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慶人30萬字雄文《王慶人：中國當代問題乃主義之爭！》第四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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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慶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訂年終版)

　　“說到‘施仁政’，我們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這個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犧牲，就要用錢，就要多收些農業(yè)稅。多收一些農業(yè)稅，有些人就哇哇叫，還說什么他們是代表農民利益。我就不贊成這種意見。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現在發(fā)展工業(yè)建設也是施仁政。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yè)。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yè)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zhàn)爭別打了，重工業(yè)建設別干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

　　毛澤東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

　　改開以來，不良官員和學者們振振有詞地指責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外行領導內行”，是“不尊重專家”、是“極左思潮”。有的人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毛澤東不懂經濟”!所有這些批評者們通通都忽略了、或者有意地掩蓋了下述最關鍵的事實和最基本的道理：

　　1) 毛澤東時代搞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尤其是要在一個飽受帝國主義掠奪和新老軍閥百年戰(zhàn)火，極度貧困落后的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是先有以美帝為首的西方集團在海上封鎖，后又加上蘇修帝國主義在北方陳兵百萬。要在這樣困難的國際環(huán)境之下，進行這項史無前例的建設，這對于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人民，對于無論是舊中國留下的專家們，還是留學西方或留學蘇聯的專家們，都是一項全新的挑戰(zhàn)和艱巨的使命。

　　2) 批評者們所謂的“專家”們，可曾有哪一位參加過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所謂的“內行”們又有誰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內行呢?沒有，一個都沒有!

　　3) 只有在大規(guī)模的社會實踐中，包括不可避免地屢犯錯誤、糾正錯誤、積累經驗和總結教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才有可能認識和駕馭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guī)律。無論什么樣背景的“專家”或者“內行”，只要他不與廣大工農一同積極地參加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并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那他就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專家”和“內行”。

　　因此，改開以來無端指責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的學者和官員們，只不過是拿了“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尺子”來“丈量”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只不過是在暴露他們自己那根本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這些人在改開以就毫不遲疑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并且還自我欣賞，這就更加證明了毛主席早年的著名論斷：

　　“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6月19日

　　因此，以下討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節(jié)文字，必然都離不開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

　　本章分為如下6節(jié)：

　　1.學習蘇聯建設經驗問題

　　2.自己摸索經濟建設理論

　　3.人民公社和農業(yè)學大寨

　　4.鞍鋼憲法和工業(yè)學大慶

　　5.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

　　6.六二六指示和赤腳醫(yī)生

　　1. 學習蘇聯建設經驗問題

　　修正主義分子們借助西方帝國主義的造謠和宣傳，利用蘇聯社會主義事業(yè)難免的錯誤和教訓，先是編造和污蔑所謂的“斯大林模式”，然后再用來污指毛澤東時代是他們所謂的“斯大林模式”。但是，他們這套說辭全部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1) 蘇聯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還令帝國主義膽戰(zhàn)心驚。否則的話，英美等西方國家就不必處心積慮地將德日意法西斯禍水引向蘇聯，蘇聯也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一躍而成為打敗德日法西斯的第一主力。

　　2) 蘇聯僅僅是因為在革命成功后遭到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長達二十幾年的惡意包圍，包括處于第二次大戰(zhàn)風雨欲來之勢，才不得不加緊發(fā)展重工業(yè)和軍事工業(yè)。當然，這樣的國際環(huán)境勢必影響蘇聯農業(yè)和輕工業(yè)的發(fā)展，也伴隨了某些策略失誤。

　　3) 但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黨和人民全面地汲取了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根據中國情況走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不但平穩(wěn)地完成了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且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長期地保持了舉世無雙的高速度。

　　就在新中國剛成立時，美國糾集西方和親西方的十六國以“聯合國軍”的名義侵略朝鮮，并威脅我國東北地區(qū)的和平建設。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全國軍民同仇敵愾，不但贏得了三年抗美援朝戰(zhàn)爭，而且還克服了現在的中國人難以想象的艱巨困難，全面地恢復了工農業(yè)生產并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最好水平。從此時起到文革之初，中國經歷了兩個五年計劃和一個三年調整期;在文革中又經歷了兩個五年計劃的發(fā)展。在1965年至1981年期間，中國不但保持了農業(yè)十幾年的持續(xù)高幅增長，不但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業(yè)體系，而且還為備戰(zhàn)備荒和根本改善沿海、內地工業(yè)布局，完成了大規(guī)模的大、小三線建設，從一個舊式農業(yè)國轉變成為社會主義工業(yè)國。

　　歷史證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速度，不但遠遠地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不但大大地超過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記錄，而且也超過了前蘇聯最好的時期。在學習蘇聯經驗并汲取其教訓方面，毛主席和黨中央幾乎做得恰到好處：

　　1)汲取蘇聯農業(yè)先搞機械化、再搞集體化的教訓

　　蘇聯試行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策略，將農業(yè)全面集體化推遲出現貧富懸殊、富農階級業(yè)已壯大的1929年至1936年間，因而不得不承受一系列消極后果，以至于蘇聯的農業(yè)生產在集體化過程中一直未能達到沙俄時代的最高生產水平。這就拖了輕工業(yè)發(fā)展的后腿，而且還影響了經濟建設所需資金的積累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國共產黨汲取了蘇聯的教訓，領導廣大中國農民逐步從互助組發(fā)展到初級社，在勞動和生產資料都參加分紅的初級社形式下，又不斷地提高勞動分紅的比例，在建國后短短的六年之內就掀起了社會主義高級社的高潮。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不但完全避免了蘇聯集體農莊化那樣的消極后果，而且一直在保持著農業(yè)的持續(xù)增長。

　　2)《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和第一個五年計劃

　　毛主席親赴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堅持原則并與周總理縝密策劃，在1950年初簽訂了既維護中國主權、又爭取到蘇聯經濟技術援助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中國勇于承擔國際主義義務，不但在抗美援朝中保衛(wèi)了中、朝兩國，而且還贏得了蘇聯更大規(guī)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使得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展得相當理想。

　　3)赫魯曉夫毀約撤專家、中國摸索出自力更生路

　　但蘇聯專家在援建一百幾十個現代化骨干企業(yè)的同時，也將蘇聯“一長制”的企業(yè)管理模式帶到了中國。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掌政后，蘇聯改變了其社會主義方向(這本身也證明工業(yè)管理中的“一長制”對社會主義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的傷害)，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警惕。

　　尤其是赫魯曉夫在1959年6月撕毀了原子彈合作協議，在1960年又突然全面撕毀了經濟建設合同并撤走了全部的蘇聯專家，更令中國黨警覺起來。這反而促使中國黨和人民下定決心，摸索出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

　　2. 自己摸索經濟建設理論

　　就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禁運、蘇聯修正主義集團逼債[10]的國際環(huán)境中，毛主席領導中國黨和人民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并在這一過程中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列主義：

　　1) 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

　　早在中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接近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已積累了三年經驗之時(亦即赫魯曉夫剛剛暴露其修正主義嘴臉之際[11])，毛主席就在1956年4月25日的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fā)表了《論十大關系》講話，分析了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的十大辯證關系，并就正確處理這十大關系提出了中國黨的基本策略：

　　01. 處理好重工業(yè)、輕工業(yè)、農業(yè)的關系，防止片面發(fā)展重工業(yè);

　　02. 處理好沿海工業(yè)和內地工業(yè)的關系，為平衡工業(yè)發(fā)展布局，要大力發(fā)展內地工業(yè)，也要充分利用和發(fā)展沿海工業(yè);

　　03. 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把軍政費用降到適當的比例;

　　04. 處理好國家、單位和個人的關系，統籌兼顧、以利于無產階級專政;

　　05.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06. 處理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07. 處理好黨和非黨的關系，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

　　08. 處理好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要區(qū)別情況、給生活出路、給自新機會;

　　09. 處理好是和非的關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10. 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又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搬照抄。

　　這篇講話汲取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教訓，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六年以來的經濟建設經驗、尤其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三年多的經驗，確實成為我國自此之后二十多年間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套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但是，可能因為這篇講話中對斯大林功過三七開的評價在1956年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時還不宜公開發(fā)表，《論十大關系》全文，是在二十年之后毛主席的1976年冥誕日才發(fā)表的。

　　在結束本節(jié)之前，我們以《論十大關系》“之十•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的選段來展示，毛主席早在1956年春就辯證地告誡黨和人民不要迷信洋人、要走自力更生之路：

　　“我認為，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yōu)點。

　　“第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yè)不發(fā)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fā)展起來。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后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后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yōu)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yè)，農業(yè)也不發(fā)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fā)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很有意思：毛主席首先批評了我們自己人，“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門寺》里德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fā)展起來”。就是說，我們的人要像革命年代和戰(zhàn)爭年代藐視敵人那樣，藐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要鼓點勁、提高民族自信心，不要被洋人所嚇倒。“洋人”是誰呢?毛主席在這里指蘇聯人，還與我們自己比較：

　　“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我們自己是一窮二白的，但正好“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那時中蘇友好氣氛尚佳，蘇聯還在大規(guī)模援助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科技事業(yè)時期，但是毛主席就已經告誡國人要“鼓點勁、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打倒賈桂思想”。

　　《論十大關系》的辯證思想和戰(zhàn)略原則全面指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長達四分之一世紀，所獲巨大成果包括工農業(yè)生產的長期高速發(fā)展，包括建成獨立自主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包括以兩彈一星核潛艇所奠定的國防現代化，包括自2000年設立國家最高科技獎以來的全部獎項(相比之下無一獎項為改開以來的成果)，包括新中國人均壽命在三十年間翻一番(令世界上所有國家望塵莫及的速度)，包括在一個80%文盲的國家里建設城鄉(xiāng)均衡、學科齊全的高、中、初等教育體系，包括運十大客機的研制成功，等等。《論十大關系》在八十年代繼續(xù)指導著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即使在大搞市場經濟的九十年代之后，仍然在很多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

　　2) 六次中央會議糾正“五風”

　　在完成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并順利地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黨中央于1958年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盡管在那之后碰上了三年自然災害，碰到了蘇修挑起爭端、撕毀大批合同并蠻橫地地逼債，還遇到了領導人和廣大群眾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普遍頭腦發(fā)熱，但黨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逐步糾正了自己主觀上的錯誤、認識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guī)律，堅持三面紅旗并建立和完善了工農商業(yè)、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方針政策。中國就此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速發(fā)展之路，超越了歷史上所有國家現代化的速度。但自改開以來，很多上層領導隨便抹黑三面紅旗，并掩蓋了最關鍵的文獻和史實，甚至默許敵對勢力造謠中傷，致使社會上出現了思想混亂。現在已經明白，這些上層人物其實早就不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就是要借助否定三面紅旗來否定中國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其在改開中走資本主義道路制造輿論。

　　以下的白紙黑字歷史記載是無法篡改的：

　　A. 六次召集中央會議

　　很多領導人在1958年頭腦發(fā)熱，也影響了毛主席，在8月31日結束的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上接受了高指標的建議。但毛主席自在10月分視察河北、河南時就發(fā)現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混亂現象，繼而又發(fā)現了工業(yè)計劃冒進的問題，認識到必須開會“壓縮空氣”。為此，毛主席自北戴河會議兩個月后就連續(xù)地召開了六次中央會議：

　　à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

　　à 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并且緊接著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了八屆六中全會;

　　à 轉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

　　à 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并且緊接著于4月2日至5日召開了八屆七中全會。

　　B. 著重糾正五風問題

　　在1958年11月2日至轉年4月2日共五個月的時間內，毛主席頻繁地召集了六次中央會議——兩次中央全會、三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那么毛主席底都要解決什么問題呢?

　　毛主席認為，黨的高層領導人一方面必須按照馬列主義來分析和解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又必須將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當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天賜良機。

　　毛主席在第一次會議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評(那時，“頭腦發(fā)熱”的北戴河政治局會議才剛剛過去兩個月整)。在這些中央會議上，毛主席要求必須壓縮空氣、壓縮工農業(yè)指標、縮短基建戰(zhàn)線;要求必須堅持人民公社現階段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性質”，并將人民公社化中所出現的問題既精辟又形象地概括為“五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其中特別強調要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糾正其它四項歪風。為了教育各級干部、尤其是高層領導人，按照價值規(guī)律辦事、堅持等價交換原則，不得無償占用、更不得無償剝奪農民，毛主席在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鄭州會議上還講過這樣的話：

　　“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的問題是跟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我們對農民唯一的辦法是等價交換，買賣關系。公社內部買賣關系，三級之間買賣關系，社與社，隊與隊，買賣關系，做生意，等價交換。”

　　看，毛主席是怎樣看待“農民瞞產私分”的!如果黨的領導干部們也都能向毛主席這樣相信農民，不怕農民瞞產私分，反而從農民瞞產私分的現象中抓到問題的本質，那“五風”早就及時地糾正了，人民公社也就能更快地走上正軌了。

　　C. 給六級干部公開信

　　在頻繁召集六次中央會議之時，三年自然災害尚未出現，蘇修也還沒有撕毀合同和無理逼債。但是，毛主席認為糾正“五風”刻不容緩，因為“五風”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勢必損害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且“糾正五風”恰恰是黨內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的大好機會。為了將“糾正五風”一貫到底，毛主席生平第一次于1959年4月29日親自執(zhí)筆“黨內通訊”，下發(fā)至黨內六級干部(省、地、縣、社、隊、小隊，簡稱“六級干部公開信”)。這里簡述其要點如下：

　　a.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guī)定的那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b.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

　　c. 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

　　d. 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e. 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yè)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f. 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g.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yōu)楸Ｊ刂髁x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主席為何做出中共黨史上如此空前絕后之舉呢?顯然是因為毛主席擔心高、中層領導層層阻礙、令“糾正五風”無法貫徹。根據《毛澤東傳(1949-1976)》有關章節(jié)，毛主席在1961年5月21召開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又回憶到兩年前的六級干部公開信。毛主席非但沒有批評其他領導人，反而自責沒有教育好干部、沒有領導好：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

　　根據現在已經公布的史料，在1958年11月至三年困難時期結束，中國共產黨不曾有第二位領導人像毛主席這樣不余遺力地為糾正“五風”而奮斗。

　　D. 正確評價三面紅旗

　　在1958年11月2日至次年4月29日間的六次中央會議和六級干部公開信，以及其后在各級干部中的貫徹，是毛主席在“糾正五風”方面所做的第一輪努力。毛主席還就所發(fā)現的農業(yè)問題和人民公社問題，分別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以及1960年秋做出了第二輪和第三輪“糾正五風”的努力。但是改開以來，居然有大批不良官員和御用學者不但隱瞞了毛主席三年三輪持續(xù)“糾正五風”的過程，不但抹殺了毛主席為糾正五風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反而居心不良地造謠說什么“毛主席大搞五風”!

　　關于人民公社，根據大躍進和糾正“五風”的經驗教訓，毛主席最早于尚未出現三年自然災害的1959年3月25日就提出了要規(guī)范人民公社各級的組織形式，后來還具體委托鄧子恢等人起草《農業(yè)六十條》。毛主席還在1961年6月提出了“城市也要搞幾十條”，并委托鄧小平等人起草《工業(yè)七十條(試行)》。這些條例盡管各有某些時代的局限性，但在幫助各級干部和廣大農民克服“五風”和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以及在其后長期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在工業(yè)方面：各種統計數據都表明，1958年后因自然災害、蘇修逼債以及國內糾正“五風”不及時等原因，而被迫收縮或緩建的大批工業(yè)工程項目，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調整期間又都恢復了起來，并最終發(fā)展成為國家骨干工礦企業(yè)，加上1964年啟動的大三線、小三線(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工業(yè)基地建設，中國獨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和布局合理的工業(yè)體系。

　　總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是黨和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不斷認識和掌握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guī)律的過程，是黨和人民堅持和高舉三面紅旗，因而在工農業(yè)生產、文教科技衛(wèi)生、國防現代化以及這些方面的基礎建設方面，獨立自主地取得了長時期偉大勝利的過程——這是絕對不能隨便冠以“斯大林模式”而橫加否定的。

　　3) 五風屢禁不止誰應該負責

　　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期間，黨的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普遍存在頭腦發(fā)熱問題。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黨和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普遍高漲，真心實意地甩開膀子大干;二是干部和群眾中的積極骨干都還欠缺馬列主義的學習，都還不懂得要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認識其客觀規(guī)律，或者說還不懂得將社會主義熱情與科學的態(tài)度結合起來。毛主席最早發(fā)現了這個問題，并且堅持以三年三輪的“糾正五風”、再“降溫”和“壓縮空氣”，但這有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收到效果。

　　A. 出現集中餓死人事件

　　前述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親筆撰寫和發(fā)布了六級干部公開信，但很多地區(qū)將此公開信截留不予下發(fā)(官方尚未公開有關文件，說明那些地區(qū)為何截留公開信)。

　　個別地區(qū)虛報產量、“放衛(wèi)星”，實際上達不到，卻不顧農民基本口糧的需要而強迫超量收繳糧食，捅出了餓死人的簍子，其中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陽地區(qū)。在六級干部公開信下發(fā)了半年之后，在1959年10月至次年2月，信陽若干個縣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餓死人事件，其首要原因并非缺糧，而是有關省、地、縣委領導以反對“瞞產私分”為名從農民手中強征過頭糧，后又安排民兵阻止農民外出討飯!

　　設想：如果河南省、信陽地區(qū)及其下屬各縣都能原原本本地將毛主席致六級干部公開信傳達至生產小隊(一個小隊才有20上下農戶)，那么信陽地區(qū)各縣的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肯定會大膽反對地、縣領導的胡作非為，也就肯定會杜絕信陽地區(qū)的集中餓死人的悲劇。更加嚴重的是，信陽事件還向上級隱瞞了一年。是毛主席在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在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大區(qū)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主要負責人農業(yè)匯報會上，即開始第三輪糾正五風時，才在會上聽到河南省委匯報信陽事件實際情況的，其中真實的文字材料是遲至匯報會結束那一天才送到毛主席手上的。

　　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到底是如何能將信陽事件隱瞞了這樣久的，或許是否他那一級曾向哪位上級領導匯報、又被那位上級領導隱瞞了的，現在均未公布。

　　在得知信陽事件真實情況后，毛主席馬上氣憤地定性：“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毛主席和黨中央還及時委派李先念、陶鑄[12]等領導人去處理，對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及下轄幾個縣的責任領導干部分別給予嚴厲的撤職查辦和刑事處置，煞住了這股惡風。吳芝圃本人也在19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會之后被調離了河南省委。

　　B. 毛主席糾正五風最力

　　當時，即使黨中央的領導干部，也大都對“糾正五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根據目前已經公開了的正式文件、講話記錄和知情領導人的回憶：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毛主席不但是頭腦最清醒的，而且也是唯一提出要“糾正五風”、并決心將其貫徹到底的。這顯然也是糾正五風經歷了比較長時間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首要原因。

　　正是因為毛主席本人以及擁護毛主席的周總理等領導人的努力，才得以基本上挽回或補救了因“五風”而造成的經濟建設損失，不但保護了廣大群眾和基層干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且提高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使得我國農業(yè)自1962年得到全面恢復，并在其后二十年間幾乎保持了年年增產。但有的領導人改開后卻反思“大躍進”、指責“毛澤東頭腦發(fā)熱”，這是違背甚至顛倒了歷史事實的。

　　有人說劉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講不能總是說成績和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講到“天災和人禍”的問題。有人說毛澤東因為聽到這些話而不滿劉少奇，其實那些話都是毛主席早在一年之前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講過的話：在那次會議上(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主席四次聽取匯報時的插話表明，以他為首的黨中央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規(guī)律已經達到基本正確的認識。例如在1960年12月20日第三次聽取匯報時，毛主席有這樣的插話：

　　a. “光講‘一個指頭’好不好?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總之，把問題查清楚了，有多少，講多少。”。(關于成績和缺點)

　　b.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不是矛盾嗎?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右傾又壓下去了，加上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原來估計1960年會好一些，便沒有估計對。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還厲害，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yè)，從農業(yè)上調勞動力過多。”(關于天災和人禍)

　　劉少奇在一年之后的七千人大會上有關成績和缺點、天災和人禍的講話，幾乎就是在重復毛主席的上述插話。這恰恰表明，中央至此基本上達到了一致的正確認識。

　　C. 廬山會議與反右擴大化

　　有人說“五風”問題和個別地區(qū)餓死人問題，是因為毛主席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而在廬山會議上錯批了彭德懷，但這種說法與毛主席全力“糾正五風”的歷史事實明顯矛盾，尤其是與毛主席早在尚未出現三年自然災害的1959年3月，就提出要規(guī)范人民公社各級組織形式的歷史事實相矛盾。其實彭德懷在7月廬山會議期間的所謂“萬言書”，還遠遠達不到毛主席三個月前那封六級干部公開信“糾正五風”的力度。

　　事實上是彭德懷等在前幾次中央會議上都沒有跟隨毛主席努力糾正五風，卻在6月訪蘇時聽了赫魯曉夫罵中共、罵毛澤東的話后不予反駁，在尚未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的情況下，就帶著特殊情緒參加廬山會議，引發(fā)了兩個立場、兩條道路的爭論。

　　毛主席主動承擔了足夠多的責任。現在出現的爭議，實為某些領導人要否定社會主義、要掩蓋歷史事實、要栽贓毛主席。此外在毛主席去世后，官方為維護以后的某些領導人的聲譽，至今尚未公布“廬山會議”的完整檔案，證據如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前副主任的李捷，在中國社科院紀念毛澤東誕辰111周年的會議上做了報告。在報告后回答記者的提問時，他明確地說出了這條原因：

　　李捷：我們單位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是大量檔案材料都有復印件在我們單位(他說原件都在中央檔案館)，……，受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況的限制，有些東西不太好寫。不好寫的原因主要還不是因為說出來以后有損于毛澤東，而是說對現在有些人不利，這還是有一些禁區(qū)的。但是，我們保證一條：凡是寫出來的東西都是真實的。……

　　提問：您剛才說，把有些材料寫進《毛澤東傳》，會對現在有些人不利，請問具體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

　　李捷：前面那個不利也只能說到此為止，我不能再說，再說就犯錯誤了。……

　　李捷顯然是在向記者表明：改開以來的某些頭面人物，雖然在很多事件上負有責任，但為繼續(xù)維護他們這些人的聲譽，就不得不在《毛澤東傳》中隱去有關的事實。

　　就目前已正式公開的文件來看，關鍵事件如反右斗爭是如何擴大化的，大躍進刮五風的為很么遲遲難于糾正，1959年廬山會議是怎么回事，會議后為何還要在中下層“大反右傾”，等等幾乎都有未公布的隱情，符合李捷的解釋。

　　李捷曾因參與撰寫《毛澤東傳(1949-1976)》而獲得了相當的好評，是因為他那時比其他的官方學者都更加客觀一些。但他因為避免“對現在有些人不利”而無法碰“一些禁區(qū)”，那就勢必掩蓋了史實的一個側面。根據唯物辯證法，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相互聯系、互為因果又互為表里的。因此，即使李捷參與編寫并獲一定好評的《毛澤東傳》，也仍然因掩蓋部分史實而影響了對毛主席的正確評價，甚至給了別有用心者以可趁之機。但是根據越來越多的親歷人回憶，有些事多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反右擴大化隱情

　　鄧力群曾經對反右斗爭盡心分析，應該是得住腳、并被歷史證明了的：

　　“在反右斗爭中，毛主席修改《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還要有一個政治戰(zhàn)線、思想戰(zhàn)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根據歷史的經驗看，反右派斗爭是一個思想戰(zhàn)線、政治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我認為毛主席這些觀點是符合馬克思的觀點，符合列寧的觀點的。作為黨史，……而思想戰(zhàn)線、政治戰(zhàn)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缺點。”

　　鄧小平也說過，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在《烏有之鄉(xiāng)》舉行的紀念毛主席誕辰119周年大會上，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說：

　　“我是出生在主席身邊，我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他身邊度過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親更像我父親的人。今天在這個環(huán)境下，我也很激動，就是剛才唱《東方紅》的時候，我都有幾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淚。為什么?是今天我感覺到一種很多年沒有遇到過的這種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

　　“剛才有同志講到反右的事情，我想補充一下，就是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確批示，全國范圍內打成右派的，人數不得超過3千人，后來形勢發(fā)展得太厲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這個數字，改成了6千人。事實上打了多少呢?這個反右擴大化的責任確實不應該由主席來負。”

　　《毛澤東傳(1949-1976)》在有關章節(jié)寫道：

　　1957年6月29日，又發(fā)出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指示時加了一段話，涉及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問題。他提出：“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以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及幾十個機關中，需要在各種范圍點名批判的，大約有四百人左右，全國大約有四千人左右，你們應當排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

　　事實上打了55萬右派，比上面所說的3000、6000、4000高出了100倍!尤其是其中90%以上，居然不是57年反右、而是58年3月才被打成右派的(包括后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那時激烈的反右斗爭已經過去八個月了!當然還有很多細節(jié)，例如毛主席在1959年秋天與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談話后，知道右派打得太多了，曾經給劉少奇寫信，要計劃分批給右派分子甄別或者摘帽，這事做了、只是中途停止了。

　　即使在對待“具體右派分子”的態(tài)度上，例如林希翎、例如李慎之，根據他們本人或他們朋友的回憶，毛主席也比其他領導人做得都更為合理，那就是注重世界觀改造，而不是將人一棍子打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網上搜索到有關的回憶。

　　李悅在廬山會議

　　李銳自改開以來就以“廬山會議受害者”身份，外加沽名釣譽的“毛主席私人秘書”身份，講了毛主席很多壞話，影響惡劣。與他同在廬山會議受到嚴厲批判的周惠，在2004年去世之前接受采訪時道出了一些未予公開的實情(簡述)：

　　除彭德懷的“萬言書”之外，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周惠和李銳多次在背后開小會，也對廬山會議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幾位在7.23晚開了很長的會，議論內容包括背后指責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這個小會被人發(fā)現，受到了追究。李銳自作聰明，給毛主席寫信撒謊說，7.23晚上的小會內容正常，并下重誓“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李銳這封信在會上傳閱時，黃克誠卻誠實地承認了7.23小會確實談了“斯大林晚年”等，頓時引起軒然大波。

　　到了8月11日前后，李銳又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先是到毛主席住處“跪在床前，檢舉揭發(fā)‘軍事俱樂部’問題”，以及“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和“串聯”的內容等等;然后又發(fā)言“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宗派關系”、尤其是“軍事懼樂部成員”等等。

　　最后，彭黃張周和周惠分別只遭到降職處分，例如彭德懷不再做國防部長，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只有李銳一個人，除了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外，還被開除黨籍——唯一被開除黨籍的!

　　盡管李銳遭到了最重的處分，但周小舟還是最不能原諒他，罵他是周佛海那樣在政治上一再出爾反爾的人物。

　　這篇采訪以張杰名義和“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為題發(fā)布多年。未見任何人反駁周惠的采訪內容。李銳至今也不敢證明回答網友的追問。

　　4) 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之風

　　但在七千人大會之后不久召開的、毛主席沒有參加的“西樓會議”上，很多上層領導未經任何深入調查，就坐而論道地輕易否定了七千人大會已經通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形勢估計，并以此為根據提出要大搞“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上層有人要分田單干

　　根據已公布的文字材料，周總理在西樓會議上仍然堅持七千人大會的形勢估計。其他領導人，有的認為漆黑一片，有的提出“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單干”，就是因為他們一不認真學習馬列、二不去下面調查研究，沒有繼續(xù)改造世界觀。其實差不多也是這些人，在1958年推動建立人民公社時就犯過“頭腦發(fā)熱”的錯誤，其原因同樣是這樣兩條。陳伯達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回顧了自己在1958年頭腦發(fā)熱的錯誤，毛主席還插了話，能夠證明筆者的這一判斷(見《毛澤東傳(1949-1976)》)：

　　陳伯達在講話中還提起一九五八年大辦人民公社時，他去河南嵖岈山調查的往事：

　　“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錯誤。當時有一股風。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預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經說好了的，有些農民跟我談話，也是已經說好了的。我以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產了那么一些東西，做了調查，結果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調查。回來又在主席那里胡說八道了一通。主席當時就頂了我。”

　　毛澤東說：“我就批評他。”

　　陳伯達說：“主席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楚地了解這些情況，說我那些看法不對。”

　　毛澤東：“還有吳芝圃。”

　　陳伯達：“這事實上都是吳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澤東：“那個時候我在一個會議上就批評了你們兩個同志，一個是陳伯達同志，一個是吳芝圃同志，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章。”

　　毛主席開會糾正右傾

　　在1962年秋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以及隨后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說：

　　“權力下放，實行大包干后，生產隊三十戶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幾戶。山區(qū)里三戶五戶的怎么辦?二十戶規(guī)模就是大的。”

　　“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么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主張以小隊為核算基礎，目的就是從整個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解決了人民公社制度上最根本的問題。但毛主席特別強調：

　　“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干。”

　　1962年夏糧增產較大，證明了七千人大會說做的形勢判斷。那些在西樓會議上和會議后判斷悲觀、甚至提出“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上層領導們，在事實面前都做了檢查(有的還是很嚴肅的書面檢查)。所以在形成《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草案)》后的會議上，毛主席在總結這場斗爭時說：

　　“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yè)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上表現了。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設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1962年力挽狂瀾、煞住了“包產到戶、分田單干”之風，就不會有1962年至1964年的經濟全面好轉，農村就不會出現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高潮，人民公社就無法獲得全面的大發(fā)展，中國后來也就不可能有兩彈一星核潛艇!

　　3. 人民公社和農業(yè)學大寨[13]

　　廣大農民于1958年創(chuàng)造了人民公社，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發(fā)現、給予鼓勵并在幾年間摸索出其合理的組織形式和集體經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在此基礎上，中國農村自1964年又掀起了十幾年持久不衰的農業(yè)學大寨的運動，最終不但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穿問題，而且還支持了中國工業(yè)、科技、文教、衛(wèi)生和國防建設等各個領域的健康發(fā)展。

　　1) 人民公社制度建設

　　毛主席自1958年10月就率先調查研究，然后又倡導領導同志調查研究，并在總結1958年以來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之上，于1959年3月25日提出要搞人民公社章程，規(guī)范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形式[14]。在1961年1月13日結束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親自指導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各自領導一個七人調查“大組”，深入浙江、湖南和廣州三地分別調查人民公社問題。毛主席指示每大組分為兩個小組，一個小組調查搞得好的生產隊、另一個調查搞得壞的生產隊，中間的暫時不要花功夫。毛主席隨后分別與這三個大組以及相應省份的負責人開會研究，最后又與三大組調查研究人員在廣州匯合，討論和總結。毛主席說：

　　“民主革命經過了長期艱苦的道路，從鴉片戰(zhàn)爭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間犯了許多錯誤，到七大才一致起來。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很多人沒有精神準備，很多人不是為社會主義而參加我們隊伍的。……總是要變的，現在正在變化，到了一定時期又要變化。像細胞分裂一樣，不斷變化。要抓緊干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

　　毛主席在這兩個多月的調查研究之后，又召開了多次中央會議，《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終于在1961年3 月29日正式下發(fā)，即《農業(yè)六十條》第一版。

　　毛主席不但堅持要廣泛征求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的意見，還要求將修改稿再放回到實踐中去檢驗，發(fā)現問題后再進行修改。這個調查研究——征求意見——反復修改的過程又整整進行了三輪，第二版《農業(yè)六十條》于1961年6月15日正式通過，第三版于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毛主席稱這是“向群眾尋求真理”的過程。

　　毛主席這種“向群眾尋求真理”的過程，在《毛澤東傳(1949-1976)》相應章節(jié)有過詳細的介紹，例如毛主席指導田家英、胡喬木和陳伯達在1961年1月至3月調查研究人民公社的全過程，例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也于4、5月份開始了調查研究。書中還引了毛主席因為見不到李井泉的報告，而在5月初催促他開展調查研究的信函，說明毛主席對領導干部開展調查研究極為重視。正是因為這些領導干部們在那一時期的調查研究，中國共產黨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guī)律獲得了基本正確的認識。《毛澤東傳》還引述了毛主席在1961年1月重新發(fā)現他大約于1930年所寫《調查工作》一文之后的大量談話，幫助領導干部們明白如何做調查研究。

　　《農業(yè)六十條》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指導了人民公社的健康成長，保障了我國糧食等農作物持續(xù)增產，大大支持了輕重工業(yè)、國防工業(yè)和教育科研等事業(yè)的正常發(fā)展。

　　毛主席所設想的人民公社組織形式，除了發(fā)展農林牧副漁之外還要不斷發(fā)展隊辦、社辦企業(yè)，并將這些社隊企業(yè)發(fā)展成廣大農村地區(qū)走工業(yè)化道路的生長點。毛主席和黨中央設想的正確合理性，被文革中、后期大批社隊企業(yè)蓬勃發(fā)展的實踐所證明。

　　反觀改開以來，上層領導人們往往以為真理在自己手中，誰還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向群眾尋求真理”呢?誰還像毛主席那樣，為了確定一條政策而幾輪反復地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呢?沒有了，人民群眾多少年都沒有看到這樣的領導了!

　　2) 農業(yè)貫徹八字憲法

　　毛主席研究了中國農業(yè)發(fā)展史和農業(yè)集體化經濟的特點，親自制定并反復修改了農業(yè)八字憲法，指導農村干部和廣大農民發(fā)揮集體經濟優(yōu)勢、搞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八字憲法最早出現在1956年最高國務會議的文件中，后來寫在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的一項決議中。以后的黨政文件都曾長期地、頻繁地引用八字憲法，使其在廣大農民和農村干部中深入人心。

　　八字憲法的具體內容是：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規(guī)劃土地利用)、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培育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間管理)。

　　八字憲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土”;毛主席還特別強調“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即第三位的“水”(有的文件將“水土”調位)。也就是說“土”和“水”是八字中最根本的，是其它六個字賴以發(fā)展的基礎，因此合稱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顯然，只有堅持和依靠農業(yè)集體所有制，才有可能搞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才有可能貫徹和實施八字憲法——這不是書齋里的“推理”，而是歷史事實：

　　讓我們以《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簡稱《綱要》)的數據來證明這一點。《綱要(草案)》是黨中央在1956年1月提出的，經過一年多的實踐于1957年下半年修改和補充，再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討論初步通過，最后由《人民日報》發(fā)表、組織農民和全體人民討論，其引用數據的態(tài)度十分嚴肅。《綱要》在提出農業(yè)生產發(fā)展目標時，以這樣一組數據開頭：

　　“…從1956年起的12年內，糧食每畝平均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青海境內)以北地區(qū)，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

　　這說明，我國黃河、秦嶺以北地區(qū)的糧食畝產量，在1955年時只有150斤。這幾乎是中國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到的生產水平，為什么會停滯了千年?就是因為舊中國的農業(yè)千年來一直是個體單干，根本搞不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生產水平上不去了。

　　這也是新中國為什么必須搞農業(yè)集體化的根本原因。在農業(yè)集體化之后，毛主席和黨中央馬上制定《綱要》，依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全面貫徹八字憲法，使得我國北方很多地區(qū)的農業(yè)單產，都在一、二十年間提升了幾倍。

　　毛澤東時代在農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在八字憲法指導下所搞的大規(guī)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保障了農作物穩(wěn)產、高產和國家糧食安全。即使在今天，那時搞的農田水利基本設施仍在起著重要作用，中國農業(yè)仍在受益、而且將世代受益。

　　3) 全國農業(yè)學習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農業(yè)生產大隊，地處七溝八梁一面坡，歷史上糧食產量很低。在合作化、公社化之后，社員們在兩代黨支書陳永貴、郭鳳蓮的領導下以治“土”為核心，開山鑿坡、修造梯田、戰(zhàn)勝窮山惡水，發(fā)揮集體經濟的優(yōu)勢，發(fā)揚改天換地的精神，將農業(yè)生產搞了上去，糧食產量每畝大平均增長了7倍。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報導《大寨之路》，介紹了大寨人的先進事跡，并以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qū)的好榜樣》號召全國農業(yè)戰(zhàn)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還是在這年3月28日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匯報時，毛主席才第一次知道大寨的情況。毛主席還特意向陶魯笳詢問，陳永貴這名字是哪三個字?他隨后就與周總理通電話，要周總理也特別注意大寨的情況。此后毛主席幾次肯定大寨人所走的道路，并于1964年年底正式向全國發(fā)出“農業(yè)學大寨”的指示，大寨遂成為我國農業(yè)戰(zhàn)線的光輝榜樣。

　　與大寨類似的，全國還涌現出了很多其它的“治土”先進社、隊典型。

　　例如河北省遵化縣岳各莊公社沙石峪大隊地處遠近聞名的窮山溝，人稱“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頭”。沙石峪的社員們在老支書張貴順的帶領下，硬是在石頭縫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以“萬里千擔一畝田，青石板上創(chuàng)高產”的功夫，終于將400畝荒山變成了良田。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4月29日、1967年2月9日先后兩次陪同阿爾巴尼亞貴賓飛抵沙石峪視察，稱贊沙石峪人是中國當代的“活愚公”。

　　不消說，自改開解散了人民公社以來，農村經濟集體所有體制遭到破壞，就再也不可能涌現出大寨和沙石峪這樣的治土先進典型了。

　　4) 河南省林縣紅旗渠

　　1965年11月11日在北京農業(yè)展覽館舉辦了學大寨展覽會，周總理和鄧小平、彭真、陳毅、譚震林等國家領導人到場參觀。展會共展出了52個不同地區(qū)、不同類型的學大寨典型，其中就有河南省林縣人民剛剛完成了總干渠的紅旗渠。林縣人民治“水”，與上述大寨和沙石峪人民治“土”綜合起來，正好就是八字憲法中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也正好是八字憲法中其它六個字賴以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

　　林縣位于河南省安陽地區(qū)，地處晉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東麓老解放區(qū)，1944年就已解放。那時在林縣500多個較大的自然村中，有300多個要遠道取水，180多個要跑2.5公里以上取水，94個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最遠的甚至要跑20公里遠。林縣因此有這樣的歌謠：“水缺貴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門逼租債，窮人日夜愁”。

　　為了改變嚴重缺水和貧窮落后的面貌，林縣人民在縣委書記楊貴的領導下，從1960年2月開始修建紅旗渠，其總干渠穿山越壁、全長70.6公里，將太行山山腰的濁漳河上游水引至林縣，于1965年學大寨展覽之前的4月5日建成、通水。總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于四年后的1969年7月全部竣工，包括總干渠以及到達林縣后再分叉的十條干渠和分干渠，向下又分為51條支渠、290條斗渠和4281條農渠(或稱毛渠)，連帶394個水庫和塘堰，以及“長藤結瓜”式的無數排灌站和小型發(fā)電站。紅旗渠整個工程所完成的土石方，若壘筑成2米高、3米寬的墻，則可連結哈爾濱·北京·廣州而縱貫祖國南北。紅旗渠通水后滿足了林縣60萬人口吃水和54萬畝農田灌溉，也使糧食產量從修渠前的每畝100斤增長到了通水后的每畝475斤!

　　像紅旗渠這樣宏偉的工程，不但要有楊貴這樣的縣委書記，要有河南省級黨政的積極領導和大力支持，要有山西省黨政和人民的無私支援，要有人民公社這樣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組織，而且還要有廣大農民社員戰(zhàn)天斗地的精神和干勁——這一切一切，都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紅旗渠只是毛澤東時代人民治水的一個典型事例。那個時代還對中國常年遭受洪水泛濫的河道和水系，例如海河水系、例如淮河水系，都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綜合治理，并新建了和擴建了布局合理的水庫，基本形成了、并且常年維護著成套的泄洪、儲存、灌溉水利體系——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時代所完成的水利工程總量，超過了中國歷史上，自大禹治水傳說以來各代水利工程量的總和。

　　但自改開解散人民公社以來，紅旗渠又因年久失修而成為全國的“新典型”：其灌溉面積從最初的54萬畝逐年下降到20多萬畝，引水量則降至剛建成時的四分之一。任羊成、張買江等幾名當年的修渠勞動模范于2010年9月得出的調查結論是：

　　“除總干渠、三條干渠完好以外，51條支渠有不同程度的損毀，有很多支渠常年無水，有的支渠嚴重破壞后，其下屬斗、農、毛渠已經不復存在。”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fā)展的決定》一號文件出臺，提出要大興農田水利建設，力爭經過5年至10年的努力，根本扭轉水利建設明顯滯后的局面……。有些人以為一號文件給了紅旗渠恢復活力的機會，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人民公社不復存在，如果不回歸社會主義路線，就無法再將農民組織起來，單單一紙中央一號文件又靠什么力量來貫徹、又如何能恢復紅旗渠的活力呢?

　　紅旗渠還算受到國家重視的標桿，還曾在改開之后獲資金修補，其它的水利工程就更不樂觀了。有統計顯示，毛澤東時代修建了八萬六千座水庫，但在改開破壞了農村集體所有制之后，三十年只修建了八百七十座水庫——百分之一!中國為什么GDP上去后，卻再也沒有毛澤東時代那種興修水利的能力了?停止了挖河、停止了維護、也停止了修復，河床上種莊稼、河道擱淺、河床淤高、河堤變矮……即使還有河道，水庫和灌溉毛渠也大都荒廢了，這樣的河道、水庫和毛渠還如何泄洪、如何蓄水、如何灌溉!太令中國人民痛心了!這才是2011年《一號文件》被迫出臺的背景原因。

　　總之，自改開以來從上到下地拆散人民公社，破壞了農村集體經濟。“聯產承包”、“包產到戶”的個體農業(yè)不但不可能再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且還令毛澤東時代業(yè)已建成的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功能日衰。除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八字憲法的其它六個字也都因農業(yè)集體經濟的破壞而無法落實了。現在的農業(yè)生產一方面是在吃毛澤東時代的農田水利老本，一方面是花錢買化肥、農藥、種子來“換”糧食。再加上資本控制了大農機(人民公社時期大農機屬公有，這個留在下一小節(jié)討論)、對農民又多了一層盤剝，種莊稼是賠本不賺錢的。這些才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

　　大規(guī)模的社會實踐證明，只要拋棄了社會主義，中國就會出現無法解決的“三農”問題，或者說胡適那套“少談些主義、多解決問題”的實用主義，在中國行不通。

　　5) 糧食長期高速增產

　　在毛澤東時代，農村逐步完善了人民公社制度，八字憲法得到全面貫徹，包括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搞農家肥和高產良種，大搞農機具等等。農業(yè)機械的使用數量在文革期間猛增，大型拖拉機增加了將近十倍，小型拖拉機竟增加了四十倍，加上各種配套農機具，令田間耕作大為改觀(注意：這時的大中型農機是集體所有的，農民并不因使用農機而受資本的盤剝)。八字憲法不但保障了中國糧食總產量在1966年至1976年期間的高速增長，而且還在此后五年間維持了農業(yè)繼續(xù)增產的勢頭。

　　解放后歷年糧食總產的年均增長記錄，也證明了農業(yè)集體化和農業(yè)八字憲法對我國農業(yè)生產增長的巨大貢獻(見《中華網論壇》【中華史林】2011年2月2日載文“我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農業(yè)豐收的六大因素”)[15]：

　　在1952-1957年農業(yè)合作化時期的5年期間，農業(yè)生產年增長率高達3.523%，這是此前中國小農經濟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高速增長。

　　1957-1982年人民公社時期，其中盡管包括三年困難時期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必須不斷完善的時期，25年間的年平均增長仍然高達2.425%的高速度。

　　1966-1976年10年為4.72%：這是被“改開派”污蔑為“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文革時期，但卻是人民公社制度比較完善的時期。結果呢，十年平均增速高達4.72%——這是有歷史記載以來，中國農業(yè)生產的最高速增長時期!

　　1982-2004年大包干時期，22年間年平均增長只有1.284%：這是1982年后實行大包干、即恢復單干、被迫停頓八字憲法核心“農田水利建設”的時期，也是新中國糧食增長最慢的時期，只及其它三個時期中最低增速的一半!

　　1982年開始實行農業(yè)大包干，中國的糧食進口馬上猛增至從未有過的300多億斤，“躍居”世界第二大糧食進口國(1990年11月15日《參考消息》轉德國《科隆新聞報》文章)。總之，改開以來再也不曾達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樣的高速增長，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在集體經濟遭到破壞后，農田水利建設完全停止。但修正主義者居然歪曲歷史、說1976年時經濟瀕臨崩潰，其實就是在為其走資本主義道路制造輿論。

　　6) 社隊企業(yè)蓬勃發(fā)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好后期，農村的大批農民轉變?yōu)楣と耍?/p>

　　à 一方面，城市里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體所有制企業(yè)的職工總數增長了將近4,000萬，其中有一半新增職工來自農村人口;

　　à 另一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即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社隊企業(yè)”職工總數有了更大比例的增長，在1978年時達到了2,826萬人;這個增長勢頭又保持了五年，到1983年達到了3,235萬人。

　　在文革中后期和稍后，兩項加起來共有五千萬農民轉變?yōu)楣と?很多當年的基層干部和社員，對那時的農村高速工業(yè)化都還保留著美好的回憶，并曾對其前途充滿信心。筆者還曾參觀過大批顯示對辦企業(yè)，將在第十一篇章《還是人民公社好》討論。

　　社隊企業(yè)的方向是“為農業(yè)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為大工業(yè)服務”，一般利用當地資源興辦糧食和農產品加工，興辦小化肥廠、小機械廠、小水泥廠，承接大工業(yè)的輔助加工訂單等，效益都很好。如果按照這個勢頭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毛主席和黨中央有關將社隊企業(yè)發(fā)展成農村地區(qū)工業(yè)化增長點的設想，就會在不遠的將來實現。

　　但改開以來社隊企業(yè)也都私有化了：先是解散人民公社，后來又將社隊企業(yè)改為私人承包，再以后鼓勵私有化、將集體所有制社隊企業(yè)產權私有化。到了1984年3月，中央文件已經將私有化的社隊企業(yè)統稱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了。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實際上變成了新興資產階級剝削工人、農民的工具，變成了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馬前卒。

　　毛主席和黨中央原來將“集體所有制社隊企業(yè)”變?yōu)?ldquo;農村地區(qū)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增長點”的宏偉設想，在毛主席、周總理生前已經形成一條農村工業(yè)化的光明大道。但是這條光明大道，在主席和總理逝世八年之后，就被修正主義者們切斷了!

　　這一中斷，一方面堵住了農村工業(yè)化之路，那些因農業(yè)生產發(fā)展而不斷出現的剩余勞動力，就只能背井離鄉(xiāng)、去城市里當“二等公民”——農民工，這是只在改開中國才有的龐大而特殊的階級。另一方面，集體所有的“社隊企業(yè)”被私有化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在腐蝕和侵吞國營企業(yè)方面，起到了十分惡劣的作用(見第六章)。

　　4. 鞍鋼憲法和工業(yè)學大慶

　　在總結大躍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我國工業(yè)戰(zhàn)線經濟建設在理論上、制度建設上和實踐上都有了新的重大發(fā)展，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鞍鋼憲法和工業(yè)學大慶。

　　1) 鞍鋼憲法和民主管理

　　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毛主席和周總理等領導人就強調要讓職工參加企業(yè)民主管理、參加工業(yè)技術革命。1959年，周總理在他的長文《偉大的十年》中寫道：

　　“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chuàng)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

　　請注意周總理的這句話的結構，“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chuàng)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可以簡化為“勞動者……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決定性要素”，這是與改開以來所宣揚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大相徑庭的!

　　半年后，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轉了以“兩參一改三結合[16]”為特點的《鞍鋼憲法》，糾正了蘇聯“馬鋼憲法”、“一長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但找到了依靠工人階級來管理社會主義企業(yè)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充分依靠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

　　《鞍鋼憲法》開始還主要在國家骨干企業(yè)試行、積累經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在國營全民所有制工礦企業(yè)中，甚至在某些集體所有制的企業(yè)中，大面積地開花結果了。一方面，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努力去掉驕、嬌二氣，在生產過程中向工人學習實際的生產知識，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另一方面，廣大工人積極參加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積極參加企業(yè)管理和規(guī)章制度的改革，同時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識水平和社會主義覺悟，使得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解放。

　　2) 自力更生工業(yè)學大慶

　　中國歷史上不但石油產量低得可憐，而且還被西方專家認定為儲量貧油的國家。

　　黃汲清院士根據他長年研究大地構造所提出的陸相生油論，于1954年提出了將華北、松遼、鄂爾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個地區(qū)作為藏油的普查重點。他的建議獲得了謝家榮、李四光等地質學家的支持。黃、謝提出的普查計劃，于1955年3月獲得批準。

　　從1955年到1957年，黃汲清制定了相當完整的工作藍圖。以后，中國石油勘探隊先后發(fā)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遼河等大型油田，這就完全證明了黃汲清的理論、計劃和藍圖。其中大慶油田，就是中國石油勘探隊在陸相沉積的松遼盆地第三號探井噴油時所發(fā)現的，因正值新中國10周年國慶而命名為“大慶”。

　　大慶油田建設是全國各石油工業(yè)單位的工人、干部、工程師，于1960年3月集中到大慶以“會戰(zhàn)”形式開始的。其中鐵人王進喜等大批職工，主要來自玉門油田。

　　玉門油田早在1939年就已開發(fā)，在舊中國10年間累計生產原油52萬噸，占那時全國原油產量的95%。玉門油田產量在大躍進期間大幅增長，單單1959年這一年的產量就達到了舊中國10年累計產量的三倍(這一史實也是大躍進成果的鐵證)。

　　以王進喜為代表的石油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帶著大躍進的精神從玉門油田等地匯集到條件極為艱苦的大慶油田。他們根據油田黨委的指示，以毛主席《矛盾論》和《實踐論》等著作為指導，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熱情與科學的態(tài)度結合起來，終于將大慶建成了現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

　　在產油多年之后，大慶油田出現了油層壓力下降、油井產量下降、原油含水量上升的被動局面。王進喜于1970年3月11日到北京向石油部匯報，石油部再上報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在3月18日的報告上批示大慶“要恢復‘兩論’起家的基本功”，并接見了鐵人王進喜。在周總理批示之后，大慶油田的廣大職工再鼓革命熱情，以科學的態(tài)度尋找解決方案，迅速地解決了難題、恢復了原油的生產水平，并在此后保持了5000萬噸原油的年產量，多年沒有下降。同時，以大慶為首的全國各油田每年的原油總產量，也在1978年達到了一億頓的水平，使新中國跨進了石油大國的行列。

　　《人民日報》早在1964年1月25日就以頭版頭條通欄刊出了毛主席“工業(yè)學大慶”的號召;4月20日，再以《大慶精神大慶人》為題刊發(fā)了有關大慶石油會戰(zhàn)的長篇通訊報道，向全世界公布了大慶油田，報道了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人的英雄壯舉，宣布了中國人民依賴“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就在全國掀起了多年持久不衰的工業(yè)學大慶熱潮，中國工人階級也終于在全國范圍內、在各地和各個工業(yè)領域中創(chuàng)立出了一大批學大慶的優(yōu)秀模范企業(yè)。

　　3) 完整均衡的工業(yè)體系

　　什么是工業(yè)化?國家的工業(yè)化不僅是毛澤東時代的“工業(yè)產值”，更不僅是改開以來的工業(yè)GDP，而是工業(yè)的能力，其中最關鍵的是要形成“完整均衡的工業(yè)體系”。

　　A.什么是完整的工業(yè)體系？

　　完整的工業(yè)體系是指包括資源采集、金屬冶煉、裝備制造、機械生產、輕工、紡織、電子設備、信息系統、民用消費等等工業(yè)部門所構成的可以自我循環(huán)發(fā)展的工業(yè)體系，其中不但各工業(yè)部門之間構成了十分復雜的供需關系，而且在每個工業(yè)部門的內部，那數量龐大的工業(yè)企業(yè)之間也要構成極為復雜的供需關系：

　　à 例如前文提到“工業(yè)學大慶”中的大慶油田，就是“資源采集”部門中石油行業(yè)的一個企業(yè)群體，沒有石油工業(yè)部門，國家的現代工業(yè)就轉不動。

　　à 再例如前文提到《鞍鋼憲法》中的鞍山鋼鐵公司，就是“金屬冶煉”部門中黑色金屬行業(yè)的一個企業(yè)群體;制造現代工業(yè)機器用量最多的材料，即這個部門和行業(yè)所生產的各類、各型鋼鐵材料。

　　à “裝備制造”必須能造出其它工業(yè)部門所需要的全套機器，因此很重要、又稱“工業(yè)母機”部門，其中又按應用這些機器的工業(yè)而分為很多行業(yè)，如礦山機械行業(yè)、冶金機械行業(yè)、化工機械行業(yè)、建筑機械行業(yè)、輕工機械行業(yè)、陶瓷機械行業(yè)、紡織機械行業(yè)、食品機械行業(yè)、農業(yè)機械行業(yè)、機床行業(yè)等等。

　　在1970年代，只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擁有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到了今天，也許只有美國是唯一這樣的超級大國了：因為這種體系實在是太難建設了，而且在它建成之前的相當長時間之內，國家和私人部門都必須持續(xù)地長期投入而又得不到任何回報。

　　在中國這樣一窮二白的國家里，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以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出于其修正主義路線，在新中國建國十年后中斷了援助，要建成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但是，建成一個完整的、或者基本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對于支援農業(yè)生產和農村工業(yè)化是至關重要的，對于加強國防現代化是至關重要的，對于保障中國獨立于世的國際地位更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毛主席和周總理提出了建成“基本完整的工業(yè)體系”的目標，而且領導全國億萬人民在新中國前三十二年真的就建成了這樣的工業(yè)體系，使得原本極其落后的中國，排在了美、蘇之后的第三位。

　　B.什么是均衡的工業(yè)體系呢？

　　本文主要強調工業(yè)地域布局的均衡性：一方面要能充分調動全國各地人民的積極性，充分利用全國各地的各類地質、水文和礦產資源條件，以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又要以均衡的地域布局來保護國家的現代工業(yè)和集中的人口，提防敵對國家對我新中國實施突然襲擊——這就是毛主席、周總理提出的“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

　　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失敗、被迫五口通商以來，有了帝國主義資本工商業(yè);自1860年代洋務運動起，有了官僚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自1870年代開放民間投資起，有了民辦工商業(yè)。到1949年建立新中國時，中國的工業(yè)不但在一百多年間發(fā)展得極為緩慢，而且企業(yè)幾乎全部都集中在沿海和東北的大、中城市以及長江中游重鎮(zhèn)武漢。顯然，這種帶有殖民地性質的工業(yè)布局，既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也不利于備戰(zhàn)備荒。

　　新中國自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尚有蘇聯友好援助的時代，就注意了現代工業(yè)建設的合理布局。在出現了美帝、蘇修聯合夾擊新中國的局面之后，中央自1964年起就全面部署了大三線、小三線工業(yè)基地的建設，其中西南三線包括四川、云南、貴州、湘西、和鄂西各省和地區(qū)，西北三線包括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豫西和晉西等省和地區(qū)，小三線則包括某些省份如河北、廣西的腹地，共涉及十三個省份。

　　全國幾百萬工人、知識分子和干部參加了艱苦的三線建設，若自1958年前期建設算起，三線建設前后共延續(xù)了二十年，建成了四十五個工業(yè)產品重大科研、生產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電力、冶金、化工、機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電子、船舶工業(yè)等門類比較齊全的戰(zhàn)略后方基地。這不但在當時有效地阻嚇了美、蘇兩國任何以武力相威脅的企圖，而且也為中國的中、西部更長遠的大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C.基本完整均衡工業(yè)體系的建成

　　到了1976年，我國已經獨立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基本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并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大、小三線建設，全面地改善了中國沿海和內地的工業(yè)分布，使中國工業(yè)布局在歷史上首次全面地消除了殖民地的痕跡。若以工業(yè)門類齊全和工業(yè)體系的完整性來衡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第三大國。

　　為了工業(yè)體系的完整和均衡所付出的代價是十分巨大的，卻創(chuàng)造不了多少GDP——因為GDP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用來衡量所創(chuàng)“價值”的指標，是對資本攫取“剩余價值”的經濟環(huán)境的一種量化表述。但“完整工業(yè)體系”和“大小三線建設”目的是“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而不是資本獲利;其成就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國家的當前和長遠需要來衡量，或者只能用滿足人民和人民國家需要的“使用價值”來衡量。

　　能在前三十二年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業(yè)體系，就能令新中國長期獨立于世，這是意義最為重大的經濟建設成果。但改開以來的不良官員和御用學者們根本不懂這條道理，卻敢信口雌黃地說什么“毛澤東不懂經濟”!他們難道要毛澤東按照“資本剝削勞動的剩余價值”的目標來建設新中國嗎，按照GDP來建設嗎(毛澤東時代根本就沒有GDP這種統計指標)?那是“建設資本主義”而不是“建設社會主義”，那是將中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附庸國家的道路，而不是新中國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開篇第六章將要討論，改開以來的GDP掛帥就在一定程度上走了附庸國家之路。

　　5. 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

　　全民熟知的兩彈一星、核潛艇以及其它主要的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yè)重大成果，絕大部分都出自毛澤東時代。即使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成果，也都利用了毛澤東時代所奠定的堅實基礎。例如我國2013年1月27日再度成功地進行了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意義十分重大[17]。這就是以“640工程”反導彈研究的積累為基礎的。為什么稱作“640”?因為我國反導彈研究源起于毛主席和錢學森在1964年2月份(那時尚未進行首次核試驗)的談話。毛主席當時把導彈比作矛、把反導彈比作盾，說道：

　　“有矛必有盾，搞少數人有飯吃，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

　　毛主席的這次談話被稱作“640指示”，“640”也就成為早期反導研究的代號。

　　除上述毛澤東時代所研制成功的兩彈一星、核潛艇等重大系列成果之外;

　　而且還要除去在毛澤東時代做出重大貢獻、但已去世的著名科學家之外;

　　中國自2000年起，由現在的科學家們評選，每年向一至兩名有過重大貢獻的科學家頒發(fā)國家最高科技獎。時至今日，已經有近二十名科學家獲得該最高獎。

　　但目前的所有國家最高科技獎，竟然清一色地出自毛澤東時代的成果[18]——相比之下，在1976年、尤其是79年之后，居然連一項最高科技獎成果都沒有!這就證明，現在的科學家評委們認為，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改開以來的科技成就實在拿不出手!

　　改開以來的生活條件、科學實驗設備以及信息開放條件都要好得多，怎么會出這樣的怪事?原因就是現在的科技人員，從其接受中等、高等、甚至初等教育開始，就不曾與工農兵相結合，在科研中也都不懂得必須與工農兵相結合，那還能有什么發(fā)明創(chuàng)造呢?謂予不信，就請查閱錢學森、鄧稼先是如何與工人和技術人員摸爬滾打的!

　　6. 六二六指示和赤腳醫(yī)生

　　1) 六二六醫(yī)療下鄉(xiāng)(自《百度名片·六二六指示》節(jié)選、改寫)

　　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發(fā)出了“六·二六指示”：

　　“告訴衛(wèi)生部，衛(wèi)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yī)療，一無醫(yī)院，二無藥。衛(wèi)生部不是人民的衛(wèi)生部，改成城市衛(wèi)生部，或老爺衛(wèi)生部，或城市老爺衛(wèi)生部好了。……把醫(yī)療衛(wèi)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大批醫(yī)務工作者根據六·二六指示下鄉(xiāng)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深入農民家中或田間地頭“巡回醫(yī)療”。很多知名專家紛紛下鄉(xiāng)，一面為群眾看病，一面手把手地輔導農村衛(wèi)生人員，培訓出大量的“赤腳醫(yī)生”和衛(wèi)生員、接生員。到1975年底，全國農村有了150多萬赤腳醫(yī)生，390多萬衛(wèi)生員、接生員;還有70%以上的高等醫(yī)藥院校畢業(yè)生分配到了農村。全國5萬多個農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衛(wèi)生院。

　　在1968年底，毛主席批轉了湖北省的一個合作醫(yī)療經驗的報告，并稱贊“合作醫(yī)療好”，促成了1969年在農村大辦合作醫(yī)療的高潮。到1976年，全國的合作醫(yī)療普及率達到90%以上。合作醫(yī)療制度，包括專業(yè)醫(yī)生巡回醫(yī)療和赤腳醫(yī)生長駐農村，基本上滿足了農民醫(yī)療需求。中國因此被世界衛(wèi)生組織譽為“發(fā)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wèi)生經費的唯一范例”，“中國模式”還在發(fā)展中國家中獲得了推廣。

　　2) 人均壽命大躍進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均壽命從1949年建國時的35歲猛增至1976年的65歲，并持續(xù)增長至1979年的接近70歲，三十年翻番、令所有國家望塵莫及。相比之下：

　　a. 在1949年時，印度人均壽命本來比中國還高出幾歲。但是到了1978年，印度就被中國遠遠地拋在了后面。

　　b. 印度人均壽命達到68歲左右，比中國達到該水平的1978年晚了三十年!

　　c. 中國人均壽命高速增長的歷史，幾乎全部集中在毛澤東時代的前三十年。

　　改開以來出現了形形色色的謠言，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說得一無是處。只要看看上面這幾行數據以及它們之間的強烈對照，就知道那都是歪曲歷史事實的謠言。他們制造這種謠言的目的，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

　　3) 改開再拋棄農民

　　自改開以來，農業(yè)集體所有制遭到破壞，各地農村的合作醫(yī)療制度紛紛解體：

　　1) 農民再次陷入“看不起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困境。據2003年第三次國家衛(wèi)生服務調查，中國79.1%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yī)療保障;在農村一些地區(qū)的貧困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二是因為疾病而致貧的。

　　2)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農村醫(yī)療衛(wèi)生1990年代以來處于緩慢、停滯、下滑狀態(tài)。例如1998年政府投入醫(yī)療衛(wèi)生經費587.2億元，農村只得到92.5億元，不及16%：這比毛主席1965年6·26指示所批評的“城市老爺衛(wèi)生部”問題還要嚴重。

　　3) 橫向比較，世界衛(wèi)生組織《2000年世界衛(wèi)生報告》在全球191個國家中，將中國衛(wèi)生部的總體政績排在了倒數第4位。這與中國因合作醫(yī)療普及率在1976年達到90%而被世界衛(wèi)生組織譽為“發(fā)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wèi)生經費的唯一范例”的情景，形成了無以復加的強烈對照：中國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4) 在2002年國務院第一次主持召開的全國農村衛(wèi)生工作會議上，溫家寶在會議總結中強調要“切實把衛(wèi)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但是十多年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了，溫家寶直至自己下臺，也不曾有一天“把衛(wèi)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

　　這再次證明了，胡適的“少談些主義、多解決問題”，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

　　與本開篇第四章有關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制度建設論題的更深入討論，將納入本文集第一分冊第四篇章《姓資姓社是關鍵》;其它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實踐和理論的深入討論，將分別納入第十一篇章《還是人民公社好》、第十二篇章《更把鞍鋼憲法贊》、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話百年》和第十四篇章《科技創(chuàng)新無貴賤》。

　　注：1)許可讀者點擊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載本《開篇》2013年終版、在朋友圈中打印傳閱。2)歡迎轉載本《開篇》，但須事先告知作者所要轉載網站或博客的網址([email protected])，以獲書面許可。

　　[10] 改開以來出現了一些流言，說蘇聯不曾在三年困難時期對中國“逼債”，中國也并未因還債而加劇困難。這些流言都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是不負責任的、甚至別有用心的。毛主席在1964年1月5日與日共中央委員談話時說，中國欠蘇聯的帳總共70多億盧布，其中只有3億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鮮戰(zhàn)爭買武器的錢。這一說法符合歷史事實。有關中國欠賬以及蘇聯在1960年“逼債”的詳細情況，見分析文章“那些年，蘇聯確實‘逼了債’”，靜文，《紅旗文稿》，2013年6月28日。

　　[11]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報告中否定了列寧關于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zhàn)爭就不可避免的理論，提出一些國家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要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三和)。他蘇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突然拋出了一份長達4小時的題為《關于個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并大肆揭露所謂蘇共“陰暗面”，將蘇聯領上了最終解體的道路。毛主席在黨內高層做《論十大關系》報告，正是蘇共二十大閉幕兩個月之時。

　　[12] 李先念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在六級干部公開信發(fā)布一年之后，是李先念第一個向毛主席報告，農村有餓死人的現象，不能相信報紙宣傳。陶鑄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頂頭上司。有關高層領導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困難時期的態(tài)度，網傳有吳芝圃在文革期間的檢討(“信陽事件”第一責任人吳芝圃受審記錄1966.11.23)，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改開以后卻將吳芝圃定為“文革受害者”，在1979年1月24日下午為吳芝圃平反并召集追悼會、宣布這樣的悼詞：“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3] 如同本開篇其它各章節(jié)一樣，本節(jié)是從“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角度來回顧毛主席領導中國黨和人民奮斗歷程的。此外還有一些客觀的學者，僅從中華民族的角度來評價毛澤東時代，仍然得到相同的或者類似的結論。例如最近于2013-11-1120:48:37發(fā)表在海疆在線網、署名阮景東的文章“歷史學家黃仁宇為何要盛贊毛澤東?”，分析的就是這種評價。該文核心提示寫道：“歷史學家黃仁宇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底層結構，并將農業(yè)上的剩余用于工業(yè)，蓬勃發(fā)展的工業(yè)又吸納了農村的富余勞動力。相同題目的文章韓毓海寫過，本文是在他的基礎上展開一下”。

　　韓毓海是現代著名作家。黃仁宇是歷經坎坷、大器晚成的已故歷史學家，在日寇侵略華北后毅然放棄了南開大學的學業(yè)而從軍，在國民黨軍隊做了十年中低層軍官。他后來去美國留學，以34歲“高齡”再從大學三年級讀起，后成為海外著名學者余英時所指導的唯一博士。但黃仁宇的治學獨樹一幟，從“大歷史”上研究中國，所得學術見解與其導師余英時有諸沖突，反而繼承了余英時老師錢穆的風格。

　　[14] 請讀者注意：此時三年自然災害和農業(yè)減產都還遠未出現，甚至還在中央下發(fā)毛主席六級干部公開信之前的一個月，毛主席就已經提出了要建立人民公社章程，要規(guī)范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

　　[15] 有網絡文章稱據《中國統計年鑒》比較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兩個二十二年：1978年全國產糧3億多頓，比1957年增長了55%(而且在此后四、五年集體經濟時期保持了快速增長);2003年產糧4.3億噸，比1978年增長了40%(其中還包括了前四、五年集體經濟仍存在時的快速增長)，并不及前一個22年。再加上前22年要與三年災害作斗爭、要不斷摸索和完善人民公社制度、還要大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后22年則只是在利用了前22年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成果，幾乎沒有再搞什么新的建設。兩相比較，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農業(yè)集體化、人民公社化的優(yōu)越性，或者至少若當初沒有沿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打下基礎，即使在新中國也永遠無法擺脫千年小農經濟的歷史性困境。

　　[16] “兩參一改三結合”經驗是黑龍江省北安市的慶華工具廠首創(chuàng)的。李立三同志在1958年年初發(fā)現了慶華廠的經驗總結報告，就竭力向中央舉薦，并為當年5月7日的《人民日報》起草了學習和推廣“兩參一改三結合”經驗的社論《改革企業(yè)管理工作的重大創(chuàng)舉》。這比毛主席批轉《鞍鋼憲法》還早兩年，同時也充分地證明了，《鞍鋼憲法》是在我國人民1958年大躍進經驗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

　　[17] 據《百度百科》介紹，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是指在彈道導彈的飛行中段，也就是在大氣層外實施攔截的技術，難度和攔截效果均超過美國的愛國者導彈。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美國和日本進行過類似的中段反導攔截試驗，其實只有中、美兩國成功地獲得了這種先進技術。

　　[18] 在這些獲獎的科學家中，只有王選院士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項目是1979年(華國鋒時代)鑒定的。但該研究項目早就取得初步成果，并于1974年7月在國家科委立項(“七四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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