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對所謂“斯大林模式”的批判

——在紀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李定凱

(2015.11.7)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首先感謝鞏獻田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旗幟網、主人公網組織了這次座談會，同時感謝北大領導的支持和兼容并包的胸襟，同意在北大校園里召開這次座談會，使我們有機會在十月革命爆發98周年的日子能聚在一起，紀念這個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節日。

　　我不是十月革命、蘇聯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者，而只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50年前曾經在黨旗前宣誓過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至今還懷著這個神圣的信念。因此，當鞏獻田同志要我在座談會上做大約10分鐘的發言時，我欣然領命了。說些什么好呢?為此我花了比發言時間多100倍的時間，學習和查閱了一些文獻，包括從馬恩列斯毛的有關論述，到60年代《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再到過去三十多年來我國政治、歷史、經濟理論界對“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和爭論。這是臨時抱佛腳。最后我定下談幾點對所謂“斯大林模式”的粗淺認識。我發言的題目看起來很大，但是內容不多、不深、不細，很可能也不準確。

　　第一點，“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含義。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歷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凡數千年，都是少數剝削壓迫階級統治多數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在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抗中，已經成熟、壯大到這樣的程度：即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聯合其他勞動階級的政治統治，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和手段，建設嶄新的社會主義，為逐步過渡到沒有階級、沒有政黨、沒有國家，當然也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而進行復雜、曲折、漫長、頑強的奮斗和犧牲。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的創立、有一個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災難，為俄國無產階級開創這個偉大的歷史事業準備了充分的條件。說“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第一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英雄創舉打碎了俄國資產階級的整個國家機器，建立了工人、士兵、貧苦農民自己的國家政權，證明了自己的歷史創造力，具有普遍的國際意義;第二是十月革命的勝利，為在俄國和后來的蘇聯建設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嶄新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和社會形態開辟了光明的前景和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從而為人類社會的前進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十月革命的勝利震撼了全世界，它所產生的政治沖擊波迅速向四面八方擴散，與俄國鄰近的國家、整個歐洲、東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都躁動起來了!與此同時，這一場革命大地震必然引起了全世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的極度恐慌、仇視和瘋狂反對。

　　第二點，為什么有人刻意提出“斯大林模式”，并掀起一場長時間的批判運動?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領導的蘇俄進行了長達5年的抗擊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粉碎國內反革命叛亂的戰爭，與戰爭環境相適應，實行的經濟政策是戰時共產主義。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鞏固蘇維埃政權，從1922年開始，列寧倡導全面實行新經濟政策。列寧評價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特殊的過渡辦法”，是“用所謂‘新的迂回方法’來奪取一些陣地，實行退卻，以便更有準備地再轉入對資本主義的進攻”，而且他一再強調“我們的退卻是有限度的”。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領導下建立、發展和鞏固起來的。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逐步鞏固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招致帝國主義的仇恨，所以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國際上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勢力就不遺余力地開展反對所謂的“斯大林主義”的非斯大林化運動。他們反對“斯大林主義”，重點是反對斯大林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治制度，利用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犯的一些理論和實踐錯誤，無限夸大所謂的斯大林“極權主義”、“獨裁”、農業合作化中“消滅農民”、直到三十年代的肅反“大清洗”、建立“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等等。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惡毒咒罵斯大林、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把國際上反“斯大林主義”惡浪推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對此，毛澤東同志給予了全面、深刻、辯證的分析和反擊，捍衛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分析了斯大林的錯誤和教訓，肯定了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經驗。在1956年發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1963年發表的《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徹底亮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這里就不再引述了。

　　在國際反共、反蘇勢力掀起反“斯大林主義”惡浪的時候，“斯大林模式”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晰。“斯大林模式”的概念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起來的。“斯大林模式”等同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或“蘇聯模式”，為了利用非斯大林化的成果，用“斯大林模式”的稱謂更能蠱惑人心。“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指在斯大林領導時期建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全社會的經濟管理及運行體系。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方面，是指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在經濟管理和運行體系方面，主要是指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代替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提出并批判“斯大林模式”，背后的動機是要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與其相適應，就一定要把計劃經濟改變到市場經濟。所以，在蘇共垮臺、蘇聯解體、蘇東劇變以后，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為了全面快速推進私有化，就大張旗鼓地批判“斯大林模式”。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后，從80年代中期開始，也發生了類似的過程。正如有的文章說的：“‘斯大林模式’是我國史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相關的論文、專著不斷問世。”但說是研究，主流卻是批判，與五、六十年代的風向反過來了。中國批判“斯大林模式”有其自身的特色，就是由于中國經濟制度蛻變的模糊性和漸進性，這個過程表現得比較隱晦，持續的時間更長，而且它是先由強有力的最高政治領導發動，再通過黨校、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教授、研究員們跟進著書立說，進行注釋式批判發揮的。

　　第三點，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實質是批判馬列主義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為復辟資本主義制造輿論。所謂的“斯大林模式”，在基本理論框架和原則上，并不是斯大林的發明和創造，而是斯大林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運用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而建立起來的一套制度。正如斯大林本人所說：“我是列寧的學生, 列寧教導了我, 而不是我教導了列寧。任何人都不能說我不是列寧的學生。他開辟了道路, 而我們沿著這條開辟出來的道路走。”對“列寧主義”的科學概括是斯大林提出來的，即“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拿計劃經濟為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提出：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以后，社會的生產方式就是有計劃的，而不是無序競爭的。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論土地國有化》，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等重要著作里都闡明了這個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而不是個別的隨著時間、地點和條件可以改變的特殊結論。列寧在1899年撰寫的《我們黨的綱領草案》中明確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原理：“社會主義的目的(和實質)是：把土地、工廠等等即全部生產資料變為全社會的財產，取消資本主義生產，代之以按照總的計劃進行有利于社會全體成員的生產。”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寧領導的蘇俄就逐步地實行計劃經濟，他在1921年2月寫的《論統一的經濟計劃》中，就充分肯定了用科學方法制定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電氣化計劃》。

　　無需避諱，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以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斯大林在領導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二十多年間，包括在計劃經濟方面，不可避免地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遭遇這樣那樣的曲折。難道在二百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階段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是也發生了更多、更嚴重的錯誤，甚至罪惡嗎?

　　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就充分借鑒了斯大林的經驗，同時也吸取了他的教訓，努力避免斯大林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學的一面。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在經濟建設方面就正確提出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占了7個。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是最冷靜的，他及時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建議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人民出版社在1958年8月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圖“澄清”許多干部頭腦中的“一大堆混亂思想”，在實踐中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同時在黨內傳達了毛主席的《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批注》和《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其中明確了“還得生產商品”、“問題還是一個農民問題，必須(謹)慎小心”、“斯大林提出計劃經濟是與無政府狀態相對立的。他又說計劃法則與政策是有區別的，這很好。”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批評斯大林說：“你把農民控制得要死，農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從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主席還專門組織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做進一步專門的研究和總結。在毛主席的干預、領導和全黨的努力下，我國克服了暫時的經濟困難，之后的十幾年間，經濟的發展就比較快速平穩了。

　　可是毛主席去世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就被逐步扭轉了方向。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的過程中，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李偉研究員在《探索》2010年第1期上發表了《否定斯大林是蘇聯亡國的根本原因》一文, 認為1991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否定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我認為，李偉的意見是基本正確的。然而，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朱佩明、陳祥生二人在該刊2010年第6期上發表《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蘇聯及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的文章，反駁李偉的觀點，在最后的結論中寫道：“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特定時期可以采用的一種形式, 不能說就是科學社會主義, 只有‘三個有利于’才是檢驗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是否科學的客觀標準。”他們的這個結論倒是客觀反映了我國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際。大家看，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著作里，出現過沒有“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科學社會主義”嗎?反過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嗎?

　　第四點，人民正在覺醒。

　　在我們紀念十月革命98周年的時刻，有一點值得我釋懷的是，在十月革命的故鄉——俄羅斯的人民和有識之士，從對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后國家和人民遭受的慘痛經歷的反思中正在醒悟過來。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劉書林教授2006年在《政治學研究》上發表了《斯大林評價中具有爭議性問題的新分析》，他用大量的、確鑿的、最新披露的檔案材料和事實材料，揭露和推翻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加在斯大林身上，同時也是加在十月革命原則上的污蔑不實之詞。文章中介紹：“在俄羅斯的報刊上,出現了‘五多’現象:澄清事實的文章多了,頌揚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說公道話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時,‘非斯大林化’的市場小得多了, 幾乎成為過眼煙云。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歷史再也不允許被歪曲和捏造,還歷史本來面目的時候到了!”劉書林同志還認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對斯大林始終持科學分析態度的人是毛澤東同志。他既能夠大處著眼,高瞻遠矚地把握評價斯大林問題的實質,又能夠客觀公正,對斯大林的具體評價不差累黍。”最后他引用斯大林的話：“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在今日俄羅斯，這股“歷史的風”已經刮起來了!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劉淑春研究員2010年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發表了《俄羅斯緣何再議斯大林》一文，著重介紹了2008年以后俄羅斯各種政治力量對如何評價斯大林，包括對“斯大林模式”開展的爭論。文章說：“蘇聯解體之初，新自由主義思想在俄羅斯大行其道。與之相應，反斯大林的聲音一度占據社會輿論的主流。然而，隨著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的威信掃地，民眾對斯大林的正面評價愈來愈高，社會上對斯大林的非理性謾罵逐漸被理性的分析研究所取代。”俄羅斯的一些著名學者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驗，俄羅斯人民正在期待出現“新的斯大林”，重新走向社會主義。

　　繼十月革命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偉大的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接著，在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指引下，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給中國和世界人民帶來無限的希望。然而，歷史的車輪不是在筆直平坦的軌道上行駛的，要避免曲折，甚至顛覆是很困難的。

　　目前，中國人民和有識之士也在反思。下面的社會現象明白無誤地擺在我們面前：國家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與其主要同盟軍——農民階級被轉換成了社會的弱勢群體;私有經濟的比重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資本和雇傭勞動制度全面復活;貧富兩極分化位于世界前列;官員隊伍大面積腐敗;各種經濟實體和經營單位把利潤最大化作為行動的根本原則;無節制的消費主義盛行;很多部門的生產能力和產品過剩(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目前已經建設了30億人的住房)，這種生產能力和產品的過剩也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自然資源被過度消耗;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在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在許多上層建筑部門新自由主義盛行;……

　　不僅如此，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在今日俄羅斯，新自由主義已經威信掃地了;然而在中國，新自由主義仍然在肆虐。

　　但是不管怎么說，中國人民和有識之士也正在覺醒。

　　令北大引以為豪的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烈士在十月革命后豪邁地預言過：“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雖然這個預言現在還遠沒有變成現實，但是歷史運動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烈士的鮮血也是不會白流的。只要一代一代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高舉十月革命的旗幟，發揚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我們的理想就一定能夠實現!

　　謝謝大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