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哈耶克經濟思想比較研究

　　劉希良*

　　(長沙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湖南 長沙 410022)*

　　[摘要]我國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經歷了學習領會和初步興起階段、迅猛發展和熱烈討論階段和深入推進但明顯降溫階段，哈耶克經濟思想的研究則經歷了不受重視和批判否定階段、開始重視和介紹宣傳階段、廣受關注和影響加深階段和批判回升但仍受重視階段。這兩種研究既有相同點但也存在研究動力、研究態勢和研究地位的差異，表明我國改革開放的路線之爭過去是并且仍將是一個重大而尖銳的問題，我們應對之保持清醒認識，嚴肅認真地加以應對。

　　[關鍵詞]鄧小平;哈耶克;經濟思想

　　注：本文發表于《寧夏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總設計師，哈耶克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兩者都對市場經濟持堅定肯定態度，都有豐富的關于市場經濟的思想和理論，都是影響和改變世界的歷史人物。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時恰逢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戰勝凱恩斯主義，主導西方產學官媒各界之際。中國的改革開放既是鄧小平理論及以之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的產物，也頗受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因此兩者的思想包括經濟思想都引起了我國學界的熱烈討論。

　　一 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歷程

　　鄧小平經濟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和實踐的產物。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據百度和中國知網以篇名“鄧小平+經濟”分別就相關著作和論文的搜索，截止2014年4月1日，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呈如下變化趨勢：

　　1.學習領會和初步興起階段（1983-1990年）。我國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正式起步于1983年《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出版之后，第一篇研究鄧小平經濟思想的論文是1983年《商業經濟研究》第3期薛長順的《商業經濟理論研究必須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學習<鄧小平文選>的一點體會》，此后至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召開，學界主要是學習領會該著作的基本觀點和精神，除1983年《經濟與管理研究》第5期郭道夫的《試論鄧小平經濟思想》一文外，系統論述鄧小平經濟思想的論文比較少見。可能正是該文首次明確提出“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概念，并指出“鄧小平經濟思想，集中來說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濟思想”。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制定了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并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對鄧小平理論作了12條基本概括，描繪了鄧小平理論的基本輪廓，推動了鄧小平研究的全面開展。此后，系統探討鄧小平經濟思想的論文開始增多，包括王廣信在1987年《理論學刊》第5期發表的《鄧小平經濟思想初探》，張翼翔和李曉玉在1988年《江西社會科學》第1期發表的《試論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特色》，向群在1988年《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發表的《鄧小平經濟思想初探》，張德霖在1990年《社會科學》第1期發表的《走社會主義大道 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經濟思想要論》，盧開國在1990年《南京社會科學》第1期發表的《鄧小平同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探述》。1989年，荀家喜等編著的《鄧小平的經濟思想研究》由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國內最早系統研究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專著。

　　2.迅猛發展和熱烈討論階段（1991-2000年）。上世紀90年代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熟并被確定為指導思想的時代。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黨的十四大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4年《鄧小平文選》第一二卷再版;1995年，中共中央印發《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給全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學習;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并闡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確立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此背景下，學界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面。就著作方面看，此時專門研究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就有蔡建華的《鄧小平經濟改革思想研究》(1990)，王廣信和段曉光的《鄧小平的經濟思想》(1990)，楊林興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2)，倪大奇等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2)，劉鵬等的《鄧小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論》(1992)，劉炳瑛的《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研究》(1992)，中國毛澤東經濟思想研究會的《鄧小平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思想研究》(1992)，劉世義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3)，劉同德等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究叢書: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3)，張恒云等的《挽救中國——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3)，顧寶孚和陳自芳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4)，王玨等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淵源與發展》(1994)，袁明全的《強國富民之路--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4)，王天璽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5)，顧海良和張雷聲的《鄧小平的經濟思想》(1996)，潘思彥的《鄧小平經濟思想論綱》(1996)，烏杰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7)，畢憲順的《鄧小平經濟思想論綱》(1997)，貫福寰等主編的《毛澤東鄧小平經濟思想及其發展》(1997)，張南征的《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1998)，張信的《鄧小平經濟思想中的辯證法》(1998)，胡義成的《生產力哲學--鄧小平經濟哲學思想探稿》(1998)。就論文方面看，此間篇名包含“鄧小平+經濟”的論文有2176篇，其中篇名包含“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有400篇，包含“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有163篇，包含“鄧小平+經濟哲學”的有24篇，可見學界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的興盛。從論文歷年研究的情況看，此間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形成了兩個高潮，一是1991-1994年，歷年論文數分別是25篇、55篇、68篇、422篇;二是1995-1999年，歷年論文數分別是258篇、195篇、365篇、349篇和439篇。

　　3.深入推進但明顯降溫階段（2001年至今）。歷史跨入21世紀以后，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同時強調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在此背景下，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繼承和發展的論文和著作開始出現，如夏聲川的著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中國經濟》(2005)、王培俊的論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鄧小平經濟哲學的創新與發展》(2006)等。同時，學界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一是加大了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哲學思考，出現了許多研究鄧小平經濟哲學的專著。如董德剛的《鄧小平經濟哲學思想——以“三個有利于為根本的建設哲學”》(2001)、朱書剛的《鄧小平經濟哲學思想》(2002)、魏胤亭等的《鄧小平經濟哲學思想初探》(2003)、蔡永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哲學:鄧小平經濟哲學研究》(2005)。二是出現了宣講鄧小平經濟思想的教材。如謝望禮主編的《“新世紀”經濟學文庫——鄧小平經濟理論教程》(2001)、龔立新編著的《鄧小平經濟理論教程指導》(2002)、曾培炎主編的《鄧小平理論書系——學習鄧小平經濟理論二十講》(2004)等。三是研究鄧小平經濟思想的視角更加多樣。這可以從許多專著的名稱看出，如汪青松的《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2001)、蘇星的《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體制轉軌》(2002)、吳樹青的《鄧小平理論與當代中國經濟學——鄧小平理論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2002)、宋醒民的《鄧小平經濟理論創新研究》(2003)、李治國的《鄧小平經濟思想原旨與概貌研究》(2003)和沈承剛的《鄧小平經濟政策思想研究論綱》(2004)等。不過，學界的這種開拓創新在2005以后明顯降溫。就相關著作看，2005年后研究鄧小平經濟思想的著作只有易重華的《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2008)等、鄧磊的《鄧小平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動力思想研究》(2008)、宋海瓊的《鄧小平資本主義論研究》(2011)和謝加書的《鄧小平經濟理論的傳播(1977-1997)》(2012)等，與2002-2005年相比，數量明顯減少。就篇名“鄧小平+經濟”的論文而言，相比前一階段，此間論文總數為1589篇，數量同樣明顯減少。具體而言，本階段歷年相關論文數分別是223篇、169篇、113篇、369篇、136篇、87篇、99篇、101篇、93篇、55篇、42篇、66篇、30篇、6篇，總體呈逐漸下降趨勢。不過其中也有2004年和2008年兩個高潮。考慮到文章發表的滯后性，這兩個高潮或許與2002年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有關，另外2004年的高潮或許還與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有關。

　　二 哈耶克經濟思想的影響演變

　　哈耶克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先是奧地利學派的成員，后加入英國倫敦學派，之后去美國成為芝加哥學派重要成員，并和貨幣學派的弗里德曼是親密戰友，最后回到德國弗萊堡學派，終身以宣揚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批判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已任，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名副其實的精神領袖。哈耶克治學廣泛，其經濟思想不限于其經濟學研究所形成的理論觀點，而是包括其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方面研究在內，旨在批判資本主義國家干預主義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闡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并就如何構建和維護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所闡發的一切理論學說。哈耶克的經濟思想不僅在西方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且隨著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滯脹危機和凱恩斯主義失靈而與其他新自由主義理論一道成為西方主流經濟思想，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具體而言，其經濟思想在我國的影響和研究大致可分如下階段：

　　1.不受重視和批判否定階段。我國學者最早注意哈耶克始于20世紀40年代。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政論集《自由之路》中第一次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但并未引起重視。1958年哈耶克的第一本著作《物價與生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被批判的資產階級學說，以“內部讀物”的方式介紹到中國。1962年商務印書館以“內部讀物”的名義出版了哈耶克的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作為學界了解和批評現代資產階級反動經濟理論的參考書。[1]至此，哈耶克對中國學界幾乎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2.開始重視和介紹宣傳階段。20世紀80年代，適逢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勃興之時，哈耶克的思想學說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其他新自由主義流派的理論學說正式在中國登堂入室，其著作如《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被翻譯出版，并一定程度上被介紹、研究、討論、宣傳、講授，其思想對當時的一些歷史事件如思想方面的“異化”問題討論和政治方面的“六四”風波產生了某種影響。但總的來看，由于此間經濟學在中國還不是“顯學”，哈耶克在中國的影響和研究還十分有限。

　　3.廣受關注和影響加深階段。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之后，哈耶克在中國的影響迅速升溫，至2000年前后達到頂峰。一是哈耶克本人及其相關的著作大量出版。《通往奴役之路》1997年重新翻譯出版，《自由秩序原理》于1997年出版，《法律、立法與自由》、《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2000年出版，《哈耶克論文集》2001年出版，《自由的鐵籠：哈耶克傳》、《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2002年出版，《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哈耶克傳》2003年出版。二是產生了許多譯介和研究哈耶克的著名學者如鄧正來、秋風、馮克利、劉軍寧、高全喜、韋森等，哈耶克研究蔚然成風。三是哈耶克直接影響到當時的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此間流行的理論如國企“靚女先嫁論”、“爛蘋果論”、“冰棍論”、“吐痰論”等大都與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及受之影響的其他新自由主義理論如科斯的新制度主義等有關。四是經濟理論界與對待哈耶克相關產生了所謂“新右派”和“新左派”，即哈耶克思想的“挺派”和“批派”，前者如林毅夫、樊綱、張維迎、周其仁、汪丁丁、魏杰、楊瑞龍、張軍等，后者如楊帆、左大培、顧海兵、韓德強、楊斌、趙英、盧周來等[2]。五是帶動引進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如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經濟學、憲政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不確定性經濟學、語言經濟學、演化經濟學、游戲經濟學等，這些學說的相關代表性人物如布坎南、羅爾斯、阿羅、肖特、青木昌彥、魯賓斯坦、納爾遜等備受關注和探討[3]，使新自由主義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話語。

　　4.批判回升但仍受重視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實踐在拉美和俄羅斯等多地的失敗，東南亞金融危機及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發生，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在國內外受到日益廣泛的批判。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受國外大環境的影響，國內批判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的聲音明顯回升。雖然如此，哈耶克仍是國內學界灸手可熱的話題。從知網搜索可知，自2009年至今年4月1日，篇名中包含“哈耶克”的論文有321篇，其中包含“哈耶克+經濟”的論文有26篇。著作方面，哈耶克本人及其相關的著作被繼續推出或再版。如《哈耶克讀本》2010年出版，《哈耶克古典自由主義研究》2011年出版，《經濟學家：哈耶克》2012年出版，《漫說哈耶克》、《凱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變世界的三個經濟學家》、《凱恩斯大戰哈耶克》2013年出版;《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市場》和《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2011年再版，《自由憲章》和《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2012年再版，《哈耶克傳》2014年再版，等等。

　　三 比較與評析

　　綜上所述，可見我國學界對鄧小平和哈耶克經濟思想兩者的研究既有相似之處也有明顯差異。這兩種研究的相同點一是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的產物，都是為了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都經歷了一個興起、快速發展、有所回落的曲折過程;二是都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都成為了學界的中心議題;三是都力圖對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發揮指導和引領作用，以最終影響改革進程和方向。其不同之處在于：

　　1.研究動力不同。就兩者的歷程看，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政治驅動，與鄧小平本人及其思想在我國的地位、黨和政府的推介和宣傳、其本人及其思想的紀念活動等密切相關。相比之下，哈耶克經濟思想研究更多受資本驅動，“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新自由主義，其推動者是西方大壟斷資本及其所操縱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跨國公司”。[4]

　　2.研究態勢不同。就兩者的趨勢看，大有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興而不旺，哈耶克經濟思想研究批而不衰之勢。雖然鄧小平經濟思想作為我國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仍深刻影響今天經濟社會的發展，但隨著所謂“鄧小平時代”的逝去，其研究顯然風云不再。相比之下，雖然新自由主義實踐在全球已基本破產，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在國內外均面臨諸多爭議甚至批判，但即使在2008年之后所謂“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的哈耶克研究似乎仍方興未艾。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學界總體上遭受冷遇甚至被邊緣化，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受到追捧甚至被抬至主流的嚴峻現實。當前，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甚至還有乘勢而上，進一步影響改革進程的動向。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后，“國內外新自由主義者紛紛粉墨登場，說什么全會《決定》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取代原來的‘基礎性作用’，就是主張‘由市場說了算’，就是要建立一個‘消除了行政干預的市場’，這‘符合私有資本和西方投資人利益’。這明顯是在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誤導我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5]

　　3.研究地位不同。綜合就上述兩者的歷程和趨勢看，如果將改革開放以來兩者的變化發展視作一場競爭，那么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似乎勝出的是哈耶克而不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研究，以至占據學界主流地位的不是包括鄧小平經濟思想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而是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再就鄧小平和哈耶克經濟思想的比較研究看，雖然有的論者對兩者作了比較客觀的比較，如2004年王友明發表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的論文《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等，但也存在不少“以鄧解哈”或“以哈解鄧”的現象，從而忽略了兩者的本質區別，且有意無意地顛倒了兩者在我國應有的主次地位。如1998年胡義成在《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發表的《作為“天道”展現的市場經濟必然性——鄧小平經濟哲學與哈耶克的某些契合》一文就認為，在認識市場經濟作為“天道”運行之體現方面，鄧小平吸納了“包括哈耶克的信息機制分析和庫普曼以數理推理證明的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優化理論在內的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等，就存在“以鄧解哈”的傾向。又如，在市場經濟理論的性質問題上，有論者指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把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曲解為中性的市場經濟理論，甚至曲解為不要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6]就存在“以哈解鄧”的傾向。

　　總的來看，鄧小平和哈耶克經濟思想研究折射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圍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方向、兩條道路、兩種前途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尖銳性和復雜性。雖然黨和政府一貫以包括鄧小平經濟思想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指導我國經濟建設，并堅持結合中國具體實際不斷創新和發展，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成為我國學界主流話語的現實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斗爭仍任重道遠”。[7]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方面看，一是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迎合了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需求，在西方大資本家、大財團和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的大力支持下，成為了國際敵對勢力滲透、西化、分化我國的意識形態工具;二是“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行了”，從而給學界造成誤判;[8]三是社會主義缺乏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成功經驗，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需要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功做法，需要學習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學說;四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無論是積極的問題如國企改制、政府轉型、管理創新等，還是消極的問題如貧富分化、貪污腐敗、誠信缺失等都給新自由主義提供了理論闡釋的空間和搶占話語的機會;五是“新形勢下我們對于意識形態斗爭的經驗不足,放松了警惕”，[8]甚至還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身建設的失誤”;[4]六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生了新的利益階層，新自由主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中某些人的理論訴求，受到其認可、支持、贊賞乃至鼓吹。從主觀方面看，一是理論鑒別能力不夠，面對改革開放后涌進的各種新奇理論，缺乏嚴肅認真的分析、鑒別和思考，甚至“把參與經濟全球化等同于認同西方主流價值觀”，[4]以至在思想上被俘獲。二是理論自信錯位，價值自信失當，導致對馬克思主義信心不足，而對新自由主義片面崇拜，甚至“樂觀地認為只要我們照搬西方制度，從官僚腐敗、國民道德水準底下、到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社會犯罪以及通貨膨脹的消除等所有重大問題都能一蹴而就”。[4]

　　總之，鄧小平和哈耶克經濟思想在我國學界的研究表明，我國改革開放的路線之爭過去是并且仍將是一個重大而尖銳的問題。我們應對之保持清醒認識，嚴肅認真地加以應對，更加注重意識形態安全，提升意識形態建設的能力、水平和力度，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確保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正確方向。

　　[參考文獻]

　　[1]趙誠.哈耶克在中國的命運,深圳商報[N],2003年6月14日第C04版.

　　[2]徐雷,論中國新“左派”經濟學的興起[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05,(4).

　　[3]張建君,論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及其影響[J].政治經濟學評論,2007,(00).

　　[4]張才國,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及其歸因分析[J].探索,2006,(3).

　　[5]何秉孟,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誤導我改革開放[J].黨建,2014,(7).

　　[6]吳易風,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P150.

　　[7]劉希良,楊小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斗爭與理論發展[J].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1,(5).

　　[8]劉國光,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J].經濟研究,2005,(10).

　　作者簡介：劉希良(1976—)，男，湖南益陽人，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講師，長沙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經濟哲學。

　　基金項目：2014年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課題《鄧小平與哈耶克市場經濟價值自信之多維比較研究》(項目編號：14C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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