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列寧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列寧之后的列寧主義

　　作者：沈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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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俱樂部秘書處

　　第一代領導人離開以后怎么辦?這不僅是政界，也是學界常常面臨的問題。馬克斯·韋伯將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分為傳統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種類型。亨廷頓也指出，衡量一個組織政治發展的水平關鍵看第一代領導人離去之后，組織能否正常更替。這樣的現象在思想界、理論界并無二致。在思想界，一個至今熱度不減的話題就是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么樣的

　　值得玩味的是，在學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中出現了兩本內容相同、視角相對的著作：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的《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學者湯姆·洛克莫爾《馬克思主義之后的馬克思》。前者從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與修正主義派的論戰開始，以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結束;后者從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連續與異同開始，以“作為黑格爾主義者的馬克思”而結束——帶有尼采似的“永恒回歸的色彩”。

　　這樣的問題放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下，就是正統傳承的問題，同時也是“誰是國父”的問題。放在俄羅斯的語境下，就是如何看待列寧與列寧主義的問題。目前，國際學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帶有明顯的“學術政治化”的色彩。

　　對于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關系

　　關于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關系，學界存在著兩種相反的看法。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認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形成，是以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為基礎的，而沒有回到原來的馬克思的學說上”。列寧關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及其后來所作的推論構成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而斯大林主義正是沿著列寧主義所開辟的道路繼續前進的。馬爾庫塞將從列寧主義發展到斯大林主義的過程視為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用他自己的話說，“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最初年代與充分發展了的斯大林主義的國家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這種差別就很快表現為極權主義和權力集中化的穩步增長。如果說我們可以運用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規律的話，那么，從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義的轉變就很適合這一規律”。由此可見，在馬爾庫塞看來，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區別是有限的，而二者之間的繼承關系則是更為主要的。前者為后者奠定了基礎，規定了基本方向，而后者則是前者發展到極端的必然結果。

　　與馬爾庫塞相比，弗洛姆對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則是在否定的向度上承認一脈相承的關系，甚至將這種否定一直延伸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弗洛姆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中就蘊含著集權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經過列寧的發展到斯大林那里達到了頂峰。他在《健全的社會》一書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過高估計政治法律的因素，幼稚的樂觀主義以及中央集權主義的傾向”“導致了由列寧發端的對社會主義的毀滅”。在弗洛姆看來，在列寧和斯大林的統治下，蘇聯對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全力關注，完全忽視了人的需要，這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違背的。他寄希望于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即一種精神健全的、人性化的社會主義。弗洛姆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走向了另一種極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取得的成就證明不能全盤否定斯大林主義。。弗洛姆將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延伸到馬克思，等于徹底否定了馬克思主義。他所寄希望的一種建立在人性和道德基礎上的新社會主義只是一種軟弱無力的空想。社會主義不是靠抽象人性論和道德主義能夠建立起來的，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現實的運動。

　　基于對十月革命歷史必然性以及列寧主義哲學理論價值的肯定，盧卡奇理性地將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區別開來，支持列寧主義而反對斯大林主義。在盧卡奇看來，“布爾什維主義有兩個方面：創造性的方面，是列寧主義，衰落的、宗派的方面，是斯大林主義”。盧卡奇認為，列寧主義的本質是靈活性和對事實的開放性，因此列寧主義不是極權主義。斯大林主義的高度集中和專制不是繼承了列寧主義，而正是與列寧主義相違背的。因此，贊成列寧主義就必定反對斯大林主義。基于此，盧卡奇提出：“共產主義者必須以列寧研究馬克思的那種精神來研究列寧。”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來說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提醒我們要科學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加以繼承和研究(后面我們將作詳細論述)。

　　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面對西方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歪曲，積極為馬克思主義辯護。在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關系問題上，他的觀點和見解是客觀而獨到的。

　　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伊格爾頓一方面認為，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是有本質區別的，不能等同視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斯大林主義的獨裁統治有一定的客觀歷史原因，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他指出，列寧主義不同于斯大林主義，比如在革命問題上，列寧認為“革命不能被輸出到國外并且用刺刀強加給別人，而斯大林在東歐就犯下了這樣的錯誤”。在這一點上，斯大林主義表現出明顯的專制主義特征。

　　與此同時，蘇聯時期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些觀點是斯大林而非列寧提出的，如在“一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在斯大林之前沒有任何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這是可行的，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一國勝利是可能的，但要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則是不可能的。這樣，伊格爾頓就把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區別開來。不僅如此，伊格爾頓還認為，“蘇聯成立之初面臨著非常嚴酷的生存環境，因此其政府采取某種程度的獨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就必須實行斯大林主義或者其他類似的主義”。然而，并不像某些西方理論家那樣否定斯大林主義進而否定列寧主義甚至馬克思主義，伊格爾頓認為，“斯大林主義不僅沒有敗壞馬克思主義的名聲，反而成為馬克思主義正確性的最佳證明”。換句話說，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從反面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因此，在伊格爾頓看來，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有生命力的。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伊格爾頓對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評判稱得上是客觀而獨到的。他的客觀分析對于清除西方理論界對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錯誤批判在大眾思想中造成的負面影響起到了積極作用。

　　回到列寧

　　和“回到馬克思”一樣，“回到列寧”同樣是中外學術界非常急切的呼喚。齊澤克在評價當代美國學術界的“政治正確”時，滿腔憤怒地說：嚴峻的政治經濟斗爭被轉化成了一個偽心理分析問題，變成了主體無法面對內在創傷的鬧劇。美國學術界的真正腐敗之處不在于經濟上，即他們花錢買來了許多歐洲的批判學者[1]，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歐洲的批判理論到這兒就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溫良時髦的文化研究。相比于這種學術時髦，鼓吹第三條道路的意識形態專家倒值得稱道，至少他們沒有那么拐彎抹角，他們毫不掩飾自己對全球資本家統治的接受，而那些學術上的偽激進左翼雖然對第三條道路論者嗤之以鼻，但他們的激進性除了顯示一個空洞的姿態以外，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正因如此，列寧對于當代來說才不是一個僵化、懷舊的名字;相反，我們要去尋找的那個列寧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寧，是那個被扔進災難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寧，同時必須重新發明馬克思(克爾凱郭爾)。我們應時常想起面對新的問題時列寧那一針見血的話：“關于這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一個字。”

　　回到列寧不是說去重復列寧，而是在克爾凱郭爾的意義上去發現一個列寧，在今天的情境下去發現那種相同的脈動;回到列寧不是象一個懷舊者一樣回到“美好的革命的舊時代”，或者是在“新的條件”下，對舊的方案作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式的調整，而是象列寧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條件下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樣，去重新認識當前的世界條件。霍布斯鮑姆將20世紀界定為1914~1990年，即從資本主義漫長的和平擴張結束到現實社會主義崩潰，新形式的全球資本主義出現這一歷史階段。列寧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們在1990年效仿。“列寧”這一名字就代表了拋棄僵化的、現存(后)意識形態的統合，即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種虛弱的Denkverbot的情境的自由，簡單地說，列寧就意味著恢復我們思考的能力。

　　列寧既反對經濟決定論，又反對純政治的態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當今的左翼思想界對經濟的態度是分裂的：一方面，存在著一些拋棄經濟領域的 “純政治家”;另一方面，又存在那么一些受眼下全球經濟席卷之勢的鼓動，將經濟置于任何適當的政治干預可能性之上的“純經濟學家”。在今天，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我們都應該強調回到列寧——我們的斗爭必須是雙方面的：首先，當然必須是反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將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自由代議制民主)問題化的反資本主義是不夠的，不管它如何“激進”。也許，今天的誘惑之處在于不將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問題化，也可以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中獲得自治權，去批判、顛覆資本主義體制。這種詩化的反資本主義邏輯中提到了馬克思，但馬克思已經死了：因為在運用馬克思的時候已經去掉了他的政治鋒芒。

　　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體性研究

　　從西馬陣營對列寧主義的不同態度，我們可以看出：在西方，列寧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貶抑。原因包括兩方面：首先，列寧的革命實踐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定路線其次，斯大林的某些錯誤使列寧主義遭到了污名化。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為列寧主義“正名”。

　　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的關于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一系列理論的總體，列寧作為其后繼者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俄國問題”時曾多次強調：對于資本主義的考察是以西歐為背景的，而他們對于“俄國問題”的研究正是力圖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列寧亦是如此。他領導俄國人民選擇了一條適合俄國發展且痛苦最少的道路，那就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必然，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尤其是其靈活的辯證法思想。列寧認為，具體的現實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復雜得多”。因而，我們不應去“背誦記得爛熟的公式”，而應去“研究新的生動現實的特點”。列寧強調不能“為死教條而犧牲活的馬克思主義”。一些西方學者之所以否定列寧主義，說到底是因為他們無法辯證地、歷史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歷程，因而一方面反對教條主義，另一方面卻又陷入了教條主義的窠臼而不自知。

　　在新時代的今天，我們應再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由列寧等后繼者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的開放的理論體系——無論何時，我們都不能忽視、遺忘或貶低列寧主義。這一理論體系具有開放性和創造性、科學性和革命性等基本特征。正如盧卡奇所說，“如果說現在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是繼續沿著列寧的腳步前進，那么只有在他們試圖像列寧建立他與馬克思的那種積極的關系一樣，建立他們與列寧的關系的那時候，才會有成果”[2]。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們要有意識地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并堅持在整體性原則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對此我們任重而道遠!

　　[1] 在這里齊澤克這些，毫不諱言的指出這些“花錢買來的批判學者”也包括他自己。

　　[2] [匈]盧卡奇：《列寧——關于列寧思想統一性的研究》，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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