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改革與戰略》 2013年第10期

　　(廣西社會科學院， 廣西南寧530022)

　　[摘要] 文章從四個方面論述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1) 對工業發展的前程充滿信心和期待。認為，建立起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才可能發展工業，中國一定能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一定能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2)發展工業，實現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根本在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子，要對自己的黨、國家、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滿自信。(3)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努力學習善于學習，精于借鑒借力發展，勇于探索敢于創新。(4)堅持群眾性、政治性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管理大原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宏觀上做好統籌兼顧、計劃調節，以期達到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微觀上要大力提倡計劃性和勤儉原則，充分調動和依靠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不僅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指導中國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發揮過重大作用，這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壽思華(1949-)，男，廣西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發展戰略、工業經濟。

　　毛澤東一生導演了無數英勇壯麗的活報劇，其中的有關農民運動、革命戰爭尤為宏偉壯烈。各個時期的戰斗戰役、各個階段的政治斗爭，更是令人目不暇接、驚嘆不已。正是由于毛澤東一生主要在動員和組織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戰爭、奪取政權，新中國成立后又主要搞了剿匪、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恢復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后碰上我國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由于毛澤東思想大系中的軍事思想、哲學思想、黨建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農業經濟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事例實在過于突出;還由于新中國成立前，紅色政權要存在和發展，人民革命戰爭要勝利，要徹底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國;也由于當時我國工業尚處在很低的發展水平階段。毛澤東對工業經濟發展的思考不是太突出，相對不那么重要，以致被人們忽視了，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不懂工業。事實上，毛澤東有著他對工業發展戰略的思考，毛澤東的工業發展戰略思想，很富有中國特色。至少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1)只有建立起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才可能發展工業;(2)建立中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把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3)節制資本，使人民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人民當家做主;(4)組織和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走向集體化，實現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并舉;(5)工人階級肩負中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責任和義務，要勤儉節約、努力奮斗;(6)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處理好同各個方面的關系，協調發展經濟;(7)要致力改革改造，促進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抓好管理創新;(8)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正是在毛澤東工業發展戰略思想指導下，我國用不太長的時間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使我國尖端科技工業迅速崛起，進入世界前列，將建設先進工業化國家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梢哉f，毛澤東無愧于工業發展戰略家的稱號。日本國會議員岡田春夫曾這樣評價毛澤東：“表面上看來他非常溫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貫穿著激烈的解放戰爭中鍛煉出來的不屈不撓的斗志和銳敏的高深的智慧。”毛澤東對工業發展問題，確實是充滿著“銳敏的高深的智慧”，確實作了不屈不撓的努力。他提出的一些對我國工業發展的戰略設想，及其一些具體辦法、政策思考，確實是遠見卓識的，是明智之舉。時間過去幾十年，毛澤東也已辭世37年，可以說，他的很多思想至今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一、對工業發展的前程充滿信心和期待

　　毛澤東從來對工業發展都是十分重視的。他認為，工業對中國革命、中國建設和中國發展至關重要，對中國工業發展的美好前程、強有力功用充滿著信心和勇氣。

　　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認為，為了革命的勝利，需要恢復和發展自給性工業。在毛澤東之前的任何一次革命運動，包括歷次農民起義、農民戰爭、辛亥革命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前的一些同樣是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軍閥、反對土豪劣紳的占山占地占水的“革命群體”，他們在進行武裝斗爭時，無不是只知道從敵人手中奪取給養，而并不思考自身也要發展工業(有的可能搞一些自制簡單武器和修理的手工業作坊)。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述中也沒有在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中發展工業的理論、做法和經驗。毛澤東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他在革命實踐前期雖曾接觸過工人，應當講他原來對工業生產、工業發展是不熟悉的，更談不上摸清規律。他也沒有機會去系統學習工業和工業管理的有關知識。毛澤東完全是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中，從經濟發展需要、從人民生活需要、從支持和供給戰爭需要中，逐漸認識工業生產，認識工業生產的重要性，學會指導工業發展的。

　　1930年底到1933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連續4次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蔣介石集團部署的“圍剿”，在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紅色區域周圍，建筑碉堡、采用堡壘政策，構成封鎖線，對紅色區域實行軍事上、經濟上的殘酷而嚴密的封鎖政策和行動，造成了紅軍的給養和根據地人民生活極端困難。面對這種困難，紅軍或者是潰散、逃亡、投降、被消滅，或者是不斷壯大、興旺。這兩條路，黨領導下的紅軍，當然是取后者。然而要取后者，必須得到經濟力的支持。為了取得這樣一種有力支持，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封鎖，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1933年8月在江西瑞金召開了贛南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關于粉碎敵人5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批判了當時關于紅色經濟工作問題上的兩種錯誤觀點：一種是取消經濟建設，認為戰爭環境中不可能進行經濟建設工作;另一種是以為經濟建設是當時一切任務的中心，而不了解革命戰爭是當時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是服從于戰爭的。這個報告號召根據地人民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要求立即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廣泛地組織人民群眾支援革命，鞏固工農聯盟，加強無產階級領導。會議通過了《中共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決議》。毛澤東關于戰爭和生產同時并舉的思想，在實際上指導和推動了當時根據地的工農業生產的大發展，不僅使農業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煙、紙、砂、樟腦、農具、肥料(石灰)等，以及織布、制藥等均有恢復和發展，硝鹽制造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使紅色根據地逐步克服了國民黨反動派殘酷的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困難，有力地供給和支援了革命戰爭。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闡述的經濟思想，其中包含了工業經濟思想，而且工業經濟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思想的核心，就是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要重視恢復和發展日常用品的工業生產。當時根據地內工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實際，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這應當是毛澤東工業經濟思想形成的早期階段。

　　1934年1月22日到2月1日，中央蘇維埃在江西瑞金沙洲壩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總結報告。這兩個報告，至今讀起來仍能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按照毛澤東這兩個報告的辦法做下來，共產黨怎能不讓人民群眾喜歡和擁護?中國革命的力量又怎么能不越來越強大?真正應了中國古人那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共產黨就是以自己執行的政策和具體行動，來影響、動員、團結和組織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和發展經濟的。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已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思想。這就是革命根據地的經濟要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三方面組成。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經濟建設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經濟”，要“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在那激烈的戰爭年代，毛澤東不但提出要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經濟方面建設，目的是要“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而且在長遠戰略上思考了為社會主義準備前提。毛澤東這一時期經濟思想的主要核心，是經濟為革命戰爭服務。這時候的毛澤東，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工業經濟思想。具體體現在：(1)建立由黨和政府直接控制的工業，即國營工業，并且強調它的領導地位(當時毛澤東還未形成在農業中的全民所有制即國營的概念或講思路，應當把當時毛澤東提出的國營經濟看作是政府控制的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后來發展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2)提出了首先為著自給，也為著出口，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工業這一概念是第一次作為有特別意義的概念提出)，這是真正的發展工業的思想;(3)提出了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要有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要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售市場。這已經接近或者講是現代工業經濟管理模式和方法了。毛澤東是從發展方向、目的、模式和具體管理辦法上，第一次比較系統而完整地闡述了他的工業經濟發展思想。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對于糾正當時“左”的錯誤，推動紅軍和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為保證革命戰爭所需要的物質供給，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使紅軍和人民群眾的衣服、醫藥品、食鹽、紙張等物質需求有了基本的保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當然，由于當時條件所限，農村根據地沒有一點工業基礎，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只能是千方百計解決迫切需要的物質?；謴秃桶l展起來的工業、手工業，也只能主要是自給、半自給性的，難以過多地超出當時的基礎和條件。因此，毛澤東當時對工業經濟問題的思考，只能是實事求是，只能從戰爭的環境的需要和可能上提出和解決問題。能這樣，已經是了不起的了。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濟是基礎，革命和戰爭、政治和文化都要緊密聯系這一基礎來進行。沒有一定的經濟力，就不能進行戰爭。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國，除之政治原因外，它的強大的經濟力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它的強大的工業基礎在為它的侵略行徑撐腰打氣。日本用尖船利炮屠殺中國人民，企圖征服中華民族，妄圖霸占中國領土，靠的就是它的強大的先進的工業力量。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是再清楚不過的。中國就是缺乏這種力量，抗日根據地就是缺乏這一力量，難以同武器精良的殘暴的日寇相抗衡，才讓日本的妄圖在抗日戰爭初始階段得到部分的實現。要改變這種狀況，把侵略者趕出中國，就需要培植和壯大經濟力支持戰爭，不但要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也要造出自己的殺敵槍炮來。

　　抗日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解放區先后受到日、偽、蔣的夾攻、封鎖。根據地面積縮小，經濟和財政面臨嚴重困難。為了克服困難，堅持抗戰，爭取勝利，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總方針，要求邊區和一切根據地軍民用發展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所遇到的財政、經濟困難。并指出了發展公營經濟和私營經濟是保障財政供給的根本途徑。在這一基本方針的指導下，黨中央、毛澤東號召解放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大力發展公私工業、農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以農業為主，軍隊和老百姓齊動手。在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和克服困難的號召下，邊區軍民在沒有一點工業基礎的困難條件下，共同努力，發展生產，始創自己的工業。到1942年，僅公營工廠就發展到62個，邊區軍隊和機關，逐步做到糧食和工業品全部、大部或一部分自給。在這同時，培養了大批有生產管理知識和經驗的工作干部，積累了工業建設經驗。南泥灣屯墾是全軍大生產的一面旗幟，它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和運輸業為第二位。

　　經過長期的持久戰爭，毛澤東經濟思想、尤其是工業經濟思想，有了新的質的升華和提高。主要由于，一方面，毛澤東總結了多年的經濟工作、尤其是抓工業手工業發展的經驗，有了新的更高更深的感悟。他指出：“近幾年中，我們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是開始。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和工業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給，并有盈余。我們必須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現在有更大的成績。”(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在更深層的另一面，毛澤東意識到：“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同時他指出：“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同上)這就是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的認識上，向人們昭示中國發展工業、建立工業體系的重要意義及其基礎條件。這對環境條件完全變化了的今天，仍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工業產業發展受制于人，不正是由于核心的東西掌握在別人手中，我們不能獨立、不可能自由嗎?毛澤東在那種環境條件下也能善于總結經驗，做到未雨綢繆，不正是今天我們缺乏的應有思維嗎?毛澤東工業經濟思想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新的、質的升華，主要是在抗戰時期，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發展工業的實踐與國統區工業發展情況的對比，給毛澤東以極大的啟發。一方面，根據地、解放區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總方針指引下，靠自己動手、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礎(其中包括軍事工業)，培養了自己的工業建設干部，實現了工業品自給、半自給，壯大了自己的實力，穩定了人心;另一方面，國統區內，一切依賴外國，連原有的一點民族工業基礎也搖搖欲墜，使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財政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國統區內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兩相比較，使毛澤東得出結論：搞工業建設，不管形勢如何發展，一切依賴外援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在中國這塊地方，必須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無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自己的工業的思想，已在那時候，在毛澤東的腦海里深深扎下了根，以至使他在以后指導建設和發展的實踐中，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日本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美國的縱容和支持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加緊部署和發動內戰，企圖消滅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國實行黑暗的獨裁統治。全國規模的內戰，更是需要經濟力的支持。蔣介石一方面擁有城市工業經濟基礎，一方面有美國的打氣撐腰和物質幫助。共產黨則沒有這些。從經濟實力上，顯然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處于絕對劣勢。必須改變這種對比，革命戰爭才能徹底勝利，建立新中國的愿望才能成為現實。這時的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意識到，必須在解放區內掀起新的大生產高潮，要通過土地改革運動，支持和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開展減租減息和生產，以充分調動農民發展經濟、支持革命戰爭的積極性。在這同時，毛澤東也十分重視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我們只要打開歷史這本書，品味和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許多報告、講話、文章、題詞，都講到了工業生產，將工業與農業相提并論。嚴肅地提出，在進行革命戰爭的條件下，任何忽視農業和工業的思想觀點都是錯誤的。在這個時期，針對解放戰爭發展的形勢，人民解放軍收復和解放了大片土地，解放區不斷擴大，大中城市相應被解放。毛澤東的思維不斷擴展和升華。這時的毛澤東，為我們黨提出了一系列的關于工商業問題、民族資產階級問題、對已解放城市的入城和管理問題、恢復和發展城市工業生產問題等政策規定，對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工業生產，產生巨大的影響和有著重大的指導作用。黨中央根據毛澤東這些思想，緊緊圍繞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一國民經濟發展總目標，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1946年5月4日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土地問題”的黨內文件提出：“除罪大惡極之漢奸分子的礦山、工廠、商店應沒收外，凡富農及地主開設的商店、作坊、工廠、礦山應予以保全;對待封建地主階級與對待工商業資產階級應有原則區別，不可將農村中解決土地問題、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辦法用于工商業資產階級。”這一指示，無疑對當時條件下的民族工業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1946年5月，毛澤東提出“解放區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必須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規模地發展解放區的農業、工業和貿易，改善軍民生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在“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中提出：“在工業建設上的基本任務，就是滿足解放區內部廣大人民生活的必需消費品，爭取必需物品如衣著、農具、火柴、煙類、肥皂等逐漸走到能夠自給。但是，今天解放區還沒有能大量出產上述物品的近代工業，也沒有力量很快地建設起來，普遍存在的只是手工業、家庭工業、作坊和小規模工廠……是今天不能不依賴的工業基礎。但是，我們絕不能滿足手工業的發展。若不能組織最必需的近代輕工業，那是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也不可能堅持對外斗爭的。因此，各地必須盡最大努力，按原料、交通等條件，恢復和建立必需的近代輕工業，如紡織、煙草、面粉、食品、肥皂、榨油、蛋廠等工業。在工業建設上，我們目前還沒有力量發展重工業(滿洲情況尚不清楚)。但已經掌握了一部分重工業，如各地煤礦、鐵礦、煉鋼廠等。應當采取按照需要逐漸恢復的方針，使我們現有兵工廠，或某些難于恢復的重工業的機器，轉為生產農具和發展工業必需的輕型機器，如制造彈棉、紡織、榨油機器等，則甚為重要。在解放區經濟建設上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如何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合作，來與外國資本或中國官僚買辦資本進行嚴重的斗爭。我們必須采取恰當的政策，主要是保障私人資本企業在解放區能夠獲得不少于國民黨區私人企業所得的利潤，使國民黨區域被壓迫而趨破產的民族資本家樂于利用解放區原料、市場、勞動力和政府扶助等條件，而移置其資金、機器到我們區域來開辦各種企業，繁榮解放區的經濟。”這些政策和辦法，今天看來，仍然是積極的，對保護民族資本、發展民族經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并不落后。這些政策和辦法，在當時使解放區內農業生產不斷發展的同時，工業、手工業生產不斷得到恢復、發展，對不斷滿足解放區對戰爭物資的半自給、自給性需求有極大作用。

　　由于黨中央、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明確，政策正確，措施有力，解放區內的工業、手工業生產迅速恢復，通過利用、改造已掌握的重工業，有力地促進近代輕工業發展。同時也吸引了一些有正義心的民族資本家、地主、富農在解放區投資辦企業?？箲鹬酰陀猩虾９I家沈鴻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機器來邊區延安投資的先例，而且沈先生帶到邊區的機器都是工業母機。

　　在解放戰爭整個過程中，為了保證取得勝利，又要使解放區，特別是新解放區經濟建設得到恢復和發展，尤其是城市工業生產得到迅速地最大限度地恢復和發展，毛澤東不斷向黨、軍隊、解放區人民提出很多指示和指導性意見。1947年，毛澤東提出：“必須反對片面地著重財政和商業，忽視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錯誤觀點。”(毛澤東：《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為了更有效、有利領導經濟，尤其是邊區工業發展，毛澤東提出：“在今后六個月內如能(一)將晉察冀軍事問題解決好;(二)將土地會議開好;(三)將財政辦事處建立起來，做好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績。”(毛澤東：《致朱德、劉少奇》，《毛澤東書信選集》)1948年，毛澤東提出：“必須避免對小工商業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各解放區過去保護并獎勵一切于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仍應繼續。”(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年1月18日)“在目前數年內，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戰爭。你們有廣大的農業和手工業，也有一部分使用機器的輕工業和重工業。希望你們好好領導這些生產事業，否則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農村黨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須放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市鎮上的工業生產上面……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同上)“某些地方的黨組織違反黨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必須迅速加以糾正。”(毛澤東：《關于工商業政策》，1948年2月27日)“應當引導工人和資本家在當地政府領導下，共同組織生產管理委員會，盡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產，便利推銷，達到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支援戰爭的目的。”(同上)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解放了一些大中城市，在進入城市的問題上我們產生過一些令人不滿的現象，毛澤東發現并及時提出辦法糾正了這些問題。1948年4月在解放軍再次攻克河南重鎮洛陽時，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指出：“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在戰爭時期，能夠繼續生產，能夠不減工時，維持原有工資水平，就是好事。”緊接著，毛澤東又指出：“必須將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將工業生產任務和農業生產任務，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區黨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領導工作的適當位置。”(毛澤東：《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1948年5月25日)毛澤東告訴人們，共產黨不僅是會從事革命和進行戰爭，也會發展經濟，也會干其他。“我黨正在大規模地學習管理工業和做生意”，“加強城市和工業的管理工作，使黨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毛澤東：《中共中央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與此同時，毛澤東再三告誡人們：“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是支援戰爭，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重要環節。”(同上)1948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信中指出：“‘決不可采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過早地采取限制現時還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光是讀到這些，人們還會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嗎?可以說，毛澤東發展工業經濟的思想和理論，也是系統的，是按照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真正做到有節（步驟）、有理（理論指導）、有利（收效）地發展民族工業，其目的是很明顯而又很堅定的。

　　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進行戰略總決戰的三大戰役結束以后，人民革命戰爭取得了根本性的勝利，全國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新中國成立只是早晚的事了。到這時，客觀上黨的工作重心已經發生了轉變和正在逐漸轉變。如果黨不能正確地預見到這種轉變，并做好思想上、精神上、工作上的準備，就會貽誤工作、妨礙發展，會遇到更嚴重的困難，甚至在繼續前進的道路上要遭受挫折。毛澤東預見了形勢的變化。這個提出并領導實踐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偉人，于1949年2月8日又提出：“今后將一反過去二十年先鄉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的方式。”要求軍隊也要改變工作方式，“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干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善于管理工業和商業”(毛澤東：《把軍隊改變為工作隊》)。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和建設城市。”城市，在當時對于我們的黨和軍隊來講，是個新鮮的事物，二十多年來，黨和軍隊工作的重心在農村，主要同農村農民、同戰爭打交道，城市是個陌生的環境，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設是全新的工作。既然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移到了城市，那么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么?如何去開展城市工作?如何恢復和發展作為城市工作的主要方面的工業生產?做好城市工作主要要依靠誰?等等。這些都是必須從思想到行動上解決好的重要問題。對此，毛澤東圓滿地作了回答，指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同時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在著手城市建設事業，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事業，即主要在工業生產方面，毛澤東認為，必須采取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首先要重視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集中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中的中國現代性工業，把這些資本沒收歸人民共和國所有，成為整個國民經濟領導成分的國營經濟;其次是對于資本主義，主要指占中國現代性工業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采取恰如其分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即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不能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再次是對眾多的分散的個體的手工業經濟，要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毛澤東思考城市工業發展，初步的目標是要在全國勝利后，首先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事業，逐步使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從而推動中國穩步地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新中國成立之后，戰略上，毛澤東對實現工業化、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更是充滿信心和希望。然而，在具體的方式方法，即策略上，更多的卻是考慮如何平衡布局工業，如何做好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發展，讓我國發展得更好更快些，讓全國人民都能夠過上好生活。1956年，為以蘇聯的經驗為教訓，總結我國的建設經驗，毛澤東在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提出“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一些缺點和錯誤”，要求引以為戒，強調“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象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象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里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加重的結果怎么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更多更快些。”“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以上均引自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

　　毛澤東以充滿哲理的方式和戰略的眼光來分析和看待國民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談到這，我們還能講毛澤東不懂經濟嗎？為了使全國達到平衡協調發展，在工業布局上，毛澤東又指出：“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1957年，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可以說，毛澤東對我國工業發展、對工業化的前程是充滿信心和希望的。他的愿望是“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而且，他將這個希望寄托在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的身上，并不斷鼓勵工人要在實踐中改造社會，同時也要改造自己。他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而斗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強調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只有這樣，工人階級才能擔當起推進工業發展、實現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中應有的重任。

　　二、發展工業重要的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好自己的路子

　　毛澤東從來是希望和肯定中國發展工業的。但是，他更清楚中國是在什么前提條件下才能發展工業。他嚴肅指出：“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這就是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對于發展工業的一貫思想。這既是毛澤東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作出的明智抉擇，也是毛澤東從中國有近代工業發展以來，特別是從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解放區與國統區工業發展形勢比較中得到啟發，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而更堅定的發展工業的立場和觀點。我們認為，毛澤東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好自己的路子，同閉關自守、盲目排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它是在建設問題上、在發展工業上，將建設和發展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的一條正確方針，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的一種自信。

　　毛澤東在工業發展上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好自己的路子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為著打破敵人的封鎖，建立起自給性工業、手工業。應當說這是毛澤東一大發明。歷史以來的起義者，總是要從敵人方面，從老百姓方面奪取、籌集給養。一旦被包圍封鎖，其出路就是突圍、逃逸，另謀生路。毛澤東則不同。當初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給剛剛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造成了經濟上的極端困難，給根據地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壓力，部隊供給異常困難。在當時的嚴重困難的形勢下，紅色政權面臨存在和鞏固下去的最為實際的問題。有人對紅色政權的存在產生了疑問。客觀地說，如果經濟問題不能解決，在實際上政權的存在和鞏固的問題也就難以解決。面對實際，當時紅軍中存在兩種不正確的觀點：一種是認為經濟建設是當時一切任務的中心;一種則是完全不搞經濟建設，經濟建設等到將來國內戰爭結束后再去進行。這兩種觀點在當時，都很不利于解決根據地內軍民的基本生活問題，不利于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肯定危及紅色政權的存在。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這種不利于革命、不利于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情緒存在的危險性。在1933年8月召開的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深入淺出地分析了當時形勢，批評了上述兩種觀點，提出了“為著革命的勝利”，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毛澤東還指出：“經濟建設在今天不但和戰爭的總任務不能分離”，而且是要為著這個總任務、環繞和服從于這個總任務的。如果不是這樣，不能這樣，就解決不了根據地人民生活的問題，要影響紅軍的生存和擴大，就供給不了戰爭，紅軍不能勝利，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的軍事的封鎖將更加厲害，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就會更加嚴重，紅色政權就很危險了。為了應對當時十分嚴峻的局面，1934年，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提出：“應該首先為著自給，其次也為著出口，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講得容易，要實現就難了，這涉及依靠誰，如何去做的復雜問題?？空l呢?在毛澤東思維里，當然是要依靠根據地軍民，靠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干部以身作則，動員和組織人民去進行。為此，毛澤東又在這次會議上做總結報告時提出了完成這一任務的辦法，這就是“必須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柴米油鹽問題，到婦女學習犁耙找什么人教、小孩讀書的辦學問題，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的修理問題，一些人生瘡害病的醫治問題，等等，“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把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群眾就會“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就是毛澤東的工作方法，是完成任務的“橋和船”。正是由于采用了這種方法，群眾的積極性能夠很好地調動起來了。事實上，正是由于根據地軍民自己起來，進行了各項必要的和可能的經濟建設工作，也使手工業和一些工業得到恢復和發展，解決了經濟自給和出口貿易問題，有效地打破了敵人嚴密而殘酷的經濟封鎖。

　　自己動手，減輕人民負擔，這是走好自己的路子的又一體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有狹義、廣義兩種涵義，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復和發展工業、手工業，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工作，以供給戰爭，保障戰爭勝利，這是一種廣義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黨組織、政府、軍隊和各直屬機關，自己動手，建立起自給性工業手工業，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又是狹義的、具有核心和榜樣意義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種狹義的、具有核心和榜樣意義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延安時期，在日寇侵略中國、中國革命的最為危險時期，體現得尤其明顯。當時，日、偽、蔣對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的夾攻和封鎖，造成解放區嚴重的經濟和財政的困難。為了鞏固解放區，必須充分地發動和依靠農民的抗日積極性和他們的偉大力量。為此，黨在各解放區進一步貫徹執行了減租減息政策。1940年2月1日，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要認真實行減租、減息、減稅和改良工人生活，給民眾以經濟上的援助，才能調動民眾抗日的積極性，否則是不可以的。”但是，僅有此項舉措，還是不足以積蓄經濟力和動員更為強大的抗日力量。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對解放區進行了更加瘋狂的進攻和殘酷的“掃蕩”，國民黨反動派不僅完全斷絕了對解放區的經濟方面的供給和援助，而且在事實上進行的對解放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則更為嚴重了，造成了解放區非常嚴重的經濟和財政的困難。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戰，同時也為了生存和發展，黨中央、毛澤東向解放區軍民發出了“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號召。1942年，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號召解放區全體軍民切實開展以發展農業為主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在指揮戰爭全局的百忙中，都親自下地耕種和紡紗紡線。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正如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所總結的那樣，解放區內“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在這同時，動員農民廣泛起來發展農業生產。敵后軍民在頻繁的反“掃蕩”作戰中，實行勞武結合，一面戰斗，一面生產。各級黨政干部以身作則，同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通過大生產運動，解放區軍民以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偽軍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建立了一批包括軍事工業在內的一批公私工業、手工業，僅邊區一地的公營工廠就發展到62個，職工3990多人，做到了工業品的全部、大部或部分自給。歷史事實證明，大生產運動，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和發展自己工業的正確路子和可行方式，為黨領導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培養了一大批工業建設和管理方面的干部。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可以講，毛澤東在鬧革命、搞建設和促發展方面，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情有獨鐘，也是獨樹一幟的。他的一生，對這方面有許許多多的論述：“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群眾則將一事無成。”(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于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毛澤東：《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0月2日)“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毛澤東：《必須學會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大家動手，克服困難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務，放手讓下面自力更生，問題就解決了，而且能夠更加完善地解決它。”(毛澤東：《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多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么？”(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1949年9月21日)“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1954年9月15日)“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25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毛澤東：《對<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的批示》，1958年6月17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摘自《紅旗》雜志1967年第13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轉摘自1970年《紅旗》雜志第1期)“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僅一個國家要自力更生，就是一個工廠，一個人民公社，生產隊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績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毛澤東：《四個副總理匯報時的指示》，1964年5月)“要自力更生，要艱苦奮斗。他們卡得越緊，我們斗得越狠，因而也就前進得越快。”(轉引自1966年8月8日《人民日報》文章《為革命造燈》)“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摘自1966年8月14日《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毛澤東一生特別在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他的一生就致力于此，將此貫穿于他領導、指揮戰爭，謀劃建設的全部。正是他的堅持，中國在新中國成立后，在工業發展方面，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推進工業化方面，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績。尤其在核工業、航空航天等現代高技術產業方面，成就更為顯著，更為國內外所稱道。

　　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工業和農業并舉，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輕、重為序，做好統籌兼顧，推進協調發展，更是毛澤東要走好自己的路子的充分體現。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的初、中期，是以市場需求為標尺、以利潤為目標的，很少甚至可以講是沒有考慮農業基礎和工農并舉的問題。資產階級只相信所謂利潤和效率。至于分什么輕紡階段、重化階段，都是后人主觀的總結，幫助給予劃分，和為資本主義所謂科學發展貼金的，并不是什么工業化進程中的科學設計，它完全是由市場牽著走。倒是農民出身、大半生研究和實踐軍事戰爭的毛澤東，在搞建設的前期，或講之初，就已經設計規劃了發展的方式、秩序。將重工業作為建設的重點，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如果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初搬用蘇聯的發展模式，倒不如說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這一點從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中可以看出來。這種建設發展模式，既借鑒了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成功經驗，然而并沒有停留在老工業化國家的做法和“經驗”之上。中國的做法完全超越了它們的經驗，既可以發展好工業化初期的輕紡工業，又可以有重化工業的基礎發展，有了生產資料工業的發展，中國工業化就有了技術裝備的基礎，而且不會產生像蘇聯那樣貨物少的危機。這實際就是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方式。這種做法和經驗是應該得到深刻肯定和總結的(這里暫不作深入分析、研究)。這種思維和具體實踐，實際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探索結果。

　　1957年，毛澤東在他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要走一條“中國工業化道路”。中國工業化道路，就是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推進工業化的路子。1959年末和1960年初，毛澤東提出了要把中國建設成為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教育現代化的國家的問題。1964年8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和1975年召開的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報告中提出：“我們的總目標就是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這同時，報告又明確提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兩步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步，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我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方向是明確的，目標已經提出，就是具體怎么走的問題了。毛澤東在這個具體走的問題上提出了他的設想，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發展國民經濟要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做到工農業并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并舉、統籌兼顧和按比例協調發展。這就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這一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設想，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研究和借鑒了國際上、特別是蘇聯的經驗，經過充分醞釀后提出來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多次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特點是底子薄，經濟文化落后，人多地少，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這是我們的國情，它決定了中國工業化的特殊道路。1956年，毛澤東經過具體的調查研究后，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同時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人們都知道，重工業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重要前提，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重工業更是我國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和推進發展的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實際上就是重工業起的主導作用。但是，重工業不能單獨地孤零零地向前發展，一定要有相適應的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這就是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重要問題。毛澤東認為，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只有這樣，只有都照顧到了，才“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才能使重工業的發展更好地為農業、輕工業服務，才能使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結合起來，使國民經濟兩大部類按比例協調地發展，從而保持國民經濟能夠持續地比較迅速地發展。為了使人們牢記中國是個人口眾多的落后的農業大國的實際，牢記農業發展的重要性，1957年，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談話》中指出：“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農業直接關系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是輕工業的主要來源，是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重要市場，也是國家積累的重要來源，是當時出口的重要物質來源。正如毛澤東所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發展工業，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必須積極發展好農業這一必要基礎，工業要做好為農業服務的工作。這是毛澤東一貫所強調的。

　　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曾經提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中國變成為工業國，畢竟是要從農業國轉變過來的，這是一次根本性的轉型發展。而這次“轉型”，離不開中國的農業小生產海洋的現實。中國長期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掠奪和破壞，已經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窮落后的國家，生產條件低劣、生產力非常落后，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群眾吃飯就是一個嚴重問題。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1845—1846年)沒有飯吃，不能發展工業，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甚至要引起社會動蕩和騷亂。古今中外，多少奴隸起義、農民起義，原因都在沒有飯吃，人活不下去了。馬克思還指出：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馬克思：《資本論》，1894年)由此我們知道，光有農民自給自足的農業發展狀況，是不能建立工業的。農業得到比較充分的、超前的發展，這是在生存基礎上發展工業和其他事業的前提條件。因此，毛澤東歷來總是很重視首先發展農業，把農業生產發展放在第一位，把解決生活和生存問題作為其他問題的首要前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主張是這樣，新中國成立之后也是這樣。1949年12月，周恩來在對參加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人員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的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這個辯證的正確方針是毛澤東思想在工農關系、城鄉關系上的運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鑒于一些現實經驗，反復強調農業這個基礎要增強，多次從維持生存這個角度上指出農業的重要：“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手里有糧，心中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毛澤東：《關于糧食問題的批示》，1959年7月5日)農業問題重要，所以我們發展工業，不能忽視農業這個根本問題。然而，怎樣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又怎樣通過工業領導去發展農業呢?那就是要做好工業為農業發展服務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工業生產，活躍農村市場，滿足農村農民農業生活生產上的需要。這樣，才能夠提升農村農民的購買能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達到盡可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目的。這是基于毛澤東對農業農民的認識基礎上的戰略思考。毛澤東認為：“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引大量的工業品。”(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業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光有農業發展，沒有輕工業、重工業的發展，不僅不能消費發展了的農業所生產出來的大量豐富的物資，也不能給予農業提供進行改造的技術裝備及農業進一步提高效率的化肥、農藥、農業機械、水利電力設施……這實際上會制約農業的發展。農業和工業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不僅農業要為工業發展服務，更由于工業是先進生產力，更要做好為農業發展服務，滿足農業發展對機械設備、水利、電力、化肥、農藥及其他生產資料等的需求。

　　農業發展對工業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農業和工業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告誡人們：“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又多次強調，為了更好的發展經濟，“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同上)，“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更為明確地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他進一步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要求為實現這一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要實行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發展計劃。

　　使工業服務于農業。首先要通過工業發展解決好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的問題。要大力發展重工業，生產適合農業發展需要的先進的技術裝備，武裝農業，實現農業機械化、自動化，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要發展化肥農藥工業、搞好水利建設、電力建設、交通運輸、民用燃料和民用建筑材料等工業方面建設，為農業發展提供服務。正如周恩來在《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中指出的：“必須更好地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工業的發展規模，要同農業可能提供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相適應。各行各業都應該面向農村，為農業服務。重工業部門首先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機械、化學肥料、農藥、燃料、電力、水利灌溉設備和建筑材料。”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者對工業與農業關系的論述十分正確，令人信服。

　　走好自己的路子，必須將工業發展緊密結合科技現代化。毛澤東一生重視生產同科學技術結合，在發展農業上，強調科學種田，親自參與和過問農業科技發展規劃和科技政策的制訂，這是大家所熟悉的。而從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擁有工業開始，毛澤東對工業領域上的技術進步，總是很關心和重視，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1934年，在中央蘇區時，毛澤東注意到，發展工業，科學技術是很重要的因素。毛澤東提出，對于 “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都是完全必要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場，是我們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的”(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為了能在新中國成立后抓好人們并不熟悉的工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緊密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經過3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期，中國工業以高速度態勢向前發展，中國工業化呈現了令人歡欣鼓舞的局面。1958年，毛澤東在南寧會議期間關于工作方法的講話提綱中提出：“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到)技術革命方面。”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把技術革命提到了更高的程度，對技術擔當的責任要求更高更重。毛澤東以為，新中國成立后已經能比較地松一口氣，“就要來搞建設，搞技術革命了”(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正是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召和重視下，中國工業戰線靠自己的力量，在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收獲，涌現了許許多多大搞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的好典型。鞍山市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運動開展，就是當時一個極具推廣意義的典型。鞍山工業戰線的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在1960年3月總結的經驗是：(1)不斷進行思想革命，堅持政治掛帥，徹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2)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3)全面規劃，狠抓生產關鍵;(4)自力更生和大協作相結合;(5)開展技術革命和大搞表演賽相結合。鞍山在當時就提出了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進水平進軍。他們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1)大力改進操作技術，挖掘設備潛力，不斷提高設備利用率;(2)普遍提高半機械化、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基本建設加工廠化、運輸加龍網化)的水平;(3)積極試制高、大、精、尖、新產品，掌握尖端技術;(4)大搞資源綜合利用;(5)大力改善勞動組織和改進工藝過程，實現增產減人。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群眾的首創精神，體現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精神。為此，毛澤東滿懷激情地稱贊：“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現在(一九六零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們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零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引自1960年3月22日《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鞍山市工業戰線開展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央和毛澤東關于“鞍鋼憲法”的批示，時逢蘇聯單方面撕毀技術合作合同和協議，撤走專家之際，在當時，鞍山這個典型實實在在具有鼓舞民心、振奮民族精神、推動中國科技事業進步的巨大作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民族工業，同樣具有深遠而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為了使各級領導干部和全國人民都能極為重視科技進步，激發全國人民學習和掌握科學技術的積極性和進取精神。1963年，毛澤東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增寫了一段話指出：“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是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這種對科技進步未雨綢繆的思想，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我們民族優良傳統的高度體現，是我們民族之所以能奮進、能勝利的進取精神。毛澤東的發展工業要同科技現代化緊密聯系起來的思想，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要求的，是進步的、先進的。這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對于工業發展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同時對我國發展工業，推進工業化，推進國民經濟現代化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僅用二三十年時間，在核工業和尖端科技的發展和進步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使中國迅速跨入當代世界能夠掌握核技術和空間技術及其工業制造和利用能力的幾個主要國家行列，為高科技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廣泛發揮效率和效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力地推進了“兩彈一星”、核能利用，核工業、航天航空工業、同位素技術、輻射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技術、衛星通信技術、新材料、儀器儀表、精密機床、大型成套設備、冶煉等當時都堪稱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和平利用。特別是許多尖端科學技術成果，都是毛澤東力排一切阻力，著力支持而取得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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