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與張愛玲
 

黃紀蘇

　
    我對《色戒》本來很生疏。平時就沒有看小說的習慣，除非語言或才情讓人一見鐘情，否則我沒有性子等到五六十頁才入佳境。對張愛玲的淡漠還多一層原因，那就是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的極口稱頌。在八十年代，夏幾乎就是“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化身，加之博極群書，他的《小說史》成為大陸幾代讀書人理解、欣賞和評論現代文學的定音哨。但逢共必反的立場拖累了他的見識，他對左翼作家魯迅、趙樹理，平民作家老舍等的評論，其“文宣”口吻跟中宣部的文件差不太多，顯出他價值和審美視角的勢力而狹窄，不過是舊上海租界區資產階級客廳的一扇窗戶而已。由于對夏的眼光失去信任，我對張不曾發生特別的興趣，偶爾碰到翻上幾頁而已。不過平心說，張愛玲是有藝術才華的，像“蝴蝶是花的鬼魂，飛來飛去尋找前生”，奇詭的想象可追李賀；她對自己所在的那個寄生沒落階級的描述，既冷酷無情又饒有興致，就像是干一行愛一行的專業遺容攝影師，還籌劃著個人作品的巡回展呢。張才高而德微，日本人打過來她便說還是喜歡日本文明，日本回老家后她見到國民黨的符號就熱淚盈眶，共產黨得了天下她便謳歌解放區，待她移民香港掙上美國領事館的工資又揭露解放區，你不知道她哪段兒算是真心實意。“義”“節”“氣”“志”這類傳統書生的人生功課跟她一點不沾邊。她行囊里只有“才”，卻進入文學這樣一個歷來崇尚“德”的領域，趕上抗戰這樣一個特別需要“德”的時代。俗話說，“不是一家人兒，不入一家門兒”，他的夫婿胡蘭成也是同類人物。胡若早生一二百年，以其才子情調、布衣生涯，或不失為沈三白式的有趣文人。但命運不幸把他們放在民族危亡的大局里，結果雙雙絆倒在是非忠奸的“大節”上。“一白遮百丑”，一黑也會失百媚。像周作人輩，若換了承平之世，何嘗不會沿著“漸近自然”的花蹊柳徑一直走到功德圓滿？但多事之秋只一個急轉彎，就把他們翻在“壽多必辱”的溝里。時代為每個人造了一張人生收支表，收支相抵后的總得數，或為盈余，或為負債，全看每個人的修行了。
　
    《色戒》講了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起碼有一半是在張愛玲的身世里。有些自以為智商高的人勸我們聚精會神只讀文本，少牽涉其他。對有些作品是可以就事論事的，如杜甫的“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但同樣是老杜的《聞冠軍收復河南河北》，就不能不聯系作者的身世和時代了。其實，說這類話的人，大都嘴不對心，他們平日衡人論事，串聯并聯、上綱上線的功夫爐火純青，只有在給別人扣“文革”“大批判”帽子時，才臨時擺唯美唯藝術的造型，擺完了依舊紅娘似地忙得不可開交。還有些人讀張愛玲讀成張迷，那就等于做了問題少年的親媽，死也不相信自己的心頭肉能跟壞人壞事有任何關系。好在并非所有人都被張氏迷倒麻翻而喪失正常的思想和批評能力。在全民抗戰的形勢下，別的人拋妻別子投身抗日，別的作家或投筆從戎，或刷標語寫快板鼓舞士氣，別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須不為日本人載歌載舞，而張愛玲卻只爭朝夕向文壇竄紅。以當時的價值環境，為日本人幫忙幫閑是件丟臉的事，張愛玲并非如眾張迷所愿，眼里不見家國，心中唯有藝術，而是權衡了利弊得失，打定“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合適了，至于國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邊歇著去吧。她有句話說極為兇險：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毀滅了，成就了一段戀情。這種極端個人利益至上，沒有哪個月白風清的社會可以容忍，更別說一個月黑風高、就算齊心協力同舟共濟都未必能抵達彼岸的苦難民族了。如果日本人最終贏了，就像元、清，張愛玲、胡蘭成自可以其“先知先覺先行”笑傲遺民們的迂腐甚至虛偽（就算遺民自己終身不仕“偽朝”，他們不照樣賦詩送甥侄們應鄉試會試么？滄海桑田、陵谷易處，太炎先生立于抗戰前夕的遺囑“倘若異族入主中國，子孫尤須潔身”，雖極沉痛決絕，但真又能貫徹幾代呢）。可惜日本人輸了，漢奸們做不成“三先”，只好做喪家犬。不過就在女法奸女意奸髡首裸行于街頭巷尾的時候，中國內戰又起，國共雙方都放松了對賣國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成為漏網之魚。雖然漏網，他們道德上依然是過街老鼠，苦捱著晝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蘭成在臺灣被揭露而再竄日本，張愛玲在大陸也極不風光。汪偽人物用全部身名買進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股，熟料兵者詭也，績優股轉眼成垃圾股。這些亂世的“豪杰”大多不失賭徒風度，臨命還能坦然――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尿濕了褲子，應該說還是少數。沒死的也都自認背運，茍活而已。但張愛玲不愧在沒落世家鍛煉過的上海女人，面對一把垃圾股，她不是一聲長嘆，而是想著翻盤。她拿出上海灘的商業精神以及五馬換六羊的交易手段，先將漢奸倒成志士，志士倒成二百五，二百五倒成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倒成強權壓迫；再把私欲倒成藝術，藝術倒成人性，人性倒成女性，女性倒成陰道，陰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道。這樣七倒八倒，她終于把一個無良文人，一個附逆國民倒成了一個藝術至上者，一個愛情殉難者。把垃圾股倒成績優股，由于難度大，過程便長得出奇，用了幾乎三十年的光景。當這只股七十年代末在海外上市時，光景慘淡，非但沒什么人認購，反而被華人批評家迎頭指出它的垃圾本質。又過了近三十年，隨著國際當紅導演李安的參股，《色戒》才真正時來運轉了。

《色戒》與李安

黃紀蘇　

    李安拍《色戒》的動機，想必跟張愛玲不大一樣，因為他畢竟不是張愛玲。李安的電影我原來只是聽說過，沒見過，從偶爾讀到的報導和聽到的議論所獲得的淺淡印象其實頗不壞：他似乎是個處世低調的謙謙君子，跟比著“鬧妖”的大陸影視名流形成反差。2005年夏天復演《切·格瓦拉》，記得演出過后沒有太久，就聽說湯唯要去演李安的什么“色戒”，當時聽了挺高興。我們的演員多屬“北漂”群體。戶口、工作、收入、事業全都漂泊不定。演《格瓦拉》這樣的戲，他們得不到什么實際“好處”，能有機會到大片里演主角，是件讓人寬慰的事情。總之，對李安和他的電影，我一直相當陌生。有所認識還是通過這次《色戒》。先是見幾個友人在電子郵件中的議論，感到興趣便去讀有關材料，包括張愛玲的小說和鄭萍如的事跡。后來，一群學農大學生來訪，對即將上演的《色戒》表示了義憤，并說他們要上書有關部門。到這時，廣大紙媒體對《色戒》的謳歌已一浪高一浪了。其實最先把《色戒》跟歷史、政治掛鉤的并非我們，而是跟李安深談過的龍應臺。龍女士把《色戒》當成一篇歷史翻案文章來讀，抗戰八年忠與奸的鴻溝被她讀沒了。而且龍應臺這些人并不拘泥于抗戰那幾年，他們繼續“上綱上線”。影片一上映，明眼人馬上從“群/己”或族權/人權的角度贊不絕口。《晨報》上有篇文章說：這電影太好了，好就好在用男歡女愛顛覆了家國的最高道德律令。這樣看來，電影《色戒》并非偏離而是強化了小說《色戒》的主題，張愛玲礙于當年輿論環境吞吞吐吐說不痛快的話，李安以瘋狂的叫床豈止是說清楚了。對于李安所干的這件事，有些人因為鬧不明白他為什么要干，便一口咬定他根本沒干。這些人并非李安的簽約門衛，卻前后左右為他亂撲亂擋，說李導演埋頭鉆研藝術，對政治毫無興趣，抗戰不過是人性寓言的一道背景罷了。可李安畢竟是美國好萊塢的“大”導演，別說這些普通志愿者了，就是馬英九誤灑的“家國”淚，他也不給面子，而是由著性子說了實話：一提抗戰大家就慷慨激昂熱淚盈眶，張愛玲看透了這些，她冥冥中求我幫她把這段歷史翻過來。最近他更是坦白心跡：我知道讓王佳芝做的是件“絕對錯誤的事情”，但鬼迷心竅我就非讓她這么做不可。李安的心思，和一般先鋒藝術家肚里那點壞水真沒多少區別，就是要到莊嚴的地方出怪聲做怪相，以此完成藝術對權威的“反叛”（ 龍應臺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說到李安“離經叛道”、“顛倒黑白”的沖動）。別的藝術家頂多就是到小劇場耍耍流氓，或是在通縣宋莊鋪張毛主席像當席夢思，然后竄上去淫亂。而李安卻成功地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上實現了超級裸奔，而且，他有信心大陸有關部門沒膽量攔他——“這個電影只有我拍才可能通得過”。其實要說李安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負，那也真高抬了他。他跟大陸多數電影人乃至“藝術家”一樣，雖有這方面的感覺，但未必有這方面的自覺，不過是跟著人滿為患的大思潮順風順水地漂罷了。這個思潮說到底，就是對中國失去自信心，其根源還是在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遭遇的根本危機，即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這股自輕自賤的潮流已汗漫百年，過去二三十年中尤為洶涌，吞沒靈魂無數。不但大牌精英公然叫囂中國就欠當三百年殖民地，就連有的小毛孩子也說要一直被日本占著今天該多好啊！這個潮流囊括了整個華人社會，李安不在波峰也在波谷。僅從這些年的電影來看，《大紅燈籠高高掛》、《英雄》、《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色戒》，無不洋溢著一種靈魂出竅后的肉體腐爛氣息。
　
    除了那股百年思潮，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李安說張愛玲冥冥中求他幫忙，李安不會是學雷鋒光做好人好事，他一定也有更屬于他個人的沖動。這部電影除了美化漢奸的歷史觀、重個人輕家國的價值觀，再就是顛鸞倒鳳的方法論了。如果說《色戒》是多家合資（張愛玲、李安、上影等等），李安則主要以色情入股，他的最大手筆在于床戲，他對床戲非常自負，說那才是“終極的東西”。他對色情的表現相當變態，從中可以窺見到表現者壓抑的人生和病態的人格。據說李安的父親是位中學校長，中學校長屬于社會中最“正統”的一群。而李安從小對“正路”的學問卻格格不入，只對學習表演心有靈犀，屬于典型的“別才”。對于“別才”，社會需要另立標準承認，另辟蹊徑接納。而投奔這個標準、尋覓這個蹊徑的過程，要比胖人買到加肥褲子困難多了。別才與父母、學校、就業市場、婚姻制度、等級體制——簡單地說與社會——多有摩擦，這摩擦也許上小學就開始了，要到威尼斯獲獎是才算結束——據說李安獲獎時父親已去世，無緣收回對兒子的失望，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學美國不進機械系或商學院，而是進了作為第一代移民的平民子弟應繞著走的舞臺表演系，這有點像寧夏來的貧困大學生不當家教不掙外快，卻成天在什剎海后海酒吧一帶出沒。他畢業后果然好多年等不到上崗的機會，只好專門在家燒火做飯。中美兩國的性別文化大同小異，都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內。而作為人夫的李安卻和妻子互換了角色，過起女耕男織的生活。據網上報道，李安的母親曾給兒媳婦下跪，說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勸女兒棄暗投明，“天下比他強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著圍裙的李安為丈母娘端上熱騰騰的飯菜，老太太卻冷嗖嗖地來了一句：我說李安吶，菜燒得這么好，我投資開個店，你來當大廚好啦。這樣的場面讓人看了心酸，一個漂泊異鄉、敏感而又潦倒的書生，不會有人在乎他心頭的重壓，肚里的苦水，至于苦水七折八徊將流到哪兒，就更沒人關心了——除非有朝一日流到艾奧瓦大學開槍的盧剛，或前不久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殺人的韓國青年。多虧了李安的妻子，網上看她的照片相當周正，真不知哪兒來的“婦德”，硬是不離不棄，從一而終。相比之下，當年大陸女留學生無論美丑，囚犯越獄似地在新大陸競相跑散，被拋荒的丈夫或男友就像沒了腳的鞋，橫七豎八，空空如也。李夫人鐵肩挑起的不是半邊天而是整個天，這樣的女強人對于老公，名義上是老婆，實質上是老板。迄今人類男主女從、男強女弱的基本模式，雖然受到社會變革的劇烈沖擊，但依然堅守著兩性關系以及性心理的無數細節。例如，小女子依在大男人肩頭如泣如訴，大家會覺得自然而然；若是男科長坐在女局長腿上撒嬌，則當事人心里都會別扭。李安夫婦之間，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應屬女領導/男員工型夫妻關系。這種關系具有兩面性，它既為“不爭氣”（李安岳母的話）的丈夫提供粥棚，又為想出軌的男人釘上鐐銬。李安的基本身份是藝術家，藝術家的基本特征是多情浪漫——當年謝冰心這位中國文藝界的老奶奶就曾感嘆，文藝圈里只見過巴金一個不二色的。李安不會是巴金第二，他曾說，一個漂亮女間諜色誘特工頭子，這夠讓導演攝影激動一年半載的了。其實，就連抗戰這樣的道德長城他都要“撕開”個口子伸頭探腦，一夫一妻的籬笆墻他難道不想隨時翻進翻出么？只是李安當年在北美大社會和家庭小社會里全都一沉到底，“人性”的色被“家”“國”的戒逼到墻角，無路可走，又不甘休，只好原地化作病灶。這病灶像胡同深處的小酒館，邊緣的社會地位、顛倒的夫妻關系、壓抑的浪漫沖動則像醉醺醺的酒徒，在昏黃的燈影里劃拳罵座，還口齒不清地為“茍富貴”的未來賭咒立誓。其實到此為止，李安的人生和內心經歷都很值得同情，就像所有掙扎在社會底層或邊緣的人都值得同情一樣。記得從前讀侯寶林先生的傳記，看他艱難慘淡的早年歲月于心不忍，老想快些翻到峰回路轉的一章。李安首次獲獎后打電話向老婆瘋狂報喜的那幕,又何嘗不讓人頓覺華燈齊放、滿心芬芳呢？從苦難向成功、從邊緣向中心那衣不蔽體、一瘸一拐的進軍，從來就是個體故事或歷史長卷中最動人心弦的場面。但人的境界也在這其中和其后分道揚鑣，各奔東西：有的能夠推己及人，向弱者伸出援手，小我的苦難于是升華為大我的美善；有的則得志猖狂，配了加快軸似地行兇作惡。侯寶林先生當年也是社會叢林中拼殺出來的成功人士，卻能知惡向善，以其絕代的天資和過硬的本領改良當時的相聲，使其融入一個健康向上的社會。平心說，比起大陸近三十年劇變中殺進東京大掠三天的各路豪強，從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走來的李安，顯得平和從容不少，但也僅此而已。他當社會北漂時所經歷的苦悶和壓抑——無論是社會的還是情欲的——翻身后并未得到改造和升華，老病灶略加包裝就搬上了公共大屏幕。對成功和色欲的渴望在漫長的孤獨中被擠壓成暴力性的幻想，終于在眾目睽睽下的也不知交歡還是交戰中得到噴發。這類病態的發泄本自常態的人生，雖不足道，但也不必特別責備李安，因為黑色的惡之花早開滿了藝苑內外了。李安的可恥之處在于為虎作倀，在于用自己半生遭際和一腔憤懣去幫張愛玲顛倒、混淆歷史的大是大非。李安作為一個曾經的弱者被壓迫者，或按他說的，一個曾經的邊緣“藝術家”，確有挑戰社會規范的原始沖動。但他選擇的對象，并不是壓迫他的社會等級體制，而是世界等級體制中弱者或被壓迫者對壓迫的反抗——他選擇了中國人民血流飄杵的民族解放戰爭。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和象征性，如今正遭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御用意識形態的不斷侵襲。李安并非政治上的糊涂蟲，他在這場對峙中選擇了自己的立場，一種被強暴者對強暴者瘋狂叫床并向其他被強暴者強力推薦SM巔峰體驗的立場。這樣的立場選擇其實司空見慣：這個強暴體制年深月久、堅如磐石，不是李安的這樣的骨頭可以碰的。對體制的曾經不滿和最終歸順使李安在人格上一分為二（在潛意識的世界里有時不會分得那么清，混為一談的情況也不排除），兩位李安蕩悠悠飄上那張潛意識的繡榻，一個變成男主人公的陽具，血脈賁張地“憶苦”泄憤，就像當年翻身光棍專地主小老婆的政；一個化作女主人公的陰道“思甜”，氣喘吁吁地宣講強暴即必然、必然即現世、現世即甜蜜的社會法則、“人性”奧秘。其實李安這套SM社會觀或歷史觀對于大陸一點也不新鮮。諸如中國早三百年就該成為殖民地，租界是現代文明橋頭堡，鴉片戰爭教會中國人自由貿易等等，大陸精英早就“鳳鳴楚楚，龍吟細細”，叫床聲二十多年不絕于耳了。他們之所以面對強暴選擇站在強暴者一邊，并隆重推出打是疼罵是愛的SM美學，是因為他們看明白強暴者還在強勢。李安說這個片子只要他拍就通過，正是出于站隊站出來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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