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文學的情欲大戰

——評李安影片《色·戒》

□陳曉明

  2007-11-29 2:46:31 【文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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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李安的《色戒》在大陸不溫不火地上演，這與在臺灣和香港首映時的熱烈還是有所失色。盡管票房相當不錯，看二遍的觀眾還不在少數。但風頭卻不夠不強勁，也許氣勢已在港臺耗去不少，或許也因為在大陸造勢過于提前，真正出場反倒過了那個興奮勁。想想前一個月的中秋節晚上，香港臺北都在上映李安新上市的電影《色·戒》，二地都創下了票房紀錄，更是刷新了李安本人在二地的首映票房紀錄。在這個傳統中國人團圓的節日，人們對一部電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香港的熱鬧自是不必說，臺灣就有不少花邊傳出來，據說馬英九看得淚如泉涌，而謝長梃則于談笑風生中看得無動于衷。這也難說是二人都是真性情，還是政治做秀。總之，一部電影首映如此調動情緒和話題，也是令人稱奇。雖說李安是華人文化的驕傲，他的電影代表了亞洲電影所達到的一種高度。《色·戒》剛剛在威尼斯拿了金獅獎，趁著熱乎勁，在臺港首映立即制造轟動效應。這次的動靜如此之大，恐怕還不只是因為李安導演，可能與這部片子的情色傳聞脫不了干系。王佳芝（康唯）的七分鐘全裸出鏡的高潮戲，當是觀眾期盼的一個看點。而這七分鐘偏偏又被大陸審片部門剪去，這就更顯出原汁原味的七分鐘之寶貴。這七分鐘就是一個磁場，所有人的目光都會為它吸引，沒有了這七分鐘，磁場就被屏蔽，那里有什么東西被遮蔽了？
　　這七分鐘有那么重要嗎？可能吧。我寧可認為李安是一個真下功夫做電影的人，他對張愛玲的理解準確或獨到嗎？才有這七分鐘的身體無限的動作。當然，作為一個大導演，李安是否準確理解原作并不重要，反其意而用之也未嘗不可。不過，《色·戒》可謂是張愛玲極為出色的作品，李安從中獲得的啟示一定不少，要去辨析影片與原作的差異無疑難度極大，二位極端出色的藝術家都有各自的微妙處，就是這微妙處是各自藝術所達到的某種極限。在這微妙處的差異中，隱含著的可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藝術本質問題。在我看來，電影與小說就存在著微妙的差異，它意味著的是當今時代不可避免的電影與文學的一場生死搏斗，而搏斗的要害處就落到了情欲上。我們不妨說，李安對張愛玲小說的改編，隱含著電影與文學展開的一場情欲大戰。
　　為什么要有這七分鐘？李安并不是巴塔耶式的情色藝術家，他靦腆且傳統，儒雅而平和。我們會說這不過是人的外表，與藝術家的心靈世界相去甚遠。但李安做電影之認真虔誠當是眾口一詞的事，他不習慣也不必要玩弄什么花招。如果這一切前提都可靠的話，我們就可以回到影片本身來看看這七分鐘有沒有必要。
　　我們當然會問這部影片到底在講什么？主題之類的話題肯定是老套了，21世紀的電影還談什么主題？其實無論如何主題都是逃不脫的，不管你是荒誕派，還是表現主義，或者解構主義，都會最終落下主題的痕跡。只是當代電影的主題越來越難以概括，越來越不那么簡單明確。不說主題，就說故事；不說故事，就說一點情節。否則我們無法更深入一些闡釋這部影片。李安這部電影故事情節還是很清晰的：漂亮的女大學生王佳芝只身一個逃到香港，在那里她結識了鄺志明等愛國青年，他們一起演出熱血話劇，暢談人生。為了表達抗日愛國的決心，他們策劃一起暗殺汪偽政權的漢奸特務易先生的行動。這是一個美人計，通過年輕貌美的王佳芝來實施，王佳芝騙取易太太的信任，接近易先生并制造機會行刺。王佳芝按照計劃接近了易太太并贏得了易先生的好感，但在暗殺計劃即將實施的前夜，易先生卻突然返回上海，讓他們的計劃落空。三年后，王佳芝重新回上海，寄宿在舅媽家過著落魄的生活。遇到當年彼此暗戀的鄺志明后，她重新加入未完成的刺殺計劃。重新見面后，易先生尋找機會和王佳芝在隱秘住所見面，瘋狂發泄般地和佳芝發生肉體關系。多次性愛讓兩人都越陷越深。在一次安排周密的刺殺行動中的最后關鍵時刻，王佳芝幾經內心劇烈矛盾沖突，終于提醒易先生逃跑。結果軍警封鎖了大街小巷，王佳芝和伙伴們相繼落網，易先生親自批令，王佳芝被槍殺身亡。易先生坐在王佳芝住過的床邊，心情惆悵而失落。
　　影片的故事改編自張愛玲的同名小說，情節方面幾乎沒有什么的改動，而張受玲的小說也有原型，這是1939年的“丁默村遇刺案”。主角就是當年滬上有名的美女鄭萍如。張愛玲在1950年寫《色·戒》初稿，完稿卻并沒有拿去發表，居然在抽屜里放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直到1978年4月11日，臺北出版的《中國時報》副刊《人間》才發表了張愛玲這篇《色·戒》。張愛玲在卷首語寫道：“這個小故事曾經讓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寫的過程中，絲毫也沒有意識到30年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說一篇小說要經歷30年的反復斟酌修改有些讓人難以置信，張愛玲并不是那種磨蹭的作家，她歷來出手很快。這篇小說當然有隱情，要說出的與背后的東西顯然有相當復雜的關系。這篇小說原型故事的主人公丁默村，汪精衛重用的特務頭目，與胡蘭成雖然不是一路，但也有相近之外。胡蘭成做漢奸的歲月，也是過著刀口舐血的日子，與周佛海等人明爭暗斗，背后的刀光劍影時時透著殺機，當時與胡蘭成打得火熱的張愛玲不是不知道。鄭萍如的原型故事，張愛玲顯然是聯想起自己和老胡的舊事。很明顯張愛玲這回投入了自己對男女情愛的切身感受，那是她用青春生命和聲譽才得到的體會。才會有“無所謂值得不值得”的自慰，才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感嘆。但鄭萍如是英雄烈士，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情事，放在文學史中可能還算是才子佳人浪漫風浪；放在歷史中則是上不了臺面的爛事了。張愛玲動筆寫作此小說時30歲，顯然也不會昏聵到要把自己與鄭萍如比試一番。她只是想為自己做點開脫，即使是英雄烈士，還會愛上漢奸呢，何況她一個文學女子呢？這樣來看文學都太狹隘了，拋開張愛玲的經歷身世，張愛玲想表達的也就不過是女人對愛情最根本的要害是什么？
　　這里我們不去管故事原型，我們只管李安的電影到底要說什么？怎么說了這個故事。這個美人刺客的故事不算新穎，關于二戰的影片和小說不少都寫有這類故事。我們要抓住的李安的電影敘事的二個要點上：刺殺未遂與情愛。在影片中，這二點好像沒有什么關系。刺殺未遂是因為王佳芝最后被那枚六克拉重的鉆戒所打動，男人用了重禮表達了對她的愛，她動心了，在最后一刻，放了易一條生路，結果把自己的命搭上了。在小說中，刺殺未遂是因為動情，二個人最終有了情。王佳芝放易生路，結果卻被易所殺，殺了王的易卻還有一大段心理活動，那真是透到人性的骨子里去了：
　　想想實在不能不感到驚異，這美人局兩年前在香港已經發動了，布置得這樣周密，卻被美人臨時變計放走了他。她還是真愛他的，是他生平第一個紅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還有這番遇合。
　　他一脫險馬上一個電話打去，把那一帶都封鎖起來，一網打盡，不到晚上十點鐘統統槍斃了。
　　她臨終一定恨他。不過“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
　　他對戰局并不樂觀。知道他將來怎樣？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他覺得她的影子會永遠依傍他，安慰他。雖然她恨他，她最后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系，虎與倀的關系，最終極的占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如果認為張愛玲在這里是在描寫易先生心中真愛王佳芝，那就錯了，這是極致的反諷，一個男人殺了放他生路的女人，還要在靈魂中占有他，還要指望她至死還愛他。這是張愛玲對男人靈魂最有力的暴露了，沒有什么比這個男人對女人的“愛情”更為卑劣的了，也沒有什么靈魂比這個靈魂更為丑惡的了！
　　張愛玲要寫出的是男女愛情的錯覺，女人試圖拋開歷史、敵意、責任的愛情只能是悲劇性的結果！其實那句話也是反諷：“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通過陰道才會給女人留下銘心刻骨的心靈印記，但又如何呢？結果已經說明了一切，但張愛玲還要用“愛情沒有什么值得不值得”來開脫。她留下的其實是迷惘，結果是理性的，而開脫則只是情感的執拗。如果不這樣開脫，張愛玲本人的愛情就如王佳芝一樣，其可悲那還用得著說嗎？
　　但影片花了那么重的筆墨描寫他們的性愛情景，那就仿佛真就是通過“陰道”的愛情起了作用，王佳芝愛上了易先生，結果放易生路，自己和其他五個同伴丟掉性命。在張愛玲的小說中，王佳芝的愛情依然是不確定的，一個女子卷入這場暗殺，這本身就是個人沖動和歷史荒謬相混合的事件，即使是身體的奉獻，王佳芝也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既是任務，也是男女情境使然，她始終并不完全認同這樣的關系。她與易交往的那些場景，半真半假，似真如夢，只是在那個購買大鉆石的現場，她才猛然間意識到自己可能愛上了易，王佳芝看著易先生，小說寫道：“他的側影迎著臺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同時意識到愛情的發生，而且要做出對一個人的生或者死的決斷，這對于一個女子無疑是過于艱難了。在這樣的場景中，愛情是真也沒有意義，因為，如果離開這個場景這個時刻，理性有可能重新回到王佳芝的意識中，她會作出更為恰當的判斷。但問題在于，就在這樣的時刻，她要做出殺人的決斷。張愛玲的令人驚異之處在于，王佳芝是在這樣的時刻意識到“易可能真的愛她”，就在她參與的暗殺要行動的時刻，她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就是巨大的悲劇性的反諷了。他們的愛情只能是一個錯覺，當然也是一個錯誤。
　　小說中所有這種關于男女情愛的復雜性都無法復現了，李安抓住的或許就是那句話“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這才下足功夫要用那七分鐘來做底，給予王佳芝愛情一個理由，也是給她放走易一個理由。
　　對于李安來說，就靠這七分鐘了，電影圖像就靠這視覺沖擊心靈了。
　　說這七分鐘重要嗎？也重要；說沒有什么了不起，剪去也不影響劇情，也未嘗不可。說這七分鐘是追求視覺刺激也有可能，這是當今視覺文化的大潮所致，消費社會就是追求感官解放，這股解放的潮流洶涌而至。現在講男女情愛的電影，沒有強烈的感官效果那是對觀眾交待不過去的。僅僅靠思想深厚看來是不夠了。感性解放潮流的現代源頭可追自尼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那是狂放不羈的身體哲學。巴塔耶顯然是真正實踐和發揮了尼采哲學的這一方向，他才會極端沉醉于感官的寫作，而且把最具肉體情色的書寫與宗教神靈結合在一起。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人馬爾庫塞把感性解放理解為藝術的任務，并且是人類精神解放的最生動的體現。這些哲學方面的解放思想，最終的結果要由大眾傳媒文化來實現，特別是影視和音樂，也是圖像藝術和聲響藝術，借助后現代電子工業，把后現代時代的感性解放推到極限。李安之“縱情聲色”，實在是這種后現代文化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的某種體現，也是華人影視文化對西方感性解放潮流的回應。盡管說李安做的電影完全是西方化，但用于表現華人的歷史和人性，那總是打上了某種中國文化印記，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質，這種特質過去總是以比較含蓄的方式表現出來，特別是在關于身體敘事方面克制有加。現在，發展到今天，中國文化的含蓄的限度也有所開啟，也要匯入感性解放這一潮流。
　　情色在這部電影中還并不是噱頭，也并不是表面化地呼應感性解放的潮流。情色在這里用于探究女性的心理、意識以及命運與“性愛”到底有多深的關系。王佳芝為一時的豪情沖動以女子之身獻于民族大義，為了取得與男人交合的經驗，她獻身于同黨男子梁潤生。在小說中，王佳芝因此遭到同伙們的冷落，一個女子的勇敢與選擇，并未獲得尊重，這是重要的細節，王佳芝后來與易的性愛能在她身上留下烙印，與此有關。但影片卻沒有表現。女子的命運如此，都因與“性”相關。然而，不與“性”相關，女子的行動又如何神奇呢？王佳芝終究與易先生搭上關系，二人的性愛扭曲變形，那是承擔著歷史謬誤的性愛，也是人性難以解脫的掙扎。歷史、政治、人性在那樣的時刻奇怪交織在一起。但身體卻是最實在的，李安的影片試圖解釋：女人也只有在那樣的時刻，超出了歷史和政治。
　　張愛玲才能在她的這部小說里說出那么精辟而極端的話：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過胃。”， “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 雖說借用的是諺語或是什么學者的話，王佳芝未必明白，張愛玲也未必全然贊成，但張愛玲肯定是想過這樣的問題，她至少有一些同意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張愛玲，一般女子，打死了連想都不會想這樣的問題，當然更不可能明著說出來，半信半疑地讓人去琢磨（當然也沒有男人敢這樣放言）。或許如此極端的言論才點出事物的真相？或許這就是那篇小說的文眼？李安的電影就是要抓住這個文眼？那七分鐘，露骨的情色性愛，才會在女人身體和心靈上烙下印記，以至于在那個關鍵的時刻，不愿意讓那個穿過自己的身體的男人死去。女人的性愛在如此特殊的年代被投入歷史/政治，又試圖以自身的力量超出政治/歷史。這是性愛的勝利嗎？是女人的勝利嗎？王佳芝終于為此付出了代價，她獻身出了年輕美麗的生命。“性”最終成為女人對自身的嘲諷。但是，這里依然有抗議之聲溢出：為什么女人只有身體，而且女人獻出身體還是無濟于事？女人不屬于歷史，也不屬于政治，但歷史和政治充滿了現代中國歷史，支配了每一個人的命運，每個人都不得不承載責任、任務、和獻身，這就是現代中國歷史中的個人之悲劇的癥結。
　　如此說來，那七分鐘卻是相當要緊的了。那是一個年輕女子試圖駕馭現代歷史/政治的一個英雄主義的時刻，又是女性現代悲劇史的全部緣由。這是身體的政治學，中國現代歷史的悲劇性意義的全面概括。李安就這樣把一個文學文本中未定的復雜意味，簡化為身體的激烈行動，讓身體決定大腦及其行動。
　　張愛玲的小說和李安的這部電影讓人想起70年代的一部英國小說《針眼》（the eye of needle），作者肯·福萊特（Ken Follett ）因為這部小說風云一時。《針眼》一俟出版就博得好評如潮。被認為是一部“最好的寫二戰的間諜故事”（《出版家周刊》），《時代》周刊、《紐約時報書評》對其贊揚有加，短時間內被譯成30多種文字，銷售量達1000萬冊以上。1981年被Richard Marquand 搬上銀幕，同樣讓觀眾癡迷不已。這個故事講述二戰期間，受希特勒賞識的德國間諜費伯（代號“針眼”）發現了二戰中最大的秘密。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的真相被費伯識破，他要設法把情報送到德國情報部門。費報送情報途中遭遇天氣變故，流落到露西居住的荒島上。露西這個美麗的女人同樣紅顏薄命。他的丈夫戴維即將成為飛行員，卻在新婚那天車禍中失去了雙腿。他和妻子露西避到荒涼的“風暴島”上居住。戴維始終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與露西的感情難免常常摩擦，內心的隱痛使他們漸漸淡漠。直到某天，送情報途中歷經艱難的費伯帶著滿身傷痕出現在露西門前，這兩人干柴烈焰，迅速墜入情網。然而，戴維發現了費伯的秘密，并試圖殺死費伯，卻反遭費伯殺害。關鍵的時候，費伯卻沒有殺害露西，結果死于露西槍口之下。一段異國男女情緣，在戰爭年代演繹為生死之敵，老牌的間諜死于情人之手，而露西捍衛了國家利益，卻失去了她的愛人。她的撕心裂肺般的痛哭，也無濟于事。他們的愛被置入歷史政治中，它不得不是一個錯誤，一個錯誤的愛只能有一個錯誤的結果。
　　張愛玲當然不可能受到福萊特的影響，但這部電影相信李安是知道的。《色戒》的故事與《針眼》也相去甚遠，只是戰爭年代男女之愛卷入敵對是非這一點二者有共通之處，且《色戒》是女人心軟，《針眼》是男人手下留情。結果都死于對手。在張愛玲的描寫中，她要表達出女人之愛如何曖昧不清，一旦被外在的歷史政治、責任任務裹脅，它就變了質。張愛玲也試圖表明，女人的愛欲具有身體性質，它與個體的生命本能融為一體，它也有可能超出責任和利益，但這一切只是在一個緊迫的情境中女人的體驗，而且也是女人的困境，女人最終無力承擔這些。在《針眼》里，費伯或許是男人的品性使他下不了手殺害一個給過自己以愛的女人。王佳芝的心理要復雜得多，她在易先生這里獲得的是一種什么樣感情？電影有相當細膩的刻畫，易先生的那種壓抑怪戾的情欲，其實也投合了她內心的情欲焦慮。她身處于那樣的困境，心理和肉體都遭受著奇怪的分裂，她們的愛欲陷入了政治的溝壑，她們在里面掙扎，她們幾乎就是兩個同病相憐的人（僅僅在情欲的本質意義上），她們都從頗為變態的情欲中找到一個壓抑的宣泄機制，在王佳芝那里，那是年輕的沖動、歷史的重負、國家的責任加諸在她身上的壓力，這種壓力隨著任務的臨近，變得愈來愈大，使她幾乎就是身處險境。在這樣的時刻，決斷就是性命攸關的事。這樣的時刻決斷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決斷。當然，張愛玲的小說描寫的那種曖昧與復雜，在電影里就變為強烈的視覺刺激，變成身體劇烈的變態的動作了。電影要靠王佳芝那幾個眼神，那么細微的表情要傳導內心活動幾乎不可能，李安的電影要在這樣的時刻作出重大的決斷，只有靠過去的床戲的鋪墊了。那就是另一種情愛，那就只能是鐫刻在身體上的情愛了。在那樣的時刻，她左右搖擺，那是使命與身體直覺在搏斗。只是那一時刻，直覺和女人的本能占了上風——那是通過女人肉體深處的情欲記憶，情欲通過身體銘記在女人的心靈上，也銘記在本能中，它促使王佳芝用“身體”作出決斷。這是超出理性，超出利益和責任的決斷，當然也是超出歷史和政治的決斷。在這里，情欲戰勝了責任，也篡改了文學。
　　它當然只能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的決斷，對于王佳芝如此，對于李安也是如此，電影告訴公眾的，就是如此簡單而草率的真相。
　　當然，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敘述。對于李安來說，情欲的情節在這部電影中就顯得頗為要緊，那些身體扭曲就成為他們心理、精神和命運扭曲的隱喻和外部顯現，沒有這些扭動身體，沒有身體的狂歌亂舞，那種始終壓抑的內在悲劇性就不能爆發出來。就不能在身體和心靈上重新鐫刻絕望的印記。電影藝術的力量現在就總是產生在這樣不可思議的時刻，這里已經不能在敵意、在可計算的利益的層面來思考，也不能在我們業已確認的那些宏大概念的框架中來理解，而是在超出所有被規劃的概念的界線之外，去體驗人性的極限，去體驗生命之不可承受的失誤，去感受命運深淵般的失落。在這樣的意義上，不管對于女人還是男人，情欲就是毀滅，就是復活，《色戒》就這樣復活了人性最深處的本質，人性甚至野心勃勃要戰勝歷史的是非。
　　200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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