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是“小康社會”，還是“共產主義”？

　　郝貴生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多次強調把建設“小康”社會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五大以來的政治報告都竭力突出這一目標，最近再次強調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究竟正確與否?是馬克思主義觀點，還是偏離或背離馬克思主義呢?是服從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還是偏離、背離最高綱領呢?

　　一、“小康”思想的來源、實質及其危害性

　　1、“小康”概念來源

　　“小康”一詞來自中國古代儒家著作《禮記·禮運》篇。該篇首先講到從孔子參加魯國的歲末大祭祀完畢后非常感慨地嘆息起來。其弟子問孔子，先生為什么嘆氣呢?孔子就談到了他沒有趕上的“大同”社會和當今的“小康”社會。談到“大同”時他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當大道得以施行的時候，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社會上進選賢能做事，講求信義，教人團結和睦。所以每個人不單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單愛護自己的子女，還使社會上的老年人得以安享天年;壯年人能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幼年人能好好地成長起來。使鰥夫、寡婦、孤兒、沒有子女的老人家，以至殘廢疾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顧。使到男子都有本身適當的工作，女子都有歸宿的家庭。人們不讓財貨資源白白浪費于地上，于是努力開發，然而不必據為己有;人人惟恐自己不出力工作，可是并不是為自己私底下的利益。既然這樣的話，社會上就再不會有陰謀詭計的使用，也不會有搶劫、偷竊和作亂的事發生了。因此，人們也不用關上門來彼此防范。這就叫做大同世界。)談到“小康“時他說：“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如今大道已經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財產。人們各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把自己的兒女當作兒女，財物和勞力;都為私人擁有。諸侯天子們的權力變成了世襲的，并成為名正言順的禮制，修建城郭溝池作為堅固的防守。制定禮儀作為綱紀，用來確定君臣關系，使父子關系淳厚，使兄弟關系和睦，使夫妻關系和諧，使各種制度得以確立，劃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為自己建功立業。所以陰謀詭計因此興起，戰爭也由此產生了。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這六位君子，沒有哪個不謹慎奉行禮制。他們彰昌禮制的內涵，用它們來考察人們的信用，揭露過錯，樹立講求禮讓的典范，為百姓昭示禮法的儀軌。如果有越軌的反常行為，有權勢者也要斥退，百姓也會把它看成禍害。這種社會就叫做小康。)

　　這里所說的“大同”社會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公有的經濟制度：“天下為公”，二是人民當家作主：“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三是公有觀念占主導地位：“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四是人得其所的社會保障：“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是各盡所能：“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六是良好的社會風氣：“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而“小康”社會的特點是：一是經濟上的私有制度：“天下為家”“貨力為已”，二是私有觀念占主導地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三是不平等的世襲等級制度：“大人世及以為禮，域郭溝池以為固。四是“禮”為核心的等級觀念：“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五違背“禮”者要受到譴責和懲罰：“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從這里可以看出，這里所講的“大同”社會類似于我們講的共產主義社會，這里所講的“小康”社會典型的就是指私有經濟、私有觀念、等級制度、等級觀念占主導地位的私有制社會。

　　2、“百度百科”對“小康社會”的解讀

　　筆者查閱“小康社會”的含義，“百度百科”這樣解讀：“小康社會是古代思想家描繪的誘人的社會理想，也表現了普通百姓對寬裕、殷實的理想生活的追求。 所謂全面的小康社會，不僅僅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滿足城鄉發展需要。十六大報告中，從經濟、政治、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四個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具體內容。特別將可持續性發展能力的要求包含在其中。具體就是六個“更加”：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小康是介于溫飽和富裕之間的一個生活發展階段。不僅要從生活水平的角度來理解，還應把小康社會作為一個更加具有理論內涵的新概念，是一個體現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新概念。其發展目標包括人民生活目標、經濟發展目標、政治發展目標和社會發展目標等方面的內容。所以，小康社會是一個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生活殷實、人民安居樂業和綜合國力強盛的經濟、政治、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社會，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社會發展階段。”“‘小康社會’是一個經濟概念，先實行小康的思路是正確的。小康社會是完全地集成了法家管子的治理方式——‘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識榮辱’，這是小康社會建設的前提和基礎。中國的經濟發展讓每一個主體的生活水平相對來講是越來越好;每一個主體的自由度、權利、人權狀況才會越來越得到改善。”應該說，這種解釋基本反映了國家領導人和官方文件對“小康社會”的理解。

　　3、“小康”思想提出過程

　　“小康社會”最早是鄧小平提出的，他從“四個現代化”思想引伸而來。1964年周總理根據毛澤東提議，明確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布，我國今后的戰略目標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中，繼續重申這一目標，提出要“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顯然，毛澤東、周恩來闡發的中國共產黨人奮斗的總目標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包含四個現代化，但不能歸結為四個現代化。需要指出，他們這這一思想的提出是上世紀60、70年代。這一歷史時期正是毛澤東闡發和實踐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重要時期。因此“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在強調“階級斗爭”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因此“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絕不單純是經濟上的強國，而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以及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強國。如果離開了后者，把社會主義目標單純歸結為“四個現代化”，那就絕不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很可能就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毛澤東生前并不擔心中國的“衛星上天”,而最擔心的是“紅旗落地”。毛澤東、周恩來強調的“四個現代化”是在“紅旗不能落地”的大前提下進行的，否則經濟上去了，經濟成果卻為少數人占有，豈不是幾千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了嗎?豈不是共產黨背離了共產主義的大目標了嗎?這就是毛澤東、周恩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真正含義。然而，1975年恢復并主持經濟工作的鄧小平利用毛澤東的三項重要指示，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實則是根本否定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指導“四個現代化”的指導思想，因而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判。

　　鄧小平重新上臺后，顯然特別強調經濟的發展，強調 “四個現代化”思想。于是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就界定為“小康”社會。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7頁)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又說：“前不久一位外賓同我會談，他問，你們那個四個現代化究竟意味著什么?我跟他講，到本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達到一千美元，算個小康水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9頁。)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又說：“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4頁也許領導者意識到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單純是經濟的發展，于是自1997年黨的十五大開始提出，小康社會不僅指經濟上的翻番，還包括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發展。2002年黨代會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2012年，黨的十八大又重申和進行了具體闡發。

　　4、“小康”思想的實質及危害性

　　從表面看，一些講話、官方文件及“百度”中對“小康”社會直接解讀的含義與《禮記》中“小康”的含義相距甚遠，因為不直接提私有制和私有觀念以及以“禮”為核心的嚴格的等級制度。但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實際把建立私有制、私有制觀念和等級制度作為主要目標。因為一些人一再污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社會主義”的本質都沒有搞清楚，他們要重新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即那段“發展和解放生產力”的荒謬觀點。實質上他們認為，公有的經濟制度和“為人民服務”的公有觀念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只有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因此“改革”實踐的對象恰恰就是經濟上的公有制度、政治上的人民當家主的地位和“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激發“改革”和發展生產力的動力恰恰就是“人本性自私論”，鼓勵人們追求的目標恰恰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等諸方面“人上人”的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于是，解散農村集體經濟、賣國企、賣土地、賣資源、走市場化道路，取消人民群眾“四大”權利等就成為貫穿幾十年中國改革的靚麗的風景線。這就是“小康社會”的具體內容。中國當代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腐敗如此嚴重、貧富差距如此之大、腐朽觀念泛濫如此之深，其最深層次的經濟根源就是私有化、市場化為基本特征的所謂“改革”及改革目標“小康社會”。這不與《禮記》中的“小康”社會的含義完全一樣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小康社會”發展經濟和全面建設是假，建立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且帶有中國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才是真。表面上是賦予古代“小康”社會新的含義，實質是把其糟粕性內容改頭換面，罩上社會主義的外衣，變相推銷和販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一切腐朽的內容。

　　也許有人講，“小康”社會沒那么復雜吧!強調建設小康社會，不就是強調追求富裕生活嗎?這有錯誤嗎?確實追求個人家庭的生活富裕本身沒有錯誤，但共產黨人首先追求的是人民的富裕、國家的富裕、民族的富裕。只有國家富強、強大了，才有真正的個人富裕。但共產黨人的這一基本理論遭到了某些學者的污蔑、攻擊和徹底否定。2004年有一個號稱“國民素質研究專家”的解思忠先生著的《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一書在談到公與私關系問題時，引用了亞當·斯密《國富論》中那段關于“看不見的手”的重要論述。緊接著，他就開始批判“大公無私”的觀點，“幾十年的實踐，已宣告了‘大公無私’神話的破產。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大私有公’—只有每個社會成員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竭其所能，才會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積累，反過來又惠及每個社會成員;反之，大家都一味地依賴集體和國家，只能是永遠捧著個討飯的碗。” (《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中國長安出版社，第131頁)這段話的含義非常清楚，意思是說，只有“人本性自私論”才真實揭示了公與私的關系，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 “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公而忘私”、集體主義都歪曲了公與私的關系，對社會發展有消極、破壞作用。因此，中國人應該把追求個人、家庭幸福作為唯一的目標和動力，也應該成為塑造中國現代人基本素質的內容和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還有那個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廣州日報》發表的談話中講到，計劃經濟下，國家總是不停地尋找精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王長江甚至還談到，共產黨也有自己的私利。所以解思忠、王長江以及相當多的人包括一些官員和知識分子看來，小康、小康就是我自己的“小康”之家，實際就是單純追求個人或家庭的富裕生活。所以在這些人眼里，什么理想、信念、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全是假的、空的，全都應該拋棄，只有金錢才是實實在在的，發展是硬道理實際是說，貨幣就是硬道理。也正是在這種全民奔“小康”的競賽之中，人們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耗子就是好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權力、資本和一切可利用資源致個人之富，特別是官員和國企人員也利用手中資源瘋狂地為自己撈權、撈錢。那些迅猛暴富起來的數十萬的爆發戶和腐敗官員就是奔“小康”致富的典范和楷模。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的客觀事實是，私有觀念的泛濫、蔓延以及對官員、知識分子和全民的腐蝕作用達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時期。這就是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結果。共產黨人的各級官員特別是大領導們，頭腦該清醒清醒了，不要再為這誘人的所謂“小康”目標所蒙蔽了，該是徹底拋棄“小康社會”的荒謬理念了。連孔子都說，“大同”講的是大道，“小康”講的是小道。共產黨人難道不講大道，而講小道嗎?

　　二、應該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筆者認為，“小康”社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用語，把其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是對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偏離和背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錯誤提法應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所取代。

　　1、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決定中國共產黨人的近期目標或最低綱領只能是社會主義

　　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消滅私有制，實現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在共產黨人的圣經《共產黨宣言》中寫得清清楚楚。中國共產黨人一成立，就把其作為自己最終的奮斗目標。十八大通過的新黨章總綱中仍然明確指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人除最高綱領之外，也有最低綱領即近期實現的目標?！豆伯a黨宣言》中就指出共產黨人也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的綱領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任何最低綱領必須服從于最高綱領，如果背離了最高綱領，那么共產黨人的階級屬性就會發生根本改變。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那么作為奪取政權之后的共產黨人的最低綱領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許多論述已經明確指出這一點。毛澤東、周恩來生前提出和闡發的“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就是這一最低綱領的具體表述。

　　2、“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中國當今使用頻率較高但最混亂的概念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那里講得清清楚楚，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制度。恰恰馬克思主義這一最基本觀點被歪曲了。他們說老祖宗和毛澤東都沒有講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他們要給“社會主義”重新下定義，這就是他那著名的所謂“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同時還把“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市場經濟”等強加于“社會主義”。因此他們也大講特講“社會主義”，包括“黨的基本路線”中的“社會主義”，但都是他們修正了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差距十萬八千里。

　　3、“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是對《禮記》篇“大同”社會思想的批判繼承

　　《禮記》篇同樣描繪了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不平等制度觀念的《大同》社會。中國封建社會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目睹私有制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和罪惡現象，幻想能夠有一種類似于“大同”社會的新的社會狀態。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就代表了他們的理想和愿望。孫中山先生也曾把“天下為公”和“大同”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但他們受歷史條件的制約，不可能有唯物史觀理論的指導，也就不可能真正認識私有制形成的根源及克服的物質途徑。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科學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及私有制為共產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并把這種理論付諸于現實，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毛澤東1959年所寫的《七律·登廬山》尾聯中寫道：“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實際是說，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就是陶淵明《桃花源記》思想的延續，也是“大同”社會思想的延續，是更高基礎上的繼承。而我們今天共產黨中的某些人不講對“大同”社會的批判繼承，卻偏要把私有制、私有觀念為根本特征的“小康”社會偷換為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這還有共產黨人的氣味嗎?

　　4、“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發展經濟”是正確思想政治路線指導下的“發展經濟”

　　《共產黨宣言》對此也講得非常清楚，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公有的經濟制度之后，“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也確實這樣做的，由此取得了前三十年極其巨大的經濟建設的成就，且為后三十年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任務本身并沒有錯誤，且還要繼續加大經濟建設的步伐。但必須有總的指導思想，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這條思想政治路線就是把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擺在首要地位。否則，這種“經濟建設”就會成為毛澤東最擔心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現象，且中國當今社會已經有相當多的政權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發展起來的物質成果并沒有為絕大多數人所享用，已經是部分變質變味變色的社會主義。

　　5、“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馬克思1851年關于階級斗爭問題的著名論斷中指出，階級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中思想、道德、政治多方面還存在舊社會的痕跡。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所有這些論述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仍然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仍然存在兩種意識形態的激烈斗爭，社會主義不是已經消滅階級，而是消滅階級的過程，因此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認識社會主義各種社會現象。如對“依法治國”的認識。這些年來，“依法治國”領導人講話、文件、主流媒體喊得震天響，一系列法律文件翻幾番增長，可是卻出現了“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犯法”的奇特現象，甚至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主管政法的主要領導都以身試法、貪污腐敗?根源究竟在哪里?簡單一句話：不講法的階級性。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社會主義法律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意志的表現，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當權力者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為個人或少數人謀利益時，必然在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執行法律、遵守法律等諸方面做出錯誤決定和“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如當年修改憲法中取消“四大權利”的內容恰恰是修改者害怕和仇視人民群眾的具體表現。離開法的階級性實際是離開人民群眾的立場、情感和根本利益講法律和依法治國，其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依法治國”。同理，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

　　6、“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把培養和塑造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社會主義新人作為極其重要的任務。

　　《共產黨宣言》中講到“兩個決裂”，同傳統觀念決裂就是同與私有制適應的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剝削階級觀念決裂。任何文化、觀念都是塑造人的文化、觀念。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塑造的就是沒有遠大理想、沒有社會責任感、自私自利的人。共產主義同這種文化決裂，就是用共產主義的理論、理想、觀念取代這種傳統文化。《共產黨宣言》中也講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就是塑造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人民服務的人。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非常重視塑造為共產主義理想事業奮斗終身的人，社會主義時期的他的全部思想也是塑造這樣的人。他一旦發現黨內有人放棄了這一目標，就諄諄囑咐要繼續革命，不要忘記共產主義大目標，要“兩個務必”。因此，建設社會主義，塑造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主義新人是理所當然、應有之意的重要任務。然而“小康”表面上是單純追求經濟的具體指標和“小康”之家的富裕生活，實質也是塑造人的理論，但其塑造的是沒有理想、信念、自私自利的拜倒在權力和金錢面前的奴性人。最近筆者讀到一篇評論當代中國三大社會問題的文章中講，首要問題就是沒有理想、信念，包括那些曾經在黨旗下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各級官員。這難道不與所謂“小康”目標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嗎?鼓吹“小康”社會的人片面歪曲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思想，他們認為經濟發展了，人的道德水平自然就會提高，并特別借助法家管子的治理方式“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識榮辱”說明之。唯物史觀確實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這里所說的“社會存在和經濟基礎”不是指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指標，而是指生產關系。“倉廩實”、“衣食足”不必然導致“知禮節”、“識榮辱”，這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即使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確立之后，仍然需要堅持“政治掛帥”思想，用共產主義理想和集體主義思想激發和教育人民群眾。重塑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是中國共產黨人當今一項極其緊迫而又艱巨的任務，是完成各項具體任務的最強大的精神動力，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最重要內容。希望黨中央采取多種途徑、形式、手段強化這一內容的建設。

　　7、“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把人民民主權利落實到實處

　　筆者多年前所寫的有關群眾史觀理論意義的文章中講過，從群眾史觀角度界定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使絕大多數人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從這個意義上說，“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理所應該地包括真正落實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基本權利，這也是中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在所謂“小康”社會的目標中，也包括民主建設。但《禮記》中“小康”社會的本意是建立以封建禮制為核心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與民主制度根本對立。而當今對“小康”社會的解讀中硬加進民主建設實則是風馬牛不相及，不倫不類。實踐過程中同樣是“民主”口號震天響，人民群眾做主人的實際具體權利基本沒有落實?，F有的各級人代會，還有多少真正的工農和最基層的群眾代表呢?看看每年召開的人代會議，又能夠有幾條人民群眾真正關心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提案呢?為什么年年全國上訪人數如此之多，且大多遭到地方權力部門的層層堵截呢?人民群眾年年自發組織對毛澤東的紀念活動卻屢屢受到禁止和壓制，一些主流媒體對宣傳封建主義、西方普世價值的文章大開綠燈，而對真正歌頌中華民族的最偉大英雄毛澤東的偉績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晚年理論的文章設置重重障礙……。這是弘揚“民主”還是壓制“民主”呢?如果權力者真正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筆者建議，重新恢復人民群眾的“四大”權利,恢復人民群眾游行、示威、罷工的基本權利，徹底改變各級黨代會、人代會官員和普通群眾的構成比例，不得禁止和阻撓人民群眾任何自發的紀念毛澤東的各種活動，不得以任何新的“凡是”和禁區壓制人民群眾自發紀念毛澤東的活動等等。沒有這些具體權利的落實，就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

　　筆者并不反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只是反對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總目標而帶動后三個“全面”。因為任何中國社會發展總綱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小康”社會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是中國封建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混合物。中國社會發展必須以共產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為總目標帶動改革、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去進行具體的共產主義實踐運動，才有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真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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