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形成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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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就是1959年下半年～1962年上半年，長達三年之久的各行各業建設和全國人民生活都極度困難的時期，關鍵困難是糧食不足。

　　我是過來人(出生于1947年)，那三年災情確實非常嚴重，幾乎沒有雨，別說灌溉莊家，就連吃水都艱難——很多時候是通夜通夜地去井邊排隊等水(久旱無雨，井水不足)。那時人還小，國家建設方面的事不知道，就老百姓生活而言，那三年確實很艱難。那時油水少，人們飯量比較大，嚴重自然災害造成減產后的糧食和國家下撥的返銷糧、救濟糧不夠吃，我們家鄉就是野菜、青草都沒有多的，嚴重吃不飽;煮飯用的柴禾也緊缺，每天都得去割雜草刺藤，割回來就當柴禾，未干的雜草刺藤燒不燃，煙熏得眼睛直流淚;后來雜草刺藤也沒有了，要跑三、四十里遠的人口較少的山區去割——本來就沒吃飽，身體很差，還跑這么遠去割柴背回來，那難，現在的人可能很難想象。

　　好在熬過來了。要不是有毛主席和共產黨，還像解放前那樣沒人管，是熬不過來的。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的形成原因，眾說紛紜(百度一下“三年困難時期形成原因”或“三年困難時期”即可找到很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有些明顯是敵對勢力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共產黨妄圖搞垮中國的說辭，有些是被洗腦不自覺地站在敵對勢力立場上幫著漢奸說話，有些是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人云亦云跟著瞎起哄，但也不乏堅持歷史真實、客觀理性、有理有據、合情合理的真知灼見——①、連續三年大面積、大規模特大自然災害;②、蘇修卡脖子及險惡的國際環境;③、我們黨和國家的嚴重人為錯誤。

　　一、連續三年大面積、大規模特大自然災害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每公頃等于1萬平方米，合15市畝，計6.8650億畝)，成災(收成減產8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1995年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第378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以后簡稱《災情報告》)。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比例30.8%，與歷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達82.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臺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面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災、粘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簡稱《五十年匯編》)。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

　　l—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產糧區合計受災 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 68.9%和 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臺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里臺風登陸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數近兩倍。臺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于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報告》第379頁)。臺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143.7萬公頃，“鞍山、木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21省區，受災面積 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大，成災地區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另部分地區持續干旱，給救災帶來復雜困難。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 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有67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雨侵襲，山洪暴發，沖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工。松花江流域7萬公頃絕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臺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占9次，是建國五十年里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 180萬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沖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個時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范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正如周恩來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5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全國受災最嚴重的有10個省：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廣東、四川;前三名是山東、河南、安徽。(國家科委全國重大自然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及減災對策〈總論〉》，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頁)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產力狀況下，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綜合國力較弱，遇到持續三年的如此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50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上是最嚴重的時期。這三年受災面積大大高于建國50余年來任何一個時期。

　　“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最大損失，莫過于使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嚴重缺糧。全國糧食因災減產情況，據統計，“由于一些地區連續三年受災，全國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其中1959年受災最嚴重，約損失糧食378億公斤，其中以旱災為主造成的損失約為260億公斤”(《災情報告》第67、第6頁)。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余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余糧實在調苦了，農民生活水平大為降低。”(《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頁)

　　二、蘇修卡脖子及險惡的國際環境

　　在戴維營會談前夕的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他們的借口是“中國生產核武器會和其他國家生產核武器一樣給西方以借口”。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作為赴美會談的見面札。隨后(1959年9月15日)，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在美國戴維營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后話：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片面撕毀了同我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其中，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自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援建項目共304項。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項。其余201項正在建設中。蘇聯政府片面決定，從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90名，終止派遣專家。蘇聯撤走專家時，帶走了全部圖紙、計劃和資料，并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于停頓、半停頓狀態（這就是逼迫我國大煉鋼鐵的根本原因，否則，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不能完成損失會更大——土法大煉鋼鐵，砍伐林木、搗毀成品鐵器，損失也不小），給我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

　　與此同時，1960年7月，赫魯曉夫摧逼中國政府還債。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政府一些貸款。中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向蘇聯購買的武器，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共記人民幣58億余元。其中大量貸款是購買武器的費用（抗美援朝戰爭，自詡為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的蘇聯也是有義務和責任的，斯大林也是贊同和支持的，我們出人，他們出武器，是正理，赫魯曉夫還要當成貸款強逼我們歸還，無恥之極！）。赫魯曉夫妄圖以此卑鄙手段壓夸中國共產黨。

　　當周恩來表示暫時有困難時，蘇聯外貿部副部長竟然指著人民大會堂的大型陳設山石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為了還債，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周恩來傳》第1547—第1548頁)。

　　赫魯曉夫逼債，對中國的經濟困難，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寧可勒緊腰袋，忍饑受寒，也要還清債務。當時中國工業處在起步階段，出口主要產品是農副產品，在本來就處于糧食嚴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國糧食征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額，征購674億公斤，出口41.6億公斤。1960年征購5I0.5億公斤，出口26.5億公斤，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糧食開始調入和進口(《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393、第422頁)。

　　赫魯曉夫的壓迫，使中國工業和國防事業的發展，陷于嚴重危機。資金短缺，靠從農業中挖潛力獲取支援。廣大科技人員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靠黨的領導，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蘇修集團的壓迫，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奮發圖強。

　　事情還不僅僅如此，在我國處于非常艱難的這個時期，帝國主義不失時機地發起“帝修反”聯合的“反華大合唱”，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打壓，同時鼓勵支持臺灣國民黨向大陸派遣特務、積極準備反攻大陸，使得中國人民處于最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即使這樣，毛主席也沒有屈服。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怕壓，不信邪，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硬是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堅實工業基礎的經濟大國，與美國蘇聯分庭抗禮的政治大國，能夠發射兩彈一星的軍事大國。換成別人，可能很難做到，早就被壓垮了！

　　三、我們黨和國家的嚴重人為錯誤

　　有一些有關大躍進中的錯誤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說法存在嚴重問題，即對大躍進中的錯誤如何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缺乏嚴密而科學的論證，因此對錯誤責任也就缺乏客觀理性公正的認定，算了一筆糊涂賬。其實三年困難時期發生的原因是缺糧，因此尋找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必須圍繞這個根本問題進行。只要掌握這個原則，那么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就不難尋找。找到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之后，再去看是誰犯下的錯誤，責任自然就清楚了。

　　考查一下大躍進的歷史，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1958年大躍進中糧食生產獲得了大豐收，糧食大豐收怎么可能造成三年困難時期?不可能!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成績巨大錯誤很多，尤其是其中許多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錯誤，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資源浪費，但是與三年困難時期的發生沒關系，應該區分出來。比如大煉鋼鐵中砍伐林木、搗毀現有鐵器的錯誤，大辦食堂缺乏管理經驗，吹畝產萬斤，吹糧食總產量15000億斤等等很可笑，但是只要正常播種秋收該打多少糧食還是多少糧食，不會因為你吹畝產萬斤就多打糧食或少打糧食，只要不造成1959年和1960年糧食存量減少的事實后果，那么就只能說那是大躍進的錯誤，而不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錯誤。

　　按照這個思路分析大躍進中的錯誤就會發現，大躍進中與三年困難時期發生有關系的錯誤是，在1958年大辦食堂中的“放開肚皮吃飯”，在安排1959年農業生產計劃中的減少糧食播種面積，以及實際工作中的超額征收統購糧，只有這三個錯誤對造成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農村局部地區糧食極度缺乏有直接而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下面就這三個問題進行研究，找出這些問題對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發生的作用關系和具體責任人。

　　大辦食堂中的“放開肚皮吃飯”把1958年大躍進糧食大豐收吃掉了，造成1959年“糧食為什么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朱德]的問題。

　　“‘放開肚皮吃飯’這個口號的發明者據稱是柯慶施。這個口號傳出來以后，中央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南京檢查工作時，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建議在口號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勁生產’。于是，‘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就成為了一時間傳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號。”[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作者：羅平漢 ]。“放開肚皮吃飯”雖然只在1958年10月份起被廣泛實行了兩三個月，但造成的后果卻非常嚴重。

　　但是，1958年大辦食堂中的“放開肚皮吃飯”也只能造成1959年上半年糧食緊張，不可能造成三年糧食緊張，更不可能造成三年困難時期。那么大辦食堂是不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原因?不是。要知道大辦食堂是涉及整個農村的事件，并一直持續到1961年6月，期間實行了自愿原則，可以吃食堂，也可以自己開伙，而三年困難時期一直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才結束，期間不是所有大辦食堂的地區都發生了災害，而是部分地區，因此大辦食堂不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是1958年大辦食堂中“放開肚皮吃飯”的錯誤對造成1959年上半年農村糧食緊張有關。

　　根本性的錯誤出在緊接著“放開肚皮吃飯”的錯誤之后，劉少奇鄧小平在制訂1959年農業生產計劃時又出現了重大失誤，使1959年糧食播種面積比1958年減少了9.1%，其中夏糧播種面積比1958年減少了20%，即減少1億1000萬畝。以1957年中國糧食畝產量計算，這相當于1959年減產339億斤糧食，相當于總產量的10%。一面是播種面積減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災害等原因致使這年平均單產減少。這兩個減少導致1959年的糧食總產量僅有340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減少500億斤，跌到了1954年（3390億斤）的水平。

　　1958年度全國征購糧食1095億斤，已經達到了農村承受能力的極限。然而1959年度統購糧的征購量卻高達1348億斤，比1958年多征購253億斤，“征收了過頭糧”。

　　糧食總產量減少500億斤加上統購糧多征購253億斤，一減一增，造成1959年農村存糧減少753億斤。按道理每年還應該有余糧結存到下一年保證上半年的吃飯問題，但是1958年的“放開肚皮吃飯”把1958年的糧食基本吃光，沒有多少糧食存量結存到1959年，因此1959年農村實際存糧減少肯定不止753億斤。巨大的糧食缺口造成1959年下半年災情開始發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1960年和1961年沒有發生自然災害，那么這時也不會發生三年困難時期。因為盡管1959年糧食減產，也只能對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產生災害性的影響，只要1960年能夠正常進行糧食生產，那么災情到1960年夏糧收割時也會結束，不會延續到1962年上半年。問題是從1959年開始到1961年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不期而至與人為錯誤疊加相互作用在一起，三年困難時期就此發生。

　　因此說，三年困難時期是1958年大辦食堂中的“放開肚皮吃飯”，1959年的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和超額征收統購糧這三項人為錯誤，與1959年到1961年連續發生的嚴重自然災害，共同疊加作用造成的。它們之間的作用關系是1958年吃“大鍋飯”中的“放開肚皮吃飯”吃光了1958年的豐收糧，造成1959年一開始就處于沒有必要存糧的狀況，使1959年春糧食就吃緊;1959年劉少奇鄧小平在安排農業生產計劃時又減少了糧食播種面積，加上1959年發生的自然災害，共同作用造成1959年的糧食總產量比1957年減少500億斤，使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糧食更加緊缺;而1959年的“超額征收統購糧”更是造成農村存糧嚴重不足，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地區，則是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1960年發生的更加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總產量只有2880億斤，使已經發生的災害在1960年變得更加嚴重;1961年仍然是嚴重的自然災害年，糧食總產量只有2950億斤，但是由于在一線實際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從1960年6月開始意識到工作中出了問題，著手進行救災，災情在1961年開始緩解，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隨著夏糧的收割而結束。

　　自然災害那是天災只能自認倒霉。但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責任不能不了了之，應該搞清楚，是誰的責任就應該由誰來承擔。

　　首先看大辦食堂。如果大辦食堂能夠控制定量，而不是“放開肚皮吃飯”，那么就不會造成1959年上半年的糧食嚴重短缺。事實也是如此，到了1958年底“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收起來之后，食堂一直在全國辦著，持續到1961年6月才停辦，而災情在1959年下半年1960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的嚴重程度的分布特點并不均勻，可見大辦食堂中只有“放開肚皮吃飯”的錯誤與造成1959年上半年農村糧食緊張有關。

　　再看1959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錯誤，其后果是造成1959年糧食總產量比1957年減少了500億斤，顯然是全局性的錯誤，必然會對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的災情產生影響，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發生的主要人為錯誤。

　　而“征收了過頭糧”的錯誤，無疑會在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地區造成了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當地農村嚴重缺糧的問題，是促使農村局部地區發生嚴重災難的人為錯誤。

　　一、1958年吃“大鍋飯”中造成全國性“放開肚皮吃飯”的責任人是誰?

　　二、1959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和超額征收統購糧的責任人又是誰?

　　不能算糊涂賬。對不對?

　　第一條的責任人應該是譚震林。仔細分析“據稱，‘放開肚皮吃飯’這個口號的發明者是柯慶施。這個口號傳出來以后，中央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南京檢查工作時，江蘇省委第一書記 江渭清建議在口號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勁生產’。于是，‘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就成為了一時間傳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號。”這段話，可以看出，其實柯慶施只是與提出口號有一定關系【還只是據稱，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要對這個口號推向全國負責的應該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應該是譚震林在南京檢查工作時，接受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建議在口號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勁生產”使之成為“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這個口號，然后由譚震林把“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這個口號吹向全國的。

　　第二條的責任人是誰?先看1959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錯誤是誰的。

　　前面一直說是劉少奇鄧小平減少了1959年糧食播種面積，為什么不是毛澤東，有什么根據?

　　雖然有關方面對劉少奇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言論和工作一直諱莫如深刻意隱藏，但是我們可以從【農業部黨組關于一九五九年農業生產的幾點意見】(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找到答案。

　　【農業部黨組關于一九五九年農業生產的幾點意見】中說：

　　“在農業工作會議期間，曾經向中央書記處做了匯報，得到了明確的指示。現在，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如獲同意，請中央批轉各地。

　　…………

　　中央書記處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積不能縮到十五億畝以下，播種面積(不包括綠肥)不能縮到二十一億畝以下，其中糧食播種面積十六億畝，棉花播種面積一億畝，油料二億八千萬畝，其他一億二千萬畝。但是，有些省(自治區)減的面積過多，各省在農業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數字，合計起來，同中央書記處指示的數字相比較，糧食播種面積少一億七千萬畝，棉花少四百萬畝，油料少一千一百萬畝。因為有些計劃是省里談好了的，廳長在北京難于改動，已告他們回去后請示省、市、自治區黨委考慮增加，保證達到中央書記處所提出的糧、棉、油的播種面積的指標。

　　(三)、達到了中央書記處所提出的播種面積的指標，各種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還必須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礎上再有很大的提高，糧食一萬零五百億斤、棉花一億擔和食油六百萬噸的計劃才能實現。例如，一九五九年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十六億畝，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二億畝(越冬的大麥、元麥和蠶豌豆、薯類等糧食作物己比上年減少約七千萬畝)，要做到總產量一萬零五百億斤，畝產量就必須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二十斤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由于縮減了薯類所占的比例，減少了雜糧的播種面積，冬小麥的播種面積三億五千萬畝，比上年并沒有增加，稻谷的播種面積也不會增加，因此，水稻和小麥的畝產量則必須提高一倍。這顯然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如果播種面積再減少，總產量指標就有落空的危險，棉花和油料作物等也是如此。這一點，希望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可見“一九五九年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十六億畝，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二億畝”的指標是中央書記處控制的結果。

　　當時中央書記處是誰在主持工作?是鄧小平。

　　從這個【意見】可以看出，鄧小平支持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同時為減少到多少劃了一條線“一九五九年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十六億畝，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二億畝”

　　這個意見經中央批轉，而當時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

　　有人可能會問：中央批轉也可以是毛澤東啊？問題是，毛澤東在1959年4月《黨內通信》中說：“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表明毛澤東不同意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因此毛澤東不可能批轉這樣的【意見】！

　　除了毛澤東之外，能夠批轉這樣【意見】的人只有在一線實際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因為在1956年的“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過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問題。1956年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有幾十人參加的中央高層會議上，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對毛澤東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對毛澤東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八大”之后，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當時中央的基本領導格局是：政治局會議主要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則由周恩來主持。

　　劉少奇鄧小平應該為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人為錯誤負責。

　　看到這里有人會說毛澤東當時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說一不二，他又是支持搞大躍進的，因此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的責任人就是毛澤東!告訴你，你錯了。讓我們來看看當時的具體情況，搞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958年大躍進的起因及過程大概是這樣，先是毛澤東反周恩來的【反冒進】搞【反反冒進】，然后支持劉少奇搞“大冒進”后改成大躍進，但是當大躍進中出現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的時候，毛澤東在1958年國慶節前后開始發現問題，著手糾正大躍進中錯誤，變成了【反冒進】。從這時起毛澤東對大躍進的態度與劉少奇對大躍進的態度明顯不同了。

　　先看看劉少奇的態度和做法。

　　大躍進中的浮夸風放高產衛星竟然使身處一線的劉少奇相信從1958年起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中國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認為用不著那么多的耕地來耕種糧食，可以縮減耕地面積，并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問題。1958年9月，劉少奇視察江蘇城鄉。在常熟縣的和平人民公社，劉少奇在參觀了豐產圩的四畝試驗田時問公社黨委書記：“可以打多少斤糧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萬斤。”劉少奇接著說：“一萬斤還能更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在淮陰，劉少奇在同淮陰地委領導人座談時說：“我在河北、河南視察的時候，有些縣委書記認為少種多收比廣種薄收要節省得多，應該把豐產田的經驗推廣，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來種好田地。這樣再過幾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種樹，三分之一休閑。”

　　所以在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赫然寫上了這樣一段話：“過去人們經常憂患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農業大豐收的事實，把這種論斷推翻了。只要認真推廣精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勞動力不足了。這將是一個極大的變化。應當爭取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種農作物的耕地面積逐步縮減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植物，實行大地園林化。……這是一個可以實現的偉大理想，全國農村中的人民公社都應當為此而努力。”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劉少奇鄧小平在安排1959年糧食生產計劃中做出了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安排。

　　劉少奇鄧小平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動作其實是從1958年秋種就開始了。【農業部黨組關于一九五九年農業生產的幾點意見】中說到：(越冬的大麥、元麥和蠶豌豆、薯類等糧食作物己比上年減少約七千萬畝)，可見減少糧食播種面積實際是從1958年秋種就開始的。1959年春播減少的糧食播種面積又有多少?

　　下面看看毛澤東的態度和做法。

　　與劉少奇鄧小平繼續錯誤做法相對應的是，毛澤東開始也相信浮夸風中的一些說法，但是很快清醒過來，從1958年10月開始，毛澤東發現大躍進中存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等“五風”問題并著手進行糾正。

　　就在1958年10月各地大肆宣傳“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之際，毛澤東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來信，信中反映安徽省靈璧縣的馮畝鄉、楊町鄉、尹集鄉由于災情嚴重已餓死了500人。看了此信，毛澤東感到很震驚，批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派人調查。安徽省委調查后認為情況屬實，并采取了措施作了處理。這使毛澤東感到，在大好形勢下還是有嚴重問題的。1958年10月19日，毛澤東致信陳伯達，要陳伯達帶張春橋去河南遂平衛星公社進行調查。10月下旬，毛澤東又讓新華社負責人吳冷西和秘書田家英分別去河南修武縣和新鄉縣的七里營人民公社調查。

　　接著，毛澤東自己也離開北京，準備到鄭州召開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討論和研究人民公社的有關問題。

　　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到了鄭州，去修武、新鄉調查的吳冷西和田家英向他匯報了調查了解到的情況，特別是所有制和供給制問題。在聽匯報中，對于供給制問題毛澤東插話說：“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于發展生產的就不干。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閑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那樣放開肚皮吃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采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可見毛澤東支持人民公社辦食堂，反對“放開肚皮吃飯”，開始糾正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

　　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要求說：“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毛澤東的要求與劉少奇鄧小平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做法正好相反！

　　毛澤東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甚至直接號召基層干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關于密植問題，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毛澤東說：“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鄧小平的一些做法，為什么會直接號召【村一級】基層干部群眾：“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說明主管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和省一級干部根本不聽毛澤東的!毛澤東并不是“說一不二”的。

　　如果劉少奇鄧小平當時聽了毛澤東“播種面積要多”的要求，還會發生三年困難時期嗎?肯定不會。

　　可惜，處于“一線”的劉少奇直到1960年5月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于1960年6月才在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主持有各大區和省、市、自治區以及中央一些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說：“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發生了較多的問題，有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比較嚴重的。計劃偏大，要求過急，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實際，有浮夸之風。這些問題的發生，包括中央在內，都有責任。錯誤必須糾正，否則就會進一步擴大。”比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錯誤的時間整整遲了一年又八個月，這時已經到了災害最為嚴重的時候，為之晚矣!

　　由上面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出，以1958年10月為分水嶺，之前大躍進的錯誤雖然很大，但是1958年糧食還是豐收的，所以1958年10月以前大躍進中出現的那些錯誤不可能造成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只要不犯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錯誤，糧食產量不減少那么多，以及不超額征收統購糧，那么三年困難時期就不會發生。所以要區分大躍進中的錯誤與造成三年困難時期人為錯誤的不同之處。

　　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1959年糧食總產量3400億斤災害開始發生，1960年糧食總產量2880億斤災害最為嚴重，而1961年糧食總產量2950億斤災害則開始緩解，2880億斤與2950億斤差別不大，但是災情的嚴重程度和走勢卻不一樣，為什么?只有一個事實可以解釋這個現象，那就是處于一線實際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從1960年6月開始著手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進行救災取得了效果。可見當時劉少奇對經濟工作的影響力有多大。要是劉少奇從1958年10月開始配合毛澤東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不犯新的錯誤，那么三年困難時期還會發生嗎?

　　另外，從劉少奇在1960年6月說：“最近半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發生了較多的問題……”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劉少奇并不認為1958年和1959年的大躍進中有什么問題，而毛澤東則是從1958年10月開始發現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并著手進行糾正的。兩相對照，劉少奇怎么可能是現在流行說法中所吹噓的是糾正毛澤東大躍進錯誤的人?這不是顛倒黑白嘛!

　　還有，有人說如果廬山會議不整彭德懷，繼續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那么三年困難時期就不會發生。

　　這個說法根本就不成立!

　　廬山會議是1959年7月2日—8月1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1959年劉少奇鄧小平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做法已經成為定局，不用說春播，就是夏種也已經完成。農時已過，此時召開的廬山會議的任何做法都不可能避免三年困難時期的發生。

　　再有，有人說毛澤東權力至高無上說一不二，因此毛澤東就是有責任。

　　這個說法前面已經說明是不成立的。

　　這里不妨再舉一例來說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是抱著相當的自信和期望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的，他希望能盡早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以利春耕生產。按照他原來的安排，會議只開三天：2月27日同長江以北地區的幾位省委書記開會，2月28日同長江以南地區的幾位省委書記開會，3月1日集中起來開一次會議，就結束了。會議要起草一個關于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的決議草案，為3月在上海召開的會議準備文件。但是，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得并不像毛澤東所預期的那樣順利，不僅是一些省市委書記的思想阻力較大，連個別的中央負責人也同毛澤東的想法有相當的距離。

　　王任重日記中說：“我們幾個人跟他唱反調。”毛澤東糾“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來自一些協作區主任和省委第一書記，他們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難貫徹。在2月28日會議結束時，毛澤東說：“你們不贊成公開寫文件，寫所有制，我也可以讓步，但是實際上要那么辦，而且我們在會議上得把問題講清楚。”

　　毛澤東是說一不二嗎?顯然不是!

　　“個別的中央負責人也同毛澤東的想法有相當的距離。” 又是在說誰呢?

　　不是說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錯誤沒有責任，毛澤東在1958年10月以前也頭腦發熱，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的許多做法的。比如一度相信畝產萬斤，支持大辦食堂等等，對整個大躍進過熱問題負有領導責任。但是通過前面所列事件發生過程可以知道，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開始糾正大躍進中的問題，如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聽從毛澤東的號召及時糾正問題，尤其是在糧食播種面積問題上聽從毛澤東的意見，那么避免三年困難時期的發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人家不聽，繼續堅持自己的做法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結果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嚴重后果。你說這時還要毛澤東對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人為錯誤負責?

　　對劉少奇同樣如此。大辦食堂雖然不對，但是大辦食堂如果按定量吃飯，那么肯定不會把1958年豐收糧吃光，造成1959年上半年的糧食緊缺。是譚震林把“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這個口號吹向全國，造成短時間內把1958年的豐收糧吃光的后果。因此應該由譚震林承擔這個錯誤的責任，而不是劉少奇。

　　造成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的主要錯誤在于安排1959年農業生產時減少了糧食播種面積，這可是實實在在要少打糧食的!是劉少奇鄧小平減少1959年糧食播種面積犯了一個極其低級而后果極為嚴重的錯誤!同時作為在一線實際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對大躍進中錯誤的認識太晚，對毛澤東糾正大躍進中錯誤的努力沒有給予積極配合，以至于對災害的發現和救助過于滯后，致使災難發生。因此劉少奇鄧小平應該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發生的人為錯誤負主要責任。

　　成績要肯定，錯誤要分清，是誰的就是誰的。

　　有關“超額征收統購糧”的問題，我認為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災情比城市嚴重的原因和部分農村地區發生嚴重災情的原因。【具體影響到底有多大，因為那一時期人口流動數量非常巨大而且快速，現在缺乏相關資料，這里顯然不可能搞清楚。】

　　不過1959年“超額征收統購糧”是與1958年相比較得出的結論，應該是有道理的。1958年是豐收年，肯定會比1957年的3900億斤多【就按3900億斤算】，征收統購糧1095億斤，已經達到了農村承受能力的極限。而1959年糧食總產量只有3400億斤，征購量卻高達1348億斤。比1958年多征購253億斤。

　　計算一下：

　　1958年農村余糧應該是3900億斤-1095億斤=2805億斤

　　1959年農村余糧應該是3400億斤-1348億斤=2052億斤

　　兩相比較，1959年農村余糧比1958年少了753億斤，“征收了過頭糧”的說法還是成立的。況且1958年大辦食堂中的“放開肚皮吃飯”的錯誤造成1959年從1958年結存過來的余糧比正常年份要少，因此“超額征收統購糧”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災情比城市嚴重的原因。尤其是這種“超額征收統購糧”的行為具有地區的不平衡性，在沒受自然災害的地區還可以承受，在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就成了災難。比如四川，河南，安徽等等地區。這里就涉及到省一級的人為錯誤和責任人的問題了。他們是----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 同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

　　四、關于餓死人的問題

　　還有一些人說那三年餓死了幾千萬人，筆者以為還是孫經先教授的兩篇文章（文獻⑽、文獻⑾）有理有據、客觀理性，是可信的——我們家鄉位于國道旁邊，“五風”比偏僻地方刮得厲害，老百姓日子更艱難，見過得浮腫病的人，后來饑荒緩解后都好了，但沒有見過和聽說過餓死人的事——全國這么大，有沒有災情更嚴重、官員錯誤更惡劣的地方餓死人?可能有。但是不是像一些人說的餓死幾千萬。讀一讀孫經先教授的兩篇文章，自己判斷吧。

　　2013年8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評論”版刊發了江蘇師范大學孫經先教授的文章《“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該文提出，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作者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這里所說的“營養性死亡”主要指的是營養性疾病(浮腫病等)死亡、營養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饑餓死亡”(即“餓死”)。在上述“營養性死亡”的數字中，“餓死”(完全性饑餓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013年9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評論”版再次刊發孫經先教授的文章《“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該文指出，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這一重大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極大作用。該文逐一查證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確認其中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是虛假的。

　　參考文獻：

　　⑴、《還清白于毛澤東》（語文備課大師網）

　　http://www.xiexingcun.com/maozedong/index22.htm

　　⑵、為毛澤東時代驕傲和自豪！（xmcgq123博客）

　　http://home.51.com/xmcgq123/diary/item/10045844.html

　　⑶、59～61年，連續三年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50年代吧，2014-01-24 11:01）

　　http://tieba.baidu.com/p/2830564776

　　⑷、美蘇戴維營會議（歷史上的今天網）

　　http://www.lssdjt.com/9/15/MeiSuDaiWeiYingHuiYi.html

　　⑸、三年困難時期（紅歌會網，作者：理性眼睛）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03/46862.html

　　⑹、重溫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中國社會科學網，作者：張文木）

　　http://www.cssn.cn/mkszy/mkszyzgh/201311/t20131118_836068.shtml

　　⑺、扶弱抑強：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天下韶山網，作者：何云峰）

　　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XingJiuLunWenKu/25562.html

　　⑻、《毛澤東力糾“五風”》（lhxy18932網盤）

　　http://dl.vmall.com/c0287ed6tu#

　　⑼、孫經先：“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today.net/xuekepindao/pinglun/84014.html

　　⑽、孫經先：“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www.csstoday.net/xuekepindao/pinglun/84656.html

　　⑾、澄清謠諑，還清白于毛澤東（新浪歷史>史海鉤沉>黨史）

　　http://history.sina.com.cn/bk/ds/2014-12-19/1700112592.shtml

　　2015-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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