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剝削關系而不是統治權力的角度來解讀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這本身就已經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上才可能得出的結果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維度來說，剝削及其內在機理是一種基礎性的理論層次，馬克思列寧等經典作家在這一理論層次上也的確展開過非常精彩的理論耕耘。但列寧之后，西方學界的不少學者便不太樂意從剝削的角度來談論資本主義了，這種傾向自二戰之后變得愈發強勁。且不說像米歇爾•阿格里塔、杰•阿瑞基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色彩不濃的學者，即使是像保羅•斯威齊這樣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的學者，實際上也不自覺地放棄了剝削的線索，轉向了對經濟剩余等問題的解讀。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學者都是有意識地放棄剝削的線索的，譬如，保羅•斯威齊在他與保羅•巴蘭合著的《壟斷資本》中就明確地說：“我們特別意識到，象我們所使用的這種方法，結果是幾乎完全忽視了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研究中占據中心地位的一個題目：勞動過程”。斯威齊當然對這一點也做出了解釋，其理由是當代的階級斗爭已經被國際化了。顯然，這一現象要求我們不僅要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機制展開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彰顯馬克思主義解讀維度在當下語境中的學術力量，同時也要求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剝削的理論觀點重新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因為上述這些西方學者大多認為馬克思關于剝削的理論已經過時了，需要用權力統治的理論來取代之。就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剝削來說，馬克思恩格斯都做過非常精彩的論述。此處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們只以馬克思的觀點為闡述對象。

　　一

　　我們知道，在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那里，工人并沒有拿回他的全部勞動成果這一客觀事實是被看到的，但問題是，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有在土地尚未私有、資本尚未累積的情況下勞動的生產物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土地一旦成為私有財產，地主就要求勞動者從土地生產出來或采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中分給他一定份額。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為要從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一般耕作者大都沒有維持生活到莊稼收割的資料，他們的生活費通常是由雇傭他們的農業家從他的資本項下墊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勞動者的生產物，換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資本時得到相當的利潤，否則他就不愿雇用勞動者。因此，利潤成為要從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二個項目。”也就是說，在斯密看來，工人的工資只對應于勞動者維持其本人及家庭的生活所需，這在土地私有及資本積累的條件即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件。這便決定了他不可能把剝削概念作為其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來看待。另一位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把斯密的解讀思路往前推進了一步。他看到了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對立關系，“如果勞動者用工資購買的除開食物以外的其他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利潤所受的影響和上面所說的一樣或大致一樣。勞動者購買這類必需品時既然必須增付價款，因而就不得不要求更多的工資;任何使工資增加的原因都必然會使利潤減低”。但遺憾的是，由于他無法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矛盾性的層面，因此，他也無法把握住勞資對立關系的本質，反而卻把重點放在了利潤與地租之關系的研究上。也不能全怪李嘉圖，因為這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而是已經上升到了社會歷史觀的問題。如果你無法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暫時性，那就很難從批判性的視角來解讀資本主義的本質，并發現這種本質其實不在于資本家與地主之間的關系上，而在于勞資之間的本質矛盾上。李嘉圖不具備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因而他無法就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問題提出明確的觀點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馬克思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剝削現象的認識也是經過了一個發展過程的。在他剛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時候，譬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的確看到了剝削現象的存在，但由于哲學世界觀的滯后，因此，事實上還無法對這種剝削現象進行科學的解釋。在談到作為積累勞動的資本時，馬克思看到了“工人的勞動產品越來越多地從他手中被拿走，工人自己的勞動越來越作為別人的財產同他相對立，而他的生存資料和活動資料越來越多地積聚在資本家手中”。他甚至還明確地談到了“工資決定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的斗爭”的觀點。但青年馬克思由此得出的結論卻只是“工人日益完全依賴于勞動，依賴于一定的、極其片面的、機器般的勞動”。這也就難怪他在“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一節中從抽象人本主義的角度把這種現象界定為勞動產品和勞動過程的異化了。客觀地說，馬克思此時還不能完全理解這種剝削現象的內在機理，因而自然也就無法為政治層面的階級斗爭找到科學的理論支撐了 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此時所講的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爭只停留在政治的層面上，還沒有進入到唯物史觀的層面。

　　到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的觀點就有了很大的變化。他(跟恩格斯一起) 已經不再從人的本質的異化的角度來理解工人的勞動產品被越來越多地拿走的問題，而是把它放在私有制對生產力的發展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層面上來加以理解。“對這些生產力來說，私有制成了它們發展的桎梏，正如行會成為工場手工業的桎梏和小規模的鄉村生產成為日益發展的手工業的桎梏一樣。在私有制的統治下，這些生產力只獲得了片面的發展，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破壞的力量，而許多這樣的生產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這種從制度而不是人性的角度來思考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解讀思路，為馬克思走向對資本主義剝削問題的正確解讀打開了一個窗口。盡管此時的馬克思囿于經濟學水平而仍然無法正確地理解剝削的本質，但正確的方法論已經準備就緒了。

　　這種正確的方法論所帶來的學術效應很快就體現了出來。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已經很清晰地意識到資本是通過對勞動的剝削來擴大自己的財富的，“消費稅只是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才得到真正的發展。它在工業資本即靠直接剝削勞動來維持、再生產和不斷擴大自己的持重而節儉的財富的手中，是對那些只知消費的封建貴族們的輕浮、逸樂和揮霍的財富進行剝削的一種手段”。這顯然是馬克思在解讀思路上從人性異化轉向制度矛盾之后所產生的理論成果，因為一旦站在制度或生產關系的層面上，你就必須要考慮是什么樣的經濟機制導致了勞動者的生產成果被越來越多地拿走。我認為，這就是推動馬克思越來越接近于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正確解讀的主要動力。在《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馬克思也有同樣的論述，“不管商品相互交換的條件如何有利，只要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繼續存在，就永遠會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存在。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抗，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費解”。在這里，他明確地提出了資本主義剝削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為他理解資本是如何通過剝削勞動來擴大自己的財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對剝削現象的生產關系基礎問題同樣也有非常清晰的闡述。他明確地指出資本的社會關系本質，“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并且，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能夠在資本的物質維度之外看到其社會關系維度上的內容，這對于馬克思下一步在區別勞動與勞動力的前提下得出剩余價值的理論是十分重要的。正像他所說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奴隸制的生產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那么，根據同樣的思路，勞動者就是勞動者，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他才會成為雇傭勞動者。既然這樣，雇傭勞動者身上一定負載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征，這種特征驅使著資本通過不斷地與雇傭勞動相交換來實現自我增殖。沿著這種思路下去，就能發現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看似平等交換、實則不平等剝削的內在邏輯。因此，盡管在此文本中，馬克思依然從積累勞動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但看待的方法顯然與1844年時期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不再把資本只看成積累勞動，也就是說，不再只是從物質維度來看待資本，而是更多地看到了資本的社會關系內涵 如果只從物質維度來理解積累勞動與直接勞動，那么，就只能從人的異化的角度來批評直接勞動身上所體現出來的異化特質了。而一旦發掘出了其社會關系維度的內容并且把它看作其物質維度內涵的基礎，那就可以把批判的焦點集中到社會生產關系本身的缺陷上來。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這里已經很清楚了：重要的不是積累勞動和直接勞動本身，而是導致前者支配后者的社會生產關系本身。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的實質并不在于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他清楚地看到了工人所創造的東西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而且還能使作為積累勞動的資本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交換價值。可以說，馬克思此時的思想已經離區分勞動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不遠了。他之所以不斷地走向經濟學的層面來解讀剝削現象，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他對經濟學的偏好，而是應該從社會歷史觀的層面來加以看待。馬克思的經濟學是一種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在它身上負載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歷史過程的本質 為什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能區分勞動價值與勞動力價值，那是因為他們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社會，不把它理解為私有制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這使他們無法看到在這個社會階段，工人除了自身的勞動力商品外已經一無所有，他惟一能出賣的就是自己的勞動力，因此，他在勞資交換中所獲得的工資其實是對應于這種勞動力價值的，盡管在實際的使用過程中它還能創造一個增量的價值量。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從社會歷史觀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剝削，就可以把這種剝削解讀為一種社會化過程的結果。正是交換關系的社會化把勞動者建構成雇傭勞動者，并使對雇傭勞動的剝削成為資本所實施的一種最社會化的剝削形式。也就是說，工人并不是因為他們作為這一類人而使資本家特別喜歡剝削他們，而是因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才使他們成為資本剝削的核心對象。資本家不是不喜歡去剝削其他人，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簡單化為勞資關系，雇傭勞動越來越演變為資本的最主要剝削對象。

　　二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剝削的解讀以一種完全科學的形式展現出來，這主要是通過剩余價值概念來完成了。他想要證明的是資本的增殖即剩余價值的產生，并非來源于資本本身，而是來源于資本中的可變資本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的創造。為了論證這一觀點，馬克思首先推進了對資本的認識。他在這一文本中既不僅僅把資本理解為物，也不僅僅把它理解為關系，而是更進一步地把它理解為一種過程，“資本決不是簡單的關系，而是一種過程，資本在這個過程的各種不同的要素上始終是資本”。我認為，這倒不是說馬克思否認資本的社會關系本質了，而是說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其實不是一種簡單的交換關系，而是指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特定階段相呼應的。“生產關系的即范疇的——這里指資本和勞動的——特殊規定性，只有隨著特殊的物質生產方式的發展和在工業生產力的特殊發展階段上，才成為真實的。(一般來說，這一點在以后談到[勞動和資本的]這種關系時應該特別加以闡述，因為這一點在這里已經包括在關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換價值、流通、貨幣這些抽象規定時，這一點還更多地屬于我們的主觀反思。)”對馬克思來說，在這種特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必然不可能僅僅以積累勞動的身份表現出來，而是必然會以資本總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資本才表現為一種自我增殖的過程，一種把直接勞動轉化為雇傭勞動并使之創造價值增量的過程。

　　有了這樣的理論鋪墊之后，馬克思再去看待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即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就顯得較為輕松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他首先指出了資本中的不變資本部分是不可能推動價值增殖的。“在價值增殖過程中，資本價值的各個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以材料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以工具形式存在——對于工人，即對于活勞動來說……不是表現為價值，而是表現為生產過程的簡單要素，表現為供勞動用的使用價值，表現為勞動發揮作用的對象的條件，或者說表現為勞動的對象的要素。”既然如此，這些組成部分當然不可能導致價值增殖。其次，馬克思指出，真正的新價值來自于可變資本部分，即它是由雇傭工人所創造的。假設100塔勒的資本是由50塔勒的原料、40塔勒的勞動和10塔勒的生產工具所構成的，那么，“在生產中創造的新價值雖然只是10塔勒，但是按實際的比率來說，這10塔勒在計算時應該同40塔勒相比，而不應該同100塔勒。相比60塔勒價值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相反是工作日創造了新價值。因此，工人是把與勞動能力相交換的資本增加了25%，而不是增加了10%。總資本增長了10%。”顯然，馬克思在這里已經對剩余價值及其所推動的資本主義剝削現象有了很深入的理解。

　　更進一步，馬克思還躍出經濟學層面，上升到社會歷史觀層面來總結他在剩余價值及剝削問題上得出的新思想。在他看來，“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結果，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本身的再生產和新生產。這種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實際上是這個過程的比其物質結果更為重要的結果。這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為勞動能力生產出來，也生產出同他相對立的資本，同樣另一方面，資本家把他本身作為資本生產出來，也生產出同他相對立的活勞動能力”。由于馬克思已經準確地看到了由可變資本所推動的雇傭勞動與剩余價值之間的對應關系，因此，他看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必然性是不困難的 由此也使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概念看似只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而實質上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歷史觀概念，因為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所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歷史過程的具體內容。當然，剩余價值的生產危機與實現危機，也能夠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矛盾及內在危機。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剩余價值概念出發，通過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一般利潤率下降等中介環節，來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社會危機的必然性時，他實際上是賦予了剝削概念以更加豐富的內涵。

　　我們知道，當馬克思在1844年時期從人性異化的角度來看待資本家對工人勞動產品的剝奪時，剝削只是一種不道德的現象;當馬克思在1847年從勞動產品在直接勞動與積累勞動之間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來看待剝削現象時，剝削演變成了一種不公平現象;而只有在《資本論》及其手稿階段，通過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才更加深入地發現了資本主義剝削還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現象，因為它必然會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事實上，站在上述第三個層面上，可以對第一及第二個層面的內涵做出更加清晰的把握。資本主義剝削的不道德性，主要不在于工人的勞動產品被人拿走了，而在于這種拿走的強度會愈演愈烈。資本主義剝削的不公平性也不在于這一次或那一次分配的不公平，而在于不公平是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本質。此處所凸顯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剝削與一般剝削現象之間的區別，而馬克思就是要強調當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到特定階段時，必然會出現特定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因此，如果要談不道德和不公正的話，最根本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道德和不公正。這是沖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天然的自然的社會而去的。同時，這種特定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也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滅亡，因為它恰恰是引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這一點當然是沖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永恒的社會形態的觀點而去的。

　　三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資本論》視域中的資本主義剝削，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為前提的。這種剝削不是對某種特定勞動形式的剝削，譬如對農業勞動或手工業勞動的剝削，而是對一般勞動形式即雇傭勞動的剝削。沒有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就不可能有這種一般勞動形式或者說抽象勞動形式。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剝削采取資本剝削雇傭勞動這種形式是私有制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必然產物，并且，資本剝削雇傭勞動采取剩余價值剝削的方式也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準確地把握這一點對于理解馬克思在剝削問題上的學術觀點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學界有人認為，馬克思對于剝削的理解是完全站在經濟學層面上的，其思路中的一大弱點就是忽視了對資本主義權力關系的研究。“‘剝削’首先是一個承載著權力與自由關系的概念。這是有著根本意義的一點，擊中了馬克思和此后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最為根深蒂固的弱點。••••••馬克思剩余生產的起源和‘剩余’概念都假定為經濟的性質——盡管他沒有對它們進行過精確的討論——這一種假設與其把生產力的擴張置于刺激社會變遷的首要地位的假設相一致。但是，正如我已經表明的那樣，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以及隨著從對剩余勞動的剝削轉變為對剩余價值的剝削，我們才可以從權力不對稱分配的角度對‘剩余’做出明確的界定”。吉登斯的這種批評很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這只是吉登斯所理解的馬克思，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其原因也很簡單，吉登斯是一位社會學家，他很難抓住馬克思思想中的歷史哲學內涵，而這種歷史哲學內涵恰恰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突出特點。

　　其實，不僅是吉登斯，西方學界中的很多具有社會學背景的學者，都無法做到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思路同步。他們把馬克思打扮成一個契約論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似乎馬克思對剝削的強調只是因為他對勞動契約之不平等的關注，似乎他對資本通過剩余價值來剝削雇傭勞動的強調只是因為他對生產力之歷史作用的偏好。在對馬克思思想做出上述誤讀的基礎上，吉登斯等人通過引進權力的解讀線索，似乎真的克服了馬克思思路中的局限性。但問題是，他們對馬克思思想的最初解讀就是不對的。馬克思從來沒有單獨站在經濟學的層面上來思考剝削剩余價值等問題，否則的話，他就不可能真正超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了。他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出發，從社會歷史觀的高度來統攝經濟學的。因此，他的經濟學從本質上講應該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譬如，他思考剩余價值問題的支援性思想背景，不是簡單的經濟學，不管是古典經濟學還是庸俗經濟學，而是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的資本主義現實特征，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把雇傭勞動建構成了資本的剝削對象，建構成了剩余價值的來源，而不是馬克思故意要把工人的勞動列為資本的剝削對象。馬克思實際上是看到了資本統治權力的客觀存在的，而不是像吉登斯所說的那樣缺乏對權力的思考 只不過，馬克思并不僅僅把這種權力置放在政治學的層面上，而是進一步把它置放在社會歷史觀的層面，去思考這種政治權力的社會歷史根源問題的。也就是說，馬克思所說的權力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語境中的權力，而不僅僅是法權或政治學層面上的權力。看清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發現，當吉登斯主張從權力不對稱分配的維度來解釋“剩余”概念時，他實際上還沒能領悟馬克思思想的社會歷史觀內涵。

　　把馬克思的剝削觀僅僅放在一般經濟學的層面上加以理解，還會帶來后續的負面效應。我們知道，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當代發展，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社會化形式也必然會發生一定的轉型或變化，這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們需要做的只是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論，不斷地去研究新出現的剝削的社會化形式。但如果你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把馬克思的觀點誤解為他只關注到了資本家對工廠中以出賣體力為主的雇傭勞動者的剝削這一種形式，那就很容易得出結論：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已經過時了，已經不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特征了。這無疑是一種誤解。西方學界的一些學者還因此主張要從馬克思剝削概念回到他早期的異化概念，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準確概括當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特征。如果真的了解了馬克思的觀點，那就不難做出這樣的判斷：他們的這種作法是多余的。因為在馬克思那個時代，是資本主義社會自身通過生產的社會化把對雇傭勞動的剩余價值剝削，凸顯為最大的和最本質的異化。對資本剝削機制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對最本質的那種異化的批判，區別只在于批判的方法已經有了天壤之別。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來源：《南京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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