補償損失和還債。可是,那村死者的同宗子弟跟村干部串通一氣,硬要把死者的遺產歸死者的同宗子弟,把大嫂給趕出村。大嫂到區、縣告過狀,無奈派去處理這樁事的人,到村里就受到“酒肉包圍”,不能秉公而斷。現在,她認為再也沒路可走。
我聽了大嫂的敘說之后,覺得這件事極不公道,太欺負人,立刻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義憤之火,燒得我在院子、屋里團團轉。正如大嫂說的,連區、縣領導都不能為她伸張正氣,我這么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小小的青年團干部,能有什么本領,能起什么作用呢?況且隔著區,到那村去過問一下也不方便。我自己是農民出身,幼年喪父母,不僅種過地,而且當過家。因此,我極懂得房屋、土地對莊戶人家的重要性,背上債務的危險性;也懂得挨了欺侮的莊稼人,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個共產黨員,嘴上整天喊“為人民服務”,當農民遇到了災禍,我卻無力給予解除,這怎么說得過去呢?這樣一想,在我那燃著憤怒的胸膛里,又增加了一股子慚愧的痛苦。我晚飯沒有吃好,早早地就躺在炕上;移近油燈,順手扯過一張報紙,想隨便看看,轉移一下注意力。我的眼睛一接觸那報紙,心里豁然一亮:《河北日報》是省委的機關報,應當把那件冤案寫篇文章,投給它;被采用了,能向全省人民公開那件壞事;不被采用,也等于反映了情況,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于心無愧了。我想到這兒,立刻披衣坐起,趴在窗臺上,寫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
一個多月的時間過去,沒見報紙發表我的文稿,不光是我,甚至連房東大嫂自己,都對那件不公正事情的解決不再抱望。我到通縣團地委開了一次會議重返韓莊住所,大嫂喜眉笑眼地迎接我,說:“真沒想到,你還有那么大的神通!”她的話讓我不摸頭腦。她不容追問,把孩子塞給我,回身找來一把大鎬,進了堂屋。我奇怪地跟進去一看,大嫂正用鎬在墻角的地上刨。她刨了幾下,地里出現一塊石板,揭開石板,是一壇子白花花的面粉。多么久沒見到白面,它仿佛閃光耀眼。
大嫂一邊往外舀白面一邊對我說:“這是去年,我背著你大哥留下的救命糧。不是大人、孩子病倒在炕上,誰也不能動。今個呀,我可得好好地犒勞犒勞你!”
我吃著香噴噴的烙餅,大嫂站在一旁告訴我說:我寄到《河北日報》的那篇稿子雖然沒發表,卻得到編輯部的重視,被轉給通縣地委的有關部門以后,他們立刻派人到薊縣聯系,接著又到那個村子做了周密的調查;他們很快地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重新做了處理,大嫂得到了她應當繼承的那份財產。大嫂最后對我說:“不在那點錢財,你幫我出了一口氣,永遠忘不了你!”
我聽了這個消息,從心底產生的那種幸福感,是難以言傳的。同時,這件新聞早已經在周圍幾個村子傳揚開。那兒的干部和農民,都知道我做了一件替農民出氣的好事,凡是接觸到的人,都表示對我親熱和信任;我傳達上邊的什么指示精神,他們都用心聽,工作開展得很順利。有時候,農民跟不執行黨的政策和作風粗暴的村干部發生了矛盾,那些農民常常說:“你要是再這么欺負人,我就找浩然去,讓他往上邊遞一篇稿子!”……
這樁往事,并不怎么重大,它卻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里。它十分有效地幫我掃除了私心雜念,使我初步地明確了為誰寫作,寫作為了什么;我在日記上寫道:“寫作,就是替生我養我的農民說話、辦事,真是太重要了,我要好好地干!”一九五二年我在保定市南劉莊省團校學習,第一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革命理論跟我從寫作實踐中得到的點滴體會相結合、相對照,使我在認識上來了個飛躍和升華。于是,我選擇文學作為自己的事業,決心為它奮斗終身。
三十年過去了。這三十年間,我受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比之剛拿筆那段所遇到的困難,不知嚴重多少倍。然而,只要我想到搞文學不是個人的事情,想到幾億農民需要自己的寫作者,想到身背后有廣大農村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就有了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再沒有想過放下手里的筆。多么不平凡的三十年哪!我從一個只念過三年半小學的農民,終于走進文學的大門,寫了一些農民較為歡迎的文學作品,這應當看成是人生的一個勝利。這勝利的取得,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我要感謝黨,感謝同志們,感謝生我養我的農民。我得牢牢記住三十年前那樁往事賜給我的教育,從里邊吸取站住腳的信念和不斷朝前跨越的力量。
當時,黨組織為了恢復農業生產、醫治戰爭創傷,發動識字的干部們編寫文藝節目,用來宣傳群眾;緊接著,《河北青年報》創刊,編輯部為了溝通跟基層青年的聯系,也號召每一個青年團干部給它寫稿。這兩種沾著文藝邊的事情,我都特別愿意做。因為我從幼小的時候起,就貪戀熱鬧、親近文藝:剛懂得一點人類的語言,我喜歡聽媽媽和鄉親們講述民間故事,總是纏住人家講,一聽就入迷;自己學會走路的時候,又喜歡看具有地方特色的評劇(那會兒叫“落子”)和皮影戲(那會兒叫“唱影”),不論在多遠的地方演,也要跑去看,一看就入迷。我聽得多了,攢了一肚子故事,在拾柴禾的山野,或趕毛驢送公糧的路上,就給伙伴們講。我看得多了,干活兒的時候,就仿聲效詞地唱上兩段;或照貓畫虎地用厚紙刻成“影人”,在窗戶上耍一耍。等到加入一伙有胡子茬兒的區干部行列之后,我依然顯得特別稚氣和愛玩。此時,領導上讓干部們寫寫唱唱,正可我的心;我要利用這個好機會,痛快痛快。
記得,頭一次拿筆寫文藝作品的時候,真有一股子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一夜的工夫就編寫了一出小戲。戲的名字可能叫《姑嫂拾棉花》。當時的婦女干部特別“封建”,不愿意跟男同志一塊兒登臺,尤其不肯扮演別人的媳婦之類的角色。于是就由我扮小姑,由組織干事老胡扮嫂子。胡同志的嗓子極好,可惜“結巴”,說話都很吃力。奇怪的是,只要胡琴一響,他隨著唱起來,口齒就變得格外伶俐。那次我們只排練了一兩天,趕上大集日,便匆忙地上演了。我們自己動手,用老式的大車在鬧市中心拼了個戲臺,鑼鼓一響,立刻開幕。我心慌意亂,害怕砸鍋;不光冒了熱汗,還常常背錯臺詞。出乎我們意外的是:觀眾擁擠臺前,掌聲和喝采聲接連不斷。可以說,那一次的演出收到極好的效果;過了許多天,我們到鄉下去,還能聽到農民議論那出戲的劇情和人物。
第一回的藝術實踐,大大地鼓勵了我,積極性如同猛漲的河水,差不多每天都要寫點什么:或是編戲,或是作詩,或是起草一篇新聞通訊。我象幼年迷戀民間故事和地方戲曲那樣迷上了寫作。
現在回憶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當時對寫作的那種迷戀,多半出于年輕人的一種興趣。搞文學寫文章,作為一項事業來說,在進行之中是極為辛苦的。或者說,苦的時間很長很長,伴隨著取材、構思、起草、修改和定稿的全套過程,哪一個環節都充滿著苦惱。甘甜的樂趣則是極短極短的,它只是閃現在每一個痛苦環節結束,另一個痛苦環節即將開始的那一剎那間。同時,凡是干起這項事業的人,滿足現狀者是極少的,總希望自己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寫得成功,讀者對它們一篇比一篇反映良好。事實愛鬧別扭,總不肯滿足作者的這種心愿;失敗則躲藏在小路前邊的坡坎暗處,時不時地躥出來,跟你摔跤、搏斗,發瘋般地揉搓你的情緒,逼得你摔筆、撕紙、沖著窗戶或火爐子發誓:“我不是這份材料,一輩子再不干這行了!”
我學習寫作不久,就遇上了這個問題,如今亦常常狹路相逢。看樣子得跟它白頭偕老了。我覺得,這是追求過程中,寫作本身出現的困難,它給作者的折磨,不會是致命的。我一直相信自己是搞文學的材料。沒料想,另外一種情形跟著它結伴而至,倒真的差一點兒動搖了我的理想、信心和勇氣,促使我對創作的淡漠,打算漸漸地洗手不再寫下去了。那個“另一種情形”就是:直接的領導和周圍的同志,對我的“迷戀”不理解,對我的苦惱不同情,反而被認為是“不務正業”,是“個人主義的表現”。同時,同樣資歷,年齡不相上下的年輕同志,有的被提拔了,有的被送到大城市里學習深造了;于是,我不得不考慮考慮個人的前途大事,覺得搞寫作這么苦,成功的希望又那么微小,何必沒事找事,讓它耽誤自己呢?考慮再三的結果,我不得不下個丟開寫作學習的決心了。
這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不是發生了我常常回憶的那樁往事,象一只有力的大手拉住了我,又推動了我,那么,我將怎么樣走下去,變成怎樣的一個人,實在不能猜測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生我不會立下走文學道路的志向,更不會成為現在這樣一個寫了那一些小說的專業作家了。
那一年薊縣太和洼發了大水,我被派到一個名叫韓莊的小村子“包片”,負責發動周圍幾個村莊的群眾開展生產自救。我住在一個農民家的草房里。房東大哥啥模樣,如今早已沒有了印象,卻清楚地記得那位十分和善的大嫂。她的個子矮而壯實,臉色黑而粗糙,手腳特別利落。她除了有兩個能夠挖野菜、撿柴草的大孩子外,懷里還抱著一個吃奶的。我常常替她抱孩子、燒火,給她騰出手來燙野菜,或是揣做糠團子。那時候,我跟房東一塊兒吃,每頓不是糠,就是菜,輕易見不到個糧食模樣;孩子們被餓得哇哇哭,我也不免肚子咕咕叫、兩眼冒金星。我暗想,大嫂可能比我們更難受,因為每頓飯她都先讓我們吃,剩多少她就打掃多少。這樣過著共同的艱苦生活,倒使我們象一家人那么親密融洽。
有一次,我到附近村莊跑了一些日子回到韓莊住所,時間已經黃昏。一進大門,我就感到院子里比往時冷清。大嫂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奶著孩子。我跟她打招呼,她也沒有吭聲;走近跟前,發現她正在哭泣。我不禁吃了一驚,蹲到她身邊,問了好幾次,她才十分痛苦地說:“我家挨坑害了,日子沒法兒過了……”我追問她怎么回事兒。她嘆口氣說:“連縣里和區里的頭兒都不頂用,跟你說管啥事兒?”我說:“不管事兒,我心里得明白一下。”她終于把她家挨坑害事兒的始末告訴了我。
房東大嫂的娘家爹不久前死去了。她爹沒兒子,只有大嫂這么一個閨女;好些年不能干活兒,都由大嫂家照顧。老人生病期間,大哥大嫂輪流去服侍,借錢請醫生、吃藥;老人死后,是大嫂家給埋葬的。按照政策法令,大嫂應當繼承老人留下的兩間小屋和幾畝土地,用來補償損失和還債。可是,那村死者的同宗子弟跟村干部串通一氣,硬要把死者的遺產歸死者的同宗子弟,把大嫂給趕出村。大嫂到區、縣告過狀,無奈派去處理這樁事的人,到村里就受到“酒肉包圍”,不能秉公而斷。現在,她認為再也沒路可走。
我聽了大嫂的敘說之后,覺得這件事極不公道,太欺負人,立刻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義憤之火,燒得我在院子、屋里團團轉。正如大嫂說的,連區、縣領導都不能為她伸張正氣,我這么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小小的青年團干部,能有什么本領,能起什么作用呢?況且隔著區,到那村去過問一下也不方便。我自己是農民出身,幼年喪父母,不僅種過地,而且當過家。因此,我極懂得房屋、土地對莊戶人家的重要性,背上債務的危險性;也懂得挨了欺侮的莊稼人,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個共產黨員,嘴上整天喊“為人民服務”,當農民遇到了災禍,我卻無力給予解除,這怎么說得過去呢?這樣一想,在我那燃著憤怒的胸膛里,又增加了一股子慚愧的痛苦。我晚飯沒有吃好,早早地就躺在炕上;移近油燈,順手扯過一張報紙,想隨便看看,轉移一下注意力。我的眼睛一接觸那報紙,心里豁然一亮:《河北日報》是省委的機關報,應當把那件冤案寫篇文章,投給它;被采用了,能向全省人民公開那件壞事;不被采用,也等于反映了情況,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于心無愧了。我想到這兒,立刻披衣坐起,趴在窗臺上,寫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
一個多月的時間過去,沒見報紙發表我的文稿,不光是我,甚至連房東大嫂自己,都對那件不公正事情的解決不再抱望。我到通縣團地委開了一次會議重返韓莊住所,大嫂喜眉笑眼地迎接我,說:“真沒想到,你還有那么大的神通!”她的話讓我不摸頭腦。她不容追問,把孩子塞給我,回身找來一把大鎬,進了堂屋。我奇怪地跟進去一看,大嫂正用鎬在墻角的地上刨。她刨了幾下,地里出現一塊石板,揭開石板,是一壇子白花花的面粉。多么久沒見到白面,它仿佛閃光耀眼。
大嫂一邊往外舀白面一邊對我說:“這是去年,我背著你大哥留下的救命糧。不是大人、孩子病倒在炕上,誰也不能動。今個呀,我可得好好地犒勞犒勞你!”
我吃著香噴噴的烙餅,大嫂站在一旁告訴我說:我寄到《河北日報》的那篇稿子雖然沒發表,卻得到編輯部的重視,被轉給通縣地委的有關部門以后,他們立刻派人到薊縣聯系,接著又到那個村子做了周密的調查;他們很快地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重新做了處理,大嫂得到了她應當繼承的那份財產。大嫂最后對我說:“不在那點錢財,你幫我出了一口氣,永遠忘不了你!”
我聽了這個消息,從心底產生的那種幸福感,是難以言傳的。同時,這件新聞早已經在周圍幾個村子傳揚開。那兒的干部和農民,都知道我做了一件替農民出氣的好事,凡是接觸到的人,都表示對我親熱和信任;我傳達上邊的什么指示精神,他們都用心聽,工作開展得很順利。有時候,農民跟不執行黨的政策和作風粗暴的村干部發生了矛盾,那些農民常常說:“你要是再這么欺負人,我就找浩然去,讓他往上邊遞一篇稿子!”……
這樁往事,并不怎么重大,它卻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里。它十分有效地幫我掃除了私心雜念,使我初步地明確了為誰寫作,寫作為了什么;我在日記上寫道:“寫作,就是替生我養我的農民說話、辦事,真是太重要了,我要好好地干!”一九五二年我在保定市南劉莊省團校學習,第一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革命理論跟我從寫作實踐中得到的點滴體會相結合、相對照,使我在認識上來了個飛躍和升華。于是,我選擇文學作為自己的事業,決心為它奮斗終身。
三十年過去了。這三十年間,我受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比之剛拿筆那段所遇到的困難,不知嚴重多少倍。然而,只要我想到搞文學不是個人的事情,想到幾億農民需要自己的寫作者,想到身背后有廣大農村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就有了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再沒有想過放下手里的筆。多么不平凡的三十年哪!我從一個只念過三年半小學的農民,終于走進文學的大門,寫了一些農民較為歡迎的文學作品,這應當看成是人生的一個勝利。這勝利的取得,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我要感謝黨,感謝同志們,感謝生我養我的農民。我得牢牢記住三十年前那樁往事賜給我的教育,從里邊吸取站住腳的信念和不斷朝前跨越的力量。
1980年1月10日于北京
選自《答初學寫小說的青年》(浩然著),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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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