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是青年恩格斯初步研究政治經濟學所形成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該文在《德法年鑒》發表后對青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并且后來被馬克思譽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它的寫作直接服務于青年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考察,其有關私有財產的批判中折射出恩格斯仍然受人本主義方法的影響,有關價值和土地問題的理解仍然受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庸俗化闡釋的影響。《大綱》中價值概念背后的生產問題的發現,對馬克思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具有啟發意義。恩格斯從國民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勞動和資本對立關系的分析)走向對工廠制度和工人階級狀況的考察,發現了經濟事實這一現代世界的決定性歷史力量。馬克思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研究(尤其是對工業和動產的分析),把握了國民經濟學和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內在關聯,開始意識到人本主義自身的理論困境。盡管在具體理論道路上略有差異,政治經濟學批判構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走向唯物史觀的新的理論起點。

　　關鍵詞：青年恩格斯;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本文的主題是以《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為基礎，重新審視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恩格斯的《大綱》對于青年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參照意義。我們期待從恩格斯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對馬克思青年時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差異出發，完善歷史唯物主義形成的思想史敘事，并回應既有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中提出的若干問題。本文嘗試論證的觀點有:第一，因為實踐經歷的原因，青年恩格斯較之同時期的馬克思更早更系統地研究了政治經濟學問題。其初步的理論成果《大綱》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特別是《手稿》的寫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第二，與青年馬克思一樣，青年恩格斯也存在一個人本主義占據主導的思想發展階段。《大綱》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中存在一種隱性的人本主義立場。第三，《大綱》的敘述仍然保留著“黑格爾式的風格”，這表明青年恩格斯此時尚未徹底把握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內核。但是“價值概念實際上只用于解決生產問題”的發現，對青年馬克思構成了觸動和啟發。第四，《手稿》中對地產和地租的批判，實際上構成了對《大綱》的超越和批判，也成為馬克思徹底批判黑格爾“私有財產的神秘主義”的現實基礎。第五，盡管存在出發點和研究路徑的區別，但是對機器和工業的考察在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會面時已經成為他們共同的理論興趣點，也是他們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新起點。

　　一、恩格斯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對馬克思的影響

　　較之馬克思，恩格斯接觸政治經濟學可能要略早一些。一般來說，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到達巴黎之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在巴黎期間，馬克思圍繞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形成的理論成果就是《巴黎筆記》和《手稿》。1842年11月，恩格斯從故鄉巴門來到英國。在英國期間，恩格斯不僅廣泛參加歐文主義者和憲章派的實踐活動，而且深入研究英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英國的歷史以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問題。在此過程中，恩格斯開始接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1843年春夏，通過閱讀約·瓦茨、托·卡萊爾、約·韋德、沙·傅立葉等人的著作，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的作用和學說有了了解。從這年9月底或10月初到來年1月中旬，應莫·赫斯的邀請，恩格斯為《德法年鑒》撰寫了文章，最終發表的成果就是《大綱》。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版編者的說明，為了撰寫《大綱》，恩格斯研讀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著作《國富論》。恩格斯利用的是約·麥克庫洛赫編輯出版的該書1828年版。其中，由麥克庫洛赫所作的序文構成了恩格斯寫作《大綱》的重要文獻資料。這篇序文論述了政治經濟學在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前后的發展，并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薩伊《論政治經濟學》、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進行了討論。按照麥克庫洛赫自己的劃分，該文包括三個部分:其一，《國富論》發表之前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興起和發展;其二，《國富論》的出版———這部作品的主要價值和缺點;其三，政治經濟學科學自《國富論》出版以來的進展。其中第一部分由六個小節組成，分別是:(1)財富的作用;(2)古代世界及中世紀的經濟狀況;(3)重商主義;(4)其他重商主義作家;(5)英國最先建立政治經濟學;(6)重農學派與法國經濟學家。第三部分包括三個小節，分別討論馬爾薩斯、薩伊和李嘉圖。[1]

　　恩格斯的《大綱》對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一方面，該文同赫斯的《論貨幣的本質》以及蒲魯東的《什么是財產?》，構成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批判私有財產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1844年8月(也有觀點認為是上半年)馬克思寫作《手稿》的過程中，又重新回過頭來摘錄了《大綱》的內容。在這里，馬克思關注的是恩格斯對價值、地租、勞動和資本的分離等問題的敘述。[2]之所以說“回過頭來”，是因為《手稿》和《巴黎筆記》的寫作是交叉進行的。但在《手稿》寫作的不同過程中，馬克思的摘錄內容有所變化。今天，具體的細節已無法完全復原，但一種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手稿》中馬克思進行的工作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摘錄薩伊、斯卡爾培克、斯密等人的著作(《巴黎筆記》第一、第二和第三筆記本)和開始接觸恩格斯的《大綱》起，到寫成第一手稿止;第二階段是從摘錄李嘉圖、穆勒和其他經濟學家的著作及摘錄恩格斯的文章《大綱》(《巴黎筆記》第四和第五筆記本)起，到完成《手稿》止。[3]

　　也就是說，在馬克思到達巴黎并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初，他主要利用的是斯密的《國富論》法譯本以及薩伊的著作。隨著研究的推進，馬克思才開始摘錄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反觀恩格斯，在他到達英國之后比馬克思更早接觸到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并對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演進和范疇體系進行了概括。但是，他主要利用的文獻作者麥克庫洛赫，在維護李嘉圖的過程中，卻將價值理論和勞動定義庸俗化了。受其影響，恩格斯在價值、地租等范疇的理解上，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正如后來恩格斯自己也專門提到:“這篇文章已經完全過時，而且有許多不確切的地方，只會給讀者造成混亂。加之它還完全是以黑格爾的風格寫的，這種風格現在也根本不適用。這篇文章僅僅具有歷史文件的意義。”[4]

　　二、私有財產批判中的隱性人本主義邏輯

　　即便如此，就當時的德國思想界來說，恩格斯的研究很快得到了廣泛的關注。1844年2月《德法年鑒》發表后，《大綱》在當時德國的進步人士中引發了強烈反響。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把它列為“內容豐富而有獨創性的”德國著作。阿·盧格則在給費爾巴哈的信中，認為它“對封建的德國來說是滔天洪水”。弗·黑貝爾贊賞它“揭露世界上各種交易的基礎即令人難以置信的不道德”。尤·瓦爾德爾則認為寫作《大綱》時的恩格斯，同一年前相對照“已完成了一個真正的奇跡”。當然，對《大綱》最著名也最為貼切的評價，是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給出的，他稱贊其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5]。后來，在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撰寫導言的過程中，馬克思還稱《大綱》“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

　　在我們看來，《大綱》所表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中，首要的一條就是對資產階級私有制或私有財產的批判。同包括青年黑格爾派在內的那個時代其他德國進步思想界一樣，恩格斯也十分關注18世紀的社會和思想革命。“18世紀這個革命的世紀使經濟學也發生了革命”，然而“經濟學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對立。到處依然存在著下述前提:唯物主義不抨擊基督教對人的輕視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當作一種絕對的東西來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與人相對立;政治學沒有想去檢驗國家的各個前提本身;經濟學沒有想去過問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問題”。[6]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認為從重商主義到自由主義的發展，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私自利基礎上的，甚至后者利用一種越來越高超的詭辯術來掩蓋這種對立。因此他認為，“國民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公經濟學等用語”，都應該被稱為“私經濟學”。“因為在這種科學看來，社會關系為了私有而存在。”當然，自由主義也實現了肯定的進步，只不過是唯一肯定的進步，“就是闡述了私有制的各種規律”，使得“反對私有制的人能夠從經濟的觀點比較正確地解決經濟問題”成為可能。[7]

　　打個比方來說，對資產階級私有制或私有財產的批判，構成了恩格斯政治經濟學研究和《大綱》寫作的一條紅線。這同一條紅線，也貫穿于馬克思《巴黎筆記》和《手稿》的寫作和思考之中。我們知道，《手稿》中最為核心的概念即所謂的“異化勞動”，本身就是為說明私有財產而提出的。正是通過對異化勞動概念的考察，學界已經確認: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私有財產及其基礎上的國民經濟學，采用的是一種人本主義異化批判的理論邏輯。受費爾巴哈的影響，馬克思強調人的類本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作為其異化或外化的結果，就是私有財產。那么，同樣對私有財產展開批判的《大綱》的作者呢?這一時期恩格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是否也是運用了人本主義方法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方面，從這一時期恩格斯走向國民經濟學批判的直接動因及其自我定位來看，他是通過人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在1842年下半年之前，青年恩格斯持有的是一種革命民主主義(共和主義)的立場，主要關注的是宗教批判問題。受赫斯的影響，恩格斯轉向了共產主義立場，并在到達曼徹斯特后與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建立了密切聯系。也正是受他們的影響，恩格斯進一步關注國民經濟學問題。從宗教批判到人本主義再到共產主義這樣一段探索歷程，我們不僅可以在與《大綱》幾乎同時寫作的《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中發現佐證，而且還可以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樣一些恩格斯晚年的作品中找到說明。

　　另一方面，回到《大綱》的行文之中，盡管恩格斯并未明確提出像“異化勞動”這樣的哲學概念，但是他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卻處處滲透著人本主義的思想印跡。舉三個例子來說:第一，恩格斯受當時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在斯密收入三要素或生產費用三要素觀點的基礎上，把生產過程區分為自然的、客觀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觀的方面即勞動，并進一步強調“勞動是生產的主要要素，是‘財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動”[8]。這一觀點，既體現出李嘉圖社會主義的色彩，也折射出費爾巴哈的影響。第二，在論及價值這種“原初的東西”和“它自己的產物”價格二者之間的顛倒關系問題時，恩格斯專門提到了費爾巴哈的《關于哲學改革的臨時綱要》一文，并強調“這種顛倒構成了抽象的本質”。第三，在論述競爭的結果時，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討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對薩伊和李嘉圖則著墨不多。其直接原因是“這種理論向我們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終使人變成了商品，使人的生產和消滅也僅僅依存于需要”[9]，以及競爭制度如何屠殺人。當然我們應該看到，雖然恩格斯是從人本主義的立場出發來批判私有制，但他并未提出一套完整的人本主義理論邏輯來批判國民經濟學。

　　三、從價值到生產:“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

　　在某種意義上，《大綱》文如其名，只不過是恩格斯初步研究國民經濟學并嘗試對其進行批判的一部引導性文章。在批判國民經濟學的過程中，雖然恩格斯已經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以不合理的私有制為前提，但他在闡述國民經濟學內在矛盾和沖突的時候，對國民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仍然遵循了斯密和麥克庫洛赫的基本觀點，并未形成獨立的科學判斷。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有關價值的分析。當然，對青年恩格斯提出這樣一個質疑，似乎有點太過苛刻。且不說在半年后馬克思寫作的《手稿》中對價值這個問題幾乎不怎么討論、關注，即便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也還沒有完整明確地論述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只是經過剩余價值學說史的研究，特別是批判了塞繆爾·貝利之后，馬克思才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系統論述了價值概念和價值形式理論。在對商品的分析中，馬克思明確商品本身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體，商品的價值表現為交換價值。這既是馬克思對李嘉圖價值理論的捍衛，又是對它的批判。所謂捍衛，主要是在回應庸俗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說。所謂批判，則是對政治經濟學自身邏輯悖謬的深刻揭示。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先簡單回顧一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價值理論的確立及其在李嘉圖之后的發展。

　　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一次明確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并且強調“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是勞動”[10]。然而，在斯密的敘述中，這一表述其實只具有政治的含義，而并沒有多少經濟的含義。結合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有關財產權勞動理論的論述，斯密這句話或可被看作是“私有財產是一種自然權利”的另一種說法。真正涉及商品價值的確定時，斯密又會加上另外一句話，就是商品的價值“等于它使他們(占有財富并進行交換的人)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11]。這樣一來，剩余價值就被洗白為具有生產力的不同要素的產物。出于對斯密“有關價值一詞的含糊觀念”的批判，李嘉圖認為商品價值是由生產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的，而非由生產這種商品的勞動報酬所決定的。當李嘉圖從價值的這個規定出發，探討地租、工資、利潤等經濟關系在何種程度上與其相一致時，不僅提供了一種超越商品交換、深入生產過程的探索路徑，而且為在生產過程中說明剩余價值的形成打開了理論的缺口。[12]

　　然而這樣一條通向科學的道路，不僅在李嘉圖那里沒有被一以貫之地堅持下來，而且在其庸俗化的闡釋者那里甚至被堵死了。李嘉圖理論庸俗化解釋的代表，恰恰就是恩格斯寫作《大綱》時主要參考的對象———麥克庫洛赫。為了彌合李嘉圖理論體系自身的背反，麥克庫洛赫通過區分實際價值和相對價值，來證明勞動和資本的交換與勞動價值論之間不存在矛盾。所謂實際價值，恩格斯也將其稱之為抽象價值，實際上就是生產費用。顯然，這樣一種實際價值和相對價值的區分，不過是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結果的商品的生產費用與其市場價格之間的關系。因此，麥克庫洛赫不過是通過玩弄術語的把戲，一方面通過為商業活動中的“讓渡利潤”辯護，另一方面通過強調資本、勞動和土地都具有生產力，來把剩余價值強行洗白。這樣，麥克庫洛赫實際上退回到斯密的理論水平。可惜的是，恩格斯在《大綱》中并未能區分斯密、麥克庫洛赫與李嘉圖在價值理解上的區別，甚至在價值以及地租等問題上受到了麥克庫洛赫的影響，并采用了“黑格爾式的風格”加以表述。例如在談到價值時，恩格斯說“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13]。而在談到地租時，恩格斯認為“地租是土地的收獲量即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即競爭之間的相互關系”[14]。

　　可以說，在《大綱》中恩格斯并未在價值這樣一個關鍵術語范疇上形成對國民經濟學的科學理解和徹底批判。不過有趣的是，馬克思在《手稿》中雖并未專門對價值問題展開討論，但在寫作《手稿》的過程中，他在《巴黎筆記》有關《大綱》的摘錄中曾專門概括了恩格斯有關價值問題的觀點:“因商業而形成的第一個范疇:價值。抽象的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在英國人那里，同生產費用相對，競爭表現效用，在薩伊那里，競爭則表現生產費用。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是否應該生產，即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價值這個概念實際上只用于解決生產的問題。”[15]盡管在《大綱》中價值的范疇還十分含混，但從生產出發來理解價值這一觀念對馬克思產生了啟發。也正是這個原因，《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馬克思將這篇文獻稱為“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

　　四、對地租的批判:《手稿》與《大綱》的區別

　　與恩格斯在《大綱》中系統概述國民經濟學諸方面的問題不同，馬克思在《手稿》中從一開始似乎并沒有將國民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作為自己單一的研究和批判對象，而是將其作為自身研究的資料和工具。這一點在《手稿》第一筆記本的寫作方式中可以得到集中的體現。我們知道，馬克思在《手稿》第一筆記本中是分三欄展開寫作的，這三欄的內容分別是“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從第22頁開始，盡管在紙面上仍然保留了三欄的形式，但從內容上來看則是馬克思一篇相對獨立的評論。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

　　因為“[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這一相對獨立片段的存在，以及其中提出的“異化勞動”概念，基于一種理論效果史的回溯，一種普遍接受的觀點是認為馬克思寫作《手稿》的目的就是提出人本主義的“異化勞動”理論、批判私有財產及其基礎上的現代市民社會。在筆者看來，這一判斷顯然是成立的，但是如果結合馬克思1843年至1844年間思想轉變的微觀歷程，我們或可以將這樣一種總體性的判斷進一步加以細化。下文嘗試證明的觀點是:在《手稿》第一筆記本寫作過程中，馬克思直接關注的問題是私有財產基礎上市民社會的結構構成，即工人、資本家(工商業中等階級)、地主三大“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三者的關系中，馬克思特別關注土地私有財產在市民社會中的地位和土地貴族在同資本家和工人的競爭中的命運。在《手稿》的寫作中，另一個令馬克思感到興奮的發現是，以地租為收入來源的土地貴族在同以工資為收入來源的工人和以利潤為收入來源的資本家的競爭中，會走向分化，市民社會“最終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16]。對于地產命運的實證考察不僅證明了黑格爾國家學說中存在的神秘主義，而且在資本和勞動這一從“能動關系”“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中，包含著馬克思進一步探索現代市民社會歷史走向的新起點。

　　為了證明上述觀點，我們首先列出的證據是《手稿》的文本形態和寫作進程。在第一筆記本中，盡管在整體上看是分三欄寫作的，但在寫作“[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之前有一個長篇的部分，馬克思集中討論了地租問題。另外，在第二筆記本“[私有財產的關系]”和第三筆記本中“[私有財產和勞動]”這兩個片段中，馬克思仍然集中關注地產和工業動產之間的關系，特別強調工業資本作為私有財產的完成了的形式對于地產這種不發達的、不完全的私有財產的勝利，并且多次嘲諷“浪漫主義者為此流下的感傷的眼淚”，肯定“現代英國國民經濟學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大進步是，它把勞動提高為國民經濟學的唯一原則”。[17]

　　與之相關，在地租的問題上，《手稿》與《大綱》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區別。在《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對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進行分門別類的考察，確證了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競爭，已經并將繼續使得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制之間的關系轉變為有產者和無產的工人之間的對抗。在此過程中，“作為土地的土地，作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級差別而變成毫無意義的，或者毋寧說，只表示貨幣意義的資本和利息”[18]。換言之，土地并不能與能夠勞動的人相并列且具有自身的生產能力。這樣，地租不過是“最壞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間的差額”[19]。但在《大綱》中，青年恩格斯受到麥克庫洛赫和斯密的影響，雖然已經指出了“資本是勞動的結果”，但是他仍然強調“財富的條件是土地、資本、勞動”，私有制條件下生產分裂為“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動”。[20]

　　可以想象，馬克思一定不會認同這種承認土地的自然生產力的觀點。這是因為，馬克思對土地私有財產的批判，特別是這樣一種“本來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在市民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剖析，實際上構成了青年馬克思從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批判到人本主義異化勞動理論建構的關鍵環節。在1843年寫作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中，馬克思從“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這一“苦惱的疑問”出發，站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立場上來批判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在此過程中，馬克思發現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的本質是一種私有財產的神秘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地產理解上所呈現出來的“自然生產力”與“市民社會財富”二者之間的含混的折衷主義。顯然，《手稿》中的分析進一步澄清了這種折衷主義背后的神秘性，確認勞動是國民經濟學或市民社會的唯一原則。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異化勞動理論也可以被看作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完成，具有自由自覺活動的類本質的人，構成了那個顛倒過程的真正的主體。

　　五、機器和工業:唯物史觀新問題域的開啟

　　無論是在恩格斯的《大綱》中還是在馬克思的《手稿》中，市民社會中三大階級之間在私有制基礎上所進行的競爭存在一個客觀發生的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就是工業的發展。其實，在德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過程中，除關注私有財產批判、強調具有類本質意義上的人的存在外，一個重要的現實動因就是在英法兩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中，內在包含著有關工業基礎上人類社會發展新階段的理解。無論是圣西門對企業(工業)和企業家的重視，傅里葉的“法郎吉”公社，還是歐文的“新拉納克”和“新和諧公社”，都是以工業的發展為基礎。19世紀40年代，以赫斯和洛倫茨·馮·施泰因的著述為代表，在德國思想界最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介紹和宣傳中包含一個核心內容:工業發展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變化和歷史演進。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中對無產階級立場的闡述，也是以工業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的。因此，工業和機器構成了這一時期兩位“哲學共產主義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在《大綱》中，恩格斯是在論述私有制基礎上的競爭所產生的四種后果之后，在文章的最后補充敘述“科學、機器和工廠制度”問題的。他認為在競爭和壟斷的基礎上會形成這樣的后果:一是“由競爭關系造成的價格永恒波動，使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最后一點痕跡”[21];二是“競爭最終使人變成了商品，使人的生產和消滅也僅僅依存于需求”，“競爭制度屠殺了并且每日還在屠殺著千百萬人”[22];三是競爭使得財產發生了集中，“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窮的短工”[23];四是“競爭也擴展到了道德領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墮落到多么嚴重的地步”[24]。之后，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在資本和土地反對勞動的斗爭中，前兩個要素比勞動還有一個特殊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科學的幫助，因為在目前情況下連科學也是用來反對勞動的。”[25]這里所說的科學，主要指的是機器的發明。恩格斯駁斥了國民經濟學家有關“機器對工人是有利的”觀點，并且提到“考慮到機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個比較遠的題目即工廠制度”，“我希望不久能夠有機會來詳細闡述這個制度的極端的不道德，并且無情地揭露經濟學家們在這里表現得十分出色的那種偽善”。[26]

　　恩格斯對“工廠制度”的研究，后來集中體現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但是就《大綱》而言，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對機器和工業的分析同他對私有制和競爭的其他后果的分析相并立，工業中的科學和機器的運用只是作為資本和土地反對勞動的幫兇。也就是說，恩格斯還沒有結合工業自身的發展來理解私有制和現代市民社會的發展。這也能夠解釋，為什么恩格斯仍然持有“土地自然生產力”的觀點，以及仍然以黑格爾的方式將價值理解為“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

　　反觀《手稿》，盡管馬克思在寫作這部手稿的時候，還沒有像恩格斯那樣直接接觸現實的“工廠制度”，在總體的理論邏輯上也仍然持有一種人本主義的方法，但是他已經通過理論的考察，明確揭示了工業和私有財產制度之間的內在關聯。“工廠制度是工業的即勞動的發達的本質，而工業資本是私有財產的完成了的客觀形式”;“只有這時私有財產才能完成它對人的統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稱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27]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工業的發展也為社會主義和人的本質的實現奠定了現實的基礎。“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28]

　　基于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馬克思發現:市民社會三大階級相互之間競爭的結果，一方面是土地所有者的分化，以及地租成為資本利潤的表現，從而在實證的經濟學基礎上進一步證偽了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國家學說。另一方面是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凸顯為本質的對立，因為資本是積累的勞動，所以在工業或工廠制度的條件下，私有財產獲得了自身已完成的客觀形式，并且確認異化的勞動是自身的主體本質。這樣，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和私有財產的批判，就順理成章地推進到對現代工業或者說勞動分工方式的考察。因此，對這一問題的考察，同時也就意味著馬克思恩格斯開始進入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新的理論場域了。

　　六、簡短的結論

　　1844年8月28日，在法國巴黎攝政咖啡館發生了一次改變世界的偉大會面。會面的一方是從英國曼徹斯特返回德國巴門的途中繞道而來的《大綱》作者———恩格斯，另一方是從克羅伊茨納赫移居巴黎的《德法年鑒》雜志的編者———馬克思。此時，馬克思的《手稿》第三筆記本寫作剛剛戛然而止。與22個月之前兩位青年人第一次冷淡的會面不同，此次會面兩人“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在這次會面之后，馬克思恩格斯便開啟了畢生的“共同的工作”[29]，這就是在現代市民社會的批判中走向唯物史觀，并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通過《大綱》和《手稿》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馬克思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觀的探索歷程中都經歷了唯心主義向人本主義唯物主義再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但是二者之間又有細微的差別。

　　就青年馬克思來說，《手稿》是其思想成長和理論轉變過程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在既有的《手稿》闡釋中，對人本主義異化勞動理論的關注似乎過多了。通過與《大綱》的比較，基于《手稿》中對價值問題的理論“不敏感”以及其對地產在競爭中的分化、勞動與資本這一“內在關系”的對立的發現，我們傾向于認為，所謂的異化勞動理論，不過是當時仍然作為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的馬克思，受費爾巴哈和赫斯影響，在面對國民經濟學和市民社會時，基于人本主義立場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種觀念，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理論的“副產品”。對于走向唯物史觀的青年馬克思來說，《手稿》中蘊含著三個更為重要的理論發現。其一，在工業和動產的基礎上，既然勞動已經凸顯為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那么對私有財產關系的考察就應該到一定的勞動過程和組織方式中去進行。盡管《手稿》中并未直接論述價值理論，但這一研究視域的開啟恰恰構成了價值理論的真正理論價值。其二，“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因而對其作為“私有財產的神秘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批判，就應該推進到對市民社會的解剖。對市民社會的解剖，就應該到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去尋求。其三，雖然《手稿》總體上秉持的是一種人本主義異化批判理論，但在國民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有關人的需要的討論中，已經包含著對人的抽象本質觀念的批判，因而也就蘊含著從“現實的個人”出發的新的歷史觀。

　　在青年馬克思走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過程中，恩格斯的《大綱》無疑扮演著理論“催化劑”的作用。一方面，《大綱》對國民經濟學歷史發展、思想前提和理論爭論的概述，為馬克思發現、閱讀國民經濟學的文獻提供了直接的線索。另一方面，在《手稿》的研究過程中，出于理論思考的需要，馬克思還曾對《大綱》進行重新摘錄。在總體上，《大綱》同《手稿》一樣，秉持的仍然是人本主義的理論立場和方法。在價值概念的理解、地租本質的說明等問題上，其仍然局限于研究對象的理論觀點，特別是麥克庫洛赫對國民經濟學的庸俗理解。正如恩格斯所言，這篇文章“有許多不確切的地方，只會給讀者造成混亂”，因而“僅僅具有歷史文件的意義”。[30]即便如此，《大綱》畢竟是一位23歲的青年人，面對一個全新的領域所進行的全面研究的初次總結。一方面，《大綱》在開啟新的理論視域方面有篳路藍縷之功。另一方面，與《大綱》的寫作直接相關，恩格斯有關工廠制度和工人狀況的進一步研究，構成了他與馬克思不同的走向唯物史觀的另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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