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不是“例行公事”般的活動安排或規劃設計，不是只屬于同行間的“沙龍雅聚”和“項目研究”，而是面對愈加難解的時代難題和現實困境，向先賢請益、尋找參照的一種努力。所以，理應借此機會，在深刻反思以往研究中的得失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閱讀經典作家的原始著述，通過理解他們思考社會、歷史的過程和方式，尋找駕馭和處理當代復雜問題的新啟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大半年里，對于我這樣不是確診和疑似病人、無癥狀感染者以及醫務人員的人來說，參與“抗疫”最好的方式是宅在家里讀書、思考和寫作。現在清點一下“戰績”，除了完成梳理和剖析關于恩格斯哲學思想的起源和恩格斯的資本批判及其當代價值兩篇比較長的論文外，我還寫了很多篇幅長短不一?總計七萬余字的札記，其中相當部分也是我研讀恩格斯著述、思考當代問題的心得體會。較之于“規范性”的論文，我更喜歡這些語言風格和敘述方式有所不同、更加直抒胸臆地表達自己看法的短章。承蒙《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厚愛，刊出其中四篇，期待有興趣的同道指教!

　　一 “你被放在秤上稱了,稱出你分量不夠!”

　　古有“雛鳳清于老鳳聲”的名句，晚近更有幾乎人人皆知的“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擬喻，新近B站上有關“后浪”的視頻又引發熱議。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它們可能并不是在陳述“事實如此”“必然出現”的實況，所表達的不過是對青年一代的祝愿、希望、鼓勵和期待。其實，如何看待后代與前輩的關系，以怎樣的方式保證“進化式”的“代際更替”，人類并沒有解決得很好。就拿中國來說，在那些樂觀的表態之外，經常也會聽聞到諸如“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喟?比如，對中國國民性有深刻體味和嚴苛批判的魯迅,對年輕人的態度也經歷過由“信任”到“失望”再到“區分不同個體”的過程。

　　由于疫情的緣故，這個學期所有課程都實行網上授課。按照教務處的規定,教學方式改變了,但過程和環節必須完整，所以期中考核也不能遺漏。我給同學們布置的內容是以“我的馬克思思想理解、接受史”為題寫一篇短文。陸續有同學把作業發到我的郵箱里，看后發現,有用心寫作的，但應付交差和敷衍的居多。平時在我每周發送需要講授的內容導讀和相關研究文獻之后，提出問題、與我交流的同學也比較少，而其中80%詢問的都是關于課程將如何考試!這讓我對現在年輕人的學習態度和具體情況有了些許了解，也生發出一點感觸,于是我給選課的同學寫了如下一封信:

　　我向你們推薦一篇短文，是將近180年前一個利用服兵役的空隙去柏林大學聽課的“旁聽生”所寫的兩篇日記，記錄的是他當時上課的情形和在兩節課上所聽到的內容以及他的思考。文章篇幅雖短(翻譯成中文4000多字)，但寫出后作者寄往幾百里外的科倫，當月就見報了。那時作者年紀很輕，尚未 “入道”，寂寂無聞，顯然是文中所表達的思想引起了編輯的關注。　　

　　1840年的柏林大學

　　在文中，作者把“只埋頭學術的麻木不仁的氣氛”看作“德國學術界的不幸”，相形之下，認為柏林大學承擔著“當代思想運動的中心”和“思想斗爭的舞臺”的使命，教師中各種派別的存在造成的“活躍的辯論氣氛”，“使學生們輕而易舉就對當代各種傾向有清楚的了解”;同時，他很憂慮當時的哲學界摒棄理性傳統,致使人們重蹈“自己的虛榮心”，“滿口諾言和高談闊論”，成為“總是夸耀自己的吹牛大王”，而贊賞 “洞察整個思維領域和理解生活現象的那種寬闊自由的眼光”。作者關注著自己國家的“前進”和“發展”，堅信“制度是完全建立在最新的…… 科學基礎上的”，“普魯士的福氣就在于理論、科學、精神的發展”，“而歷史給我們安排的使命就是創造整個理論的繁榮”;他擔心的是，如果放棄了“精神和它的自由”，將來有一天———用 《舊約》中的話說———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你被放在秤上稱了，稱出你分量不夠!”[1]424-430

　　歷史并不總是進化的。今天閱讀這些文字，聯想到現在的境況，能說我們已經“超越”先賢了嗎?不僅僅在同學們身上，就是我們老師中間，患得患失、得過且過、精于算計和功利考量、渙散、懶散的人也不在少數。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還特別注意到，馬爾海內克教授批評當時德國學界缺少“平心靜氣地…… 科學探討，而是采取激怒、仇視、忌妒，總而言之采取狂熱的態度，只要有人認為有了神秘學說和幻想就足以把哲學思想從它的寶座上推下來”[1]426?應該說，這種情形在今天中國學界還很普遍，根本沒有改觀。

　　需要說明的是，這位“旁聽生”在不足半年聽課期間寫下的并不只是這兩篇日記，他還聽了大名鼎鼎的謝林的講座;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計身份，不畏權威，以“凡是真的東西,都經得住火的考驗;一切假的東西，我們甘愿與它們一刀兩斷”[1]331的信念，向這位學術泰斗發起了挑戰，寫出一篇專題論文和兩本小冊子，當時也都很快發表了。影響所及，不僅引發了同道撰文大加肯定和《福音派教會報》刊文予以批判，甚至黑格爾派教授卡·米希勒在柏林大學開設的講座中還利用了這個“旁聽生”所寫的小冊子中的材料，直接引用其中的段落。由此可見,思想的創造力一旦迸發，是不論年齡?資歷的?　　

　　1840年左右的恩格斯

　　兩篇日記載于1842年5月10和24日《萊茵報》第130和144號

　　作者當時的年齡與你們現在相當，才22歲。多少人念叨過他的名字，傳播過他的思想，也有評論說他的理論是“一種倒退”，其實很多人并沒有認真讀過他的書，因此也談不上真正了解和理解他。他是誰?你們知道嗎?

　　二  重溫恩格斯論“時代的倒退征兆”

　　近年來，一種做法愈益流行起來，以致在各行各業都形成了慣例———借周年紀念“折騰”歷史。我們古老的民族，歷經漫長的歲月，再加上激蕩人心的近代，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文獻層出不窮、次第涌現。幾乎每年都會成為這些重大事件爆發、著名人物誕辰和忌日、重要文獻刊發和傳布等遇五逢十的周年，利用這樣的節點精心準備、籌劃和舉辦各種活動，幾乎成為很多行業和單位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就以馬克思主義研究界為例，今年是恩格斯誕辰200周年、列寧誕辰150周年……作為一個專業研究者，我并不籠統地反對和一概拒斥利用這樣的機會舉辦相關活動，推出一批學術成果。但是，往往一到這樣的年份或節日，大家就如“嘉年華”般地熱鬧、“一窩蜂”地“起哄”和喧嘩，而時間一過，什么也不會留存下來，更不要說有深刻的對照、反思和剖析了。因此，以過往為鑒，我覺得，值此重要時刻，我們應該思考：究竟該怎樣紀念?

　　馬克思文獻及其思想研究是我的專業，而恩格斯與馬克思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兩天一直在翻譯和整理從德國伍珀塔爾恩格斯紀念館帶回來的資料，想著手寫點關于恩格斯的東西?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恩格斯與馬克思共同的難能可貴之處，正如該館展覽解說詞所指出的———“一個不屬于勞工階層的人卻想方設法要改變勞工階層的命運”[2]。在對資本社會的剖析?對工人階級處境的揭示方面，他們的主旨、方向、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相近的;但由于生活經歷、知識背景、性格特點和工作分工等方面的差異，他們之間也表現出各自的特殊性。可以說，他們是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建構。

　　馬克思主義是不能與對資本的分析和批判分開的。對于恩格斯而言，我將其資本批判的內容和特征概括為以下幾點：從親身體驗中感受資本的“罪惡”;借助經商的經歷了解資本的現實運作;在雙重身份的糾結中站在勞工一邊;通過《資本論》的整理完成對資本結構的透析。我想以此為線索敷衍成一篇論文。但我不習慣于抽象地論述論文所涉及的內容,還是擬從具體的文本細節出發加以分析。

　　今天我閱讀的是恩格斯早期的一篇評論《時代的倒退征兆》。這是他19歲時寫下的文字，發表于1840年2月出版的《德意志電訊》雜志第26、27、28 期上。那時他正屈從于父親的意愿，離開故鄉伍珀塔爾前往不來梅，在一家公司里學習商業基礎知識，包括出口貿易和外匯交易等。但他“真正的興趣卻在不來梅書店里的那些新文學上”，他被“年輕德意志”的作家所吸引，自己也開始寫作———“白天和數字打交道,晚上則變成了文字。”[2]

　　老實說，這篇很少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短評依然給我很大的震動。對此，我擬在自己的論文中詳細地予以解讀和分析，這里摘錄幾段，讓我們領略一下青年恩格斯思想的沖擊力吧!

　　*真理與偽真理充斥世界。人類社會的困境在于，真理可貴，但卻命運多蹇，“它們必須奮斗，必須忍耐，它們受到殘酷折磨，被活活埋葬，而且每一個人都隨心所欲地將它們捏來揉去”。比較而言，偽真理則往往更為走運，它“有過輝煌的歷程，經眾口相傳勝利地游遍全球，歷經數百年，仍然不時為人津津樂道，仿佛剛剛問世”[1]106?

　　*《圣經·舊約全書》中有一句話依然流行于當代———“普天下沒有什么新東西!”對此，恩格斯激憤地說：“不，新東西多的是，然而，它們如果不屬于那種圓通的偽真理就要受到壓制;而偽真理總是備有 ‘這就是說，云云’之類一本正經的附帶說明，并且像突然閃現的北極光一樣，很快又讓位于黑夜。但是，一旦新的真正的真理像曙光一樣在地平線上升起,，黑夜之子就會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王國正受到滅亡的威脅,就會拿起武器。要知道，北極光總是在晴空中閃耀，而曙光通常是在烏云滿天時出現的，曙光應當驅散天空的黑暗，或者用自己的火焰把黑暗照亮。”[1]106

　　*針對“有人試圖把歷史的進程比作一條線”，認為“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圓或螺線，而是一種時而合攏、時而分開的史詩式的平行線”,，恩格斯說：“我寧愿把歷史比作信手畫成的螺線，它的螺紋絕不是很精確的。歷史從一個看不見的點徐徐開始自己的行程，圍繞這個點緩慢盤旋移動;但是，它的圈子越轉越大，旋轉越來越迅速、越來越靈活，最后，簡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樣，從一個星球飛向另一個星球，時而擦過，時而穿插過它的舊軌道。而且，每轉一圈就更加接近于無限。”[1]107

　　*恩格斯把“自以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難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漢們”“開倒車的達官顯貴們”稱為“籠罩著我們時代的曙光的那些烏云”，他們“企圖把整整300年當作進入禁區的大膽旅行、當作發熱病時的夢囈從世界編年史中一筆勾銷———他們看不到，歷史只是沿著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燦爛的思想星座，這一星座不久就會以其耀眼的光輝使他們呆滯的眼睛昏花迷亂”[1]107?

　　*談及當時普魯士的思想境況,恩格斯這樣來描述：“我們現在就處在歷史的這樣一個點上。自查理大帝以來登臺亮相的各種思想，500年間不斷相互排斥的各種風尚，都企圖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權利再次強加于現代。中世紀的封建主義和路易十四的專制制度、羅馬的教階制度和上一世紀的虔誠主義，相互爭奪消滅自由思想的榮譽!”[1]107

　　*現象體現本質。恩格斯說：“根本不需要到遠處去，就可以碰到這類現象。你只要拜訪一下陳設時髦的沙龍，就會看到，你周圍那些陳設的式樣是誰的精神產物。極端專制時代的各種洛可可式的丑陋形象重新被抬出來，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國家’這樣的制度感到舒適自在的式樣強加于我們的時代精神?我們的沙龍用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椅子、桌子、櫥柜和沙發裝飾起來了，要使文藝復興時期全面恢復，就只差給海涅戴上假發、給蓓蒂娜穿上鐘式裙了。”[1]108

　　*剖析時代的癥狀并不容易。最后，恩格斯感嘆道：“說實在的，當我打算把這許多個別現象歸納到一起的時候，感到十分困難;必須承認，我失去了把它們同滾滾向前的時代洪流聯系起來的線索。也許，它們還沒有成熟到可以給予準確概述的地步，在規模和數量上還在繼續增加。不管怎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反動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文學藝術中都有表現;內閣報紙的抱怨的弦外之音似乎仍然是‘朕即國家’;在有些最新德國詩歌中充斥著愚昧和無知，這是同另一部分現代蒙昧主義者的大喊大叫相呼應的。”[1]112

　　梳理至此，我覺得自己大致找到了這篇札記開頭所提出的那個問題的答案。紀念恩格斯，最重要的，首先需認真閱讀其著述，忠實地、完整地掌握其思想和邏輯，評價要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礎上做出。不論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切中肯綮、振聾發聵，還是耳熟能詳、淪為常識，抑或悖逆時代、不合時宜等等，都不要人為地挑揀、遮蔽和凸顯。其次又要進一步深究這些問題在歷史和當代的表征以及恩格斯當年的思考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就以《時代的倒退征兆》這篇短文為例,它給我的啟示是，歷史不是線性發展、向上運動的，人類常常不長記性———恩格斯“先知般”入木三分的剖析，難道只是針對那個時代和普魯士的嗎?

　　三 他年輕時也曾被指責為“抹黑”家鄉?“顛覆”信仰——圍繞《伍珀河谷來信》引發的一場爭論

　　無聊時看手機,經常會發現朋友圈中對立的兩派，往往會針對同一個問題(比如如何看待西方、怎樣面對傳統、對蘇聯和1978年之前的中國持什么樣的態度等等)“橫眉冷對”“舌槍唇劍”，表面上爭得酣暢淋漓，結果卻莫衷一是。這種情況下我總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場上,“觀棋不語”，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內心沒有看法。審視爭論雙方的辯駁方式、證據選擇和觀點堅守，有時會令人“忍俊不禁”———每天在那兒爭著捍衛什么“事實”“真理”和“道義”，其實，互相視為對手的雙方體現出的不過是相同的思維水準和致思路向，根本上就屬于同“一類貨色”。這時我會想，浪費時間和精力，甚至消耗社會成本，演出的竟然是這樣一幕幕“滑稽劇”，究竟值得不值得?

　　同時，結合自己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我也會慨嘆歷史何以總會出現“驚人相似的一幕”。當代中國與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普魯士，時間跨度一百八十余年，文化傳統不啻云泥之別，但這里我想提及一件事情，大家聽后可能會覺得，東西無師互通，人類長進有限，而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據理力爭”和 “理性分析”的人迄今為止依然鮮見。　　

　　恩格斯連載于《德意志電訊》的《伍珀河谷來信》

　　我說的是1839年1—3月，身處不來梅的恩格斯撰寫了回憶和描述他故鄉現實狀況的《伍珀河谷來信》，揭露那里嚴重的環境污染、“下層等級”惡劣的生存條件和“普遍處于可怕的貧困境地”，以及人們  “浸沒在虔誠主義和偽善主義海洋里”蒙昧的精神生活。該文連載于漢堡出版的《德意志電訊》,很快就傳到恩格斯的家鄉伍珀塔爾(Wuppertal,Wupper是一條河的名字，而 Tal有“河谷”之意),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延伸在大約3小時行程的伍珀河谷沿岸”[1]40 當時有兩座城市，即巴門和埃爾伯費爾德，恩格斯出生在巴門，求學在埃爾伯費爾德中學，屬于正宗的“伍珀河谷之子”，但他竟然炮制出這樣一篇“抹黑”桑梓、顛覆“信仰”的“宏文”!在家鄉人看來,就有點“大逆不道”了。當地保守派報刊率先做出反應，《埃爾伯費爾德日報》的編輯馬丁·倫克爾于1839年4月12日在該報上發表文章，對恩格斯及其《伍珀河谷來信》予以“激烈的攻擊”。恩格斯從友人處了解了這篇文章的觀點，于是寫了一封公開信。

　　我們來看恩格斯怎么答復的?

　　馬丁·倫克爾的文章大概可以歸結為幾條，即指責恩格斯“蓄意歪曲事實”“不了解(伍珀塔爾的)情況”“進行人身攻擊甚至撒謊”等等[1]73。對此,恩格斯一一做出分析。他指出：很多人“可以指責任何一個作者蓄意歪曲事實”，但這通常不是與真實的現實狀況進行對比而得出的判斷，而“是當作者的敘述不符合讀者的偏見時的習慣做法”。至于認為他身處不來梅而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在恩格斯看來，“這樣的套話已經成為了通用的言之無物的空話”，因為實際上，“我在伍珀河谷度過的時間大概比您多一倍;我在埃爾伯費爾德和巴門住過，并且有十分有利的條件去仔細觀察各階層的生活”，“一個人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中”而“不了解情況”，“除非他肯定是一個不一般的蠢才”[1]73-75。

　　在對立觀點的爭論中，無端進行“人身攻擊”是最不合適、最容易遭人詬病的方式。《伍珀河谷來信》中提及的人數不少，限于篇幅，我們舉一個例子。“一位名叫尤爾根斯的美國牧師”,，實際是個投機者。一方面他通過講道，“使善男信女淚流滿面”，讓大家相信，他“至少是個半預言者”，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耶路撒冷”;另一方面利用這樣的機會他又接收了大量豐厚的禮物,自己過著優裕愜意的世俗生活。他以前在美國就靠此謀生，被揭穿后遭到驅趕。逃到歐洲，又故伎重演，真相大白之后，被關了起來。他在宗教法庭作了幾年懺悔，被放出來后又在埃爾伯費爾德重演這套把戲，于是,看穿他面目的“人們就群起而攻之，誰也不想再理睬他…… 都唾棄他”[1]45-46。當時宗教虔誠派中像尤爾根斯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對于這種善于蠱惑和操控普通人觀念的偽善之人，無情而真實地揭露其劣跡，談得上什么“人身攻擊”呢?此外，諸如有關該地區宗教協會的4位牧師———來自不來梅的傳教士哥特弗里德· 丹尼爾· 克魯馬赫爾,巴門市里學校校長威廉·韋策爾及教師約翰· 雅科布· 艾維希?菲利普· 希弗林,恩格斯描述了他們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為了生存?榮譽和“上帝”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和抗爭,其間所表現出的偽善和真誠?刻板和變通、執著和茍且等等情形,都據實寫來,怎么能說是“無端”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埃爾伯費爾德日報》的編輯,馬丁·倫克爾最不能原諒的是，恩格斯在《伍珀河谷來信》中“一點兒也沒有指出該地光明的一面”[1]74,用現在的話說，這種不念桑梓之情的做法，屬于忘恩負義的“暴露派”“抹黑黨”。對此，恩格斯坦然“接受”，明確說:這種指認“是對的”。那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他解釋說，就局部和細節而言，他承認故鄉“在各方面都有好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得不尖銳地指出：在“在總的方面，我沒有找到一件純粹光明的事物!”[1]74因此，比如就環境問題而言，他不能違心地說，也不想說，由于河谷兩岸“煙霧彌漫的工廠廠房和堆滿棉紗的漂白工廠”使用土耳其顏料而將河水染紅的“伍珀河在巴門附近又變得清澈了”，因為“這畢竟是無稽之談,難道伍珀河往山上流嗎?”[1]74(恩格斯曾描述說,伍珀河谷沿岸有“并不太高的山巒，有的重巖積秀，有的峭危峻險，個個披著翠綠的衣裝”[1]39)?這表明，盡管這里談的是故鄉，但恩格斯是一個獨立的思考者和寫作者，所以他才說,如此“光明”的報道，“只能期待”馬丁·倫克爾這樣的編輯來“描述”了。

　　最后，恩格斯提醒馬丁· 倫克爾,對于包括什么是游子對于故鄉真正的情感這樣的問題，“在讀完(《伍珀河谷來信》)全文以后再作判斷”[1]74。的確，掩蓋事實真相的一味稱頌與正視癥結和困境以探究變革之法相比，哪一種情愫更值得稱道和珍視，更屬于炙熱而深沉的“愛”呢?馬丁·倫克爾在文章中還引用了但丁《神曲·地獄》中的一句話“這里是走進無窮的痛苦的入口”(qui si entra nell’eterno dolore),恩格斯校正他說“今后要逐字引用但丁的話，否則就根本不要引用”[1]74，因為但丁的原話是“通過我走進無窮的痛苦”(per me si va nello eterno dolre)。兩句話的差別在于:前者所述的“痛苦”與“我”無關，那是走進“入口”之后才會發生的;而后者的“痛苦”是“通過我”而生發的，是“我”切身的經歷和感受,與“我”緊密關聯———這才是恩格斯自己對于故鄉的真實的態度和真正的情感。

　　熱愛自己的故鄉和祖國，本屬于人倫常識、天然情愫，但重要的不是言辭，不是“觀點”，而是方式，是行為，是最終效應。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我們發現，他們很少說自己家鄉、祖國的“好話”，相反，他們不遺余力地解剖德國的國民性，痛斥在普魯士威權政治的淫威下普通民眾茍且生存、缺乏獨立思維,到處是自謂“愛國者”的“可憐蟲”?然而，他們一生都在從世界視野和歷史大勢中揭示現代社會的病根，尋找人類文明的拯救之路，最終也參與了德國的社會發展和現代進程———他們才是真正的“德意志之子”!

　　所幸的是這場爭論有個令人感到欣慰的結局。恩格斯的信寫于1839年4月30日—5月4日，寫完之后他就以“《伍珀河谷來信》作者”的名義直接寄給《埃爾伯費爾德日報》。該報編輯部接到之后，盡管對該信“沒有說出(作者)自己的姓名”感到遺憾，但還是立即決定于次日 (5月9日)“予以全文發表”[1]563。無疑，他們這種“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態度”是令人贊賞的?也正是歷經很長時間培育起來的這種理性精神，使這個因非理性主義和意志論擴張而被馬克思比喻為“庸人船”的國家避免了遭致翻船、沉沒的命運，支撐著德意志民族多次從災難中走了過來，最終不僅以“德國古典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學的基石，而且以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類思維和精神創造所能達及的視野?高度和深度。

　　這對于當代中國來說,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

　　四 究竟該怎么討論恩格斯思想的當代性

　　最近應約為某雜志寫篇關于恩格斯資本批判的論文。快到結尾了，按照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通常做法,應該歸結到對其當代價值的評估上。其實我是很不愿意這樣做的，因為見過太多以如此路數作結的“宏文”，要么以外在的“指導思想”“方法論原則”敷衍了事;要么以言不由衷的方式評騭當代，唯馬獨尊,余皆淺陋;還有王顧左右而言他者，生拉硬套，基本點不到穴位上。顯然，我犯不著這么做;寫不下去了，索性就停下來去看書。于是又翻閱了恩格斯生命歷程最后一年(1895)所寫的東西,發現其中1月3日的一封回信，饒有意味。這是他從倫敦寫給在德國美因茨的老朋友保爾· 施土姆普弗的。新年伊始，恩格斯“精神飽滿”地向老朋友“回祝‘新年好!’”,表露出對人類未來無限的期待，說自己“還有一個希望———看看新的世紀，到1901年元旦我已完全做不了什么，那就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了”[4]348 (譯文有改動)。　　

　　1893年的恩格斯

　　施土姆普弗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黨員，恩格斯重點跟他談了黨內的狀況。恩格斯說：“黨內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偶爾發生這類事情而且人們都公開發表意見，比暮氣沉沉要好得多!”[5]683 他羅列了新近入黨的成員構成,諸如“大城市的工人，即最有見識和最有覺悟的工人”“小城市或農村地區的工人”“大學生、店員”“正在破產的邊緣掙扎的小資產者和農村家庭手工業者”“真正的小農”等等，認為盡管“新入黨的人比以前入黨的人難于消化”，但都應該吸收進來。隨著“黨不斷壯大和不可阻擋的發展，經常會造成這樣的情況”。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黨事實上是唯一真正先進的黨，而且是唯一可以取得某些成就的強大的黨”，所以，即便“可能有人越出我們黨的原則所許可的界限，那時就會引起某些分歧;但是我們黨的機體十分健康，所有這些都絲毫無損于它”，“沒有人愚蠢到真想脫離黨內廣大群眾并陷入癡心妄想”[5]683。作為美因茨國際支部的創始人，施土姆普弗在來信中告訴恩格斯，他“打算讓年輕一代”接班，“也來領導一下黨，以便讓他們傷傷腦筋”。恩格斯表示支持，稱“這種打算也許不壞，但我認為，即使沒有這種實驗他們也會學得理智并獲得經驗的”[5]684。

　　我感到,這是一個睿智、包容的老人，代表著一個自信、開放的政黨。恩格斯的信像一面鏡子反射著當代，也對比出了高下。研讀至此，我似乎懂得該怎么討論恩格斯思想的當代性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FRIEDRICH ENGELS HAUS.Engels 2020  Friedrich Engels Sonderausstellung: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EB/OL]. https://www.friedrich-engels-haus.de.

　　[3]公丕祥.恩格斯的法哲學思想及其當代價值[N].光明日報,2020-07-13(15).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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