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視上正在熱播《老農民》，剛一看陳寶國飾演的牛大膽黑不溜秋，還覺得挺好玩、挺逗人的。不想一溜份看下來，越看越不對勁，似乎是在故意抹黑改革前的老農民。我作為在改革前30年一直生活在農村的人，有必要說一說什么是真實的的“老農民”!

　　一、建國初期的“老農民”沒有那么土

　　建國初期農民的臉色沒有那么黑。陳寶國的臉上光眉溜眼，扮演牛大膽就變得黑不溜秋，難道解放初期的農民就是那個樣子嗎?其實當時的農民是剛剛解放、一臉春光。就說我們村的春節演戲吧，每年正月十五之前，村里都要演10幾天夜戲。春風料峭、寒氣襲人中，打麥場里的戲臺上，汽燈錚亮;戲臺下，人流如涌。由縣劇團導演，村民粉墨登場，居然演出了《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大型戲劇。我大表哥在樂隊吹笛子，貧農出身的演反派馬世榮，地主家的孩子演正面梁山伯。悠揚的樂曲，動人的音節，一直蕩漾到晚上12點鐘。把分到土地后農民的歡樂，表演得何等酣暢淋漓!

　　建國初期農民的褲襠沒有那么長。我也是穿過農民大褲襠褲長大的，到1968年才換上城里人衣服。農民的褲子也是兩條褲腿，只不過褲襠比較寬，要挽回來折起而已。根本不像《老農民》褲襠那樣長，套住了小腿怎么下地勞動?干脆穿個女人的裙子算了。當時農民已經知道穿“漢昌藍”(音)、嗶嘰布等洋布衣服，多數穿現在很稀少、又昂貴的“全綿”粗布。頭上時興的是陜北白毛巾，男青年個個像《白毛女》中大春哥。特別是1959年國慶十周年行政公署閱兵，看著一隊隊英武瀟灑的民兵，鋼槍瓦藍，制服筆挺，殺聲震天，正步通過，你能認出那是農民的隊伍嗎?

　　建國初期農民的生活沒那么窮。農民們剛從地主手里分得土地，短短幾年時間，就經歷了個體戶、互助組、農業社的飛躍。曾有過喜悅、也有過迷茫，更有過振奮。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當時農村家庭的芝麻油是用大缸盛的，小麥玉米是用麻袋壘成垛的，大棉花包是用馬車拉到綿站賣的，騾馬牲口是用豆餅青草喂的。每年大年初一，天剛蒙蒙亮，孩子們就爬起來，提著紙糊的小燈籠，穿過院里用饅頭做的“高山”，放鞭炮，點“氣火”，到鄰居家給老人們拜年。

　　二、 大躍進時的“老農民”沒有那么傻

　　大躍進時確實有過“吃食堂”的悲喜劇。剛開始的時候，生產隊食堂的飯食并不錯，多是豬肉燉粉條子，有時還要擺上幾個菜。開飯前隊長還要帶領大伙，向毛澤東主席像鞠個躬表示感謝。但后來漸漸的就不行了，一律是蔥花蒸茄子，清水煮白菜，一張五分的飯票買一個饅頭。沒有多久生產隊食堂就解散了，1970年的縣委領導告訴我，還是毛主席聽到反映發了指示，政府部門調研之后解散了食堂，他當時就是縣委調研組的頭頭。

　　大躍進時的農民并沒有昏了頭。當時的大躍進空氣確實高的很，大標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老年要學老黃忠，青年要學趙子龍”。生產隊也曾熬夜虛報產量，但是畝產萬斤糧放衛星，那是在遙遠的外省市，比如河北的徐水縣等地區。故鄉的農民主要是迷信深翻地、高增產，剛剛出現在中國的大型拖拉機，嗡嗡地整夜在集體土地上奔馳，翻上來的生土并不能多打糧。也不知當時農民從哪里來的那么大勁頭，上午、下午出工之間，中午還要頂著火熱的日頭“加班”，光脊梁被玉米葉劃出血口不知痛，報酬僅僅是個七八斤重的大南瓜。

　　但是，要說大躍進一點成就也沒有也不對。我們所在地區的3個大水庫，曲亭、洰河、澇河等水庫，兩個是1950年代修的，一個是1970年代修的。我從小在河里玩水捉魚，后來發現水怎么變小了?幾個小朋友步行10里到上游，只見紅旗招展，人流如海。一架架裝滿土的小平車，如箭離弦奔馳在大壩上，拉車人腳不點地像飛一樣。硬生生削平了兩岸的山梁，筑起了巍然屹立的大壩。那時農民家里堂屋的正面墻壁，沒有后來的風花雪月躶體畫。正中是毛主席像，兩旁是各式獎狀。至今故鄉澆地還用50年代修的水庫，30年來再沒有新修過一座。2000年代曲亭水庫大壩毀壞，大水一度淹沒了南同蒲鐵路，不知當年修水庫是功還是罪?

　　三、困難年代的“老農民”沒死那么多人

　　1960年代農村當然也遇到了極大困難，但1958年確實是個豐收年。那時候小學生要幫生產隊摘棉花，每天都能摘100多斤獎勵個筆記本。中午生產隊送來白花花的饅頭、包子，一些調皮鬼就把剩余的插在棉花桿上。不過很快困難就到來了，農民也吃過榆葉饃、“菜窩窩”、“淀粉面”。年底一人分了一斤油，做飯炒菜不敢多放油，而是用胡蘿卜粘油刷鍋底。但是到底餓死人了沒有?村里有過“浮腫病”、“夜盲眼”，但沒有聽說餓死人。就是逃荒來的河南、安徽人，也沒有談到哪里餓死多少人。2012年，有人在大街上宣揚1960年餓死幾千萬人，一位70歲老干部立即反問道：餓死那么多人，你怎么就沒死?

　　應當說，當時黨中央的政策起了決定性作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全國城鄉迅速擺脫了困難。除了集體的計劃種植外，農民還有自留地，一家一戶，因地制宜、花樣翻新、既有豆子，也有煙葉;各種“小塊地”顯示了功能，溝溝坎坎，井口河沿，種瓜點豆，郁郁蔥蔥。我至今難忘，父母在傾斜45度的土坡上，種了一分地的谷子，靠下面的熟土谷苗深綠，靠上面的生土谷苗枯黃。但總的收入還是不少，家里備荒的一缸干菜最后喂了羊。

　　我當時是在10里外的縣城上中學。學校生活也曾一度面臨困難，發動學生從家里往學校帶菜。那年我剛剛10歲出頭，擔著幾十斤蘿卜纓，到學校已經是滿頭大汗。但是黨的政策是保證青年人長身體，中學生每月31斤糧食從未中斷。有許多小同學、女同學，自己舍不得吃飽，還要把饅頭攢起來，星期六帶回家里，供爺爺奶奶充饑，并起了個名字叫“剩饃”。我的故鄉是中國的一個中部縣份，至于邊遠省份，甚至天府之國，有人說餓死了幾千萬人，那只有天知道。

　　四、文革時期的“老農民”沒有那么狂

　　文革中的農民也受過懷疑一切、打到一切思潮的蠱惑，干過一些不太理智的事情。有些老農民也學城里人，帶上了紅袖章，拉起了戰斗隊。但是，農民有農民的思路和辦法，他們把親情、鄉情、人情看得更重要，善于用情誼化解虛無縹緲的派性。有位老奶奶就曾拉著我說，你家和我家都是從外地逃荒來的，幾輩人都是好兄弟、好鄰居，可不要學城里人搞派性!我和我表哥也是不同的觀點，但“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不僅在家里從來不談觀點，而且在社會上相互保護。

　　農業學大寨始終是聯接農民的一條紐帶，不管文革中社會上鬧得多么厲害，但在學大寨上農民始終一致。陳永貴大寨人戰天斗地的精神，吸引著農村干部不斷到大寨取經，這是我伯父第一次坐汽車出遠門。說起來天公氣候也是十分的作美，那些年竟然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廣播里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農民“抓革命，促生產”的碩果。老農民既沒有學生那么單純沖動，也沒有干部那么城府深邃，他們知道不種地就沒有飯吃，隨著社會動蕩了一陣子，就再不出村鬧革命了。

　　說起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確有過，是和農民有關但主要不在農村。1970年代不少農民到城里賣蔬菜、賣水果，換一點油、鹽、布料錢。有的老母親為了給孩子掙學費，把紅辣椒搗成面到集市去賣。但也是在工人下班后，在廠門口偷偷的賣。也確實有市場管理人員，對進城小販收秤砣，罰點款，但遠遠比不上現在的城管兇狠。就拿農民養豬來說，家家戶戶養頭豬，既處理了剩飯泔水，還能賣一百多元錢，從來沒人將此當成什么尾巴。生產隊為了鼓勵農民養豬，還給每家劃出了“豬飼料地”。1980年我種完父母留下的“豬飼料地”，就從縣城調到省城告別了老農民生活。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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