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歷史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寧在1920年4月寫成的，5月12日又增補了一部分。同年6月首先用俄文出版，7月又以法、英等國文字出版。該書曾發給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

　　1920年4月，正是蘇維埃政權誕生兩年半的時候。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以及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衛反革命勢力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勝利，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在歐洲一些國家出現了革命形勢，1919在匈牙利和德國的巴伐利亞省一度建立起蘇維埃政權。與此同時，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爭迅猛發展，中國、印度、朝鮮、土耳其、阿富汗等國家都發生了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標志著中國民主革命新階段的“五四”運動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

　　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日益高漲，迫切地提出了為進一步發展革命而建立共產主義政黨和爭取群眾、建立革命政治大軍兩大任務。第一項任務，即建立不同于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政黨的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任務。在十月革命的推動下，1919年3月建立了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在它的領導和推動下，許多國家的先進分子從社會民主黨中分化出來，以俄共(布)為榜樣，建立了獨立的共產黨，標志著這一任務已獲得初步解決。第二項任務，即把群眾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建立沖擊資本主義的政治大軍的任務。這項任務剛剛提出來，而且完成這項任務比前一項任務要復雜和困難得多。在解決這兩項任務過程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兩種阻力和危險。一種阻力是右傾機會主義，它妨礙第一項任務，即把先進分子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建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任務的解決。這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危險。另一種阻力是“左”傾機會主義，它妨礙把群眾也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任務的完成。“左派”在當時主要是那些極“左”分子，在革命高潮的形勢下，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他們不了解爭取群眾的意義和藝術，提出退出反動的職工會、抵制資產階級議會、拒絕一切妥協等有害于事、幼稚可笑的口號，從而把自己變成了脫離群眾的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小團體。當時，列寧所以把這些“左派”所犯的錯誤稱之為“左派”幼稚病，是因為這些病癥是在各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即在幼年時期由于缺乏經驗而產生的。列寧在估計“左派”的錯誤時說:“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學理主義錯誤同右傾學理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錯誤比較起來，其危害性和嚴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這只不過是由于左傾共產主義是一種剛剛產生的還很年輕的思潮。只是因為這個緣故，這種病癥在一定條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醫治。”

　　既然“左”傾不是主要危險，為什么還要重點反“左”?一是不反“左”就不能爭取群眾，建立革命的政治大軍;二是不反“左”會助長右傾發展。那么，如何來醫治“左派”幼稚病呢?列寧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布爾什維克黨戰略與策略的基本經驗介紹給年輕的各國共產黨，以克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就是列寧寫作此書的目的。所以列寧在此書的手稿上有一個副標題:“馬克思主義戰略和策略通俗講話的嘗試”。列寧指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當今策略上普遍適用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必須普遍遵循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去。”

　　全書共十章，另增補五章。列寧在書中重點總結了布爾什維克黨在黨的建設方面的基本經驗，論證了為爭取群眾而斗爭的理論與策略，以及無產階級政黨戰略策略的基本原則，內容十分豐富。

　　俄國共產黨(布)關于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布)的創始人。在1903年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的建黨思想，制訂了黨綱和黨章，在選舉中央機關時，列寧和他的支持者獲得了多數票，取得了勝利。從此，俄國黨內出現了兩個政派:多數派(布爾什維克)與少數派(孟什維克)。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是從1903年開始的。”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以后，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斗爭中，在黨的建設方面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主要是：

　　1. 黨的組織紀律建設

　　列寧在第二章中，針對西歐“左派”否定黨的領導和黨的紀律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從無產階級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高度，深刻地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紀律建設的重大意義。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和鞏固政權斗爭中，都需要有極嚴格的鐵的紀律。這不僅僅因為被推翻的資產階級是強大的，時刻企圖反撲，而且還因為革命隊伍中存在著小資產階級的渙散性。列寧指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那么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那么，黨的紀律又是靠什么來維持和鞏固呢?列寧從黨員、黨與群眾的關系、黨的領導機關三個方面來論證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賴以維持和鞏固的條件。第一，靠黨員的覺悟，對革命的忠誠，自覺遵守。第二，靠黨與群眾的密切關系，首先是同無產階級勞動群眾，但同樣也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聯系、接近，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同他們打成一片。黨必須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并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才能維護和加強黨的紀律。第三，靠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維護黨的紀律要靠黨所實行的政治領導正確，靠黨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如果黨的政治路線出了偏差，就很難取得黨員和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也難以維護黨的紀律。列寧指出，沒有這三條，“建立紀律的企圖，就必然會成為空談，成為漂亮話，成為裝模作樣。”

　　2. 黨的思想理論建設

　　列寧在第二章中重點闡述了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及其重大意義。他形象地描述了俄國人尋求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如饑似渴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在19世紀40至90年代的“半個世紀里，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證，參照了歐洲的經驗，真是飽經苦難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列寧說，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有力量，能夠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就在于它不僅具有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而且善于結合俄國的實際運用這個理論，并用極其豐富的斗爭經驗充實和發展了這個理論。他指出:“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有了15年(1903—1917年)實踐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經驗之豐富是舉世無比的。”他在強調運用理論必須結合本國實際時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卡爾•考茨基、奧托•鮑威爾這類‘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不善于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按此行事。”

　　中國經歷了同俄國相似的歷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先進的中國人，為了尋求革命真理，同俄國人一樣，也是經歷了千辛萬苦，付出了極大的痛苦和犧牲，才從各種各樣的主義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中國革命的面目便為之一新。中國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3. 黨的政治路線建設

　　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除了組織紀律、思想理論建設以外，還有一個政治路線建設的問題。列寧在本書第四章著力闡述了這個問題。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制定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在執行這條政治路線過程中經常遇到來自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的干擾，因而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是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標志。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黨首先是在與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右傾機會主義是帝國主義時期的一個國際現象。第二國際大多數黨都受到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腐蝕。列寧認定右傾機會主義是當時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曾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俄國的經濟派、孟什維克、取消派、社會沙文主義進行了幾十年艱苦的不調和的斗爭，并最終戰勝他們。列寧說，布爾什維克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是各國黨所熟知的。

　　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黨同時還反對了工人運動中的“左”傾機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作長期斗爭中成長、成熟和得到鍛煉的”。列寧說，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革命狂熱”在俄國工人運動內部的標本代表者便是社會革命黨，而在布爾什維克黨隊伍中的標本代表者則是“召回派”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布爾什維克黨在黨內反對“左”傾的重大斗爭有兩次，一次是1908年在是否參加杜馬(議會)問題上同“召回派”的斗爭，一次是1918年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同“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斗爭。列寧說，布爾什維克黨同“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在國外還鮮為人知。

　　列寧還進一步揭露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階級根源和理論根源。列寧認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產生，既有共同的又有不同的階級根源。共同的是，它們都是工人階級內部非血統工人的產物;不同的是，它們代表和反映了不同的非血統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右傾是工人貴族階層的產物，“左”傾是昨天的小有產者階層的產物。上升到小資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工人貴族，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下降到工人生活水平的昨天的小有產者，只主張革命，反對改良和其他斗爭形式。列寧指出，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除了階級基礎以外，還有理論根源，形而上學就是機會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眾所周知，歷史進程是進化和革命的辯證的統一，把歷史進程某一因素絕對化，就必然在理論上陷入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在政治上成為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把運動的進化方面絕對化而否定革命方面;“左”傾機會主義把運動的革命方面絕對化而否定進化，而沒有進化和長期的革命準備，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馬克思主義關于爭取群眾的理論與策略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要想在斗爭中取得勝利，必須把廣大群眾，首先是工人階級，而后是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他在批判西歐“左派”的一些錯誤觀點時，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爭取群眾的理論與策略。

　　1. 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相互關系

　　西歐特別是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不了解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辯證關系，否認黨的領導作用，否認黨的領袖的作用，把黨和階級對立起來，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提出了“打倒領袖專政，群眾專政萬歲”的無政府主義的口號，在否定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黨及其叛變的領袖的同時，把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也一起否定了。

　　列寧在批判“左派”錯誤觀點的基礎上，科學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相互關系的論斷。列寧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他還指出，“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否定政黨就意味著從資本主義崩潰的前夜(在德國)跳到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而不是進到它的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我們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后的第三年)還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向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

　　2.革命家應否在反動工會中工作？

　　德、法、英、荷等國共產黨的“左派”，借口職工會的反動色彩，借口職工會受社會民主黨右翼領袖的影響，拒絕在職工會中進行工作，主張另創一種清一色的不受資產階級偏見沾染的、以承認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原則的新的職工會組織。

　　列寧嚴厲地批判了“左派”不在反動工會中工作的思想。他指出，工會是黨聯系本階級群眾的基本群眾組織，是黨對工人階級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學校。西歐各國的職工會誕生在政黨之前，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職工會在維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因而在廣大工人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借口職工會的反動色彩而退出并另建清一色的紅色工會，這就表明了“左派”竟把職工會的少數上層官僚分子與廣大工人群眾混為一談，表明了他們實際上把職工會和黨混為一談，拋棄了廣大工人群眾。列寧說，“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幫大忙”，“如果沒有同工會的極密切的聯系，沒有工會的熱烈支持，沒有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而且在軍事建設方面奮不顧身的工作，那么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不成。”列寧在批判“左派”時，已遠遠地超出了用職工會爭取群眾的實踐范圍，而是闡明了一個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應該善于作出一切犧牲，克服極大的障礙，在一切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會(哪怕這些組織是最反動不過的)里有步驟地、頑強地、堅定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而工會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時是)這種有群眾的組織。”

　　列寧的這個重要思想同樣適用于中國。關于應否在反動工會內工作，在我們黨內也曾發生過爭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者們拒絕參加國民黨所控制的黃色工會，并另建了清一色的“赤色工會”與之抗衡，“赤色工會”實際上是第二黨，由于表現十分鮮紅，因而群眾普遍不敢參加，這就使黨脫離了群眾而陷于非常孤立的地位。后來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才糾正了這個錯誤。

　　3.共產黨人應否參加資產階級議會？

　　德、英、荷、意等國的“左派”，宣揚議會制在政治上歷史上已經過時，并為了用“革命精神”反抗第二國際領袖在議會中的卑鄙行為，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列寧批駁了這種輕浮和有害的策略，強調共產黨人正確地利用資產階級議會，是爭取群眾的重要策略手段。列寧指出，把議會制在政治上過時與歷史上過時混為一談是錯誤的:議會制在歷史上確已過時，因為從俄國十月革命時起，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時代即已終結，一個新的時代，即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到來了;但議會制在政治上并未過時，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人仍然信任議會，還沒有準備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去進行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斗爭，而只有當最廣大的群眾認識到資產階級議會是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工具，認識到資產階級借助議會掩蓋自己的專政時，議會才會在政治上過時。議會制對黨來說是過時的，但對階級來說并未過時。“可是問題恰恰在于不能認為對于我們已經過時的東西，對于階級、對于群眾也已經過時。”

　　列寧認為，共產黨人原則上是可以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共產黨人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目的不是像第二國際各國黨那樣去進行正常的立法，把議會斗爭看成是階級斗爭唯一和主要的形式，而是把議會斗爭看作是配合議會外階級斗爭的一種手段，把議會作為講壇，通過議會去揭露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和爭取教育廣大群眾，這就是共產黨議會黨團的任務。所謂共產黨人原則上可以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并不是說任何時候都應參加，決定參加資產階級議會是否適當的最高標準是:參加議會能否為鞏固黨和爭取群眾的事業服務。在列寧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對杜馬(議會)采取了高潮時抵制、低潮時參加的靈活策略，奪取政權后召開又解散了立憲會議，都是成功地利用資產階級議會的典范。

　　4. 共產黨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妥協？

　　西歐一些共產黨“左派”反對妥協的策略，宣稱妥協是機會主義的，說承認妥協就玷污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就抹煞了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界限。“左派”否認一切妥協，說明他們不了解爭取群眾的重要，暴露了他們是一批宗派主義者。

　　列寧指出，共產黨人不能一概拒絕妥協，有些妥協是容許的。妥協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為敵人既是強大的又是矛盾重重的，要想戰勝敵人，就必須利用暫時同路人，以集中一切力量打擊當前主要敵人，由此就產生了同暫時同路人的妥協策略;其次還由于在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中有中間階層和小生產者存在，它們動搖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為了戰勝資產階級和改造這些半無產階層，就產生了對同盟者的妥協問題;此外，有時也由于被客觀環境所迫，為保存革命實力，贏得時間，不得不直接和敵人妥協。

　　列寧強調，是否妥協要以妥協的性質為轉移。列寧說，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妥協。一種是放棄無產階級的目的和任務的機會主義的叛賣性的妥協。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和俄國孟什維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妥協就屬于這種性質。共產黨人必須堅決反對這種妥協。另一種是為了發展革命事業，在某種困難條件下不得不實行的必要的妥協，這種妥協是容許的。列寧用一個通俗的例子說明兩種不同性質的妥協。他說:“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和便于后來捕獲、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左派”不了解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妥協，因而在反對機會主義妥協的同時，從根本上否認了一切妥協、通融和機動的必要。列寧認為，“‘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么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于當真對待的孩子氣。”

　　妥協的實質，從戰略意義上講，是利用暫時同路人和聯合同盟者的問題;從策略意義上講，是實行迂回進攻的策略。列寧引證俄國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說:“政治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共產黨人要取得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不僅要有直接進攻的策略，也要有迂回包圍的策略。在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事先就拒絕一切通融和妥協，正如列寧所說:“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嗎?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千辛萬苦攀登一座未經勘察、人跡未到的高山，卻預先拒絕有時要迂回前進，有時要向后折轉，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探著從不同的方向走嗎?”列寧說，自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由于忽視或忘記了這個真理，遭受了巨大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要使左派共產黨人以及西歐和美國忠于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國人一樣，付出那樣昂貴的代價來領會這個真理。

　　列寧指出，布爾什維克黨在自己的歷史上有過許多為發展革命事業而實行的成功的妥協。例如:早期為戰勝民粹派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妥協;1903～1912年同孟什維克維持在一個黨內的妥協;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在組織政府上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妥協;1918年為保存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同德國帝國主義的妥協，等等。列寧關于正確對待妥協的策略思想，已被世界各國共產黨，包括我們黨在內，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

　　理論和實踐意義

　　列寧所著《“左派”幼稚病》一書的內容極其豐富，它充實、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戰略策略思想，是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特別重視讀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兩本書。他用前一本書反對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用后一本書反對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彭德懷回憶說，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后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在打漳州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險性。1948年4月，在人民解放軍即將轉入戰略反攻的重要時刻，毛澤東又重讀了《“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在書的封面上寫了一個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中宣部及時發出毛澤東這一指示，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這本書的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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