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旗幟和道路自信

　　——“問題中國，進步中國”研討會發言摘錄

　　共和國從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輝煌成就。然而，中國政府卻總是受到無端的指責，問題根源就在于“體制”，西方制度和民主則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但沒有實行西方制度的中國在飛速發展，“民主”的西方國家卻在停滯不前。這反映出一個重要問題：目前中國社會主義亟須理論創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釋力的話語體系。

　　原編者按：共和國從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輝煌成就，舉世矚目。然而，中國政府卻總是受到無端的指責與詬病，大到貪污腐敗，小到中國游客在國外隨地吐痰，只要是出現了不好的東西，一定有人會跳出來指摘“政府干嘛去了”，問題根源就在于“體制”;而與此同時，西方制度和民主則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事實卻是，沒有實行西方制度的中國在飛速發展，“民主”的西方國家卻在停滯不前。這反映出一個重要問題：目前中國社會主義亟須理論創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釋力的話語體系。

　　偉大的理論源于偉大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是黨和人民將近一個世紀不斷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如何創新我們的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不走“老路”和“邪路”的中國道路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在《經濟導刊》舉辦的“問題中國，進步中國”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就這些問題展開研討。本期摘要刊登三位與會者的發言。

　　潘維：話語系統的進步和體制的再認識

　　我談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意識形態。

　　我國當前的民間意識形態出現了很強的西化傾向，表現為對西方政治、經濟與社會思想的全盤接受。這有兩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嚴重落后于現實的發展狀況。其次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國依然是落后國家，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

　　在“21世紀理事會”于北京召開的會議上，與我同組的福山認為，對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挑戰主要不是來自于西式的選舉政治，而是來自于中共意識形態話語系統陳舊，落后于現實，落后于世界的發展。

　　葛蘭西和列寧都表達過類似的想法：資產階級的統治嚴重依賴一套話語系統;推翻其統治首先要擊破這個話語系統的霸權。這個觀點讓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學家都對話語系統的進步很敏感，重視意識形態的創新。

　　由于表達我國意識形態的官方話語系統嚴重滯后于現實，越來越無法獲得青年一代人的接受。在大學必修的公共政治課上，教師為了保持學生出勤率和喝彩，越來越傾向于公開質疑官方意識形態。

　　因此，我們確實需要立足中國的現實，重新審視我們的意識形態和表達這套意識形態的話語系統。我認為主要包含以下幾項核心內容的創新。

　　第一，要簡明真實地敘述馬克思的基本觀點，講授《共產黨宣言》，不能再斷章取義，量體裁衣。全世界的大學都講授馬克思主義，卻同我國官方所稱的馬克思主義不同。在全球化的時代，斷章取義馬克思的思想反而會損害政府的信譽。

　　第二，要考慮按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重新定義社會主義，不能按照失敗的原蘇聯的模式做狹隘定義。拒絕資本利益至上，要求社會利益至上，以平等求團結的思想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而且自古至今都有。比如《禮記》中的《禮運篇》，宋代以社區為基礎扶危救困的祠堂和祠堂田。今天的累進稅、遺產稅、不動產稅，以及男女平等、種族平等、民族平等觀念，都是以平等求團結的思想和實踐，是當代社會主義思想的成果。

　　第三，要考慮重新定義我國的社會核心價值觀。首先，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功能是凝聚貧富尊卑，讓大家認同社會團結。其次，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表達應當簡潔，單一“核心”體現社會團結。再次，社會核心價值觀應當立足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否則就站不住腳。因為我們的社會與國家是“家國同構”，從小家到大家，所以歷朝歷代都強調“以孝治天下”，所以讀書人要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分遠近親疏的“大家庭”，小到社區，大到國家，還可以擴展到全世界。親兄弟明算賬，但我們的“大家庭”里不僅有市場，還有一家人互幫互助的義務，還有大家長照顧所有子女的責任，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庭”繼承了中國歷朝歷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傳統，更發揚了現代社會主義的精神。

　　第四，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基本任務是無私地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復興，走向社會主義。我們不是掛羊頭賣狗肉，我們在努力實踐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本土化的世界楷模，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創新的實踐。

　　第二，關于“體制”。

　　冷戰后興起了“制度決定論”，或稱制度主義，企圖說明西式政治體制優越，能解決所有國家存在的所有重大問題，號稱一個僅包含民主、法治兩個制度概念的藥方能包治百病。

　　制度決定論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歷史唯心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制度來自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歷史唯心主義認為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來自“頂層設計”的政治制度。

　　中華體制非常特殊，與西方世界流行的政體不一樣，因為中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很特殊，同時中國的社會構成和歷史經歷很特殊。對西方主導的“世界主流”思想輿論而言，中國不像其他欠發達國家那樣模仿西制，這一現實是令他們難以接受的。中國不采用西制，不僅意味著西方沒能完全統治世界，而且意味著西方制度文明遭遇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嚴峻挑戰，遑論這個大國還有可能在幾十年后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在這個流行制度決定論的時代，所謂“一黨專制”的“威權”政體下發生了經濟奇跡，令人非常煩惱。于是，中國奇跡與對中國政體的圍剿同時發生。國內外的西化派群起圍攻中國現行體制，把一切壞現象都歸結為“體制問題”，寄希望于中國進行“根本的”體制改革。然而，如果一切壞的、落后的現象來自“體制”，中國奇跡歸結于什么?

　　與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沒有完美的政府體制。每種現存政體都有其優勢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不顧及地理條件和歷史經歷的差異，不顧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制度決定論不僅屬于唯心主義，還是文化偏見和種族主義在今天的主要載體。

　　人類不可能有永動機式的、一勞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府制度。制度不可能自動保障國家興衰。活人很容易繞過死制度，制度會被由儉入奢的人腐蝕而失效。秦立郡縣、隋立科舉、民國立憲政，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繼承，但三個創制朝代卻都短命，分別僅存活了14、37和38年。羅馬制度再好也阻止不了羅馬帝國的衰落。美國制度再好也沒能阻止19世紀的大內戰和21世紀走向衰敗。換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不僅懶惰而且膚淺。

　　我們要警惕唯心主義的制度決定論，不能陷入別人或自己的制度陷阱。今天很多人聲稱國家治理的結果來自好制度或壞制度，體制落后被說成是社會弊端的總根子，體制變革則被說成一切成就或動力的來源。西方體制被說成是“好東西”，千方百計塞給欠發達國家。世界上有免費送的“好東西”嗎?好東西，比如高科技，要高價才能轉讓，甚至高價也不肯轉讓，還要禁運。千方百計要對方接受，甚至用飛機導彈不惜殺上百萬人也要強迫對方接受的東西，能是“好東西”?通過引發社會動蕩來實現分而治之，有助于維持西方統治世界的地位。有政治穩定不一定有經濟發展，但沒有政治穩定就肯定沒有經濟發展。

　　國家出了問題，不應像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那樣照經書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應針對問題檢討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毛澤東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國家興衰不取決于政制，取決于政策。在當代中國話語里，決定國家興衰的政策分為四種：大政方針、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抗戰時延安勝過西安，我們歸結為三條“延安經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我國政體沒有根本變化，但有了改革開放政策就有了21世紀的中國發展奇跡。近四十年前，我國的大政方針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為“改革開放”;政治路線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路線從“無產階級革命”變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任用干部的組織路線標準從能辦批判會的本領變為能發展經濟的本領。政體未變，我國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我并非看不到國家出現的問題，但我旗幟鮮明地反對把問題歸結為“體制”，歸結為所謂“威權”體制，歸結為所謂“一黨專制”。是政策而非體制決定成敗。

　　體制決定論不對，但“拆”體制就是大問題了。“拆”體制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導致天下大亂。拆易建難，拆故宮與建白宮是兩碼事。即便在北京建了白宮，也是假白宮，甚至偽白宮——白宮的附庸。法國熱衷改制，英國和美國卻以不改制而自豪。制度保守主義比制度改革主義深刻得多。西漢末王莽照著抽象的書本概念義無反顧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慘下場成了千古笑料。

　　古今中外的所有國家都需要為解決新問題而不斷調整政策，在政策調整中走向進步和文明。這個看法引發了我要討論的最后一個問題——政策。

　　第三，關于大政方針。

　　我們在討論社會治理時，首先需要警惕神秘主義。比如說同人均GDP水平掛鉤的所謂“深水區”論，完全沒有歷史和邏輯根據。再比如社會變遷的“利益多元化”論，也完全沒有歷史和邏輯根據。人類利益從來都是多元的，多元的利益未必導致社會不穩定。還有所謂“轉型論”，往哪里轉?我們的體制、道路、目標是非常成熟和清楚的。

　　社會穩定與否與社會治理的質量有關系。治理國家的主體是政府，治理社會的主體不能沒有社會。社會組織成各種社區和會社，有了社會組織才可能有社會治理。古今中外沒有任何官僚科層系統能夠單獨治國。

　　我國依然有很多落后現象，其根子是相對的貧窮。我國而今不到7千美元的人均GDP僅是發達國家4-5萬美元的六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因此，所有欠發達國家的所有落后現象我國都有，落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發展經濟，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國解決落后問題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國百年誕辰時實現“現代化”的根本，是中華復興大業的根本。

　　然而，在30多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問題。

　　(1)為什么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的“正確關系”總也說不清?

　　(2)為什么群眾生活質量越來越高，群眾的生活卻越來越艱難?

　　(3)為什么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勞動大眾的文明素質卻越來越低?

　　(4)為什么政府官員的學位越來越高，政府的質量卻越來越低——拿百姓的錢不當錢，胡作非為、奢侈浪費、貪污腐敗?

　　(5)為什么我國建設事業突飛猛進，但群眾與黨和政府卻日漸離心離德?

　　(6)為什么我國經濟水準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卻驟然失去高速發展動力?

　　在經濟政策上強調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的抽象兩分，卻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忽略了經濟是“經世濟民”就說不清市場與政府的“兩分”關系。在公共政策上，我們與醫療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進步趨勢背道而馳，“一流”的大學和醫院越來越多，生活起點的公平卻越來越少，生命終點的公正也越來越少，10億人養2億小孩、送2億老人的生活就越來越艱難。在社會政策上我們強調個人主義的“以人為本”而非傳統的“以民為本”;還強調行政體系機械的網格化“覆蓋”而非把群眾組織起來“參與”。人民沒有了自己的、有機的自然社區組織，還被行政“覆蓋”，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成了空中樓閣。從此，群眾變成了以錢為本的“屌絲”，不僅成為“治理對象”，還成為無法治理的一盤散沙。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區無法當家作主，導致了四個嚴重后果。(1)有組織的科層體系面對無組織、無權力的群眾，政府官員就膽大妄為甚至貪污腐敗。(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組織、缺少公正，群眾就被迫個人自保，自私自利，彼此占彼此和公家的小便宜。于是，公德淪喪，人人不滿。(3)現代化惠及的人越來越少，文化和體育日漸屬于少數人，高素質屬于少數人，群眾就不再信任政府，不再與政府同心同德，對各種反黨言論聽之任之。(4)群眾的“小事”辦不好，轉而無賴化，同情和效仿“釘子戶”，就讓政府疲于維穩，讓建設“大事”辦不成。

　　出現六大新問題的核心其實只有一個：共產黨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設是否只需要親近資本?搞建設還需要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組織起來才會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的權力和維護人民的權益嗎?

　　載舟覆舟，廣大群眾支持共產黨執政，不是因為抽象的利益，不是因為過去獲得的和將來可能獲得的利益，而是因為具體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如果僅惠及少數人，要啃的“骨頭”就越來越硬，路也就會越走越窄。

　　在今天全球的激烈競爭中，若要北京不被華盛頓吞噬，我們仍需延安戰勝西安的法寶，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張維為：對中國民主和西方民主的看法

　　現在在國際上，仍然是西方主導著民主話語體系，我們應該進行一種新的民主話語建構。最近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學的中國中心搞了一次中國模式研討會，我在會上的發言就是有關這個問題的。

　　我先從一個小故事講起。今年3月我去德國柏林，晚上看電視看到BBC播出一個叫“自由2014年”的節目，一個加拿大退役宇航員，拿著一張冷戰時期從外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對觀眾說，明亮的地方是西柏林，黯淡的地方是東柏林，這說明了什么?一個是自由的、繁榮的、民主的發達國家，另一個是落后的、封閉的、專制的國家。所以說，現在西方的主流話語還是這種“民主還是專制”的話語，而“民主”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程序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就是多黨制加一人一票。

　　我們去德國，大家都感覺柏林明顯比上海落后很多，我們各個省會的機場都比柏林的機場漂亮，德國的城市也空空蕩蕩，夜景恐怕比上海要落后20年。如果一定要用那位宇航員這么簡單粗糙的邏輯的話，那今天中國一定是繁榮富強的民主國家，德國一定是落后封閉的專制國家。換句話說，這種民主與專制的范式是一種冷戰思維的后遺癥，已經不能說明今天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這個世界太精彩了，我們可以隨意找出50、100個例子來證明，西方制度沒有搞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失敗的國家太多了。

　　所以，我們要談民主問題，首先要突破民主與專制這個分析框架。這不是特別難，我很早以前就提出過：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兩類的話，那么只能是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例如新加坡的治理。中國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是總體上要比可比的發展中國家好很多，比轉型經濟國家也好，甚至與一些發達國家比也不差。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沒有治理好的國家太多了，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結果基本上是兩種：從希望到失望，或從希望到絕望，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實際上，我的這個觀點開始越來越獲得接受。

　　那么，良政善治和民主是什么關系?中西方民主最大的差別是，西方把民主定位在一種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認為由此會自動地產生正義。但這種看法是相當荒謬的。中國的定位則是實質民主，即民主首先要達到特定的目標，我們是在追求良政，追求實質民主的過程中來探索最好的民主形式。

　　鄧小平在1980年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要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更切實的民主，其核心就是要能夠體現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整體利益，而不是空談的形式民主。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這是可以跟老百姓說清楚的，中國這個民主模式是可以跟西方民主模式競爭的。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說明西方模式的不成功。金融危機對美國的創傷超過文革對中國的創傷。從經濟方面看，斯蒂格利茨認為現在美國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25年前(1989年)的水平，大部分家庭的資產也貶值了，這對西方社會造成了巨大心理沖擊。另外，“顏色革命”的負面例子接連出現，這些都可以說明問題。這也意味著現在是我們建構中國話語權的大好時機。

　　鄧小平講政治體制質量的三條標準：一是能不能保持政治穩定;二是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人民能不能團結;三是能不能保障生產力的持續發展。中國是從這樣的目標出發，從實現實質民主的目的出發，來探索民主的具體形式。十八大報告也明確提出，我們主要的民主表現形式是協商民主，這是有道理的，它表明中國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基因，這是大量實踐后的合理產物。

　　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13億人口。在任何一個小國家里，如果一個決定10%的人不同意，90%的人同意，那這個決定一定是非常好的決定;而在中國，10%的人不同意也有1.3億人，所以還是要協商，盡量把他們的反對程度降低一點。正是在這個實踐過程中，協商民主的傳統逐漸形成了。

　　曾經有美國學者對我說，你們人民代表的選舉很不民主。我告訴他，我們的選舉制度是有改進的余地，但是美國的國會代表選舉也要好好改革。美國今天的參選比率一般不超過55%，而當選者大都是微弱多數當選，比如52%就當選了;這意味著那100個人當中，只有55個人參加投票，52%的當選率意味著當選者只獲得了20幾個人的贊成票，這也叫民主，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實際上，這無非是你自己給自己定了一個程序，認為這就叫民主。坦率地講，中美雙方在民主程序方面，都有很多改進的余地。但是從實質民主，也就是民主的實質內容來看，美國國會對美國老百姓問題的回應，遠遠不如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對老百姓的回應。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已經完全綁架了美國國會討論的議題。事實上，西方民主在西方國家內部已經遇到了巨大的困難：第一個困難就是金錢政治。美國現在的公司捐款和個人捐款都取消了上額限制，這種金錢政治甚至連一些右翼政客都開始擔心。另一個困難是治理失靈，也就是福山講的否決政治，共和黨否決民主黨，民主黨否決共和黨，其結果就沒法真正地進行有效的國家治理，美國的整體國力也因此走衰。第三個困難就是腐敗問題。這里我順便講講德國柏林機場，自2006年投資12億歐元，至今尚未建成，但今天的預算已經是42億歐元了，現在的柏林機場還非常原始，像我們一個地級市的機場。為什么沒有建成?各種各樣的腐敗，各種各樣的官司。

　　所以，中國的民主探索可以概括為從實質民主出發來探索形式民主，包括協商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選賢任能制度，組織制度，這些都是富有成效的探索與創新。十八大形成的新一代領導團隊，連西方也認為確實相當優秀，一般的西方政客遠遠比不上這些經過實踐鍛煉的領導人。我們國家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是真的民主決策。一個五年計劃制定基本上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上上下下無數次的咨詢、磋商，最后拿出的東西就具有很強的可行性。而美國則是小圈子決定，然后出售給公民。我們的決策做得比較好，執行過程中還要強調因地制宜，這在中國已經形成的一套傳統。當然，我們的基層民主，包括村民委員會等等基層選舉，不是很成功。恐怕政治文化中也有一個比較優勢，英美主要族群的自治傳統比較強，中國則是考核選拔的傳統比較強。只要我們發揮好自己的比較優勢，我們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盡管中國現有的制度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它已經可以跟西方的制度，包括跟美國制度相競爭;因為美國制度在過去幾十年間沒有提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現了下降。西方是形式民主決定論，我覺得這是簡陋的、粗糙的、低智商的;而我們的目標則是實質民主，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實現實質民主的具體形式，這個過程是不斷展開的，這條道路越走越寬廣。

　　我的新書《中國超越》里談到了幾個對美國的超越。其中經濟總量的超越不用多說，還有一個是中產階級人數的超越。我估計十年之后，我們的中產階級人數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還有一個我稱之為政治制度的超越，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代表盡可能廣泛的人群，而不代表特定的利益群體。直白地講，就是美國最富的20個人、30個人、50個人可以左右白宮，而中國最富的100個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從所有的社會民意調查(包括皮尤中心和零點公司所做的民意調查)看，中國中央政府的威信一直是非常高的，最低也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跟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傳統，多數地方上的危機和問題，甚至不用中央政府出面，一個省委書記甚至縣委書記出面就解決了。

　　關于今天我們講的話語體系問題。我們要逐步調整和完善共產黨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實現社會主義話語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有機結合。在我看來，平等是我們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東西，不患寡而患不均，這與社會主義傳統是吻合的，所以中國的大部分群眾也很容易接受社會主義。還有就是愛國主義，現在西方想污名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但這是徒勞之舉。愛國主義一定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價值選擇，西方或者自由派挑戰這個東西是愚蠢的，因為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不是簡單的西方狹隘的愛國主義，而是愛一個文明，唐詩、宋詞，黃山、峨眉山，都是愛國主義的一部分，這遠遠超過西方的范疇。

　　中國是有很多問題，但總的思路應該是在總體肯定的基礎上謀求改進，而不是徹底否定。以腐敗問題為例，要有全球的國際比較。西方是合法化的腐敗，我們現在最多的是官員腐敗，特別是在招商引資中的官員腐敗。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在中國有數千年的傳統，老百姓對政府的期待跟一般國家是不一樣的。在上海，菜市場價格稍微漲一點，老百姓就開罵了，政府怎么不來管管呢?而西方則不會出現這種情況。與西方通過社會中介來實現經濟發展的模式比較，中國通過地方政府謀求經濟發展的模式，雖不完美，但交易成本相對更低。在西方，企業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成本，支付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游說組織，其中不少情況屬于“腐敗合法化”。中國需要自己想辦法解套，我們不應該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而應該結合中國的傳統進行制度創新，從而更好地解決腐敗問題。

　　曹錦清：從“西學東漸”到“再造語詞”

　　關于問題中國，我想談兩點。第一點是“名實”問題。社會大轉型時期會出現“名實的分離”，名找不到實，實找不到名。老子在《道德經》的開篇就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因為那個時代出現了“名實相怨”社會現象。名與實的關系在先秦諸子的辯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諸子百家中的名家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帶來了新名詞大爆炸。據有人研究，白話文當中運用較多的術語大概有627個屬于譯語，我們的政治、經濟、哲學、法學等學科的關鍵詞，概無例外的源自英語、法語、德語的翻譯，許多還是借道日本轉運而來。共產黨、進步、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等詞皆屬此類。在中西交匯之初，我們還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后來發現在“體”與“用”的關系上不得不繼續讓步。1905年，晚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它針對的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支撐這種教育體系的知識分類體系。就此而言，1905年以后我們就開始全盤西化了。現在想在我們的高等學校里設立國學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傳統的國學是按照價值高低來分類的，共有經、史、子、集四大類。西學則是按照學科來分類的，二者無法互嵌。我們的“新學”是按照西方的知識分類和學科分類來組建的，把中國的經典看成是資料、材料或史料，根據西學的分類系統加以重新梳理，由此形成了中國哲學史、中國經濟學史和中國法學史等。這實際上是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當我們討論現代和傳統的關系時，并沒有跳出西體中用的框架，這一點千萬要重視。

　　這些西方語詞被引進以后，不僅成為分析和認識中國的工具，還要執行價值規定的功能，以西方為標準，把中國經驗作為改造的對象，罷免了中國經驗申訴自己存在理由的合法性。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做的相對比較好。他堅持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強調中國經驗的重要性。在《矛盾論》中，毛澤東突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矛盾的普遍性。1938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42年，提出研究中共黨史要“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問題”。

　　我們當前面臨的悖論是，不借助于譯語，完全依賴中國的傳統語言根本無法有效思考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但利用這些語言，又往往會讓我們胡亂思考，進而亂開藥方。

　　第二點，“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這兩大核心概念的變動直接關系到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中共十四大指出，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解釋了“什么叫社會主義”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想要回答“如何建設黨”及“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的問題，從而實現黨的第二次建設。在當代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意識形態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三個核心觀念。

　　先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原來的歷史觀，我們次第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出有其理論貢獻，它指出我們過去高估了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執行了一系列“極左”政策。初級階段中心任務就是發展經濟。這個結論有它的道理，但是沒有回答和原有史觀的關系，實際上，它對原有的史觀根據實用主義原則進行了調整。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沒有回答社會主義有沒有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共產黨是否將繼續引領中華民族通向共產主義。

　　再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鄧小平看來，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與社會性質無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核心。但是有人提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根本無法兼容，只有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才能兼容。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被提出以后，相關單位才組織人員來研究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否兼容的問題。但實際上，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得到明確回答。

　　1996年以后，中央明確接受了蘇南模式的失敗和溫州模式的勝利，集體所有制企業全面改制。現在的很多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相當一部分是從原來鄉鎮集體企業轉化而來的。有人說，我們明明在搞資本主義，為什么還要講社會主義。這種情況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如果承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兼容，那么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必然就會演變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軌。現在的國有企業和原來的國營企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國有企業里，勞動者是被雇傭的，比如江南造船廠現有各類職工3萬人，其中2.4萬人是農民工。在一些所謂的鄉鎮集體企業里，只有村集體才擁有對利潤的追溯權，龐大的底層員工不過是打工者。有人說全國還有200多個村在實行集體經濟，我去過其中的十多個，概無例外的都有個別德才兼備的人在支撐著村集體經濟，一旦這些人不在了呢?恐怕這些集體經濟難以避免被瓦解的命運。市場經濟具有多重效應，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我們只能夠用政策來消除市場經濟過度的負面效應，但無法解決貧富分化問題。

　　最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種穩定且有效的經濟形態，如果拒絕回答社會主義是否存在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最終是否通向共產主義，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什么?

　　總之，如果共產黨要長期執政，就必須保留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這兩個概念。現在的問題是，語詞令人想到“封閉僵化的老路”，實踐令人想到“改旗易幟的邪路”。新自由主義承認改旗易幟，但不接受“邪路”一說，黨內有一部分人也認同這個觀點。“左翼”承認“老路”指的是社會主義，但不承認這條道路是封閉僵化的。現在，“左翼”和“右翼”有結合的趨勢，他們在民主選舉上尋找到了結合點。

　　我建議，一個進步的中國需要在語詞方面對這兩個概念進行重新解釋。要讓百姓覺得，我們現在是這樣的社會主義，是這樣的共產黨，并且覺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黨執政的合法性也就有了，而且可以有效應對來自“左”和“右”的過度攻擊。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1.0版本，鄧小平時代的是2.0版本。我們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的3.0版本。李玲提出了“計算社會主義”，崔之元提出了“共有資源的增值部分讓集體或者全民來分享”。

　　除了對語詞進行再定義，傳統文化里有很多語詞可以被重新利用，這就是古為今用。我們可以用傳統的語言，但內容必須是當代的。小康、大同、和而不同、中庸和人民等概念都值得重視。“人民”這個概念奠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卻成為毛澤東時代的核心價值觀念，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政府、人民政協、人民檢察院、人民內部矛盾和為人民服務等。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階級沒有人民，列寧談到過民族但沒有談人民。雖然市場經濟把誰是“人民”也高度模糊起來，但這個概念仍然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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