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是不想看《老農民》的，因為我在農村基層工作了一輩子，幾十年里幾乎天天和農民朋友打交道，我太了解他們了。《老農民》無非是標榜農村改革，這對我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不感興趣。但是，后來我發現網上對這部電視劇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甚至有網民將其歸納為193個胡說八道，這引起了我的好奇。為了一探究竟我才調看了它，重點觀看了被網民批判最厲害的文革時期的人民公社片段，看后不禁令我啞然失笑，原來“金牌編劇”高滿堂果然是個胡說八道的主。不過讓我不解的是，這樣胡編亂造的電視劇居然被媒體吹捧為“史詩”，不但通過了廣電總局的審查，而且還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為此，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以親身的經歷對《老農民》進行必要的駁斥，以正視聽，以防謬種流傳。

　　我工作的地方是河南信陽的一個革命老區縣，從1971年開始到退休，一生都在農村基層工作，一輩子與農民朋友打交道。先后干過衛生防疫工作，擔任過人民公社的黨委常委、革委副主任，被評過縣勞模。既經歷了文革時期也經歷了改革時期，對兩個時期的農村、農業、農民了如指掌。特別是文革時期，我在人民公社工作，在大隊和生產隊駐隊長達十余年，經常和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對他們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正因如此，《老農民》哪個地方胡說八道，我一眼就能看穿。現在，對其細節的東西不予計較，僅就大的方面駁斥如下：

　　一、割資本主義尾巴是真的嗎？

　　至今我都不明白什么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因為文革期間信陽地區從來沒有搞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其實，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在粉碎“四人幫”后才出現的一個罪名，然而在全國也找不到一件正兒八經的實證，不信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它連一個正式的解釋也沒有。《老農民》的劇情，割資本主義尾巴是麥香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韓美麗帶著幾個造反派，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紅衛兵袖標，按照上級的指示：不準在黃河捕魚出售;不準種黃煙;不準社員自己養母雞;不準社員自己養母豬;連墳地里的棗樹也要砍掉;還不準辦廟會。說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尾巴都必須割掉。為此，電視劇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寫雙方的激烈斗爭，煞有介事地極盡渲染之能事，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這都是瞎編的。不要說我工作的地區沒有這種現象，可以說在全國也難找這樣的典型，因為這樣搞是違反中央《農村人民公社60條》規定的。1962年9月27日，由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由黨的八屆一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60條.》規定如下：

　　第五章社員家庭副業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它附屬于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它們的助手。在積極辦好集體經濟，不妨礙集體經濟的發展，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應該允許和鼓勵社員利用剩余時間和假日，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會產品，增加社員收入，活躍農村市場。

　　四十 、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以下的家庭副業生產：(一) 耕種由集體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產隊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七 ，歸社員家庭使用，長期不變。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還可以根據群眾需要和原有習慣，分配給社員適當數量的自留山，由社員經營。自留山劃定以后，也長期不變。(二）飼養豬、羊、兔、雞、鴨、鵝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飼養母豬和大牲畜。為了發展養豬業，以便給集體經濟提供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可以按照本隊土地的情況，經過社員討論，撥給社員適當數量的飼料地。 這種飼料地，應該盡可能利用現有的閑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經過生產隊社員大會討論和公社或者生產大隊批準，

　　在統一規劃下，可以開墾零星荒地。開墾的荒地一般可以相當于自留地的數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點，在人多地少的地 方也可以略多一點。 開荒絕對不許破壞水土保持，破壞山林，破壞草原，破壞水 利工程，妨礙交通。 社員的自留地、飼料地和開荒地合在一起的數量，根據各個 地方土地的不同情況，有多有少，在一般情況下，可以占生產隊 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最多不能超過百分之十五 。 (四)進行編織、縫紉、刺繡等家庭手工業生產。 （五）從事采集、漁獵、養蠶、養蜂等副業生產。 （六）經營由集體分配的自留果樹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產隊指定的其他地方種植果樹、桑樹和竹木。這些東西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經營家庭副業， 使用集體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產資料 的時候，都要付給集體以適當的代價。

　　四十一 、社員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在完成同國家訂立的定購合同以后，除了國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產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社員的自留地和開荒地生產的農產品，不算在集體分配的產量和集體分配的口糧以內，國家不征收農業稅，不計統購。

　　四十二 、人民公社各級管理委員會，對于社員經營家庭副業，應該給以必要的指導和幫助，不要亂加干涉。同時，又要教育社員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積極參加和關心集體生產，不損害公共利益，不棄農經商，不投機倒把。對于生活困難的社員，生產隊應該在家庭副業方面，例如養豬、編織等，注意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增加收入。 四十三 、人民公社各級組織、供銷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 和國家指定的國營企業，可以根據社員自愿和公私兩利的原則， 分別采取加工、定貨、代購原料、代銷產品、

　　收購產品和公有私養等適當的方式，幫助社員家庭副業生產的發展，并且使家庭副業和集體經濟或者國營經濟聯系起來。

　　我親眼目睹了這些政策的認真貫徹和執行：社員們家家戶戶都養有成群的雞鴨鵝，用它們下的蛋換油鹽；每家都養有一二頭豬，除了完成國家的派購任務外每家都要留一頭殺年豬，腌臘肉；社員可以養母豬，而且主要是社員養，其次生產隊也可以養；生產隊在塘湖堰壩放養魚蝦，年根前捕撈上來分配給各家各戶；社員房前屋后都栽有自留樹，有乘陰樹、香椿樹、果樹，果樹多為又大又甜的磨盤柿子樹；每個公社都設有集市和廟會，逢單日或雙日上午開集，每年一次廟會，社員們趕集是互通有無，賣出買進，主要是售出自己的產品增加收入，社直機關的干部職工也需要趕集買菜。廟會就是物資交流大會。《老農民》污蔑這些全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都在共產黨領導下，同是文革期間，為何竟是兩重天呢?分明是胡扯嘛。

　　我說割資本主義尾巴是胡扯還有一個根據，就是這些編造的劇情都犯了常識性錯誤。如：

　　麥香嶺大隊捕黃河的魚賣被當做投機倒把處理，這是不可能的。所謂投機倒把是指倒買倒賣，而麥香嶺大隊的捕魚是黃河沿岸社員的“漁獵”行為，出售是自產(捕)自銷，與投機倒把不沾邊，縣、公社執法人員難道連這個界限也分不清?抓投機倒把也不是警察局，應該是市管會，那時候也不叫警察，縣里叫公安，公社叫特派員。

　　種黃煙賣也算不上投機倒把，我們公社就種過黃煙。與麥香嶺相反，社員們都不愿種，公社為增加社員經濟作物的收入，力推種植。結果豐收了，但供銷社嫌品質差賣不上好價錢，第二年就不再種了。黃煙的加工分兩類。一是旱煙，旱煙是曬出來的，只適合社員自己吸食，種量很小，就在田邊地頭即可。二是煙草，煙草需裝在炕樓用火烤出來，可以大量出售給供銷社。七十年代干部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不吸旱煙，吸盒裝的香煙，當時大眾化的就是“公字牌”、“先鋒牌”，《老農民》的自曬旱煙能賣給誰呢?賣旱煙不行只能賣煙草，煙草要用煙炕，煙炕樓像當年日本鬼子建的炮樓，而且還冒煙，這樣的家伙能瞞過韓美麗和公社干部嗎?

　　養雞的劇情就更荒唐了，見過栓羊栓狗養的，沒見過栓雞養的，更沒見過把雞栓在荒山野嶺養的。栓養的雞能下蛋嗎?不僅不會下蛋連命都保不住，早該被野獸吃掉了。

　　《老農民》的編劇高滿堂其實對農村是個外行，他既不懂什么是人民公社也不懂什么是集體和單干。《農村人民公社60條》第二條規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根據各地不同情況，人民公社的組織，可以是兩級，即公社和生產隊，也可以是三級，即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河南省就是三級制。而《老農民》則不倫不類，是公社和生產大隊兩級，牛大膽這個大隊長之下沒有小隊長，這是根本不存在的體制，因為這種體制缺少了生產隊這個基礎，是無法生產和生活的。劇中的“借地”實際是單干的代名詞，本應誰開荒，誰種麥，誰收獲才對。可是社員們仍是集體開荒，集體種麥，集體收割，集體分配，然后個人負責交糧。除了交糧由集體變成個人外，其余環節和過去一摸一樣，這樣的“借地”與集體沒有實質的區別，并不是單干。那么請問這偷偷摸摸的“借地”有何必要呢？又憑什么一個吃不飽一個就吃得飽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樣的“借地”用的著立“生死狀”嗎？

　　俗話說：“砍的沒有旋的圓。”只要編瞎話就不能自圓其說，甚至還會鬧出笑話。

　　二、農民總是吃不飽是真的嗎？

　　農民總是吃不飽飯是貫穿《老農民》的主題，目的是為改革找理由。為此編劇不惜潑墨，極力渲染，并將一個叫馬有糧的人取個綽號叫“吃不飽”，故意寒磣共產黨。毋庸諱言，解放后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民確有吃不飽的情況，甚至還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這是由于生產條件落后，自然災害頻仍，黨的工作失誤造成的。到了《農村人民公社60條》下達后，農村各項工作得以規范，這個問題得到很大的改善，到了七十年代“吃不飽”就基本解決了。不過“吃得好”還談不上。平時社員們三五天才能吃上一頓肉，但有三種情況可以例外，一是春節，二是建房，三是栽秧，可以天天吃肉。像《老農民》演的社員連一頓肉餡餃子都很難吃上并且上級不準吃，純粹是胡說八道。

　　有一種情況叫“度春荒”往往被人與“吃不飽”相提并論，在這里需要解釋一下。人民公社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難免有時候征了過頭糧，這時候有的社員糧食就不夠吃，往往在來年青黃不接的5月份斷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就需要將一部分糧食返銷給社員，同時也發放救濟款，叫做“錢跟糧走”。由于返銷的糧食是按口糧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大米(記不太準)，對于農村人來說標準稍低，再加上計算缺糧的時間也不精準，所以個別糧食缺口大的家庭就發生了不夠吃的問題，于是有吃稀，吃兩頓的現象。發生春荒暫時困難的生產隊也不是“等靠要”，他們在公社、大隊的領導下積極組織社員生產自救，種植經濟作物，飼養家禽家畜，發展“三坊四匠”，外出搞副業等來彌補。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對不征過頭糧要求的越來越嚴，搞不好干部會受處分，所以再沒有吃不飽的現象。

　　應該指出的是，缺糧不是生產不出來，不是生產出來的糧食就不夠吃，是政策沒有執行好，征了過頭糧。不像小崗村，是因為好吃懶做。《老農民》許多劇情都是小崗村的拓版，不過我覺得小崗村的事跡并不光彩。包括小崗村人在內的鳳陽人歷來好吃懶做，有“鳳陽花鼓”歌詞為證，至少從明朝開始，他們都是“背著花鼓走四方”的，不事生產，專以賣唱討飯過日子。遇到一點困難就逃避，所以才會有不組織生產自救卻開證明“逃春荒”的怪事。幾百年來他們總是怨天尤人罵皇帝，從來不反省自己，封建社會搞不好，資本主義社會搞不好，社會主義社會也搞不好，特色社會主義還是搞不好。按照他們自己的反省：“一夜越過溫飽線，30年未入富裕門”，只好又跑到南街村取經，只因村領導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思想作怪，經也沒念好。小崗村的懶惰讓人不可思議，年年糧食畝產平均只有17斤，連種子都找不回，這在全世界也是奇跡，難找第二個，真是懶得抽筋。

　　我們信陽地區改革開放前就號稱魚米之鄉，這里的人民勤勞善良，并且具有豐富的飲食文化，善于烹調技藝，有四大名菜佐證：香椿炒雞蛋，泥鰍拱大蒜，臘肉煮黃鱔，老鱉下鹵罐。老百姓熱情好客，我下鄉和駐隊時常受到他們的盛情款待，品嘗這些美味佳肴。特別是春節期間，他們把來家中的公社干部當親戚一樣接待，所到之處家家戶戶都要給你獻上一碗好吃的食物，叫做過響午、過晚上，就是半上午、半下午讓你吃點東西，有糖水荷包蛋，甜酒糍粑，臘肉掛面，肉餡水餃等。每家都有一碗，主人說不吃不行，不吃完也不行，如果你不懂風俗，信了主人好客的說辭，就會被撐得肚兒滾圓，漲得難受。改革開放后有很多烹調手藝較好的人到外地開餐館，餐館的名字都要注明“信陽”二字，一般生意都不錯。還有開起高檔大酒店的，名叫“南灣湖大酒店”，并且已全國連鎖，菜譜主打就是四大名菜，原料都從信陽運去。并新增了一道名菜“南灣胖頭魚”，取材于南灣水庫的胖頭鰱魚和水。南灣水庫建成于1955年，總庫容16.3億立方米，是信陽的一大風景區。現在信陽人烹調技藝享譽河南，名揚全國，信陽的老百姓也被公認為“吃家”。

　　我說這些，是想告訴大家，信陽地區雖然是個工業落后的革命老區，但當年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老農民》描寫的那么痛苦，那么凄慘。七十年代他們已經解決了溫飽，并且在盡情的享受生活。《老農民》對人民公社的攻擊和污蔑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一位姓曾的大隊老支書對我說：“《老農民》演的太假了，純粹是給共產黨毛主席抹黑，我只看了一集就不看了。”

　　三、“大包干”成功了是真的嗎？

　　1979年我們縣進行農村改革，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單干，美其名曰“聯產承包責任制”，也稱“大包干”。人民公社到底該不該解散?我的看法是，它既有缺點也有優點，對不成功的人民公社應該解散，成功的則應該保留，不能一刀切。我認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隊是可以繼續辦下去的，這些大隊都是先進大隊，生產條件好，社員覺悟高，集體觀念強。對解散了的大隊也不應該搞分田單干，可以退回到合作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改為社員家庭，真正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生產模式。如果說辦人民公社的時候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的時候又犯了同樣的毛病。據“三農”專家李昌平調查，全國農村從1988年后統統都成了分田單干，盡管官方一直忌諱這個詞匯，但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違反憲法的。

　　《老農民》描寫農民分田單干后，農村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獲得了極大地成功。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不可否認，分田單干與小農意識相結合，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田間管理更加精細化，的確能夠促進增產。但這離不開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礎，如水利建設，化肥農藥，雜交水稻和小麥、玉米、油菜、棉花等種子改良，不應該貪天之功為己有。糧食增產并不意味農民增收，當時農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國家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而為了保證改革成功，國家連續多年提高糧食收購價，這的確讓老百姓的荷包鼓起來，許多農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時也讓國家財政發生了嚴重危機，導致了中國首輪通貨膨脹。

　　當時流傳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過實踐證明田野并沒有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開始，我們鎮農民負擔人均高達500多元，全國也大同小異，沉重的提成攤派讓農民活不下去，于是，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大城市打工找生活。人民公社可以養活社員，分田單干反而養活不了農民，這個事實讓力推農村改革的人非常尷尬。有人說：正是改革解放了生產力，讓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可以外出打工。這是摟草抓兔子——意外收獲，并不是農村改革的初衷。再說，人民公社難道就不能輸出勞務?當年不也派社員外出搞副業嘛。之所以沒有改革后的規模，是因為當時國家沒有搞經濟特區，如果有，集體外出打工照樣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單干后假如沒有經濟特區，農民不能外出打工，從而緩解了矛盾，農村的“三農”問題必將更加嚴重，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

　　有人可能會用“糧食十一年增”來證明分田單干的效率，但我認為這個統計是可疑的，弄不好農業部和《老農民》有共同造假的嗜好。說這話我是有根據的，根據一，我看到農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別詢問過農民、村干部和鄉政府干部，得出的結論是撂荒面積占比在20%——30%。一葉落知天下秋，估計全國大同小異，這么大的了撂荒面積能不減產嗎?何況城鎮化讓中國的耕地面積在以每年40萬公頃的速度減少，哪來的增產呢?根據二，我國原來是糧食凈出口國，現在變成了糧食第一進口大國，2013年進口比上年增長了1300萬噸計8300萬噸。估計占糧食產量的13%左右，進口年年加碼，由100多萬噸增長到2013年的8300萬噸。中國人口增長維持在700萬人，新增城市人口1000萬人，新增口糧只需200億斤。這說明什么?說明糧食減產而且幅度很大。吹噓糧食十一連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

　　對照制度的優劣，不能光看經濟指標，還要看政治、社會、治安、精神、道德、風尚、環境等綜合指標。當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潔，民風淳樸，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社會風清氣正;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綠色食品，人民身體健康。分田單干后這些方面無一不倒退，有的方面變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特別危險的是，農村社會穩定基石的作用喪失殆盡，許多地方黑社會已經取代了村支部，宗教勢力、宗派門頭控制了廣大農民群眾，共產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受到嚴重挑戰。

　　今天“三農”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掩蓋不了分田單干的失敗和為資本下鄉騰空的真相，城市可能就是農民未來的貧民窟;“三權分置”為土地兼并創造了條件，“土地確權”最終也阻擋不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

　　總之，《老農民》是對當年幾億貧下中農的丑化，是對幾百萬農村基層干部的污蔑，是一部罔顧事實，搬弄是非，弄虛作假的垃圾劇，是一株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也是對習近平“兩個互不否定”指示的公然挑戰。對這樣的電視劇必須進行徹底的揭露與批判，對編劇、導演和批準上演的廣電總局應追究政治責任。至于那幾個主要演員，為了幾個臭錢，拋棄藝德，喪失良知，有奶是娘，一副十足的“戲子”嘴臉，只會遭到廣大觀眾的蔑視與唾棄。

　　2015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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