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到8月3日，一批思想家們，有大陸的，有臺灣的，也有香港的，甚至還有海外的，在香港中文大學開了個會。會上，他們亮出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左翼自由主義”。周濂和陳冠中兩先生提出“是時候該把左翼自由主義的旗幟亮出來了!”這次會議雖然不事張揚，但還是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注意，人們紛紛將這次會議看作左翼自由主義的正式亮相，或說正式形成。

　　什么是“左翼自由主義”？

　　左翼自由主義又叫平等自由主義，是將主流意識形態中歷來不相能的兩大價值“自由”與“平等”結合起來的一種嘗試，“自由主義是底色,它代表了這是來自‘右’ 的政經光譜,但加上‘左翼’兩字,則意味著,‘既要自由民主制度,又要批判資本主義市場和財富分配不公。并且,還不能回避許多新的社會議題’，這些新興的議題往往被認為是左翼思潮,比如環保主義、女性主義、同性戀平權運動等等”。周保松闡釋的更詳細一點：“因為市場放任所導致的社會不公正和貧富懸殊，不見得能很好地保障和實現每個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自由。如果我們真的在乎自由，就既要在政治上爭取民主和權利，同時要關心市場資本主義社會導致的種種壓迫和不公平。”吳冠軍把它概括為：“其理論旨趣乃是在維持自由主義基本政治框架的前提下爭取更充分的實質平等（經濟平等）。”

　　實質平等——真的能夠爭取到？

　　可以看出，左翼自由主義，或者加了平等訴求的自由主義，其實就是在維護資本-市場社會基本結構的前提下，追求一些對勞動者生活的改善，追求一些社會改良，追求一些所謂的“實質平等”。“平等”這個概念同“自由”、“博愛”一樣，是資產階級當年在反對封建貴族，反對封建等級制度，反對中世紀殘余的時候提出來的，它宣布所有人，不分窮人和富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個口號在當時有著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是，等到資產階級的主導地位完全確立之后，等到資本掌控的社會秩序穩固地確立之后，這樣一種“平等”的歷史局限性就顯露了：抽象的法律規定上的平等，無法消除人們在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基于上述理由，左翼自由主義者們指出資本主義市場導致“貧富懸殊”，他們看到了承受饑餓和貧窮的人是沒有平等和自由的，便將“平等”納入了自己的訴求之中。

　　但是，左翼自由主義在保留資本-市場社會這個基本結構的前提下，或曰在“維持自由主義基本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能否爭取到“更充分的實質平等(經濟平等)”，則是很值得商榷的。因為這個社會結構運行的前提就是資產者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而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除了出售勞動力換取一點生活費用之外沒有其他出路。那么左翼自由主義要達到的實質平等，就是試圖要在這樣一種占有一切的企業家和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分立的社會之中，找出一種辦法，讓勞動者都變成企業家同時又不失其為勞動者。這就好比在自上而下等級分明的軍隊中，使全體士兵都變成將軍，而又不失其為普通士兵，或者說讓在王國體制下的幾千萬臣民都變成英國國王，同時又不失其為臣民。吳冠軍指出“不平等，是直接烙印在資本主義臉上的胎記”，“資本資本主義以不平等為內核”，那么左翼自由主義主張在維持這個基本社會結構的情況下追求實質平等，就是追求“不平等的平等”，如果我們在這里不是玩弄詞語游戲或者詭辯游戲的話，那么這種邏輯上的自相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吳冠軍以此對左翼自由主義提出了疑問，這個疑問是有道理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既要保留現代這個社會框架，又想避免這個社會所必然帶來的弊病，就如同一個病人既想保留身上的惡性腫瘤，又想避免腫瘤所帶來的惡害一樣。

　　看清左翼自由主義的實質

　　說到底左翼自由主義無非是一種改良主義。改良的方法有多種，如呼吁企業家們拿出錢來搞慈善搞救濟，向他們作道德說教，有時候也能起到一點效果，但是道德呼吁終歸抵不過現實利益，抵不過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內在邏輯，因此這種呼吁一旦和資本運行的現實利益相悖，就立刻煙消云散，被棄之不顧了。再或者，通過立法向富人多收稅，用這些來搞搞社會福利，緩和社會矛盾，皮克提說的征收高額累進稅，也就是這種方法。然而這種方法，也無法違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這種立法頒布后，大公司就會采取各種辦法規避它，使它大打折扣，實在不行還可以撤資到其他地區，其他國家，一遇到經濟困難，或者其他變動，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主導者們就會著手消減這些福利，使已經取得的成果化為烏有。西方社會二戰后先實行了一段時間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后來又推動新自由主義，就是這么一個過程。

　　因此，我們說左翼自由主義目的在于維持這樣一種資本-市場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張的意識形態性也就在這里顯現了出來。季衛東說：“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貧富懸殊等流弊的制約和矯正不得不在原有的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中尋找支援，因而容易助長左翼思潮，并對市場經濟發展形成沖擊。左翼自由主義的意圖是避免上述問題，揚棄自由主義與新老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為改革凝聚社會的基本共識。”這是說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矛盾容易激化，那些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受損的人們，很容易“對市場經濟發展形成沖擊”，左翼自由主義尋找方法“避免上述問題”，目的在于使這個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白彤東說左翼自由主義“在另一個意義上也肩負著防止激進左翼的責任”，“對防范國家主義左派、防范老左，至關重要。”他這里要防止的“激進左翼”，就是從根本上試圖終結資本主導的這個社會結構的人們，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性就在這里。

　　盡管證據明顯地指出了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性或政治傾向性，但是，他們自己則一定會矢口否認，他們會認為既要自由民主框架，又要實質平等是不偏不倚地對待社會各階層的。但是，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它有自己內在的運轉邏輯，左翼自由主義的口頭譴責無法對它造成實際傷害——這叫抽象反對具體贊成；但對于這個生產方式下受損的各個階層，左翼自由主義保持這個基本社會機構反對激進行動的主張，則具有內在的保守性。

　　前路指向何處？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左翼自由主義在保留資本主導的這個社會的基本結構下追求平等，其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其實際實行的社會效果也由于資本主導力量的限制而大打折扣。就算這種改良落實了一二分，也無非是換來這個社會秩序的更穩定的運作而已。這種秩序以不平等作為內核和前提，并不斷地將不平等在各個方面再生產出來。一方面要維持這樣一種不斷生產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又呼吁“實質平等”、社會改良，無異于一邊在鍋中揚湯止沸，一邊在灶下添薪加柴。其效果可想而知。

　　賈府的焦大罵少主人們不學好、不爭氣，其目的還是為了賈府的興旺發達；屈原埋怨楚懷王不識忠奸、不辨好歹，最終還是為了楚王江山的長治久安；左翼自由主義批評資本——市場社會的種種弊病，也是為了讓它能更健康地運行下去。左翼自由主義就是這個社會的焦大和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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