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節說到，由于農田水利建設的成就，化肥的推廣使用和高產要求等因素，紅高粱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開始從高密逐步消失，莫言其實也沒有真正見過漫山遍野的紅高粱。盡管后來也有了高產的雜交高粱，但因為它“那個難吃，像石頭一樣，磨出的面粉做個窩窩頭可以打死狗”，所以不受農民歡迎，終于被淘汰出局。

　　高粱米雖然味道不好，不過吃了容易飽肚子。就是說，在真正餓肚子的時候，它就是個特好的東西。高密人那時候就淘汰了紅高粱，說明他們在糧食的選擇上，已經有了口感和質量的要求，填飽肚子已經不是首要問題。莫言在自己的回憶中說到吃這個吃那個，大于沒有看到過他有吃高粱米飯的回憶，不知原因何在。

　　高粱米做飯之不好吃，大于是有親身體驗的。1966年10月大于到大慶參觀學習，每餐就是一大碗高粱米飯，一份大白菜湯。開頭兩餐還是吃得津津有味，稱贊這高粱米有嚼頭，越嚼越香。可是再吃下去，感覺就開始不同了，不但嚼得腮幫子發酸，咽起來也不太舒服。到后來，還主動要求大師傅少打一點，怕打多了吃不完。

　　然而，大慶就是吃著這連貧窮的山東高密農民都感到難以下咽的高粱米飯，甩掉了中國貧油落后的帽子，實現了我國石油基本自給，有力地支撐了我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運轉，翻開了中國工業化道路上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一頁，在國家發展中起到了頂天立地的支柱作用，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業績。

　　據說1966年，周總理陪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到大慶油田參觀，來前總理明確規定，頓頓要有粗糧，主副食品基本上要大慶自產的，一律不喝酒，并親自審定了食譜。大慶方面按照指示，安排的是高粱米蕓豆飯、玉米粥和大慶自產的蘿卜、土豆、白菜加粉條燴在一起的大鍋菜。吃完第一碗高粱米飯后，周恩來還把碗遞給服務員說：“我最愛吃你們的高粱米飯，再給來一碗。”可見，大慶與高粱米的情深意重。

　　有趣的是，兩彈一星事業的起步，竟然也與高粱有難解之緣。1958年1月8日，二機部核武器設計機構核武器研究院就是在北京德勝門外的一片高粱地上正式建立的。當時各方面條件非常差。“核武器研究院周圍原來是墓地，非常荒涼。當時建房沒有大的起重機，科研人員就和工人一起勞動。蓋房子的時候，剛好是大冬天，大家和水泥、挑磚、砌磚，手都凍麻木了。大家心里都憋著一股氣，你美國壓我們，你蘇聯“老大哥”又卡我們，我們中國人一定要長志氣，爭口氣。宋任窮來看望大家時，看到大家都憋著一肚子氣，就鼓勵大家說，你們中有些同志是學空氣動力學的，你們肚子里有氣，就要把它變為動力。大家群情激昂，決心一定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王大珩當年挑起了研制一批光學觀測設備的重擔。這些設備大都很復雜，最重要的是一臺大型光電跟蹤設備，當時只有美國能生產。在動員大會上，王大珩說：“有人問我，應當優先發展民品，還是優先發展軍品。我說都要發展，但首先要發展軍品。因為沒有國防就無從談發展。八國聯軍打進來的時候，怎么發展?日本鬼子打進來的時候，怎么發展?其次，民品花錢就可以買來，軍品就很難買，甚至根本就買不來。” 不用王大珩再說下去了，臺下已經群情激昂，摩拳擦掌…… 從此，王大珩率領全所人員開始了刻苦攻關。在實驗室、車間，試驗基地，到處都能見到他那雖然不高，卻從不顯疲倦的身影。那時，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只有定量供應的高粱米，有人還得了浮腫病。然而，長春光機所(原儀器館)的人們從不叫苦。那些時候，王大珩的嗓子經常是啞的，眼睛經常是紅的，有時候還會發脾氣摔杯子。難怪他，這擔子太重了，任務太難了，時間又太緊了。前前后后一共五年，他們終于圓滿完成了任務。這臺光電跟蹤儀成功地跟蹤了我國的第一枚中程導彈，當捷報傳來時，光機所的人有歡笑也有眼淚，但更多的是驕傲和自豪。(參見《永恒之光 ——王大珩》)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新中國的幾項決定性的工程(大慶油田、兩彈一星、農田水利和良種)全都是從大躍進開始的，在困難時期艱苦歲月中熬出來的。可是，莫言們卻對這種奮斗和奉獻視而不見，說起來甚至沒有一句好話。結合著《求是》2013年元旦的文章《對歷史的自覺自信是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基石》來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發人深思。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大慶和“兩彈一星”的創業者們，為了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都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吃著“可以打死狗的窩窩頭”，無私無畏地奉獻出自己，他們中的大多數現在回憶起當年的艱苦奮斗，仍是無怨無悔，不見痛苦，卻充滿著自豪。可是，當年還在吃奶的莫言，說起那時候卻全是痛苦，一片悲慘。對那段歷史，心里光明的人看到的是燦爛光明，心底陰暗的看到卻只有痛苦黑暗;人與人的差別，就是有這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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