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浩然上路

劉錫誠

昨天早晨兒子劉方發來郵件，說《北京晨報》的記者朋友告知，作家浩然逝世了。近年來，文藝界的前輩和同輩接二連三走得太多了，好似進入了一個送終的時代。浩然臥病多年，見閻王爺自是早晚的事，聽到他辭世的噩耗，心里也就沒有特別的震驚和悲痛，只是覺得十分可惜，中國文壇上少了一個終生為農民造像、以其作品見證了中國農村一段歷史、稱得上是農民朋友的作家。

我最后一次見到浩然，是2004年11月21日上午，在馮驥才為募集民間文化搶救保護基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的個人畫展和義賣會上。以往，在我眼里，現代文學館實在只不過是文學界小圈子里一個活動的場所，那天，來文學館參觀的文壇名流和一般讀者卻很多，與其說是來參觀馮驥才的畫，不如說是為大馮的人格所打動，仰慕大馮為默默無聞的中國老百姓創作和傳承的民間文化的保護所顯示的中國文人氣度。在電梯里，我和久未露面的浩然不期而遇。他是在家人的扶持下，拖著病體來到現代文學館，為馮驥才的募集活動助威、打氣的。我對浩然抱病來為大馮的公義活動吶喊助威既驚愕，又感動，一時不知所措。我問他的身體恢復得怎樣，他很樂觀地告訴我，恢復得還不錯，說話雖然還有些遲鈍，這不是能出來參加活動了？看得出來，他的行動多少有些艱難，說起話來也比常人慢。電梯的門開了，熙熙攘攘的人流把我們的談話中斷了。我為他身體狀況的復原高興和祝福。

浩然早年作為《中蘇友好報》的編輯，曾下放在我的故鄉山東省昌樂縣東村，在那里當過村支部書記，領導過農業生產和社會改造，與農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并在那里寫了一批短篇小說，后來寫的長篇《艷陽天》所以大獲成功，再現了當時的中國農村世態，生活氣息濃厚，人物呼之欲出，也與在東村的生活體驗分不開。他把昌樂稱為他的“第二故鄉”。20世紀80年代，家鄉建了一座酒店，就命名為“艷陽天大酒店”。多年來，除了我作為文學刊物的編輯與作家的交往外，還有這層鄉土的關系，使我與浩然有一種親近感。在建國50周年時，家鄉昌樂政協編了一本《浩然與昌樂》，收了一些昌樂的作者寫的與浩然交往的文章以及浩然寫的與昌樂有關的作品。浩然給我打來電話，要我為這本書寫個序。無論是看在家鄉父老的份兒上，還是看在多年來與浩然的文學交往的份兒上，我都是義不容辭的。我把這份差事答應下來了。我寫了大致如下的一段文字。

大凡稍稍研究過浩然的作品和經歷的人，都會知道，他所以能寫出享譽一時的長篇小說《艷陽天》及一批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所以能塑造出一大批各色各樣的60年代的農民形象，與三年困難時期他在昌樂縣的生活積累和情感體驗有著莫大的關系。沒有1960年在前東村勞動鍛煉、當支部書記的那段經歷，沒有與東村農民兄弟的那種情深似海的交往和生死與共的生活，就不會有取得后來那樣的文學成就的浩然。我從文集中看到的是一個有責任感、有良知的作家。浩然把昌樂當成他藝術生命的“第二故鄉”。他不忘昌樂這塊貧瘠而富饒的土地所給予他的恩惠。他不忘那些在饑餓的夜晚把一碗地瓜面粥省給他的農民兄弟。正如他說的，一口飯就能救一個生命。沒有這種情感體驗和生命體驗的人，就難說他了解農民。當然，除了昌樂外，浩然還有其他距京城更近的生活基地，如河北的三河縣。我相信，在作家隊伍里，浩然是為數不多的知根知底地了解農民的作家之一。我從這里悟出了，為什么昌樂人總是記著浩然，惦著浩然，想著浩然，敬著浩然。浩然是個有成就的作家，也是個容易被人誤解的作家。正如世界上沒有完人一樣，浩然也是從坎坷中走過來的。他有個時候甚至是遍體鱗傷的。是改革開放及其成就，使他“那么快地掙扎起來”了。這也許成了他的人生財富。新時期初期，我在《文藝報》工作的時候，曾于1980年3月15日開過一次農村題材創作座談會，邀請他與會參加討論。我也是農民的兒子，我對農民和農村懷著很深的感情。那次座談會是我策劃的，并為那次座談會想出了一個 “文學，要關心九億農民”的口號。那次會由已故的老主編馮牧主持。劉紹棠、管樺、林斤瀾來了，浩然也來了，并在會上發了言。他的發言很動情。很久不在公開場合下露面的浩然，那時忍受著輿論的和心理的雙重壓力，我們邀請他與會，表明了我們對他的作品的評價和對他作為一個作家的態度。

浩然在會上說：“這個會很重要，是為九億農民征求精神食糧的會議。文學藝術不僅要對九億農民發揮作用，還有一個形象而準確地介紹農村情況和農民面貌的作用。這30 年來，農村變化很大。歷史上哪一次農民運動也不像這30年的農民運動——如果把農業合作化當作一次農民運動的話——翻天覆地，觸動每一個人，廣泛、激烈而深刻，生活既豐富多彩又十分復雜。對30年的各個階段要做具體分析。作家要站在高高的山巔上。要重感情，但不要感情用事。這30年的農民運動，從整體上講，從根本上講，給中國九億農民帶來了好處：他們不受剝削了，不受兵荒馬亂的嚴重騷擾了。這是過去任何朝代、任何政黨所不能給予他們的。這是主流。逃荒要飯，只是暫時和局部的現象。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是這樣反復，會給他們帶來更大更多的益處，不會有那些災難和痛苦。這是我近兩三年來經過痛苦的反省過程之后，準備再寫東西時考慮得出的基調。我過去一直是緊跟政策的。但由于長期生活在農民中間，還沒有去寫那種浮夸的、胡說八道的東西，作品也有點生活氣息。雖然我生活在農民中間，由于受著一種思想的束縛，我看農民的歡樂多了，看他們的痛苦少了，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看生活的，所以我沒能像有的同志那樣寫出好作品來。今后怎么辦？要重新認識生活，首先要重新認識我自己。農民受到精神和經濟上的災害是不小的。文學可以起到影響農民的靈魂、醫治農民精神創傷的作用，從而指導他們的生活。文學特別需要替農民說說話，起點輿論作用；應該狠狠揭露和鞭打那些不心疼農民的人！這種人很不少，官僚主義、霸道作風，相當嚴重?！段乃噲蟆氛匍_這個會，要推動一下農村題材的創作，很符合我的心愿。我是受了內傷的。我再不想去圖解任何概念了，我要到生活中去，用我的信仰——只有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用我的良心——忠實于養育我的農民，去了解農民，描寫農民，替農民說話。好的，我歌頌；壞的，就揭露。身體條件差了，我不能“大面積墾荒’了，只能勤懇地去經營我的‘兩垅地’。就此拉秧，還不甘心，我還要努力再開一茬小花?！?/p>

聽著浩然的發言，我感到了他心靈深處的激蕩，了解了由“內傷”帶來的痛楚。也對他在農民問題上的責任感和同情感抱有認同感。我希望他甩掉包袱，再為農民兄弟寫出一些作品來。20世紀90年代，低調生活的他，終于又寫出了一部長篇《蒼生》?！渡n生》大概就是他所心中的那“一茬小花”中的一株吧。

有感于浩然，我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不同的作家評論家，在農民和農村問題上持有不同的見解是必然的，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現在要分析農村的社會人際關系，也許比以往更為復雜。但沒有對今日農村的社會人際關系的正確分析和把握，就很難進入創作，即使進入了創作過程，也很難寫出能夠概括一個時代的優秀作品來。這是常識?，F在，農民和農村問題仍然是作家們應該關注的大問題，畢竟我們還是個農業大國，還是個農業人口大國！可是，關注農民和農村問題的作家太少了！抱著熱情和同情來關心農民和農村的作家就更少得可憐了！”

浩然老兄，是是非非，愛恨情仇，都撇在一邊了，安然地上路吧！

2008年2月22日

原載《文藝報》2008年3月8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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