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問題，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不能從概念出發，更不能用所謂西方模式作為標準來衡量我們。而西方憲政是一個被“神化”的概念，許多關于法治乃至政治發展道路的話題，都被這樣一個具有特定西方政治法律話語含義的概念所遮蔽，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事實上，西方憲政從表現形式來看，是多元化、多樣性的，因為西方社會的政治本身就是多元、多樣的，憲政不可能呈現出一個單一的模式。無論是英國的憲政還是美國的憲政，都是地方性知識，都沒有普適性。今天，中國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大背景下，在強調憲法實施的大背景下，如果認為中國的未來是走西方憲政之路，顯然是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誤讀。這有很深的思維誤區，需要結合歷史與現實進行澄清。

　　第一，虛構因果關系。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后的近代中國之所以很快接受了來自西方的憲政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歐美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元素，原因就在于：那時的大多中國知識分子已經認為只有西方的憲政才能救中國，只有西方的憲政才能讓中國富強起來——西方的憲政就像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為什么西方的憲政能讓中國富強起來?是因為西方憲政的功效已經得到了驗證：西方各國之所以富強，就是因為它們有憲政這個好東西，西方憲政是西方各國富強的根本原因。這樣的思維和推理，雖然在近代中國很流行，但嚴格說來，它是虛構因果關系的產物。在富強與一些人想象的西方憲政之間，其實并沒有嚴格的因果關系。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富強的程度都是相對的。一個國家處于相對富強的地位，與這個國家是否有某種憲政并無必然聯系。近代中國知識界長期認為英國是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但20世紀以后的英國，顯然不是全球最富強的國家。英國曾經一度是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英國的“完美憲政”并不能維系它這種“最富強”的地位。同樣，當今美國的富強也與中國人想象的西方憲政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我們只能說，某個國家因為技術革命、海外殖民等原因，成功地取得了相對于別國的更加富強的地位，但這絕非是這個國家事先規劃了“憲政”并實施了“憲政”的結果。

　　第二，把特殊作為一般。當今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關于憲政的想象，實際上是以西方強勢國家作為原型的。譬如，美國有相對典型的三權分立，因此，憲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三權分立;英國一度盛行議會主權，因此，憲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議會主權;英法美諸國在自己的憲法性文件中提出了自由、人權等概念，因此，憲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自由、人權，以及民主、法治，等等。但這樣的思維方式是經不起推敲或質疑的，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它把某個特定國家在某個特定時期宣揚的某種價值，或形成的某種制度當作一種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價值或普適性制度，并沒有理論上的依據，是不能成立的。把多個國家在不同時期所宣揚的、所形成的各種價值或制度疊加在一起，僅僅是一種物理意義上的搬運、匯聚、堆積，并不意味著這些價值或制度就可以組合、拼湊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血脈相通的、典型的、標準的“普適憲政”。事實上，這種拼湊而成的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普適憲政”并不存在。只要我們認真研究西方各國的憲政發展歷程，就會發現，這些國家的憲政也是千差萬別，很難定于一尊，更不要說形成一種固定模式了。有鑒于此，我們解讀憲政概念時，就有必要注意，現在流行的憲政概念在相當程度上是“把特殊當作一般”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物，是簡單拼湊、物理堆積的產物。

　　第三，混淆強權與公理。近現代以來，西方是有力量、有實力的，但力量并不是知識，更不是真理。透過中國知識界對源出于西方的憲政概念的依賴，可以發現，一些人陷入了一個思維誤區：把強權與公理混淆起來了。回顧中國近代史可以發現，直至19世紀中葉，中國人依然認為，雖然西方在“堅船利炮”方面值得我們學習，但“夷夏之別”還是彰顯了中國政教制度的優越性，也意味著最高的真理依然還在中國人手中。但是，經歷了洋務運動，特別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以后，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對于固有的政教制度的信心。相反，由來自西方的憲政一詞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逐漸成為公理的載體與化身。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為什么會形成對西式憲政概念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的精神依賴與精神崇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與西方的政教制度相互攜手的，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無法抵御的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經濟實力。這就是當時盛行的一句話，“強權即公理”。事實果真如此嗎?事實證明，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經濟實力并不能等同于真理，“堅船利炮”與西式憲政所概括的西方政教制度有一些關聯，但并不必然相關。西方列強決不允許中國效法西方強盛起來，中國的富強與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這才是我們的公理。

　　第四，重個體輕整體。一些人對西式憲政的強調，其實是對自由的強調。自由是一種積極的價值，維護和保障自由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從個體的、個體自由的角度來解釋政治與法律，只能解釋政治與法律的一個側面。政治與法律從根本上說是整體之事、群體之事、眾人之事，應當強調個體與整體并重。應當看到，即使是在西方經典性的自由主義論著中，自由也是指“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密爾《論自由》)，在這個定義的背后，有一個未經言明的主體：群體性的國家。也就是說，即使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言人，也注意到了群體或國家的主體地位。然而，在中國的一些論者看來，自由是西方憲政的首要價值，而且，他們把自由單純地理解成個體的自由。這就陷入了另一個思維誤區：看到了個體，忽視了整體。他們沒有看到，政治、法律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人的群體性生存的問題;一切政治、法律問題都應當從人的群體性、整體性來理解。因此，討論中國的法治和政治，著眼于國家、群體、整體的立場更為合理。要著眼于自由和責任的統一，權利和義務的統一，這樣才更有助于推進中國的法治之路。

　　第五，情緒壓倒理性。在流行的西方憲政話語體系中，還反映了一種值得注意的思維方式：浮躁偏激的情緒壓倒了學術理性。關于政治、法律問題的學理論述，本來應當恪守理性、節制、反思、包容的品質，但在一些公共輿論中，恰恰是過于偏激的情緒壓倒了理性。特別是在網絡媒體中，理性、節制的言論因其平實、樸實，感召力顯得有限。那些顛覆性的“雷人雷語”反而更易被接受。這樣，一個思維上的誤區就顯現出來：政治、法律問題異化成了情緒問題。政治、法律問題的一個基本品質是現實性。在關于政治、法律的言說中，如果情緒壓倒了理性，雖可以宣泄感情、引起宗教般的狂熱，卻不是關于憲政、法治問題的科學解說。

　　(作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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