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五千年歷史，舍生忘死、解民倒懸的楷模代不乏人，早已通過從詩書到戲曲等大街小巷傳播得家弦戶誦，成為中國人內(nèi)心世界的常客。例如先秦時代的那位鐘儀，人關在晉國的牢里，卻能服故國衣冠，奏故國音樂，今天看來也許夠“死性”的，但卻成為歷史上可能坐牢或已經(jīng)坐牢的仁人志士的精神伴侶，如宋末的文天祥（“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清末的汪精衛(wèi)（“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丘”），民國時期的惲代英（“已拼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再如那位義不帝秦、蹈海自絕的魯連，陳天華顯然步的他的后塵；青年周恩來當年負笈東瀛的時候也是把他——也許連同陳天華——裝入懷抱的（“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老榜樣之外還有許多新榜樣。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家龔澎女士，我最近在小攤上買了她女兒的回憶錄，知道她是仰慕烈士的澎湃其人，為自己改了名字——而中國人本來是不大熱衷于直接拿往圣先賢命名自己或兒女的，就像西方人那樣。由于有了這種因境（危機環(huán)境）發(fā)心（精神力量）、由心造境的辯證過程，缺少“資本”的中國才有可能創(chuàng)造奇跡，在該慢時能快，該弱時能強，該敗時凱歌高奏。樣板人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力量在鼓舞人心、節(jié)約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難以估價，寫過《長城經(jīng)濟學》的吳思先生他日能幫著量化一下就好了。

    當然，近代社會也還有其他樣板人風靡一時，例如現(xiàn)代版的才子佳人徐志摩、陸小曼，以及什么“民國四大公子”——我讀到的就有五六種組合。當時過境遷，憂患稍緩，人民復歸日常生活，各類價值、各種榜樣便會五色登場。不過以近代中華民族生存空間過于逼仄窘迫，危機往往旋踵而至，間不容發(fā)，樣板人作為普遍期待的直接產(chǎn)物，基本國勢的間接產(chǎn)物，是不大可能為非仁人志士留出太多名額的。近代社會現(xiàn)實中的人物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這與樣板人的相對清一色形成強烈反差，構(gòu)成心與境的另一種緊張關系。例如張學良，其風流公子兼少年將帥的倜儻形象本來每每呼之欲出，卻終于被九·一八厲聲喝住。馬君武老先生當年賦詩哀嘆“趙四風流朱五狂，偏偏蝴蝶最當行，溫柔鄉(xiāng)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沈陽”，其實趙四、朱五之類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禁忌，普通中國人，包括士大夫，只要風聲不算太緊，都樂于把汨羅江當秦淮河。寫明亡的《圓圓曲》和寫清（差不多）亡的前后《彩云曲》固然沿用了《長恨歌》以小女子寄托大歷史的筆法，其中無不透露出士人對燈紅酒綠人生的執(zhí)著把玩。在近代歷史迷離恍惚的那些間隙片刻，梁啟超、楊度、吳虞、陳獨秀這些人物一轉(zhuǎn)臉，哪個又不是青樓紅袖間的文酒風流人物呢？

    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中華民族走完了近代危機的初級——也就是通常說的“救亡”——階段。在其后的中級階段，共產(chǎn)黨選擇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模式，以高度軍事化的政治手段，高度政治化的經(jīng)濟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強國道路上馬不停蹄。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度同一的內(nèi)心結(jié)構(gòu)以及強調(diào)集體、抑制個人的價值觀。雷鋒、王杰、鐵人、焦裕祿、麥賢德無不是這套價值觀的擬人化，也就是“樣板人”。樣板人還通過擬物化進一步提純，成為“永不生銹螺絲釘”。螺絲釘?shù)牡谝粋€特點是顧全大局；第二個特點是踏踏實實；第三個特點是標準化，就那么幾種尺寸和型號。小說中頻幕上展出的樣板人更是整齊劃一為濃眉、大眼、國字臉，近乎京劇的臉譜，其言談舉止基本都是國家行為，由黨章社論組成。“落后人物”成了七情六欲的難民營。平心而論，這些樣板人放在大到歷史視野里，應該得到后人的理解。別說一支深入異國他鄉(xiāng)的孤軍，就是一個在野地走迷路的旅游團，都要齊心協(xié)力、擰成一股繩以最大化生還的機會。掙扎摸索于近代危境中的中華民族，在喘息稍定、警報未除的形勢下選擇了一套緊急集合而不是個人自由活動的政經(jīng)制度以及文化社會動員機制，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論者多以“封建專制”的慣性便宜解說，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普天下還沒有見過真跟傳統(tǒng)一刀兩斷的事情——卻忽略了中國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的基本處境。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用一戶一個購糧本、一個副食本的準軍事共產(chǎn)主義手段保障公平，凝聚人心，自有無須爭辯的意義。與此同時，個人的某些正當需求受到過度壓抑，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中有些為境所限，為勢所迫，哀而不怨可矣；有些則屬于體制的深刻弊病、政策的胡作非為，需要認真反思以為鏡鑒。

    文化大革命將國家社會主義乃至中國革命的道德積蓄吃光花凈。其結(jié)果，集體主義價值觀受到深刻的質(zhì)疑，集體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迅速人老珠黃。剝他們“畫皮”的運動在民間悄然興起，一直津津有味地持續(xù)至今。記得文革后期就聽人說，王進喜的豪言壯語“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說的是男人橫豎要扒女人褲子。《杜鵑山》中的柯湘和雷剛也在民間傳說中“還原”為灌木叢中的男女，被巡邏的工人民當場拿獲。對中國革命或新中國頭號樣板人毛澤東的解構(gòu)，在文革后期也已經(jīng)開始了，諸如毛在接見馬克斯夫人和比蘭德拉皇后時拉著人家不撒手的傳聞不脛而走，我就從不同渠道聽到過不同的版本，都說是新聞電影制片廠里看到的未剪片。

　

今生

　

    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套體制、價值和人格到了70年代即已舉步維艱。隨后發(fā)生了中國現(xiàn)代史向當代史、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社會的的根本改道。市場社會的建立和發(fā)展需要資本主義精神和個人主義價值。大眾文化需要提供這種精神和價值的人格形象。

　

陳景潤

　

    最早推出的形象應該是陳景潤，今天的年輕人不一定聽說過，當年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是風靡了大江南北。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發(fā)表于1978年初，77年底中國恢復了高考。恢復高考應該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項最重大舉措，它對社會心理和價值觀的有力扭轉(zhuǎn)，并不下于小崗村聯(lián)產(chǎn)承包對農(nóng)村改革的影響。我一直不明白么中國改革為什么不從76年9、10月而非從78年12月算起。沒有毛澤東去世，高考不可能恢復；沒等他們開會，個人奮斗和資本主義精神已然隨高考的沖擊波掃蕩天下了。高考這條將人分快慢、智分高下的跑道明明白白往那兒一擺，“人人平等”、“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等各種彩旗緞帶立即沒了顏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三十年爬樓比賽，起點在77年高考；跑在第一集團的自然是莘莘學子，即正在崛起的知識精英。那些如箭脫弦或如箭在弦的新老知青們，需要一位前三十年沒有過的樣板人，一來做他們的人生藍本，二來做他們的形象代言。這樣，無論在“又紅又專”的十七年還是在紅成一片的文革十年只夠當反面教員的陳景潤以及他的數(shù)字化生涯，便充當了這樣的角色。陳景潤是一位可愛的純粹學者，他其實更適合出任數(shù)學的形象大使而非知識精英的樣板人。他對時代交給他的這個任務毫無準備，見記者時車轱轆話反復說的，全是徐遲在那篇報告文學里替他推敲斟酌的那兩句話。

    但中國發(fā)展的目的地不是傳統(tǒng)的士紳社會，而是工商階級主導的市場社會。這就決定了陳景潤樣板的過渡性質(zhì)。對于一個即將到來的充滿野性的時代，他這樣一個最好住圖書館里直接吃書的書生，能否存活會是一個真問題，起碼討老婆會成為一個頭疼的問題，除非歷史的魔術師把他變作柳傳志那樣的儒商。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幾年里，陳景潤登上了人生的珠穆朗瑪峰，并在峰頂喜結(jié)良緣。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跟他一樣的男書生也在婚姻市場上的暢銷甚至脫銷，以至文化高端女士因找不到可以匹配的男士而尖叫“中國的高倉健都哪兒去了！”我們都知道，姑娘們嫁什么人不嫁什么人，反映社會價值的排序和變遷最是直截了當。知識精英雖然不會是市場社會的主角，但他們有理由成為這個社會的首批貴賓，成為當代史上最先崛起的群體。這是因為在在各類社會不平等當中，基于知識的不平等最富正當性，在中國最為源遠流長，因此最易率先通過社會心理的重重關卡。

    在社會經(jīng)濟的演變的過程中，文化跑前跑后的現(xiàn)象十分有趣。按唯物史觀的排序，文化應跟在經(jīng)濟后面亦步亦趨。但歷史的實際卻不盡如此，文化在頭前帶路的情況所在多有。對于世界近代史中的后發(fā)國家，這似乎更具普遍性，但原因各異，又不可一概而論。

　

劉曉慶

　

    未來市場的主角是工商階級。但且不說中國社會的抑商傳統(tǒng)，四民之中，商人叨陪末座，新中國更是通過公私合營、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類政策將這個階級一筆勾銷。到了改革之初，當這個群體從混沌挑、仔褲攤、西瓜堆后面散兵游勇似地重新出發(fā)時，看著實在不成氣候。他們中許多人，不是剛從局子里放出來，就是接長不短要被派出所叫去問話，道德上全無優(yōu)勢，只能悶聲發(fā)小財，根本供不起一位本群體的專任形象大使。前幾年我寫作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曾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攤小販做過這樣的描畫：

　

　

    大約82、83年的樣子，劉曉慶粗聲大嗓登上了公共論壇，但不是作為電影中的角色，而是作為《我的路》的作者。這部宣揚個人奮斗的自傳或自白，據(jù)劉自己說是照著盧梭的《懺悔錄》寫的，盧梭的《懺悔錄》我們都知道，是以什么都敢往里寫而著稱的。這本書立即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叫好叫罵之聲非但沒有對沖抵消，反倒是聯(lián)手把最新版的個人奮斗英雄推向千家萬戶。通過個人奮斗而出人頭地并不為市場社會所特有，但確為資本主義精神所固有。就“拉大差距、強化激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三十年總路線而言，劉曉慶和陳景潤這兩個樣板人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但劉的出現(xiàn)意味著，市場社會的核心價值已開始從書桌書柜書房遷往更隨意、更符合自己性情的去處。相對于陳的文質(zhì)彬彬，劉的愛怎么著怎么著、“走我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的生猛形象，散發(fā)出市場社會應有的力比多氣息（很多人覺得劉曉慶“性感”，大概就是指傳統(tǒng)仕女所不具備的這種力量感吧），對傳統(tǒng)計劃體制及其配套價值觀構(gòu)成了強勁的撞擊，有干勁沒名分的商人讀了自然感到比陳景潤親切多了，就算不覺得是一種人，起碼也是一路人。

    對于市場社會的發(fā)展而言，劉曉慶仍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她畢竟是一個電影明星出身的文化精英。正跟工商執(zhí)法人員周旋于街頭巷尾的工商階級，需要一種路子更野、更不需出示個人簡歷的時代英雄。

　

頑主

　

    將近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經(jīng)濟如潮如涌，已顯出了擁有未來的氣勢。不同于還要拜盧梭為師的劉曉慶，王朔以小說《頑主》為即將上場的市場社會縫制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會旗。旗下的嘎雜子琉璃球一個個靈氣十足，精神百倍，讀書的當官的都不在話下，而是踩在腳下。這樣的場面不但高于生活，而且還先于現(xiàn)實。在現(xiàn)實中，在現(xiàn)實的價值體系中，從牛仔褲西瓜堆里鉆出來的第一撥商人階級，他們的經(jīng)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還有一段差距，此時一腳高一腳低看著跟一頭沉似的。《我們走在大路上》里有這樣一段臺詞：

　

　

80年代中期，我父親有回出差回來講一路上的趣事：他是教授，和兩個部隊師級干部按待遇享受列車軟臥，還有位商人據(jù)說是出了雙倍的錢得到這節(jié)車廂的入場券，害得老同志很不愉快，商人一不在屋他們就說起“老子當年槍林彈雨！”就現(xiàn)實中的官—商關系而言，市場社會的自然發(fā)展，必然會從“權管錢”途經(jīng)“權換錢”走向“錢管權”【注釋2】——走得到走不到當然是另一回事。就現(xiàn)實中的商—學關系而言，市場社會的成長已開始終結(jié)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黃金渠道的壟斷地位——小胡同要跟學院路平起平坐了。崔健的《一無所有》所以唱遍大江南北，想必也在于眼前這片鷗翔魚躍的商海，讓千千萬萬從零起步的人看到了無窮大的人生可能性。就顛覆官、學高高在上的社會等級體制而言，市場社會的早期發(fā)展，何嘗不是一場均貧富的大澤鄉(xiāng)起義。我當年有位忘年之交，是被學術體制壓抑得郁郁寡歡、每天都要長嘆幾聲的中年知識分子。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孩子昨兒拿來盤帶子，里面有個歌叫《一無所有》，說是什么搖滾。我也不知道什么搖滾不搖滾，就聽吧。哎呀，真好。那感覺吧，就好像你喘不過來的氣，它一口幫你喘透了。”

    張藝謀拍攝于八十年代末的《紅高粱》也值得一提。張藝謀對于社會主流風向的微妙變化，有著一種近乎動物的神秘直覺。就在知識精英“弗洛姆”、“弗洛伊德”地把自己說得暈頭轉(zhuǎn)向之際，張藝謀說這“累不累”呀，決定不再跟著他們往魁星閣方向去了，而是轉(zhuǎn)身進了高粱地。那片男女野合、孕育新機的高粱地應該說是市場社會初級階段的一個勁頭十足的隱喻。我也許沒有太多的證據(jù)，但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唱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哇，莫回呀頭”昂首闊步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的黑道白道、尤其是本來沒有但“因為走得人多了于是就有了”的道上的。【注釋3】

    關于中國市場社會的來源，我一直有種很頑固的感覺，那就是文革的一部分極端平等主義的遺產(chǎn)，如無視規(guī)范、挑戰(zhàn)秩序、打破禁忌的狂熱和勇氣，為市場社會的開疆擴土提供了人格資源。打、砸、搶、斗、批、改是一套能將兩個截然不同時代聯(lián)系在一起的動作。友人中有位80年代末下海的知識精英，一次跟人打架時提醒對方：“文革過來的，咱這歲數(shù)的，告兒你吧，全是流氓！你丫是，我他媽就不是么？！”中國市場改革能比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走得順暢，這種人格上的準備或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原因。若此說能夠成立的話，今年慶祝改革開放三十華誕，改革家交杯換盞的時候，還須飲水思源，敬文革一小杯呢。

　

眾丑星

　

    從90年代初開始，私有化、市場化在中國暴土狼煙地展開，市場經(jīng)濟迅速膨脹為的市場社會。這期間有一個特別值得玩味的大眾文化現(xiàn)象，那就是銀幕上“丑星”大行其道。這些丑星的意義或功用自然不止一端，譬如他（她）們能夠提供笑這個消費社會最大宗的精神消費品。就本文的興趣而言，這些歪瓜劣棗還為大眾樹立了這個劇變時期的標準人格和行為風格。以當時那種白溝浙江村的社會氛圍，別說主動出擊需要邪拳歪掌，就是被動防衛(wèi)也不能太正經(jīng)了。億萬人參考著電視喜劇片練習怪腔怪相的場面十分壯觀，這背后是價值觀和行為標準的轉(zhuǎn)型。《我們走在大路上》對此也做了描繪：

　

    —我這兒也琢磨出一“BB世界觀”來，趕明兒讓中宣部給瞜瞜：勤儉節(jié)約攥著毛票不撒手，是不是“摳B”？

      別人被搶別人不喊他喊，是不是“事兒B”？馬克思一輩子閑催的勒好幾十本亂七八糟書出來，是不是“扯

      B”？薩的姆操行成那樣面瓜一個，是不是“忪B”？戈爾巴喬夫忙活半天把自己忙一人民群眾，是不是

     “屎B”？布什老丫的吃那么多烤鴨跟中國說紅臉就紅臉，是不是“蛋B”？M閨女學什么不好學劉文學賴

      寧，哎呦我操是不是整個一他媽小傻B！全世界是不是除了B還是B？！

   —哥哥幫M編電視劇去吧，一準兒牛B！！

   —我操，詩歌的出路終于找到了！！！

　

價值理性被實用理性、世俗理性所取代，義利是非善惡之辨成為了文化禁忌。在一個沒有正負號的社會里，誰還樂于清清白白做事呢？誰還敢于正正派派做人呢？雷鋒那個團的戰(zhàn)士復員離隊，因繼續(xù)學雷鋒為世所不容，一度東躲西藏，藏到精神病院里，后被沈陽軍區(qū)解救回了部隊。被市場大潮唬得魂飛魄散的文化精英，像躲窮親戚一樣“躲避崇高”，別說為社會看管點什么了，他們就連繼續(xù)說人話的膽量都沒有，加班加點把自己改裝成地痞玩鬧。記得當時讀到作家張承志寫的一篇雜文，其中慨嘆“山河”已經(jīng)從中國人的視野中出局，文人們忽然都陰陽怪氣地成了侯寶林的徒子徒孫。徒子徒孫陰陽怪氣，曾孫玄孫就屎尿橫流了，他們無B不成句，寫文章就如同義和團擺“陰門陣”。風氣所至，不少女性作者也都開始把本性生殖器穩(wěn)穩(wěn)掛在嘴上，真都多余穿褲子。【注釋4】本來男的不壞，女的就不愛，如今女的都親自壞開了，求偶期的小公雞們只好更上層樓，一個個也不知用什么方法把嗓子接到了直腸上，然后雞鳴不已，叫得特別有氣氛。

    就這樣，由眾丑星帶隊，外加“王二”及其走狗“三兒”了“四兒”的，“真小人”們前呼后擁著價值中國向野生動物園浩浩蕩蕩進發(fā)。記得93年94年有家文化出版公司招兵買馬，公司負責人是某大報的副總編，在跟應聘者接談的小會上，有位年輕人提了一個最好別讓公安局知道的創(chuàng)意，得到了這位老同志的激賞，說就需要這種“野”性子，還特別注明不是“野蠻”的“野”，是“野逸”的野。隨著股票、彩票、期貨的登陸中國，經(jīng)濟生活帶動著社會生活日益賭場化，敢賭服輸、早上升空晚上墜毀的野生賭徒前仆后繼，層出不窮，沈太福、牟其中、楊百萬都是其中的樣板。許多人提起這路人都是一臉的“價值中立”：嗨，最后一把沒玩好唄。

　

芙蓉姐妹

　

    “注意力經(jīng)濟”或“眼球經(jīng)濟”的說法大約在90年代末開始流行。做買賣從來都要吸引眼球，勾引耳朵，過去北京胡同里磨剪磨刀的師傅都能把叫賣聲叫得和詠嘆調(diào)差不多。不過這回的“注意力經(jīng)濟”確有它自己的特點和重點。在生產(chǎn)、流通過程中，注意力經(jīng)濟專寵流通環(huán)節(jié)；在流通的各部件中，它最愛揚聲器——就好像那是楊玉環(huán)。這種經(jīng)濟取消了生產(chǎn)和營銷之間的平衡，使得名與實、內(nèi)容與包裝嚴重背離。不在地里土里種瓜澆瓜，盡在十字街頭夸瓜贊瓜，這樣的“經(jīng)濟”屬于渴瘋了拿著汽油當汽水的市場經(jīng)濟。

    90年代后期自由放任的市場及其注意力經(jīng)濟對人心的再造很難估量。不過看一看相關的樣板人，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大致不錯的印象。從前當樣板人，多出于歷史的選擇，而絕少出于個人的意愿，因為在一個是非善惡標準尚存的社會里，出大名也許意味著跌大跤。【注釋5】而在只認絕對值不管正負號的注意力經(jīng)濟階段，樣板人就不是相似于而是全等于點擊率、排行榜、魅力指數(shù)即人民幣了。所以由大眾文化推出或者干脆說從大眾文化奔出的樣板人便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片，從衛(wèi)慧綿綿到木子美到流氓燕到芙蓉姐姐…白花花一大片。眾姐妹你追我趕，用聽著瘆人的叫床聲演繹“當妓女不丟人，當不上名妓才郁悶”時代最強音。

    注意力經(jīng)濟階段的積極分子雖然不分性別，但成為樣板的巨星卻不知為什么為芙蓉姐妹所包攬。或許，這時候女色作為最大的看點，她們的肉體勢必成為各種意義的托盤或包裝，就像車展悍馬前蓋上曲里拐彎的女模。這就坑苦了眾多的芙蓉兄弟。芙蓉兄弟論干勁、機敏、勇氣、才具只在芙蓉姐妹之上而不在她們之下，卻因為純生理結(jié)構(gòu)上的原因而不能獲得她們那級別的關注度和點擊量。芙蓉兄弟自吹自擂自殘自毀，什么造型都做了，什么口號都喊了，什么主義都加盟了，明明是這個時代最親的兒子，卻老也攤不上這個時代最美的差事。這類性別不平等，不知女性主義專家他日能否有所點評？

　

來世

　

    市場經(jīng)濟確為中國的發(fā)展注入了巨大的生機與活力。繼中國革命之后，它使中國文明的現(xiàn)代復興再上一個臺階。如何在發(fā)揮市場長處的同時避免其同樣巨大的破壞性，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以往二三十年中，中國在社會關系、道德人倫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好在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能力，這不僅見證于我們漫長的古代史和激蕩的近代史，十年來中國文化思想界對市場負面影響的強烈反彈以及近年來政策上的相應調(diào)整，都明確無誤地說明了這一點。

    其實就人心而言，克己、利群的價值觀并沒有被來勢洶洶的市場大潮掃蕩出局。它只是暫時撤離了語言的高樓大廈，退守到本能和潛意識的地下室，在大大小小的危急關頭一躍而出,宣布其頑強的存在，就像今年的3、4、5月間。就樣板人而言，這些年也發(fā)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在“偽君子”狼狽出局、“真小人”獨步紅地毯多年之后，真君子已開始重返大眾文化。就如這次汶川大地震，雖然中國社會看來還沒有準備好接受譚千秋以及其他與市場邏輯背道而馳的真君子做時代的楷模，但范跑跑這樣的真小人，雖然經(jīng)過了從頭到腳的理論紋身，已差不多成為反面教材了。再如比爾蓋茨，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雖然還沒有多少人打算效法他的為富能仁、化私為公，但從百姓到媒體，已經(jīng)開始期待這樣的樣板人了。前一向公眾對富人階層救災捐款數(shù)目的異常熱心，便反映了社會對資本的歷史性要求。

    有五千年傳統(tǒng)的中國文明在接受市場改造的同時，也在對市場進行改造，這個雙向互動的過程還在進行當中。在未來的若干年里，被改造的市場和被改造的中國也許會推出能帶領中國完成自我重建并改寫世界歷史的樣板人呢。

　

（2008年7月“中國文化論壇”在汕頭大學舉辦《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研討會，本文即筆者會議發(fā)言的定稿,刊載于《文化縱橫》試刊號）

　

注釋1

中國傳統(tǒng)人格的劃分，地域是個數(shù)一數(shù)二的標準，例如說“皖人”如何，“晉人”如何。除了地域，職業(yè)也是重要的分類依據(jù)，像戲子無義，文人無行，商人無情，太監(jiān)邀寵都是最常見的概括。就說楚人吧，《史記·項羽本紀》里面說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燒秦宮，打算帶著繳獲的財寶和美女東歸。有人勸項王：關中土地肥沃，四面有山河做屏障，正是做大做強的好地方啊。項王看看宮殿都已經(jīng)燒成那樣，心想還是算了吧，就說：富貴不還鄉(xiāng)，這不等于穿著名牌衣服哪兒黑走哪兒嘛！有個不知姓韓還是姓蔡的說：都說楚人性格是猴子戴帽——不靠譜，說得何其好啊。項王接到舉報說我讓你好！一聲令下把這位異見人士擱鍋里蒸了。總的說來，古代社會流動性低，交融少，群體行為容易就著山形水勢、五行八作形成穩(wěn)定的模式并進而內(nèi)化為固定的人格。近代社會快速的行業(yè)、地域、社會流動，一個人往往會有七八種身份認同，再加上南來北往的各種信息川流不息，每個人都處在各類情境的十字路口，其人格更呈現(xiàn)拼接組合流變的特點。

注釋2

這是劉力群先生的高度凝練，與原話或有出入。

注釋3

198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還真引進了一個資本主義個人奮斗的洋“妹妹”，那就是日本電視連續(xù)劇中的阿信。中國改革開放產(chǎn)生千千萬萬“靠勤勞致富”的新富，像那些賣西瓜的、種木耳的、彈棉花的，都可以用阿信這個正面形象來概括。只是我懷疑，以當時那種翻墻躍進型的社會心理環(huán)境，阿信這位腳踏實地艱苦奮斗的人物，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了底層向上流動的人格樣板。

注釋4

從前江浙某地的娘們跟人打架使用一種掌法，出手前先伸手在自己褲襠里摸一把，這樣的巴掌據(jù)說抽哪張嘴哪張嘴歪，扇哪顆頭哪顆頭禿，原以為早失傳了呢。

注釋5

前面說的劉曉慶沿著“我的路”一直走進90年代末的班房，原因是偷稅漏稅。不過她這一個跟頭卻實實摔在了錢堆里。媒體的聚光燈頓時把她呆的號子照得雪亮，連她沒上妝的皮膚、來不及染黑的頭發(fā)都照得一清二楚。由于名聲大振，廣告公司、電影公司循聲而至，人還沒出獄，廣告協(xié)議、演出合同就都等著她簽字蓋章了。像《上海寶貝》這類書遭禁，我都懷疑是因為作者在主管部門托了關系，結(jié)果一禁就禁出了注意力經(jīng)濟。另據(jù)說有位行為藝術家，打算實施百分百紋身，把自己變成一尊青銅器。不這樣便成不了關注焦點，也就掙不到本幣和外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