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為什么流眼淚

□張爽

　　作家浩然躺在北京的醫(yī)院里，屈指算來已快三年了。他患的是重癥腦血栓，不能說不能動，更不能寫。前兩年原“北京晚報”副總編輯李鳳翔先生去探望他，回來寫文章：“浩然只有眼睛會動，看見人就流眼淚”。
　　大概是一年前吧，浩然主編的《蒼生文學》的一個編輯來我這里。我問他，浩然現在怎么樣了。他說：“就剩下一口氣。”
　　不知為什么，有一個問題總縈繞在腦際，幾次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那就是：浩然還流眼淚嗎？
　　接下來還有更傻的問題：浩然為什么流眼淚呢？
　　不期待回答，這個問題是問給自己的。一遍又一遍，問的自己已經連著兩天失眠了，問得自己都有些抑郁了。
　　浩然為什么流眼淚？
　　在這個冬天，沒有一條消息是跟浩然有關的。寒冷的日子我把自己蜷縮在厚厚的羽絨服里，象一頭極地的冰熊，象 “帝企鵝日記”里的一只笨企鵝。
　　忽然讀到《當代》。有一篇《潮兮魚兮》，是程紹國先生的，“借林斤瀾之眼，看一批老作家”的文章。里面寫有浩然。年前年后分別讀了一遍，最后的一遍讀的是專門寫浩然的那一節(jié)。是在一場大雪后的黃昏，讀著時，我感到一種徹骨的寒冷，是那種令人幾近絕望的雪后寒。
　　浩然其時正躺在病床上，他“只剩下一口氣”，“不能說，不能動”，估計連看這篇文章的力氣都沒有了，那他還會流眼淚嗎？
　　程先生在文章里說：“對于浩然、林斤瀾無情可抒，與我談話時，常常搖頭。”
　　文中談到一個細節(jié)：“文革后，文聯(lián)作協(xié)批斗浩然，林斤瀾聽著，忽然大叫：浩然是好人哪！當場昏厥。”（此細節(jié)我也在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里讀到過）。程緊接著說：“我以為，盡管對人對事物有大悲憫的超度看法，林斤瀾反常態(tài)的“大叫”和“昏厥”，還是很不值得的。”
　　為什么不值得呢？程緊接著提到老舍：“在老舍事件上，盡管浩然沒有參與蹂躪，但他并沒有挺身相救。”
　　之后，程又寫：“……浩然爬到江青這條船上了……倘若真的讓他做大官，浩然未必謙謙推辭。”
　　“浩然并沒有客觀地反思‘文革’，更沒有好好地反思自己”。
　　“浩然有與文革一損俱損的心理，有對文革要從輕發(fā)落的心理。慢慢地，他的尾巴松開來了，翹起來了。”
　　接下來他總結、批判道：“我覺得作為作家的浩然，非常頑固。一個懷著悲憫情懷的，站在人民一邊的，對歷史負責的作家不是這樣的，作家不是跟屁蟲或應聲蟲，作家不是螺絲釘或工具，作家絕不能把臭說成香，把假說成真，把錯說成對，把丑說成美。作家應該為民眾歌哭，富有憂患意識、批判意識，以促社會前行……”
　　不想引用下去了。程紹國先生本身就是個作家，說的這樣大義凜然、慷慨激昂，不由的讓人不信。我只想知道，生于60年代的程先生何以對浩然有如此“獨特”的見解，并把這樣一個著作等身、影響巨大的世界知名作家，說成是一個利欲熏心，“文學觀里沒有文學，也可以沒有語文”（林斤瀾說），更不懂語法的文盲呢？
　　這讓我想起初見浩然時的樣子，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京郊平谷。當時的浩然身體還很好，他留著寸頭，走路講話就連身體都帶著一種“派”。那次，他就氣憤地說：“文革后，有些人在報上說我是文盲，連字都不會寫，說我寫的書都是由別人寫的。后來我寫了《蒼生》，就是要給這些人看看。”話里透著不服輸、要爭氣的固執(zhí)。
　　現在那些詆毀浩然的人不會這樣寫了，因為寫了也沒有人會相信。畢竟，靠文字去打擊別人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我想到海明威的一句話：“你可以打死我，但你永遠也打不敗我。”
　　文壇是個熱鬧場，也是個是非場。就連歷史上最開明的魏晉和圣唐時代文人都免不了相輕、相軋，更不用說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了。
　　不知程紹國先生是否見過浩然，不知道在遍訪文革時代的老作家時是否訪問過浩然先生。作為一個特殊時期的代表人物，浩然在“17年文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最有發(fā)言權的一個典型人物，寫“文革”中的作家，寫浩然，而沒有和這個寂寞的老人（浩然的晚年是寂寞的）座談過，所寫言論盡管堂堂，可還是讓人心生疑竇：好的作家都該具有悲天憫人的氣質，何矣獨對浩然偏激有加？
　　我比程紹國先生還要小上10歲。文革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片混亂和混沌，人妖顛倒，人鬼莫辯，許多當事人都言說不清，我們何以窺探到當時人的心態(tài)、靈魂？更甭說是在那樣一個極度專制又極度混亂的年代？
　　浩然是固執(zhí)的，但，凡是固執(zhí)的人，都是在生命里活出過精彩與真實的人。浩然的固執(zhí)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命運，更是他真實生活的寫照。
　　文革后，浩然悄然離京，落戶三河段甲嶺。后又轉移到三河賓館前的一排小平房里——那是他在京東著名的“泥土巢”。他到三河后，發(fā)現厚厚的三河史志上，竟沒出現過一個文人、一個作家，就暫時放棄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一心一意開始了他的“文藝綠化工程”：成立了文聯(lián)，辦起了刊物，去田間地頭尋訪作者……他一心一意接待著每個農村作者的來訪，為他們批改稿件，為他們找地方發(fā)表。
　　浩然想以自己的成功“經驗”，扶植起一批文學的幼苗。他的想法應該說是偉大的，然而這想法無疑又是天真的。畢竟文學創(chuàng)作是個特殊“個案”。就象農民有好力氣未必就能帶來好收成一樣，浩然在三河的“綠化工程”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他精心找來的兩個編輯先后離職，而經他親手扶植的那些身上還粘著泥土和草屑的文學幼苗，在高漲的熱情過后也痛苦地徘徊于文學與生存的對抗性選擇里，舉棋不定。
　　程紹國先生說浩然有權利欲。此話可能是針對浩然先生是接任《北京文學》主編一職，后來又成為北京作家協(xié)會主席一事。
　　浩然先生在開始他的文藝綠化工程之前，就曾經因為無法為他所看重的業(yè)余文藝作者沒有發(fā)表作品的園地十分苦惱。他曾親自為一個無名業(yè)余作者的稿子到處求人托關系，有的編輯就跟他明說：“我們一般不用這種無名作者的稿子，寫的再好也不敢用，要是非要發(fā)，就請您寫一篇給我們，一塊發(fā)表。”對這種拉郎配式的搭配發(fā)稿，浩然得十分氣憤，又無可奈何。所以，當他接替林斤瀾成為《北京文學》的主編時，他破天荒地在頭條位置一舉發(fā)表了平谷區(qū)農民作者陳紹謙的小小說25篇，誰想此舉卻惹引來了非議，議論聲四起）。
　　生活中的浩然，也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如果說浩然在文革后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期沒能寫出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來，除了他虎頭蛇尾的文藝綠化工程，也與他苦澀的家庭生活不無關系。他的老伴姓楊，是他小時候的娃娃親，老兩口年輕時就沒什么感情，浩然進城后曾一度產生過離婚的念頭。進入晚年的老伴因身體常年有病，脾氣變的非常暴躁。浩然又要創(chuàng)作，又要完成他的文藝綠化工程，又要照顧脾氣古怪的老伴，他常常心力交瘁。再搭之1995年他在陜西突患腦血栓，使他的晚年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一九九五年底，我和兩個朋友去三河看望浩然。大病初愈的浩然顯得十分憔悴，老人怕冷落我們，就一個勁兒地說話，問問這個人的創(chuàng)作，問問那個人的生活，我們告辭時，老人堅持送我們出了“泥土巢”，他用他溫暖卻無力的大手握著我的手，老人的真誠、無奈深深感到了我，同時讓我隱隱感到了老人的落寞與無助。
　　1997年夏，三河文聯(lián)和平谷文聯(lián)聯(lián)合搞了個聯(lián)誼活動，浩然也參加了。那一次的浩然，是我所見過的最顯衰老的浩然，一點也沒有了當年編泥土文學叢書時的意氣風發(fā)。他拄著杖，慢慢走在山路上，頭上滿是白發(fā)。
　　就是那天中午，浩然突然哭了。那是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哭，他是在與和他年齡相仿的韓牧平先生喝酒、談著什么的時候突然就哭的。我看見他大顆、大顆地掉著淚，眼淚砸在酒杯里，咂在菜碗里。那是控制不住的淚水，浩然好象是用盡了渾身的力氣，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可那一刻，屏聲靜氣的幾個酒桌上的人還是看到了他的眼淚，聽到他哭出來的聲音，因為極力壓制而又變形了聲音，有些尖，有些細，甚至有些孩子氣的聲音。那聲音無助，無奈，空茫，有淚眼問天天不語的彷徨、失措。
　　患病的浩然，晚年的浩然，受挫的浩然，固執(zhí)的浩然，現實生活中有著許多他所不能理解的東西。市場開放了，他無法習慣去商場買東西也要討價還價；人心散了，他無法接受為奔生活離他而去的一個個作者；還有那社會上隔上幾年就來的責問和嘲罵：文革過去那么多年了，本來問心無愧的他卻不得不接受一撥又一撥記者審問式的采訪、追問和糾纏。他的耐心消失了，所以他說：“文革中，我對人民是做出了貢獻的。”這是他的狠話，也是他的實話。
　　浩然的眼淚，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的浩然，也讓我們看到了在過去的光環(huán)下與現實無奈之間巨大落差下的浩然的真實。
　　浩然的眼淚是如此沉重地砸在我的記憶深處。
　　我與浩然素昧平生，從年齡上看，他比我大了將近40歲，是屬于兩個年齡段的人；從名字上說，浩然的名字可謂名滿天下，他的著作等身，不夸張地說，在中國擁有上億的讀者,而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業(yè)余作者，剛到北京時曾倍嘗寄人籬下的苦痛；從個人的閱讀喜好來說，我并不是浩然作品的忠實讀者，就連他最有名的《艷陽天》我都沒全部讀完。然而就是這樣，我卻一次次承受著浩然對我的鼓勵和幫助。他曾在一次來信中鼓勵我：“幾年間偶有接觸和讀你顯出成熟的作品，看到你的天賦、你的勤奮、你的文字修養(yǎng)，以及在奔波磨練中趨向成型，所以感到你是農村業(yè)余作者中大有希望的一個，只要路走對，執(zhí)著地不猶豫地走下去，定會成為具有個性特點的一名小說家。”當我出版第一本書時，浩然又專程寫信給區(qū)里的領導為我籌措經費，抱病為書撰寫序言，我的書倉促出版后，他抱怨我出書太急，遺憾未能在他主編的另一輯“泥土文學叢書”中出來，他說：“編你書的那個主編是誰？根本沒有名氣嘛，要是再等等，和我編的這些書一塊就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依靠他的名氣和影響，讓在文學之路上正彷徨的我盡早看到出頭之日。
　　1998年我申請加入北京作家協(xié)會，理事會上討論名單時，浩然一聽沒有我的名字當場就問：“平谷的張爽怎么沒有？”作協(xié)的工作人員解釋：“他的入會申請上報晚了。”浩然一激動就又說出了過頭的話。他這樣做，就是為了一個熱愛文學喜歡寫作的農民。為他爭一個“作家”的名份。

　　浩然有“官癮”，有“權利欲“。可他當“官”了，有“權“了，想的是什么，做的又是什么呢？
　　1991年，浩然最器重的弟子陳紹謙因心臟病英年早逝，浩然流了淚。
　　六年后,即1997末，浩然還在四處奔波，張羅著為陳紹謙出版小說集。文集出版后，浩然再次潸然淚下。
　　我曾寫過一篇短文《生死無界》：“生者為死者出書也許算不上什么新鮮事，可那些出書死者大多是名人和偉人，你聽說過一個著名作家，為一個無名并已故的農村青年出書的事嗎？
　　生死無界，名人與非名人，生者與死者就這樣通過一本書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說，世上真有曠世的友誼，那么浩然與陳紹謙的生死之交該算其一吧……”
　　浩然現在躺在醫(yī)院里。在這個寒冷的雪后的春天，我寫著這些文字，想著與浩然相識的點點滴滴，想著他的幾次落淚，想著他的輝煌、他的善良、他農民的固執(zhí)以及他的過失，越發(fā)堅定了對他為人為文的敬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家是時代的產物，浩然忠實地記錄下一個時代的縮影，不管那個時代是對是錯，我想做為作家的浩然都是自豪和問心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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