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的五個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據這一思想，中央紀委網站《學思踐語》11月17日刊發《德法相依相輔相成》一文。強調法治對德治的依賴關系。

　　筆者記得，上世紀80、90年代中央提出“依法治國”思想后，主流媒體及各種學術刊物闡發這一思想時，幾乎都把“法制”、“法治”作用吹得極其邪乎，實際陷入了“法律至上、法律萬能”的錯誤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三十年來法制建設方面各種法律條文翻番、數倍增長。然而其結果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不嚴甚至執法犯法、違法不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這種實踐結果不是證明“依法治國”本身的錯誤，而是證明“法律至上、法律萬能”思想下的“依法治國”的錯誤。筆者記得2000年左右，江澤民曾經在一次會議講話中也提到“以德治國”思想，但始終沒有引起主流媒體和思想理論界的重視，充斥在主流媒體和學術理論刊物上的基本論調仍然是“法律至上、法律萬能”的“依法治國”思想。所以本次全會闡發“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思想時，筆者堅決擁護。中央紀委網站刊發的這篇《德法相依相輔相成》一文正是對這一思想的具體闡發。文中指出，法律再健全、體系再完備，最終還要靠人來執行。領導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問題，必然導致綱紀松弛、法令不行，必然違紀違法、走向腐敗。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正確的，是在一定意義上糾正“法律萬能、法律至上”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依法治國”思想。然而認真讀完全文后，發現作者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二者的辯證統一關系，特別是“德治”的必要性，而是單純依據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闡發這一問題。如文中所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思想“是由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決定的。”“必須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汲取德治禮序、崇德重禮的文化精華。”然后文中大談特談中國文化中有關“禮法相依、德主刑輔、治國先治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為首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甚至把孔子的“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思想也照搬過來。文章的結論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吸收傳統文化的營養，堅持他律和自律相結合，發揮禮序家規、鄉規民約的教化作用，讓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

　　固然，我們黨的各種理論、方針、政策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直接、間接聯系，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也包括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毛澤東在他一生的實踐和理論生涯中，都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和精華內容。但毛澤東同志從來不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簡單照搬過來，而是批判基礎上的繼承。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歷史時代和經濟基礎的產物，中國傳統文化本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是產生于封建的生產關系并為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務的。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包括法律制度在對人民進行強制性管理和專政的同時，也確實有一些封建官吏注重自身的修身養性和德育自律，在那個階級壓迫、統治的社會中，出現了極其個別的“清官”型人物，如包公、海瑞等，但絕對不是普遍現象。一些思想家也有許多特別強調官吏道德修養的大量論述。我們今天闡述共產黨人的各項理論與決策方針時，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尋找根據也無可非議。但問題在于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的基本理論與實踐的思想理論依據主要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如果喧賓奪主，把黨的基本理論與實踐的依據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指導作用，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嗎?是真正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嗎?

　　第一，文中只字不提馬克思主義對四中全會《決定》的指導作用特別是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思想的作用，而鼓吹這一思想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依據“是由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決定的”。我們知道，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最主要最根本的顯著特征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其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種大山、建立新中國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與中國國情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所以毛澤東1954年在一屆人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對二十八年中國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實踐的最主要最根本的經驗總結，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建設未來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踐活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指南。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人什么時候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什么時候就能夠取得巨大成就，什么是偏離或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什么時候就遭受挫折和失敗。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從血的實踐中得出的顛撲不滅的客觀真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歸根結底是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偏離或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那種竭力夸大法治社會作用，鼓吹“法律至上、法律萬能”的思想本身就是偏離、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法學思想。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認識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的極其重要性，所以他在解讀十八大的基本精神時，特別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丟，丟了就要丟掉根本。因此，我們可以說四中全會的基本觀點的理論依據仍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如《決定》中就強調要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觀點。盡管《決定》中沒有對每一個闡發的基本觀點進行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證和闡述。但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在幫助群眾理解四中全會精神和實質時，必須主要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進行解讀，包括法治德治的辯證關系。

　　大家知道，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思想上層建筑。二者本身就是對立統一關系，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賴。法律制度屬于政治上層建筑，道德屬于思想上層建筑，因此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是既對立又統一關系，也就是不能相互取代，同時又相輔相成。道德建設強調的是人的自律行為，法治建設強調的是他律性。因此人的自律行為與他律行為也是對立統一的。同時唯物史觀還認為，社會生活中的任何要素是具體的、歷史的。法律和道德也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階級性。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的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有其自身不同于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內容和規律性。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法治建設正是人民民主專政建設的極其重要內容。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的核心是集體主義和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求社會主義的國家管理人員必須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這樣才能真正保證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堅持“依法治國”就是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打擊一切危害社會主義事業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敵對勢力和倒行逆施行為。這就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基礎上的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近幾十年來在法治建設上的最大錯誤就是抽象地研究法治建設，離開思想上層建筑特別是離開共產黨人的道德建設，把“法治”作用至上化、絕對化。因為在他們看來，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首先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最大程度獲取個人最大利益，必然要擺脫一切外界的束縛和限制。不僅企業家如此，國家管理人員、各級官員也如此。因此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強化法律建設，只有依靠法律的強制性、監督性、制約性，特別是對權力的制約性，而且是唯一的方式才能使社會具有有序性。這就是那種“法律至上、法律萬能”思想的理論依據。這種理論依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法學觀點，也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本主義觀點，也是今天改頭換面的普適價值理論。我們今天批判了資產階級法學觀點，強調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實質上應該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上來。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紀檢系統的最高部門中央紀委在其網站上發表文章，竭力把這一思想歸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決定的”，這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性質的紀檢部門嗎?

　　第二，不加批判地抽象鼓吹封建文化中的“德治”思想。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封建社會的文化，中國共產黨確實要最大限度地繼承其優秀成果，但大前提必須是批判地繼承。唯物史觀認為，道德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有強烈的階級性。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本質是封建社會私有經濟基礎的反映，是為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服務的。盡管中國封建社會也有許多在今天看來是精華的內容如“位卑未敢忘憂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名言，但始終沒有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而主導方面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同時某些思想家為了掩飾這種赤裸裸的私有觀念，又宣揚一套“仁義禮智信”、“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存天理，滅人欲”的所謂道德規范。其實這套東西恰恰是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對付人民群眾的表面上是兩種實質目的是一樣的道德要求，他們是要求別人特別是要被壓迫者規范自己的行為而絕對服從權力，而從不約束和限制自己。這種道德觀念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虛偽性。恩格斯稱剝削階級的道德觀念是“習慣性的偽善”。魯迅講，中國傳統文化中到處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但仔細透過幾個字的背后，只看到兩個字：殺人。事實難道不是如此嗎?作為封建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養性”楷模的曾國藩恰恰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頭號劊子手，他對于反抗清統治階級的太平軍講過“仁義道德”嗎?作為中國三座大山的總代表蔣介石不是天天把“仁義禮智信”掛在嘴邊嗎?他發動“4·12”反革命政變、五次大規模圍剿紅軍、發動“皖南事變”、抗戰剛結束以八百萬全副美式武裝的國民黨軍隊全力進攻解放區，甚至在重慶即將解放之時，血腥屠殺白公館、渣滓洞囚禁的革命志士就是對他本人的“仁義禮智信”本質的最好詮釋。筆者記得2006年參觀渣滓洞時，墻壁上就寫著以“禮義廉恥”為核心的國民黨黨員手冊12條內容，主要就是忠勇、孝順、仁愛、信義、禮節、助人、有恒等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并不絕對反對這些名詞、概念，而是對其進行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分析。同時共產黨人有自己的倫理道德的基本概念和范疇如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等等，為什么不大講特講共產黨人自己特殊的價值和道德觀念，而不加批判地簡單照搬帶有極其虛偽性特征的封建文化的道德觀念去要求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人呢?甚至把這種道德觀念稱之為“決定”今日中國共產黨人道德觀念的“文化基因”。這究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還是以中國封建文化為指導呢?是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

　　第三，文中沒有揭示中國當代德治方面存在的極其嚴重的問題，以及對法治的消極影響。該文正面指出，再健全、完備的法律體系，最終還要依靠人執行。緊接著一個假設：“領導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問題，必然導致綱紀松弛、法令不行，必然違紀違法、走向腐敗。”而中國當今的社會現實已經不是“如果”，而是客觀現實。相當數量的掌握權力包括掌握政法系統權力的領導干部已經在“德”方面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問題。30多年來，一個客觀事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以拜權主義為核心的糟粕性內容和以拜金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的糟粕性內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地上嚴重泛濫起來，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不僅經濟領域存在，政治領域、思想文化領域也同樣極其嚴重。同時也表現出中國當代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文化對立的激烈斗爭。任何文化的本質都是化人的文化，是塑造、培養人格特征的文化。中國當今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相互勾結所形成的腐朽文化塑造的就是拜倒在金錢、權力、強權勢力面前的奴才性，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性，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窩里斗的內耗性，追求物質、生理刺激的肉欲性等典型特征。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都不同程度存在上述人物，尤其官場上更為嚴重。這種扭曲人格特征的人物掌握權力能夠“依法治國”嗎?不僅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更為嚴重的是利用手中權力，以“依法”、“執法”為名對人民群眾正當行使黨章、國法賦予的權利和行為直接、間接地壓制、打擊、剝奪甚至鎮壓，把人民民主專政程度不同地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都能感受到上述客觀事實。這是中國當代“法治德治辯證關系”的最重要的事實依據。而該文卻只字不提中國當代德治方面存在的這些嚴重問題以及對法治的消極和負面影響，只是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中“德治”方面的某些字詞及只言片語，去論證共產黨人的“法治德治辯證關系”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態度和方法嗎?

　　中紀委網站發表的這篇文章反映出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個別。筆者回憶起由政協廣東省委員會主管、主辦的《同舟共進》雜志2014年第4期刊登一篇署名“李永忠”的論證黨的群眾路線的文章，而文中論證的理論依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而是英國思想家羅素《權力論》的基本思想。從網上搜索得知，李永忠系“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制度反腐專家，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長期潛心于黨建、制度反腐等領域的研究”。一個堂堂的反腐專家和紀檢系統領導干部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卻到資產階級思想家那里兌來唯心史觀的東西。這與該網站文章反映的問題不是異曲同工嗎?不是折射出中央機關某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偏離、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嗎?不恰恰是中國當代政治生活領域內改旗易幟的重要表現嗎?而且這種現象不僅中紀委存在，中央黨校、地方黨校、其它某些黨政機關特別是高校領域同樣存在，在一定意義上更為嚴重。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同志主編的總結蘇聯解體的《居安思?！芬粫兄赋?，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就是“三個背叛”，即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中紀委文章就是中國當代某些人物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具體表現。這一事實也再次證明了中國當代尖銳、激烈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客觀事實。

　　附中紀委網站文章

　　德法相依 相輔而行

　　中央紀委網站“學思踐悟”專欄于11月17日零時更新。11月17日刊發的《 德法相依 相輔而行》一文系“依法治國、依規治黨之三”。文中指出，法律再健全、體系再完備，最終還要靠人來執行。領導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問題，必然導致綱紀松弛、法令不行，必然違紀違法、走向腐敗。

　　文中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吸收傳統文化的營養，堅持他律和自律相結合，發揮禮序家規、鄉規民約的教化作用，讓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全文如下：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理念，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鮮明特色。這是由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決定的。我們國家這么大、有13億人口，如果僅僅依靠法律治理，都退到了底線，那就會很危險。必須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汲取德治禮序、崇德重禮的文化精華。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在綿延50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文化，也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管權治吏經驗。德治思想和實踐貫穿在中國歷朝歷代，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國古代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等豐富的民本思想，有禮法相依、德主刑輔、治國先治吏等豐厚的治國理念，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示范，為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歷史借鑒。

　　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民族精神的根脈。中華傳統文化是倫理文化、責任文化。“國家”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概念，中華民族有著根深蒂固的家國思想、家國情懷。中國人講的家既指家庭，又包括家族。為國盡忠、在家盡孝，天經地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為首要。治國從治家開始，只有修好身，才能理好家、治好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維”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中華文化的DNA，經過千錘百煉，已經滲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里。迄今為止，還沒哪個人敢挑戰這八個字，敢說自己不孝、不忠、不信、不義、不廉、不恥!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再健全、體系再完備，最終還要靠人來執行。領導干部如果在德上出了問題，必然導致綱紀松弛、法令不行，必然違紀違法、走向腐敗。在為官從政方面，我國傳統文化留下許多官德官箴，“重莫如國，棟莫如德”，“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告誡為政者官職越高、權力越大，就越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歷史上，一個德行端正的好縣令，在一塌糊涂的朝代里，能夠把一個縣給治理好的不乏其人。《論語》中說，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一些干部沒了人形，根本問題都是出在“德”字上，缺德了!為政以德，正心修身。黨員領導干部必須知古鑒今、心存敬畏、慎獨慎微，講規矩、守戒律，決不能無法無天、膽大妄為。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我們要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汲取經驗和教訓，取精華、去糟粕，把握住文化根脈，堅守和弘揚優秀傳統，讓民族文化的生命得以延續。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吸收傳統文化的營養，堅持他律和自律相結合，發揮禮序家規、鄉規民約的教化作用，讓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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