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浩然近年來的短篇小說

                               姚文元
                      

    讀了浩然不久前出版的《蜜月》與《珍珠》兩本短篇小說集，首先覺得他的作品富有革命的熱情。作者滿腔熱情地反映當前生活，滿腔熱情地歌頌農村當中富有集體主義思想的先進人物，滿腔熱情地歌頌人民群眾精神上的成長，這種努力是可貴的，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富于戰(zhàn)斗性和現實性，自覺地站在斗爭的第一線，鮮明地反映革命和建設中的新人新事，是我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文學的一個珍貴傳統(tǒng)，它的基礎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作家深入火熱的斗爭、同工農兵相結合。據作者自己說，他在１９６０年下放到生產隊工作八個月，這對他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大躍進中的深入生活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明顯的發(fā)展。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較，這兩本小說集中優(yōu)秀的作品，在內容上是更扎實、更深入了，人物形象也更豐滿了，生活氣息更濃厚了。當然，不必諱言，這兩本小說集中也有一部分內容還比較浮泛，藝術上較為粗疏，但是，總的說來，這八個月投入實際生活，終究使他的創(chuàng)作前進了一步。要繼續(xù)提高藝術質量，除技巧上的問題外，首先也還是加深和擴大生活基礎的問題。
    在這兩本集子中，寫得最好的還是正面歌頌人民群眾中英雄人物和先進人物，特別是刻劃人民公社中生氣勃勃的青年農民、青年干部和歌頌新的青老關系的作品。這原因，可能是由于生活、年齡和閱歷，對青年人的思想、情緒，更容易熟悉和引起共鳴，“平時下鄉(xiāng)和下放期間，接觸最多、談得也最投機的是青年。”（《珍珠》前言）由于熟悉、了解，也就比較容易發(fā)現生活中有典型意義的東西，如《珍珠》《車輪飛轉》《茁壯的幼苗》《中秋佳節(jié)》《人強馬壯》《太陽當空照》就是幾篇比較出色的作品。
    《珍珠》富有生氣地塑造了人民公社中一個全心全意為集體事業(yè)而奔走的青年姑娘的性格。她使人聯想起《李雙雙小傳》中的李雙雙。這個姑娘的特點，就是她生龍活虎的干勁是同開闊的視野相聯系的，她是在集體生活中、在農村新的生產關系中成長起來的人。我們看見過許多這樣的農村姑娘：她們在生產上很有魄力，而在家庭生活和個人生活中卻完全保持著羞澀和嬌氣，珍珠不是這種類型的人，她各方面都很大方，很灑脫，不受舊觀念的束縛。顯然，只有經過比較多的集體生活鍛煉，在歷年的集體主義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人，才能這樣堅決又這樣自然地處處為集體大事打算，不存狹窄的小心眼。珍珠衷心地支援城市，把人民公社的繁榮同工人階級的支援緊緊聯系在一起，這表現出她心中自覺的集體觀念已經不是小單位利益所能限制住的了。這篇小說開頭的場面很出色，深夜旅舍遭逢，姑娘灑脫老練的待人接物和專心凝注地思考工作，很快就把人引入一個藝術境界，引起對故事發(fā)展的猜測，并使人對這個姑娘的精神風貌一開始就有強烈的印象。
   《車輪飛轉》則塑造了另一種類型的青年人：在技術革命中打先鋒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在《珍珠》這本小說集中，這一篇在人物性格的刻劃上是最好的。作者顯然不滿足于一般地表現人物性格，而企圖在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身上去表現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內容。由于李竹方同劉金香這兩個人物性格刻劃得豐滿又各具特色，由于人物的內心特征同外貌的描繪恰當地統(tǒng)一起來，這篇小說就使人愛看、耐看，沒有“似曾見面”的雷同之感。
    李竹方同劉金香，都是人民公社中熱心于集體事業(yè)的青年人。他們都有奮發(fā)圖強、自力更生的雄心壯志，他們都決心把隊里的車子修配工作擔當起來。這一對還是從內心熱戀著的青年人哩！他們兩人心照心地議論著未來的美景，那些辰光是很動人的。那么，是什么在他們之間引起了矛盾呢？當然，兩個人的性子是很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李竹方是把青春“旺盛的火焰包藏在腹內，在人不知不覺中，他悄悄地散發(fā)著烤人的熱力”。甚至他外表身材也帶“蔫［ｎｉāｎ］勁”（附帶說，“蔫”字這土語，恐怕大多數南方人看不懂）：“五短身材，胖呼呼的圓臉，眉毛疏淡，眼睛細小，一天到晚總像沉思遐想似的半垂著上眼皮。”可劉金香這姑娘呢？急性子，薄嘴唇，細高個，“早飯沒顧吃，頭發(fā)也沒來得及梳，就一手拿著記事本，一手抓著鋼筆，滿街飛跑。”這樣一對人撞在一起，是不會不發(fā)生矛盾的吧！？這篇作品中，作者在各個方面都注意這兩個人不同個性的雕塑，使人物形象生動活潑具有特色，因而在藝術上超過了別的個性較為一般的作品，這是這篇小說的長處。然而，倘若僅僅止于此，作品的社會內容就單薄了。在強調個性化、反對公式化中，有人走到另一極端去：根本否認人物形象典型性、普遍性，認為個性就是一切，我以為也是不對的。如果個性化僅僅是生理上的類型不同，那文學創(chuàng)作也太簡單了。作者并沒有停留在這里，他還寫了人物思想水平的差異，這種思想水平的差異中又反映著“一窮二白”的現實同人們要求迅速改變家鄉(xiāng)的面貌之間的矛盾，反映著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迫切要求加強技術改造而事實上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這個改造之間的矛盾，這就使這一對愛人的個性矛盾反映了一定的客觀的社會內容。李竹方更堅韌，顧全大局，經得起挫折與磨難，始終保持著樂觀主義的情緒。他懂得“奮發(fā)圖強，自力更生”就意味著克服困難，不為一時的失敗而灰心喪氣，他的“棉桃脾氣”的內涵就是這種鎮(zhèn)定與沉著。這是頑強地改造自然的斗爭中磨煉出來的性格。劉金香呢，熱情，執(zhí)拗，拼命干，希望好事情一下子辦成功；可是一下子干不成呢，就冒火、吵架、甚至一時要打退堂鼓。她比較地缺少社會斗爭的經驗。——在農村里，這樣的青年人也是有不少的。小說描寫了在老一輩的代表——老支書鞠媽媽的幫助下，李竹方如何幫助劉金香真正認識“自力更生”的意義，共同擔當起艱難的修配工作的重任，使我們感到：技術革命不是一帆風順的，進行這件工作，需要人們付出極大的毅力，一步步往前走。小說結束時李竹方使勁抓住車把說：“咬緊牙，往前推！”很好地表現了革命人民百折不撓的毅力。這種腳踏實地而奮發(fā)圖強的干勁，來自廣大農民的心底：集體生產中是多么迫切需要新的技術和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工具啊！——它集中地在李竹方的性格中體現出來了。這不僅是對今天——而且對于明天，都是有重要意義的，農村中的技術改造，在人民政府的支援和組織下，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這樣一步步從簡陋的先做起，經過曲折的道路，逐步地發(fā)展起來。
   《人強馬壯》同《中秋佳節(jié)》，是兩篇好作品，我已在今年年初的評論文章中說過了，不再重復。《中秋佳節(jié)》中層層深入地刻劃出來的那位處處保持同群眾密切聯系的生產隊長的形象，作品中著墨不多地從側面點出來的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復雜的階級斗爭中的意義，啟人深思，目前也還有現實意義。這兒只想著重說一下《茁壯的幼苗》。作者有好幾篇描寫青年知識分子回鄉(xiāng)生產的作品，如《傍晚》《婚禮》《蜜月》，可是我覺得以《茁壯的幼苗》為最好。《傍晚》內容失之于空泛，借一個英勇行為解決姑娘戀愛上的徘徊，這情節(jié)太老了，缺少新意。《蜜月》是有內容的，寫了知識分子同生產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可是人物性格不夠豐滿，過程的敘述多少掩蓋了藝術上的刻劃。《茁壯的幼苗》卻同上述兩篇不同，它具有比較深刻新鮮的思想內容，老一代人物和青年一代的人物的形象，都寫得頗為生動。
    隊長楊鐸和中學生彩云，是從各自的角度來認識回鄉(xiāng)生產這件事的意義的，他們開初認識并不完全一致，而最后達到了一致。這兩個人物，都具有時代的特點。老隊長親手培養(yǎng)了很多青年干部，“他們本來什么都不懂，轉眼就成了材，成了公社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那種溺愛青年的人，他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體會到，“好鋼要在火里煉，好莊稼要在地里長”，“不能把他們估計得過份”，因而他就把對青年人的愛護寓于嚴格的要求之中。這個特點，使得老隊長的形象顯得很深沉。他的親切與熱情，是同遠大的眼光結合起來的；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渴望彩云成材，也比任何人都更嚴格要求彩云。他就用自己那種異常切實、異常堅毅的革命性格，陶鑄著青年學生彩云。為了要讓這個從小在城里讀書的姑娘在農村的土地上扎扎實實扎下根子，即使明明隊里缺少一個記工員，他第一步還是分配彩云下地勞動，嚴格要求她干活的質量，同時鼓勵她：“困難怕硬漢子，咬牙、鼓勁，一挺胸脯，什么難關也能闖過去！”
    彩云也不是什么怕勞動的人，她是自覺要求到農村來的。作品中真實地描寫了彩云下鄉(xiāng)后的心情：她開始不那么重視地里的活，以為用力氣就行了；后來從實踐中發(fā)覺農活的艱苦，又產生了慚愧和痛苦，這種慚愧和痛苦，經過思想斗爭，激起了她頑強的意志，就在月光下一個人練著鋤地。老隊長這時滿心欣喜地跑來了：向她指出光一個人“苦干”不行，要向有經驗的老農學習。就在這深夜里，老隊長拉開架勢教她動作。彩云，就在老隊長的悉心教導下頑強地學著。……　對于青年人的嚴格要求，是多么重要啊！老隊長對待彩云的態(tài)度，不是概括了很多有遠見的革命前輩對青年一代的深情厚意么？而彩云的經歷，也告訴我們：青年知識分子下鄉(xiāng)，是要有一個磨煉過程的，需要有這種自覺的精神準備，需要集體的幫助。只有通過這種勞動的磨煉，才能真正成為農村中的骨干力量。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中一段對青年的分析：“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是這樣。……當然青年人必須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學習，要盡量爭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種有益的活動。”毛主席在這里全面分析了青年的長處和缺點。最少保守思想、最積極、最有生氣，使許多青年人能夠積極地響應黨的號召，投入偉大的歷史變革中去，勇于向舊思想、舊習慣進行沖擊；而缺少經驗，缺少知識，缺少艱苦的鍛煉，使得有些青年人在現實生活中碰了釘子時容易情緒低沉，甚至在工作有曲折時產生迷惑，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階級斗爭中的復雜情況，常常會從不同的青年人的思想情緒中反映出來。因而向青年加強階級教育和艱苦奮斗的教育，是一個長時期的任務。從這一點來看，這篇小說所刻劃的老隊長和彩云的形象，是有普遍的認識意義的。　
     對老一輩先進人物的代表，寫得比較好的是《半夜敲門》和《鐵鎖頭》。《半夜敲門》如一幅速寫畫，清晰地勾勒出一位對人民事業(yè)一絲不茍的老人的形象，鞠媽媽在茫茫的雪幕中檢查工作的身影，給予我強烈的感染。雖然是一個場景，這個人物崇高的精神面貌還是躍然紙上。“鐵鎖頭”的處處勤儉、精打細算的性格，寫得有農民特點，這個在人民公社中“越活越年輕”的老漢，把他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如何節(jié)省使用社里的物資，過去苦日子的經驗，使他深切地懂得應當如何“做人家”，他熟悉公社的一釘一繩，珍惜公社的一針一線，而他就用自己的生活經驗教育了那些大手大腳的青年人。由于作品中比較細致地刻劃了“鐵鎖頭”留心每一件“小”東西的經濟價值的心理，這個人物的形象是能夠在讀者心里樹起來的。此外，《婆媳兩代》里二奶奶交雜著辛酸回憶的開朗胸懷，也寫得較為真切。——但是，比較地說，作者對老一輩農民性格的描寫不及青年人，即使人物個性還比較生動的人物，社會內容也不夠深刻，老年人的特殊心理描寫得不是那么貼切。像《安媽媽》中描寫的到養(yǎng)豬場去當場長的安媽媽，她熱愛集體的忘我精神是感人的，但我覺得她身上總像缺少了一點什么，有些語言和內心活動，缺乏活了五十五歲、經歷無數艱辛曲折而堅定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農民——特別是農村里的老媽媽的那種深沉的感情，倒更像一個干勁十足思想單純的小伙子。這就影響了人物的真實感。一般說，在年長的農民身上，是更深刻地表現著農民的歷史形成的性格特征的，農民中各個階層的心理狀態(tài)，在中年、老年一輩身上體現得更為鮮明、突出、復雜，要熟悉他們的性格，從階級關系上認識他們的所作所為的由來和意義，在藝術作品里把他們的形象典型地寫出來，需要更長時間的深入生活和研究生活，這方面作者還有不足。
    上面頗為著重地強調了把描寫人的個性同表現在人物身上的客觀的社會內容統(tǒng)一起來。這是因為：真正的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能“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huán)境”（毛主席語）的革命文學作品，在塑造人物上，總是個性化和典型化相統(tǒng)一的。同樣個性生動而獨具風格的人物，經過創(chuàng)造比較深刻地概括了一定社會內容的人物，較之社會內容浮淺（這兒不去說那種歪曲現實的作品）或者只是抽象地、表面地照本實錄式地描寫了某種外部特征的人物，有更大的認識意義，更長久的生命力。這里，就有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去認識生活，發(fā)現和抓住生活中那些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著重要的認識意義的素材的問題。趙樹理同志最近為收入“工農文藝讀物”的《三里灣》寫了一篇《與工農讀者談〈三里灣〉》，對文學作品的認識意義說得很好，凡是站在正確的革命的立場上，典型地概括了階級斗爭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的作品，即使具體事件過去了，對以后的革命階級、革命人民，仍舊會有啟示的。因為兩條道路的斗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思想改造是長期的。“書上寫的那個時期、那些事情雖然過去了，可是和當時那些人具有同樣思想的人，在另外一些時期和另外一些事情上會以另外一些行動、言論表現出來。知道了他們在歷史上各自有過的種種表現，對于對待眼前類似的人們應該抱什么態(tài)度是會有幫助的。”《三里灣》里的那些“有點代表性的”（作者語）人物，我們不是至今還能記起他們活龍活現的形象嗎？他們的前進和斗爭、迷惑和動搖，不是還能使我們想起他們現在可能的變化和可能的反應嗎？此外，無論是被打倒的反動階級企圖復辟，或者正在死亡的社會力量對新事物的抵抗，都會采用歷史上采用過的階級斗爭形式，加以改頭換面，因而那些深刻地、典型地概括了各種復雜的階級斗爭形式中革命人民如何爭取勝利和取得勝利的作品，也就會長久保持它的認識意義。反之，如果作品中脫離了時代的矛盾，抽象地、表面地、孤立地去塑造人物，或者從什么“永恒的愛”去表現人物，那么，很快就會在前進的歷史潮流中暴露出自己內容的空虛。有人說：既然創(chuàng)作、欣賞都要經過主觀的作用，那作品要有獨特風格，就只要把自己感情都傾注進去就行了；越是充滿了主觀感情的作品，藝術魅力就越大。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值得研究的。第一，人的感情是有階級性的，我們不能不首先區(qū)別是什么感情；不同的立場，對事物不同的態(tài)度，就有不同的感情。革命的感情能有力地在藝術中美化生活中美的事物，但沒落階級的感情卻從本質上美化生活中丑惡的事物。第二，優(yōu)秀的作家的確在作品中閃爍著自己創(chuàng)造光芒和濃厚的感情色彩，這使他的作品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殊風貌；然而他卻善于在這種主觀的形式中表現同歷史進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內容，并使二者完美地統(tǒng)一起來。至于欣賞，不同的人們之間當然有差異，有階級的不同，也有大同中的小異，但這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作品沒有客觀內容可循的論據。“詩無達詁”這句話，很多人欣賞它，我卻不能無條件的贊同。高爾基說過：“文學的任務，不完全是在于反映十分迅速消逝的現實，——文學的任務是在生活中找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不僅僅對今天是典型的東西。”（《文學書簡》，中譯本，上卷３２４頁）在另一封他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更明確地說過：“藝術家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善于提煉自己個人的——主觀的——印象，從其中找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的——東西，他并且善于用自己的形式表現自己的觀念。”（同上，４２６頁）他還說過作家要有魄力從未來的頂峰來俯視過去的時代。在高爾基看來，對于革命的藝術家，主觀和客觀的統(tǒng)一，不是主觀印象同客觀現實一半對一半，而是要在主觀印象中提煉出客觀的生活發(fā)展過程中具有典型意義、普遍意義的東西，不僅是對于今天已經存在的事物作典型的概括，而且還要發(fā)現和描寫那些在今天雖然還在萌芽、產生、發(fā)展而在明天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要用鮮明的無產階級的愛憎，把這經過典型化而概括起來的客觀內容表現在自己的、獨創(chuàng)的富有感染力的藝術形式中。除去形式的民族化問題沒有涉及外，高爾基在這兒所表達的基本思想，貫串著他后期全部的創(chuàng)作。他的許多作品中，熱烈的革命激情和充滿詩意的抒情描寫是滲透在對階級關系和社會生活的深刻、典型的綜合描寫中的。我們生活在偉大的歷史時代，生活中有多少激動人心的光采奪目的新事物啊！人民群眾的英勇和智慧表現在各個方面。在這些豐富的材料中，如何真正做到把生活中的矛盾、斗爭典型化，使文學作品能更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從而更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談到這兩本小說集的不足，首先也還是在這方面。在三十篇小說所描繪的農村生活圖畫中，涉及農村中的階級關系的還太少，在展開人物性格的社會環(huán)境中，較少反映各個階層相互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這就給刻劃人物性格帶來一定的局限。作者曾說：“這二年，發(fā)覺自己所寫的題材范圍太窄了”，因而努力在青年人之外更多地去寫基層干部、孩子、老一代人。這是對的，但這只是一個方面，我覺得題材擴大，不僅在于注意描寫不同類型的人，更重要的是在反映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斗爭上，能夠更加廣闊而深刻。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生活面的廣闊和深入，人物性格的多樣化才有堅實的基礎。如果不涉及人民公社中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不涉及干群關系和辦社過程中經歷的矛盾和斗爭，具有時代特點和典型意義的各種不同的“基層干部”形象怎么能夠成功地塑造出來呢？不涉及農村中階級矛盾和兩條道路斗爭復雜多樣的形態(tài)，怎么能有特征地塑造出各階層的典型人物呢？迄今為止，反映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中國農村的小說，就深刻性來說，《創(chuàng)業(yè)史》還是最杰出的一部，它廣闊地、準確地描寫了農村中各階級之間極為復雜的矛盾，塑造了從梁生寶、梁三老漢到姚士杰等一系列具有不同典型意義的人物，信服地使人感到社會主義道路是農民走向共同富裕唯一正確的道路，“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句名言的意義是多么深遠。離開對復雜的階級關系的解剖，離開對階級的心理面貌的典型概括，這些人物的塑造成功是不可能的。表現英雄人物的忘我精神、自我犧牲精神，同樣需要同特定環(huán)境中的歷史內容結合起來。浩然的小說中，對社會關系的深刻描寫還不夠多，因而雖然努力刻劃人物個性，一部分作品比較豐滿，另一部分作品內容還是較為淺顯，人物形象輪廓清楚而缺少歷史深度。這需要更雄厚的生活基礎。
    另外，我感到有些作品還缺少嚴密的剪裁和精心的、巧妙的構思，結構顯得松弛，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我們探討人物性格化、個性化的文章較多，對小說結構問題還重視不夠。不少作品的情節(jié)還缺少那種攫人和撼動人心的藝術魅力。短篇小說，需要有嚴謹而有吸引力的結構，能一開始就吸引讀者，把讀者引入藝術境界，緊緊引向矛盾的焦點。人物性格，也需要尋找最富有典型意義、新鮮而有特色的情節(jié)，從某一個或幾個側面集中地去刻劃，大量舍棄多余的枝葉。為了集中，藝術作品中情節(jié)發(fā)展過程，可以不同于生活中具體事件的發(fā)展過程，表現出作家藝術概括、藝術幻想、藝術創(chuàng)造的巨大能力，以求得更強烈的藝術效果。平鋪直敘地刻劃人物，在短篇小說中常會招來乏味的后果。浩然的有些小說，內容很好，可是情節(jié)安排上過于求全，為了交代人物的過去和事件過程，常常插進大段回憶性、回溯性的描寫，中斷了故事的進程，有的就使讀者感到冗長。這種回憶性、回溯性的手法，作為一種手法來用是好的，用多了，凡是交代原因時都用此一法，讀者會感到單調。如《蒲公英》《蜜月》，我覺得結構上就有這個弱點。《風雪》《行人》在結構上是有特色的，恰當地截取了一個橫斷面，線索清楚地集中地表現了特定的內容，沒有插進旁枝，藝術上令人有新鮮感；使讀者感到清新可喜。但內容又覺淺了一些。總之，我覺得如何把豐富而深刻的內容壓縮、熔鑄在精煉生動的藝術形式中，還需要下功夫。這方面，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外短篇小說大師的作品中是有許多值得吸收的營養(yǎng)的。藝術形式問題決不是無關重要的問題，它要求藝術家下很大的苦功去錘煉和琢磨。
    浩然作品的藝術語言，一般是生動鮮明的，他注意抓住形象的特征突出加以描繪。像《太陽當空照》結尾時對趙貴老漢縱身躍進冰水里的形象，就如同傳神的肖像畫，神采奕奕地突現了趙貴老漢剛強不屈的精神面貌。這一段我還記得是這樣的：“薄冰被老漢那兩條有力的腿撞碎了，互相撞擊著，順水流下。那冰水像是不服氣似地向老漢腿上撲，然而，老漢就如同倏然從河心里鉆出來的一根石柱，儼然矗立，巍巍不動。他那花白的胡須飄呀飄的，那張滿是皺紋的面孔，像一盞紅燈那樣閃著耀眼的光芒……”由于比擬的形象切合對象的特征，就更強烈地傳達了趙貴老漢當時中流砥柱般的雄姿。石柱、紅燈，在這兒都用得適合于老漢。他作品中這種生動傳神的描寫不少，這算是給我印象較深的一個。但也有些地方，雖然色彩濃烈，用語卻不夠準確明晰，因而妨礙了更細致地傳達出人物的神態(tài)。舉兩個例子：如“姑娘這一連串坦直、天真的行為，給我留下極愉快的好感。”（《珍珠》１３１頁）“極愉快的好感”，就使人有文義重疊之感，缺乏準確性和具體性，雖強烈而仍沒有確切地傳達出傅玉蓉這個特殊的姑娘初次見面時在“我”心中留下的不同于一般好感的印象。又如《中秋佳節(jié)》中對隊長下崖壁采花椒的形象，通過樂朋老漢的眼睛作了夸張性的描寫：“他仿佛看見，隊長的兩條粗壯的腿從坎上直垂到下邊溝底，那個峭拔的懸崖就是他，他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用意在歌頌隊長，可是當時又驚又佩的樂朋老漢，可以想得很多，卻不可能從頭腦里出現隊長的兩條腿從坎上直垂到溝底這樣的形象，失去了真實性，夸張性的描寫也就失去了力量。
    說了這些讀后感想，一定有很多不妥當的地方。我熱烈期望作者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在創(chuàng)作上能更前進一步，寫出更深刻更動人的反映農村人民公社光輝成就的作品，人民需要在藝術作品中看見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歷史進程！
                            (原載1962.10.28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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