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閱讀：論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上)

　　原載《改革與戰》2013年第11期

　　[摘要]文章從四個方面論述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1)對工業發展的前程充滿信心和期待。認為，建立起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才可能發展工業，中國一定能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一定能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2)發展工業，實現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根本在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子，要對自己的黨、國家、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滿自信。(3)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努力學習善于學習，精于借鑒借力發展，勇于探索敢于創新。(4)堅持群眾性、政治性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管理大原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宏觀上做好統籌兼顧、計劃調節，以期達到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微觀上要大力提倡計劃性和勤儉原則，充分調動和依靠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不僅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指導中國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發揮過重大作用，這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總結、學習、借鑒和創新

　　毛澤東一生十分注重和善于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他認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1963年5月)這樣的多次反復，是包括不斷地總結經驗和汲取教訓的。正確的繼續堅持，錯誤的要拋棄，才會有正確的結論。否則，你就是重復百遍、千遍，還不知道失誤在何處，怎么會有正確的認識?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是戰爭、整黨、土改、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等五項工作同時抓的，對于搞工商業，由于解放和占領了某些城市，城市工商業對于我們來講還是新鮮事。可是只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犯原則性錯誤，就要歸于失敗。事實上，當時某些地方的黨組織就違反了黨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于1948年2月27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指出：“必須隨時掌握工作進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數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開總結會，算總賬，總的糾正，這樣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小。”(毛澤東：《關于工商業政策》，1948年2月27日)中央指示，使工商業受破壞的問題得到了及時有效地糾正。在當時情況下，做革命工作的同志，即使是領導同志，能有幾個人能做到經常注意明白地劃清允許做和不允許做的事情的界限呢?尤其是在對待地主富農的封建剝削和要保護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的問題上。然而，毛澤東認識了。怎么教育人們不再犯原則錯誤?當然是通過總結經驗，讓大家經過總結經驗把問題分清了。從而有效地保護了工商業。毛澤東在他一生對革命和建設的探索中，在總結經驗的問題上，有一段至理名言：“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在無產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之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轉摘自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毛澤東在他的對革命和建設的領導實踐中的許許多多的發明創造，都是通過總結經驗得來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面對蔣介石集團對蘇區的多次圍剿的危機，毛澤東就是通過總結歷史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及其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發展經驗，提出了如何動員戰爭和支持戰爭，獲取戰爭勝利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22日—2月1日)他還指出，根據地經濟建設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同上)。顯然，毛澤東不經過總結經驗，提不出這樣的政策和策略。假如提出以發展工業為第一位，那是絕對不行的。又假如以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為第一位，根據地以什么東西作物資保障呢?

　　抗日戰爭的1941年和1942年，是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由于日本侵略軍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解放區的財政發生了極大困難。在這個時候，我們有的同志提出了解決財政問題的辦法：要向人民更多地征收，要求在根據地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這顯然不符合當時的情況，不符合人民利益要求。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1942年12月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發展經濟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的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采用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發展路線，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路線上的斗爭。”(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同時，他指出：“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同上)事實證明，正是毛澤東對多年來的戰爭歷程、結果和發展形勢，進行了科學的經驗總結和實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和提出如此正確的應對策略。

　　解放戰爭中，正是毛澤東總結了中國革命中發展經濟的經驗和汲取了血的教訓，正是基于“我們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許多中等城市。掌握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成了我黨的重要任務”(毛澤東：《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1945年11月7日)，和“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的現實，才作出減租和發展生產，政府發放農貸、工貸，要對民族資產階級給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保護，也要對小工商業者給予堅決地保護等一系列決定，同時要求國民經濟要緊緊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目標去推進發展。

　　發展工業對于共產黨人，客觀來說，一直都是比較陌生的事。主要是由于新中國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長期革命戰爭建立起來的。長期以來，我們從事的主要是革命戰爭的事，面對的主要就是農村農民，是深山野嶺，做的工作無非是與革命戰爭有關，是農業農民工作，是部分手工業、商業工作，當然也有近代工業，但這些工業層次不高，規模都不會很大。因此，對發展工業，尤其是有一定規模的現代工業，就不熟悉了。而革命戰爭的勝利，我們得到了一些大中城市，而且得到的大中城市在不斷增多，從而也就掌握和控制了一些工業，一些較有規模的現代工業。不懂就是不懂。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是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的。面對城市、面對已經到手的現代工業，怎么辦?黨中央又已經說得很明白，要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且要城市領導農村。國營工業、私營工業、民族資本家、工廠、工人……一個個陌生而又吸引人、鼓勵人的問題在拷問共產黨人的智慧。為了過好關，順利地實現工作轉移，毛澤東提出：“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在當時，尤其是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廣大共產黨人確實放下了勝利者的姿態和架子，認認真真地讀書學習，向工人、向知識分子、向民族資產階級，也向一些大資產階級(只不過是間接學習他們)學習理論和辦法。共產黨人就是通過學習，使自己在發展工業方面從不懂逐漸到懂再到內行的，而后才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熱火朝天的局面出現。為了很好地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了進一步獲得促進發展的主動權，1956年，毛澤東又提出：“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轉摘自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報》)“政治家要懂些業務。懂得太多有困難，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一些。不懂得實際的是假紅，是空頭政治家。”(轉摘自1965年5月26日《人民日報》)毛澤東告誡全黨：“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毛澤東深深知道，工業相對于傳統農業，是個先進的生產力，要發展好先進生產力，更需要有豐富多彩的深刻的知識，而要有知識，就得學習，刻苦努力學習。學習是搞好工業的基礎和前提。

　　毛澤東一生，并非封建迷信，也非頑固保守，而是善于堅持。他為人虛心謙遜，善于學習。他是個“拿來主義”者。他從不盲從，從不妄自菲薄，從不盲目媚外。他贊同的和所做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性與靈活態度相結合。在領導革命實踐中是這樣，搞經濟建設也是這樣，對于發展中國工業，推進中國工業化，毛澤東的思想、觀點、方法，所堅持的立場，也是這樣。

　　抗日戰爭前，革命根據地建立在窮鄉僻壤的農村，黨沒有搞工業的知識和經驗，沒有力量過多顧及工業發展，只是采取恢復和發展一些必要和可能的手工業和小工業，以供給戰爭，解決人民生活難題。這種做法適合當時形勢和環境的要求。抗日時期，為克服嚴重困難，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號召，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在沒有一點工業基礎的困難條件下，創建了自己的自給工業，包括軍工業。然而，當時的毛澤東并沒有因此而盲目樂觀，他考慮到更深更遠的前景，考慮到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道路選擇。他認為，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不能像資本主義工業化那樣，靠對外掠奪和對內剝削來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只能是靠自己積累籌集工業化建設資金。但是，從我國的具體情況看，單靠國家和個人都解決不了這個大問題。怎么辦?當時毛澤東曾經考慮，必須制定適當的優惠的工業投資政策，吸引各個方面的資金投到工業建設上來。第一，用暫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的做法，這樣有利于使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面轉移;第二，吸引工商業資本家投資發展民族工業;第三，利用合作社可以吸收群眾(包括農民)的閑散資金的功能，集中投資于工業;第四，政府直接投資興辦工業。在這同時，毛澤東認為，到我國有條件發展自己的工業時，完全可以，也應當利用外資幫助我們實現國家工業化。應當說，毛澤東這些設想符合我國實際，有中國自己的特色。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與當時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等人的交談中，就多次談到了利用外資的設想。毛澤東指出：“中國戰后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是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么低，不能采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來籌措所需要的資金。”(摘自《黨史通訊》1983年20期第15頁)因此，毛澤東認為，積極引進和利用外資，是幫助我國搞工業化的一條重要途徑。為了提高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交往中的信譽，有利于同國際打交道，毛澤東把國民黨政府的借款分為合法和不合法兩類，對合法的外債(即用于建設和民生方面的)予以承認，也將如數歸還，宣布“凡是為建設目的的和用于建設的外債，我們都認為是合法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毛澤東還指出，引進外資將本著互利互惠的原則。中國引進外資用以發展經濟，中國的經濟發展了，興旺了，就能為外商提供更大的市場，外資的正當盈利就會更有保障。毛澤東主張利用外資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大原則。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談話中，就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思想。他指出，讓外國資本投資或我們借取外債，都必須以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為前提。毛澤東堅持中國共產黨人不拿原則做交易的準則，將引進外資用于經濟建設與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進行嚴格的區別。他在與謝偉思談話時指出：“我們對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不感興趣，因為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的和生產的方面上，使國家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黨史通訊》，1983年第21期第11頁)當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對我國的敵對和封鎖政策，及其國際風云變幻，毛澤東的這些設想并未能較好地實施，這就不是他的主觀愿望了。

　　毛澤東不僅主張引進和利用外資，而且更重視對引進外資的科學而合理地運用。他反對將引進外資用于進口高級的生活消費品，并認為這是浪費在愚蠢的行動上。他認為，引進的寶貴外資應該用于生產建設和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毛澤東1936年在同斯諾的談話中，指出了中國引進外資的真正目的：“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毛澤東在引進和利用外資上也是光明磊落、毫不含糊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鑒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毛澤東更加重視引進和利用外資，重視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重視向外國學習。然而，由于美國的敵視封鎖及意識形態問題，使得中國的引進學習只能主要面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親自做向蘇聯引進項目的工作，親自審定引進計劃。同蘇聯關系惡化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都親自過問、審查、批準、推動對外引進的項目和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經提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百廢待興，發展工業更是急迫和重要。以中國當時的情況，不向外國學習，得不到外國幫助，要想盡快改變面貌是有一定困難的。當時難以取得國際上的廣泛支援和幫助，只能求之一面，當然是很適宜的明智之舉。可以學習，能夠引進，總比完全沒有的要好得多。向外國學習，取別人之長，補自己之短，當然是最好不過了。因此，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但是，學習外國，向別人學習，并不是盲目模仿，也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一般來講，學習也是要講究方法的，采用好的方法學習，才會有真效率。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另一種態度是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們的情況相適合的東西。我們需要的是后一種態度。那么，什么東西與我們的實際情況相適合呢?當時，我們的具體情況就是貧窮落后，就是工業基礎非常薄弱，科學技術不發達，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因此，毛澤東提出：“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同上)按照毛澤東、黨中央的設想，取得了政權以后就要致力于使我國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偉大事業了。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政府，當然就要著手工業化工作了。然而，當時中國的工業實在太少，科學技術水平太低，這成了工業化進程的大障礙。用什么辦法克服困難呢?當然就只有向別人學習一法了，甚至可以適當地照搬即用，目的只有一個，強化我們的基礎，使我國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由于制度不同，學習別國，特別是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就得有個區別對待，要有個正確的態度和行為，那是不能統而言之的，更不能因為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東西，就要拒之門外，把工業技術與社會制度混為一談。須知，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為此，毛澤東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

　　學習一定是為彌補我們的不足，要同我們的實際緊密結合，走好自己的路。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下，人民當家做主，建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都想盡快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可是我們的實際，尤其是工業發展現狀又是那樣：基礎薄、文化低、知識少、科技弱、經驗無。因此，就得增強學習的自覺性，廣泛地學習，學習別人好的東西，以彌補我們的不足，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知識水平。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完全不錯，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周恩來也多次提出，凡是我們不懂不會的，都要去學。但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我們要向蘇聯學習，向兄弟國家學習，而且要向世界一切國家學習，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國家，如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家學習。就是日本、英國和美國，它也有長處，我們也可以學，除了它們的國家制度我們不學以外，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辦法，我們是可以學的”(周恩來：《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1956年)。正是我們的正確的學習態度、學習精神和學習行動，使全黨全國人民獲得了知識、技術和管理經驗。三年國民經濟恢復之所以順利和迅速，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所以優異，我國工業從無到有，并逐漸發展壯大，同開展學習是大有關系的。

　　一個開放的民族，才是充滿生機、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民族，新中國成立后的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民族。人與人之間需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共同進步，從而都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更是如此。自己禁錮自己，關起門來搞建設，便是死水一潭，毫無生氣，窒息了自己。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要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被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下，我們想更多地獲得國際上的支持和幫助，那是不可能的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獨立思考，才使我們的建設具有特色。事實上，我國是通過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的同時，不斷同其他國家發展和擴大技術、文化的交流，才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相對發達的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是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我們一定要牢記，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原則的基礎上，向外國學習，適當引進和合理利用外資，大量進口先進適用的技術裝備，建立和發展我國的工業基礎，大力發展我國民族工業，把我國建成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并逐步向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邁進，這是毛澤東獨立自主建設我們國家的思想中的有機構成部分。毛澤東既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又大力倡導向外國學習和利用外援力量幫助發展，這種戰略思維，有利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的自主發展和健康發展，有利于保持和發展中國特色，有利于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路子。這就是毛澤東的思想，是毛澤東指導我國工業、農業和一切事業的思想。這種思想，不僅指導中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起到主導的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今后工作，對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我們既不能閉關鎖國，在被某些別有用心的發達國家實行圍堵封鎖時，要想方設法沖破他們設置的鎖鏈，不要因它們的貌似強大而被嚇倒，千萬不可盲目地崇洋媚外，要堅定我們的自信，也要謙遜地積極地學習外國的好東西，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正確態度。

　　在學習和探索自己發展的道路方面，毛澤東有他的戰略性思維特點，也有一系列的具體的辦法和經驗，完全貫穿于他長期以來領導和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工業發展的實踐中。這是毛澤東的探索，我們也當進行新的學習和探索。學習毛澤東，“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克服困難，敵人喪膽。”(毛澤東：《為抗大開展生產運動題詞》，1939年3月)“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轉引自《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0月)“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轉引自1966年8月1日《解放軍報》)“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講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轉引自《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0月)“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毛澤東1958年6月的重要指示)“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情況是在不斷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后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2月)“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在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方面，毛澤東也多有說辭。“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澤東的這些話，有的是在戰爭時期，針對戰爭情況講的;有的是在戰爭時期，針對當時經濟形勢講的;有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針對經濟建設講的;有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針對其他方面的事業講的。但是，我們對于毛澤東思想，只是學習運用它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們面臨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和解決。如1936年，毛澤東把從“老百姓”到軍人之間的距離，看得很近，也容易解決，他的辦法就是“把二者總合起來，用著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學習罷了”(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這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所進行的探索和結論。在當時，當然是適用于指導戰爭的。然而，到了發展工業，推進中國工業化時期，這種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完全可以結合著靈活運用的。我們對于從農業到工業，對于發展工業，對于工業化不是也有一定距離嗎?不也是從不懂到懂，再到能將之較快地推進嗎?依靠的就是努力學習和善于學習，主要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黨全國人民的創造力。毛澤東不是神，也不是算命先生，他只不過是對中國問題敢于探索，善于探索罷。我們學習他，學習毛澤東思想，正是、也只能是學習和運用他的基本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然而，這些基本理論、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蘊藏于毛澤東的大量的著作、書信、題詞和講話里面的。我們學習、運用他的話，并不是教條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話過時了，這才是另一種迷信。其實，我國許許多多的先哲、先賢、帝王將相、領袖，雖然他們的時代過去了幾十年、幾百年、上千年，但他們的理論，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話，不少仍熠熠生輝，仍可作我們的指導和參考，成為我們前進的動力，只不過是我們要善于學習罷。對毛澤東也是如此。

　　四、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抓好科學管理

　　毛澤東認為，經濟改革和促進經濟發展，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抓好科學管理。至于如何抓改革，如何抓管理，確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毛澤東有著他的特點。他在晚年曾說過“管理也是社教”(1965年1月29日對×××蹲點的批示)的話。這表明，在毛澤東的思維里，在社會主義國家內，要把管理當成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對待。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觀，到后來他一直支持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中鞍山市的做法：群眾參與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以至他所提倡的“什么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1958年視察安徽鋼鐵工業時的談話)，可以知道，毛澤東經濟管理和經濟改革的一大特點，就是堅持群眾性、政治性。毛澤東相信，群眾的力量是無敵的，用政治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更是無堅不摧。群眾中蘊藏著無限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靠群策群力就能解決問題。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事業是億萬人民的事業，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把事業的大廈支撐住。發展工業，強盛國家，同樣是人民大眾的事，要靠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努力。無論是改革，還是進行科學管理，都需要人民群眾一齊起來，共同參與，才能把事情辦好。毛澤東把管理當成向人民群眾進行的一場社會主義教育，目的在通過人人參加管理，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能夠極大地增強主人翁意識，盡可能地發揮好積極性和創造性，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好。

　　毛澤東在宏觀管理上堅持統籌兼顧，計劃調節，以期達到綜合平衡發展的目的。這是一種協調發展的思維。毛澤東認為，發展應當是方方面面的、系統的，而不僅僅是單方面的。方方面面就要有個輕重緩急的側重秩序的問題。革命時期，需要有經濟力支持戰爭。而當時沒有取得政權，正在進行革命戰爭以奪取政權，是不能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只能以動員和組織戰爭，爭取戰爭大發展，得勝利為中心。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支持革命戰爭，做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這樣的目標下，在當時的特定環境，為組織管理好經濟發展，毛澤東提出了一條原則：“統一領導，分散經營”(毛澤東：《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要“軍民兼顧，公私兼顧”(毛澤東：《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這雖然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和解放戰爭時期明確提出來的，但卻是毛澤東一貫堅持和經過分析總結多年抓工作的經驗得出來的結論。在中央蘇區革命戰爭激烈發展時期，在事實上就已經“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了(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20日)。“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獲增多，恢復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并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同上)。這樣一抓，抓出了成績，“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出了增加兩成秋收的預計。手工業方面，農具和石灰的生產在恢復過程中，鎢砂的生產開始恢復，煙、紙和木頭的生產也開始有了點生氣。糧食調劑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績。食鹽入口也開始有部分的工作了”(同上)。這樣的效果，沒有在經營管理上方法的正確，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同上)采用什么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呢?就是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不僅是要自己立即動手去做許多工作，而且要指導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要求鄉和市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糧食局、貿易局、采辦處這些機關里的同志，要完成好親手動員群眾組織合作社、調劑和運輸糧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責任和任務。采用什么正確有效的方法呢?那就是，采用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從組織上動員群眾;就是大量地組織培訓工作干部;就是一方面用徹底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地走到經濟建設的戰線上來。一方面堅決地實行勞動法，改善工人群眾生活，使工人群眾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于農民的領導作用。

　　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根據地的工農商經濟建設工作有了大的發展。時隔不到半年，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已經在總結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管理經濟建設的觀點：“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23日)具體上都要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很多的地方組織了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以調劑農村中的勞動力；組織了犁牛合作社，以解決耕牛缺乏的問題。同時，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了生產工作。這種情形，在國民黨時代是決然做不到的……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面，對于某些重要農產作出相當的生產計劃，動員農民為著這樣的計劃而努力……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應予以極大的注意。目前自然還不能提出國家農業和集體農業的問題，但是，為著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各地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并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卻是迫切需要的……工業的進行需要有適當的計劃。在散漫的手工業基礎上，全部的精密計劃當然不可能。但關于某些主要的事業，首先是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卻是完全必需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場，是我們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的”(同上)。毛澤東這些關于工作的經驗總結和政策的導向，今天看來似乎都比較平常，然而我們應當想到的是，這是在當時異常的困難和殘酷斗爭時期，是在以戰爭為中心的求生存時期，這樣的任何一項工作，在舊中國都是“第一”，是首創，是通過改革變更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才會有的行動，它的意義與作用是非凡的。其中對農業的政策方向，就已經是用辦工業的辦法促進農業發展的現代農業雛形了，而搞工業已經觸及了現代管理的領域，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是毛澤東首先認識到：“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同上)

　　毛澤東統籌兼顧，計劃調節，以期達到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大手筆運籌管理經濟建設的思路和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毛澤東作為一個大國、窮國的領袖，他想得更多的當然是普遍性、整體性問題，在經濟發展上體現的就是人民性和國家整體性，這是基本點。有了人民性和國家整體性這個大方向大目標，多想辦法，就可以得到迅速而有秩序地發展。因此，毛澤東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意思：統籌兼顧，是對于全國人民和全國各個方面的統籌兼顧。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以我國有多少人口出發，從我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范圍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個實際。就是要求我們這樣的國家，要從人口多的大國國情出發去思考經濟建設和發展問題，而絕不能僅從一部分人的利益和部分地區利益出發，去考慮經濟發展。毛澤東是主張計劃經濟的，他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體現。但他對計劃經濟的態度又是靈活的。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可以在計劃經濟的大原則和基礎條件下，允許部分生產在國家總體計劃和政策范圍內，按市場需要組織生產。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大國，只有搞計劃經濟，統籌兼顧，同時限制自由生產，才能實現國家的綜合平衡。只有考慮和照顧方方面面，從而合理分配社會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正確安排社會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使社會再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各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之間、各個地區之間相互協調，整個國民經濟才有可能得到協調和持續發展。在這同時，毛澤東強調，“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毛澤東統籌兼顧、綜合平衡思想，是一個關于發展的方向性的大原則，并不是僵死不變的教條，也不是包羅萬象的寶葫蘆，什么都裝進去完事。而是根據發展的趨勢，情況的變化而不斷有所修改、補充。這就是揚棄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并不是教條主義的。毛澤東為了解除人們對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教條主義式的理解，對這一方針原則作了清楚的解釋：“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的好辦法來的。”(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毛澤東認為，即使是社會團體，或群眾自己直接想辦法，也屬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范疇。為什么是這樣呢?因為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之下，由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指導下所進行的活動，當然屬于“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毛澤東還意識到，要做到“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實現真正的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目標，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也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好的，困難和阻礙的因素會很多。怎么做才好呢?毛澤東主張，一方面以計劃指導和計劃安排；一方面制定具體、細致的政策，用政策來規范。在計劃統籌原則和政策規范之下，社會經濟一定能夠有序地快速發展。為什么要在我國實現計劃經濟，以國家計劃去統籌和指導、約束社會和人們的經濟生活行為，實現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毛澤東有他自己的見解：“為什么要有這樣的長遠計劃，人們看一看它的內容就知道了。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貌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5年)。我國的發展驗證了毛澤東這一論述的正確性。有計劃地發展，這本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但前提條件是計劃符合科學性。至于發生的某些領導個人腦袋發熱，拍胸脯得出的所謂計劃，按這類計劃去做，當然不屬于計劃經濟的范疇。事實上，時至今日，我國就是通過堅定地實施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按已定的方向目標前進，才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相信人們不會否定。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闡述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時，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正是在毛澤東這種強調必須保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做到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的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逐漸走上了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軌道。中央和中央有關領導都再三強調統一和計劃的重要性，要求全國都要有“一盤棋”思想，要執行好計劃，完成計劃任務，以確保國民經濟整體的快速健康發展。周恩來提出：“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并在各自的范圍內做出最大的成績。”(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1949年12月22、23日)“統一計劃，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計劃是要統一的，但要有分工，有了分工還要有合作。”(周恩來：《關于體制問題》)劉少奇也談了很多關于計劃經濟的問題，強調我國要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路子，他說：“力求走上計劃經濟——要資本家服從國家控制，小生產者受國家控制，是一個長期的斗爭。今后必須在國家統一的領導和計劃之下發展經濟，不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今后的歷史任務》)直至我國遇到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時期，1962年，劉少奇又指出：“社會主義經濟，要有統一的國家計劃。計劃指標必須符合實際，并且適當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備力量……國家計劃的統一性和地方的統一性要結合起來……地方計劃要納入國家計劃，局部利益要服從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須服從全國利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應當強調統一領導、中央集權，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半無政府主義。”(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會議上的報告》)陳云也多次闡述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重要性。陳云認為，在一個大國內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沒有計劃比例是不可想象的。他說：“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具體比例，在各個國家，甚至一個國家的各個時期，都不會是相同的。一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規定計劃中應有的比例。究竟幾比幾才是對的，很難說。唯一的辦法只看看是否平衡。”(陳云：《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他還指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建設是有計劃的建設，全國各地企業的生產和建設工作都必須服從國家的統一計劃，決不可違反國家的統一計劃。”(陳云：《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陳云還認為，有計劃按比例的論點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就提出的這一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是完全正確的。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主要領導在講述計劃經濟或計劃調節、計劃發展時，都強調“必須”、“應當”，可見當時中央領導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看法是高度一致的，決心也很大，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大原則這一點上都毫不含糊。

　　1956年，毛澤東在強調“手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產銷為什么沒有納入國家計劃?手工業這樣大，應當納入國家計劃”(毛澤東：《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3月5日)。同時，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工業生產，滿足社會需要，毛澤東又提出了“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中國式的“新經濟政策”，指出：“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一長一短，扣小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毛澤東：《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思想寶庫》)毛澤東把這個“新經濟政策”，置于有原料、有銷路的前提條件之下，并一再強調“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毛澤東的這種思想，仍然是有計劃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靈活性體現。在當時獨樹一幟，是難能可貴的。毛澤東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是為滿足社會需求提出來的，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新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起到保護、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作用，存在著同社會主義經濟相矛盾的一面。在發展過程中，二者的矛盾在不斷出現，不斷得到解決，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在產生矛盾，解決矛盾的斗爭中前進的。這種矛盾的“產生——解決——再產生——再解決”，其結果就是追求和達到平衡和協調。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變成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在毛澤東看來，矛盾是絕對的，平衡統一是暫時的。我們搞經濟建設，搞工業化，不希望出現矛盾，總希望達到平衡。然而，事實不可能如此，不可能回避矛盾，繞過矛盾求平衡。我們又不能讓經濟建設放任自由，盲目發展，使矛盾不斷擴大和加劇。因此，必須找到一種良好的解決矛盾、實現平衡的辦法。毛澤東認為這就是馬克思最先提出的搞計劃經濟的辦法。在毛澤東的思維里，計劃并不是、也不能是一成不變的僵死的東西，不要講長期的計劃只是一種方向性、指導性的努力規劃，可以不斷地進行修改、補充，就是較短期的計劃，也是可以調整的。但是，這種對長期計劃的修改、補充，對短期計劃的調整，必須符合客觀情況，不能是盲目的、放任的、自流的、隨便的。計劃經濟的內涵和實質，就在于此。

　　毛澤東在管理思維上提出的平衡，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點有秩序地發展。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按照根據地解放區的具體情況，在發展經濟上，不能以發展工業為首位，而一直是把農業當作重點，而又不忘掉同時盡可能地發展工業手工業。這完全是從戰爭的基本需要去決定問題所作出的抉擇。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兩個根本的重點轉移。一是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這當然包括、而且主要是經濟工作在內;二是具體工作也要抓住重點。這個抓重點主要表現在，由過去重點發展農業，即把農業放在第一位，轉到發展工業，搞工業化之上;國家的建設重點放在重工業上;為了平衡工業發展布局，工業發展重點又放在大力發展內地工業之上，如此等等。第一個重點轉移，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已經明確地提了出來。這個重點轉移是方向性的、根本性的轉移。而第二個重點轉移是具體工作上的安排。關于這個具體工作的轉移，1956年以后，毛澤東講得比較多，比較具體。這表明，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是對中國情況，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并將其結合在一起進行認真、深入地分析研究了的。以《論十大關系》為代表，毛澤東提出了重工業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重點，同時又強調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提出做到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要把發展的重點放在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方面，又要求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老底子。事實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毛澤東逝世，發展的重點確實是放在內地，廣闊的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一批批工業基地和重點企業，這些新基地和重點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舊中國工業極其落后，而絕大部分現代工業又集中在沿海，使內地特別是民族地區的發展嚴重滯后，那里群眾的生活很苦，使民族矛盾相當突出。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決策，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生產力的畸形布局，使廣大內地，特別是民族地區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增強了民族團結。而在這同時，沿海工業也是得到了極大發展的。

　　從我國具體情況來看，毛澤東強調統籌兼顧、計劃調節，強調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突出抓重點，同時用政策來保證上述工作方式方法得到實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藝術，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平衡發展，減少盲目性和浪費，根絕兩極分化的危險土壤，是很有現實意義的。毛澤東這些思想精神，事實上都成為黨和全國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實施政策。然而他希望的是，“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7日)，要求讓“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8年4月2日)。他還認為，計劃不是領導者的計劃，不是少數人的計劃，而是全黨全國人民進行工作的計劃，計劃要實事求是，計劃目標要量力而行。因此，再三要求“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充分余地”(轉引自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報》)。現實中的毛澤東，十分注重微觀企業的管理。在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在中國革命節節勝利，解放區越來越多，甚至占領了一些城市之際，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出現的破壞工商業的問題，針對不注重爭取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的思想狀況，他指出：“必須避免對中小工商業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各解放區過去保護并獎勵一切于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仍應繼續……地主富農的工商業一般應當保護。”(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年)強調要利用資本主義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積極的方面，又要“節制資本”，采取恰如其分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限制資本主義對社會產生消極作用的方面。在堅持發展國營經濟，堅持國營經濟領導地位的基礎上，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并進，即不僅是讓分散的個體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存在和發展，而且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和改造，幫助它們同國營經濟齊頭并進，得到更好發展。改造的方式方法就是用合作經營方式把它們組織起來，實行合作。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堅持自愿互利的原則，通過辦好手工業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把占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六百多萬分散的手工業者的私人所有制，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在這同時，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和“贖買”，把生產資料私有制逐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使我國社會轉變成為真正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

　　毛澤東對宏觀經濟管理的統制思想

　　很明顯，也很堅定，似乎毫無松動的余地。然而，他對微觀經濟的企業層面管理的靈活性，即統一下的獨立性也特別明顯，似乎也讓人感到意外。革命戰爭時期，提倡分散經營，放手讓私人企業發展，不能對中小工商業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都是人們所熟知的。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依然十分重視管理微觀企業層面的靈活性。他認為，對于經濟建設，用計劃、動員的辦法，用法律、規章和政策進行了約束的辦法管住全局大的方面，而讓局部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就一定能把經濟建設搞好。1956年，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進一步明確了他對微觀經濟層面的充分獨立和自由發展的思想。他說：“這里還要談一下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的。比如我們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讀書、有人吃飯，就是獨立性。如果我們不給每個人散會后的獨立性，一直把會無休止地開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嗎?個人是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毛澤東意猶未盡，接著又強調：“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可以說，毛澤東在經濟建設方面，提倡建立生動活潑的豐富多彩的和諧局面。而要造成這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和諧局面，就必須營造各個局部、各個環節都能獨立自由、生動活潑，而獨立自由不是脫離統一，是在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同時，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毛澤東在微觀管理上大力提倡計劃性和勤儉原則。他認為，每個部門、每個地區、每個單位、每個企業，沒有計劃，就沒有努力的目標，就不能有效地發展，就可能造成社會性大浪費。毛澤東強調，在努力奮斗的同時，要執行勤儉建國的方針，每個工廠，每個農村，機關單位都要做到“勤儉經營……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1955年)，“要嚴格地節約，反對浪費。現在城市里頭大反浪費鄉村里頭也反浪費。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不要懶，不要豪華，懶則衰，就不好。要勤儉辦社，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嚴格節約，降低成本，實行經濟核算，反對鋪張浪費。”(毛澤東：《農業合作社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1955年10月11日)“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同志們提出，廠長、校長可以住棚子，我看這個法子好，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搞工業、企業、事業，沒有遠大志向不行，沒有計劃性不好，沒有勤儉節約的原則也難。毛澤東要求所有單位和個人都要做到心中有數，即計劃性和堅持勤儉節約原則，是我們搞好微觀經濟的關鍵環節，切莫等閑輕視之。

　　毛澤東注重改善微觀管理是一貫的。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改善工廠的組織與管理，克服工廠機關化與紀律松懈狀態，首先應該改革的是工廠機關化的不合理現象。目前我們有許多工廠在組織上非常不合理，人員眾多，組織龐大，管理人員和直接生產人員的分配不適當，以及將管理大工廠的制度應用到我們的小工廠上面，這些現象必須迅速改變，使一切工廠實行企業化。”(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強調“建立經濟核算制，克服各企業內部的混亂狀態。為此必須：第一，每一工廠單位應有相當獨立的資金(流動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轉，而不致經常因資金困難，妨礙生產。第二，每一工廠單位收入和支出，應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續，結束收支不清、手續不備的糊涂現象。第三，依照各廠具體情況，使有些采取成本會計制，有些則暫不采取，但一切工廠必須有成本的計算。第四，每一個工廠的生產，應有按年按月生產計劃完成程度的檢查制度，不得聽其自流，很久不去檢查。第五，每一工廠應有節省原料與保護工具制度，養成節省原料與愛護工具的習慣。所有這些就是經濟核算制的主要內容。有了嚴格的核算制之后，才能徹底考查一個企業的經營是否是有利的”(同上)。“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幫助群眾組織生產，幫助群眾總結經驗……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毛澤東：《組織起來》，1943年11月29日)。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改善微觀管理更為注重，他指出：“所有制的問題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一定所有制下的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我們對全民所有制的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黨的領導，工人群眾和技術人員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筆記》”)。“因為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不但包括階級斗爭問題，而且包括干部參加勞動的問題，而且包括用嚴格的科學態度，經過試驗，學會在企業和事業中解決一批問題這樣的工作。”(1963年5月9日《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示》)“隨著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發展，必然要引起企業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舊的口號，舊的指標已經過時了，要用新的口號，新的指標來代替;現行的管理制度(比如工資制度、勞動組織、管理機構，等等)，凡是不適應新的情況的，都要作適當的改革。所有這些問題，在一切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企業，都會遇到，請你們精心觀察，隨時總結經驗，以便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轉引自《中央批轉×××的蹲點報告的批語》，1964年12月19日)“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澤東：《對×××蹲點報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我們不能不欽佩毛澤東在管理上的遠見卓識和細心周到。仔細品味毛澤東這些講話的內容，人們就會感覺，這些講話精神已然具體到幾乎是管理上操作層面的東西了。人們還可以認為毛澤東在經濟問題上是外行嗎？

　　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抓好科學管理方面，毛澤東非常善于運用他在長期革命斗爭和建設中創造總結積累起來的法寶——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隨時隨地，毛澤東總是不斷強調和要求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把革命利益和群眾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結合起來，牢固樹立一切為人民群眾的立場觀點，把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他要求全黨都要清楚，搞經濟建設，搞活企業，搞好科學管理，必須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離開這一點，是不行的。

　　如何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呢?毛澤東提倡，要從關心群眾生活、反對絕對平均主義，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取酬”原則入手，領導干部不搞特殊化。要求領導干部要時刻注意關心群眾生活，注意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更加重視人民的利益，尤其重視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問題。盡管工人和知識分子以及農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毛澤東仍然強調，要繼續不斷地改善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同時注重引導他們正確認識社會。毛澤東指出：“應當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于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毛澤東認為：“關于產品分配，蘇聯教科書寫得不好，要重新另寫，換一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選載(一)》)毛澤東就是針對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不同情況，運用不用的方式方法，調動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他既要讓人民群眾得到當前利益，又要有更美好的前景，更大的利益在前面吸引，有更遠大的美好的理想在支配、激勵，怎么會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從而保持高漲的勞動熱情?

　　隨著發展和進步，毛澤東又看到人民群眾已經不僅僅是在一些物質利益上去思考問題，而是有了更大更高的抱負和需要。因此，毛澤東想到了讓群眾參加管理，進一步保持和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現實問題，于是提出：“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開展技術革命。”(轉引自《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1960年)毛澤東不但意識到要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抓好科學管理，必須依靠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且他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力性的方式、方法及其高超藝術，也是可圈可點的。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軍事家和理論家。毛澤東經濟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我們要重視挖掘毛澤東思想的寶貴財富以為今用。筆者對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研究，不過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皮毛認識，即使是對毛澤東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的思想的認識，也還是萬不得一。相信后來者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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